“有恒”:孔子的審美基調
筆者曾通過考證孔子“一以貫之”說提出,孔子仁學的核心是君子“志于道”時能始終如一、剛健進取的“一貫”精神,亦即“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下引該書僅注篇名)、“力行近乎仁”(《禮記·中庸》)等說法所展現(xiàn)的行動氣質。事實上,仁者的這種精神氣質彌漫于整部《論語》中,比如“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憲問》)、“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述而》)、“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等言論展現(xiàn)的進取精神,又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憲問》)、“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也”(《泰伯》)等言論展現(xiàn)的守道之堅毅。
若用一詞概括上述說法,不妨用“有恒”。它與“一貫”“剛毅”“力行”等觀念類似。孔子感嘆“難乎有恒”,謂“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述而》)。“恒者”總有堅韌不拔的定力和充沛不竭的動力:以之謀道,則“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述而》);以之從政,則“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以之學文,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孔子“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無論是周游列國以經(jīng)世,還是退修六經(jīng)以傳世,都是這一精神的生動詮釋。有趣的是,“有恒”還構成孔子的審美基調,是我們把握孔子美學統(tǒng)一性的基礎。為此,本文通過《論語》中的三類典型審美活動對孔子美學加以呈現(xiàn)。
賞松
最直觀展現(xiàn)“有恒”審美的,莫過于孔子之賞松,即“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此句喻指很明顯,即君子遭遇困厄而能守道如初。這一“有恒”的喻象深遠影響了后儒賞松之基調,如《禮記·禮器》謂君子“如松柏之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荀子·大略》謂“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史記·伯夷列傳》云“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等。
事實上,孔子之前的古人早已關注松柏之意象,但他們看到的并非“有恒”,而是家國興盛之象。作為凝聚三代審美的詩集,《詩經(jīng)》的松柏最有代表性,如“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詩經(jīng)·天保》)、“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詩經(jīng)·斯干》)等詩句,用松柏之茂喻指宗族繁庶;又如“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詩經(jīng)·皇矣》)、“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詩經(jīng)·閟宮》)等詩句中的松柏意象,也用于渲染國家新興之氣象。《詩經(jīng)》與孔子都強調了松柏的生命力,但兩者處境及關切不同,故所見意境有別。《詩經(jīng)》作者關心的是三代封建貴族的延續(xù),故聚焦于松柏之繁茂。孔子固然熟悉三代松柏之喻,但身處衰世,他更迫切需要弘道之毅力,故看到的是歲寒時節(jié)松柏之常青,意境更轉上一層。正是通過在弘道中對“有恒”精神的生命體悟,孔子扭轉了三代關于松柏的審美,并下啟梅、蘭、竹、菊等象征君子操守的傳統(tǒng)詩畫意象,以文字無法比擬的、直指人心的力量持續(xù)激勵著后世士大夫。
觀水
對于孔子賞松的旨趣,古今無大異議;而如何理解孔子觀水的審美宗旨,不同觀點之間存在較大分歧。《子罕》載孔子臨川興嘆,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魏晉以降有一種影響很大的解釋,認為孔子在感嘆時間流逝的永恒性,故其基調是“傷逝”的。不過,早期儒家論水以及對孔子觀水的理解,更多取其進取之意。比如,孟子解釋孔子何以稱水,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后進,放乎四海”(《孟子·離婁下》);荀子講述孔子觀水而論其德,也包含“赴百仞之谷不懼”“萬折也必東”(《荀子·宥坐》)之精神;董仲舒引孔子此句,謂“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春秋繁露·山川頌》);揚雄以水的“不舍晝夜”解釋儒家“進”的精神(《法言·學行》)。盡管早期儒家也將水比擬于公、義、智等其他德目,但總體基調仍是充沛有力的進取精神。
結合孔子深浸于其中的西周德治傳統(tǒng)來看,早期理解更可信據(jù)。眾所周知,周人提出敬德以保天命的執(zhí)政綱領。由于他們深信皇天時時監(jiān)臨下界,故敬德的具體要求之一是要時刻保持敬畏專注之心,由此發(fā)展出一種“夙夜匪解”(《詩經(jīng)·烝民》)的勤政模式,即要求將所有時間和精力貫注于德政。“夙夜匪解”是一種遍見于早期典籍、出土文獻和金文的執(zhí)政話語,孔子必然深諳這套話語體系,其所謂“不舍晝夜”應當是從這套話語體系發(fā)展而來,即將周人的勤政精神轉化為志士仁人不息進取的“有恒”精神。故其觀水之審美基調與賞松一致,仍是“有恒”。后來,孟子提出富含水喻的“浩然之氣”說,將這一“有恒”基調融進更精深的哲學論述。
聽樂
要說孔子生命中最為日常的審美活動,莫過于音樂。在《論語》中,我們常看到孔子與弟子、時人談論音樂的各種記載,以及孔子弦歌鼓琴等各種音樂實踐。《述而》記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又記孔子“于是日哭,則不歌”,這都反映出音樂審美充斥于孔子的日常生活之中。孔子對音樂的熱愛,最典型的莫過于他在齊國欣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感嘆“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述而》)孔子又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可見,音樂滲透其人格修養(yǎng)的方方面面。
當然,孔子崇尚的“樂”是唐虞三代之雅樂,同時,他也抨擊近世靡靡之音,即所謂“惡鄭聲之亂雅樂”(《陽貨》)。他對雅樂的崇尚,并非只是出于傳承斯文的文化立場,更出于其對雅樂本身的審美體驗。例如,他與魯國樂師討論何為雅樂,即云:“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八佾》)據(jù)《論語義疏》的解釋,“翕如”是說“其聲翕習而盛也”,“純如”是說其聲“純一而和諧”,“皦如”謂“其音節(jié)又明亮皎皎然也”,“繹如”謂“聲相尋續(xù)而不斷絕也”。換言之,孔子心目中的雅樂,其音符必須是飽滿的(“翕如”),其主題必須是專一而不渙散的(“純如”),其音色必須是明亮而不晦澀的(“皦如”),并且從“始作”到“以成”,整曲始終貫徹著這種基調而連綿不絕(“繹如”)。這不正與志士仁人“有恒”之精神相通么?由此再看孔子之評《關雎》:“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泰伯》)始者,樂之首章;亂者,樂之終章。以互文觀之,此句是在贊賞師摯之奏《關雎》,由始至終就像江河浩蕩不息之聲一樣充盈耳畔。這同樣是“有恒”之基調。同時,我們注意到,“洋洋乎”包含著流水之隱喻,與孔子感嘆川流“不舍晝夜”之精神異曲同工。
美善
隨著《論語》解釋史的不斷展開,歷代對孔子以上三種審美活動的理解,愈晚近愈趨于多元。但若回到早期則會看到,孔子賞松、觀水、聽樂背后的精神基調是統(tǒng)一的,此即志士仁人的“有恒”。正是“有恒”的精神,引導孔子發(fā)現(xiàn)了松柏在歲寒時節(jié)的挺拔,聚焦于川流的前進不息,聽到了雅樂洋洋盈耳曲風中的飽滿力量,從而能在古代中國的美的歷程中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當然,這并不片面地意味著孔子在賞松、觀水、聽樂時所見之意象只是其“有恒”精神之反映。一方面,“有恒”確實引導著孔子達至這些特定的審美境界;另一方面,這些特定的審美活動又能反過來輸出情感動力,增強君子的“有恒”。美激起崇高的情感,并轉化為行善的動力。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其中就包含關于審美的道德動力原理。子游以弦樂教化民眾,并稱引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即反映了這一道理。
由此,我們得以加深對孔子思想中美善關系的理解。一方面,如人們所認識到的,在孔子那里,美善是統(tǒng)一的;另一方面還需看到,這種統(tǒng)一不是靜態(tài)的,而是動態(tài)的。也就是說,善為審美活動提供了認識框架,而在這一框架中所把握的美也能轉化為行善的力量。正是在美善互動的生命實踐中,孔子為中國文化樹立了富于感染力的人格榜樣。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暨世界文明比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