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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插畫師個人IP打造成新趨勢? ——IP商業化轉型實戰探索
來源:中國出版傳媒商報 | 孫 玨  2026年08月18日09:06

隨著傳統出版業利潤空間的壓縮,插畫師單純依靠版稅和稿費生存面臨巨大挑戰。打造個人IP(Intellectual Property)并進行衍生品開發,或將成為插畫師實現商業閉環、提升抗風險能力的關鍵路徑。此次專題,我們約訪了8位活躍在出版圈的插畫師、繪本從業者,從他們的角度一窺插畫師在轉型過程中的心路歷程與實戰經驗。

插畫師們的前世今生:從一張畫到一本書,再到一個世界

從業路徑并不只有一條。有人先在微博上畫小故事,有人從報刊美編的版面里走出來;有人在孩子出生后重新理解“為兒童創作”,也有人先在互聯網行業做了8年,才把夜晚和周末留給一部部繪本……從受訪人的回答中找規律,不難看出:插畫師進入出版,并不只是找到了一份“畫圖”類的工作,而是在圖像、故事、讀者和現實生計之間,慢慢搭建自己的表達方式。

大綿羊BOBO的起點在微博。2014年,他在微博上畫“有意思的小畫”,陸續有出版社找來。早期讀者積累之外,在貓小樂工作室參與《阿衰online》創作的一段經歷,也讓他接受了團隊創意和漫畫編創的訓練。后來,他沿著原創漫畫一路向前:2022年,“我是你的小狗”系列漫畫由人民郵電出版社出版;這個小狗在書中繼續生長,成為蒲蒲蘭無字繪本《成為朋友的那天》、磨鐵圖書《風來自你的方向》的共同線索。他說,正是在這一連串出版物之后,“我是你的小狗”這個系列的IP才慢慢成型。

“從一開始在微博畫一些小故事,積累了一些讀者……后面才真正走上原創漫畫編創這條路,出版了自己的圖書。”BOBO把自己定義為“漫畫繪本創作者或藝術從業者”。這一定義不急于把漫畫、繪本和藝術切割開:在他的經驗里,一則持續更新的小故事可以抵達圖書,一本書又可以把角色帶往新的媒介。圖書出版并非終點,而是讓創意獲得更長生命的一個節點。

大吳的“前世”則更接近一個長期壓在心里的愿望。他小時候想當畫家,后來喜歡閱讀,又幻想成為作家;雖然求學專業和最早從事的工作都與出版無關,但他知道自己的興趣始終在創作。進入互聯網行業8年間,他在業余時間做繪本,直到獲得出版機會,才“順理成章地進入這個行業”。如今,他自稱是“繪本作家和繪本畫家”。但這并不是一句簡單的職業名稱的轉換。大吳在全職創作后,幾乎放棄了“插畫師”這一身份,不再接受委托性創作。他后來才逐漸明白自己當時的不適感:自主創作的本質是版權交易,委托創作更接近勞動力交易。對他而言,自己寫、自己畫,不只是工作方法,也是在重新獲得內容的主動權。他把《散步》《游河》《露營》做成“散步”三部曲,又將相同人物角色延續至“不要”系列;人物在新書里再次出現,讀者一眼認出,創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系才有了跨越一本書的積累。

劉佩佩的入行帶著一點“機緣巧合”。她最早稱自己為“自由插畫師”,畫插畫后又開始畫繪本、做繪本,個人簡介里便多了一行“繪本作者”。2016年,廣州美術學院碩士畢業、完成7年插畫專業學習的她,開始以自由插畫師身份工作。工作室不大,西面有一扇很大的窗,傍晚能看到不同形態的夕陽。此后幾年,商業插畫的訂單很多。2019年,她為果麥《伊索寓言》畫40張純手繪插圖,前后近半年,幾乎沒有從時間與回報上計算得失,只想把它畫好。

真正推開繪本之門的是2020年。那一年難以外出,反而有了安靜創作的時間。劉佩佩和她的先生,與文字作者一起完成《恐龍先生流鼻涕以后》,該書最初名為《打噴嚏的恐龍先生》,獲得信誼圖畫書獎首獎,上市第10天即加印。她回看這段經歷,稱之為“特別順利、也很幸運的開始”。如今她的身份再次增加:去年年底進入出版社,負責文創產品策劃與開發、參與部分美編工作。創作者、繪本作者與出版從業者,并不是彼此取代的身份。她的解釋很平靜——以前更多站在創作者角度,現在也開始從出版和產品角度看作品。

趙婉琦走向繪本,始于一次旅行中的閱讀。她最初學國畫,2019年去日本旅行時,在圖書館讀到《活了100萬次的貓》,從此對兒童圖畫書產生濃厚興趣。之后約3年,她一直自學如何做繪本;2022年看到有圖畫書獎征稿,才開始第一次繪本創作。她早期接過圖書插畫,也作為圖畫作者參與繪本;現在更愿意稱自己為“圖畫書創作者”——不僅要畫,還要求自己能寫出繪本故事。這背后有一種對“完整表達”的向往。“自己寫故事、自己畫出來,是一件很快樂、很自由的事情,而且版稅收益也更高。”她說。最初的《天生我材》《小晴養蠶》是出版社約稿,文字和題材并非出自她手,出版社更看重她的繪畫能力。轉入原創之后,重點從“畫得出彩”移向選題、兒童觀、趣味性,以及能給孩子帶來什么。一個繪畫的作者,開始試著成為整部作品的作者。

卷兒(王婧)的轉折發生在成為母親之后。在此之前,她長期在動畫、漫畫領域從事創作和教學,圖文敘事的積累成為后來繪本創作的底子。“成為母親,喚醒了我為兒童創作的覺知,我也順理成章地成了一位繪本創作者。”她如今將自己定義為一位兼具文字與繪畫能力的繪本創作者。自2016年以來,她每年推出一至兩本新繪本;《小粽子,小粽子》《該洗澡啦,小山藥》里的童真趣味,后來延展到《媽媽要上班》《爸爸更愛誰》《老仙女的魔咒》所關照的職場母親、二孩家庭和隔代親情。

卷兒的經驗更多在表達,兒童內容并不只通往兒童。一本本書面世后,她遇見“讀者背后的讀者”——孩子身后的家長與家庭。于是,創作的鏡頭從孩子的世界慢慢拉遠,照見共同生活的人。“創作者的力量,在于善于觀察、懂得共情,再把人間溫暖與真善美,悄悄藏進每一個繪本故事里。”她說。

李星明的故事更像一個關于“慢”的樣本。他3歲開始畫畫,從小喜歡一邊畫一邊想故事,后來進入中央美術學院學習繪本。本科畢業創作《水獺先生的新鄰居》獲一等獎,畢業后又修改約兩年,2018年才正式出版。在成為自由創作者前,他也經歷過年輕插畫師常見的一段過渡:先解決生活問題,進入攝影廣告公司做全職插畫師,白天工作、晚上畫繪本;有一段時間早上6點去央美代課,中午再回公司工作到夜晚。后來他意識到,這樣下去真正想完成的作品會永遠沒有完整時間,便離開全職工作,重新回到創作。

“喜歡畫畫和以畫畫為職業完全是兩件事情。”李星明說,前者只要面對自己,后者還要面對時間、收入、出版社、客戶、市場和生活。如今他對身份的看法已更加開放:一個想法適合成為繪本,就成為繪本;適合成為一幅大畫,就成為繪畫;適合成為角色或物件,也可以繼續發展。對這位仍在東京藝術大學讀研的創作者來說,媒介的邊界不必先行,重要的是讓想法找到合適的形式。

李卓穎的第一份出版相關工作,是畢業不久擔任美編兼插畫師——為報紙雜志設計面向小讀者的版面,也為故事畫插圖。畫了大量插圖后,她開始想獨立做一本繪本,于是投稿信誼圖畫書獎。《公主怎么挖鼻屎》獲獎,打開了她的職業繪本創作之門。該書出版至今10年,累計銷量70余萬冊,并被改編為同名兒童音樂舞臺劇。她此后與多位作家合作創作30多本繪本,近兩年又從繪本創作者有意識地向兒童文學創作者轉型,獨立完成《妙奇奇事務所》前4冊,并售出韓文版與繁體版。“童書創作者”是她為這一階段選擇的新定位。與此同時,她也在圍繞“妙奇奇事務所”拓展IP,并向當代藝術方向延伸。出版給她的并不只是一個穩定的職業標簽,而是一套持續擴容的工作方法:先從圖文敘事出發,再向系列敘事、角色世界與不同藝術形態前行。

溫艾凝的起點是繪畫與寫作兩項從小擅長的能力。為了把它們合在一起,她赴英國劍橋藝術學院兒童繪本系學習;2014年起陸續出版插圖書和繪本,成為繪本創作者。2017年,《音樂森林》在蒲蒲蘭出版。一次簽售巡講中,一個孩子問她:“小艾姐姐,如果‘音樂森林’真的可以聽到音樂,就太好了。”此后的7年,她都在回應這個問題:把每一本繪本與音樂結合,走向音樂制作人這一復合身份。有意思的是,她還做過9年的童書編輯,熟悉從選題立項到上市的整個鏈條。而《音樂小森林》把故事、插畫和原創音樂放進同一套體驗里,這個完整規劃20冊、目前已出版9冊的系列,背后不只是畫筆:她需要組織兒童旁白錄制,與作曲、編曲、演奏和錄音環節逐一對接。溫艾凝說,編輯經歷讓她知道市場和孩子需要什么,而這正是她想堅持的事。

看似不同的路徑,終點卻逐漸交匯。從畫一張插圖,到完成一本書;從完成一本書,到讓人物、故事和讀者關系持續生長。插畫師的“前世今生”并非一條直線。有人從平臺走進書店,有人從工作室走進出版社,有人從父母身份找到兒童視角,也有人從一頁紙出發,繼續向聲音、戲劇、展覽和角色世界走去。

插畫師的日常:在靈感、截止期與瑣事之間

如果將“插畫師的一天”想象成安靜作畫的長鏡頭,此次受訪者的回答會迅速將這一想象打散。畫畫當然仍是核心,但它被切成許多時間碎片:郵件、編輯溝通、分鏡、找資料、工廠對接、簽售、孩子睡后的夜晚,以及一段看起來“什么也沒有發生”的構思期。創作日常的共同底色,是對完整時間的爭奪。

大綿羊BOBO最不愿將創作日過成打卡日。他的日常圍繞吃飯、睡覺、遛狗、畫畫展開,偶爾旅行,“空了就畫畫,累了就歇歇”。沒有固定工作計劃,卻有一條清晰的底線:保證書稿在截止日期交稿,幾乎沒有拖過稿。漫畫小故事與繪本是他當前兩條創作線,平臺更新也嵌在其中。看起來松弛的節奏,并不意味著對職業承諾的松動;自由與交稿之間,恰好構成了他的自我管理。

大吳則是將創作繪本拆成了幾個很長的階段:從故事構思到文字稿,約半年;從故事到具體分鏡,再約半年;終稿約3個月。分鏡是關鍵節點。這樣的節奏允許多個項目錯位并行——構思新故事時,可以同時做另一部已經確定的分鏡,像在不同頻道之間切換。但工作日的狀態會隨階段徹底改變:畫正稿時,除吃飯睡覺外大部分時間都在畫;構思階段則可能一整天沒有進展,看看手機、上上網、散步,一天過去。對于依賴想象力的勞動,散步和停頓不是工作的反面。

劉佩佩的日常在進入出版社后被重新編排。沒有全職工作時,她早上送孩子上學便去工作室,一個人畫到晚上7點左右回家;現在白天處理出版社事務,自己的創作只能放進夜里——等孩子睡著后,再起來畫一會兒,周末繼續補上。她形容如今的創作是“見縫插針”。時間不再完整、集中,但“只要還能畫一點,我就會覺得這一天沒有完全離開創作”。

這句話道出了不少兼具多重身份的創作者的心理結構:創作未必總能占據一天的主時段,卻需要被保留為不能輕易放棄的部分。劉佩佩白天參與文創策劃與開發,晚上才回到自己的繪本世界。以前獨自面對畫紙的工作,已被出版社、家庭和產品工作作了分割,但畫畫仍是讓她確認自身沒有偏離的方式。

趙婉琦的日常則更接近一條不斷被靈感打斷、又不斷重新接上的流水線:分鏡、線稿、成稿,同時隨時記錄有趣的點子。一旦靈感出現,她會停下畫畫,先把故事寫出來。她把自己的節奏總結得很誠實:“基本上屬于前松后緊的狀態,跟小朋友一樣,馬上開學了,會突擊寫作業。”出版周期和編輯老師的督促,是她外部的時間標尺。這種“前松后緊”并不只是習慣問題,也牽涉到創作性勞動的現實選擇。她曾在幾年前接了不少插畫業務,雖然結算周期較短,但工作占據了大量時間,長遠看不如舍棄,轉而將重心留給原創繪本。繪本版稅是長線收益,短期并不多,如何在眼前收入和更長的作品周期之間取舍,藏在她每天停下畫筆、切換故事與分鏡的動作里。

卷兒的日常則是被高校教學、家庭瑣事與繪本創作共同占滿。作為教師、繪本創作者和母親,她沒有提供一張按小時切分的作息表,卻給了創作一個很準確的心理位置。“繪本創作,是我獨有的快樂孤島。”在這里,她不必扮演任何角色,只聽內心最真實的聲音,再把所思所感化成孩子能讀懂的故事。自2016年起,她每年推出1—2本新繪本;穩定出版節奏的背后,是在三重身份之間持續爭取一座小島。

李星明的一天更能說明,畫原畫之前的“無事發生”有多重要。上午,他通常處理郵件、和出版社溝通、完成學校或項目事務,查資料、整理草圖;下午到晚上,才是相對完整的創作時間。他的畫面細節多,材料也復雜,一張原畫要疊加水彩、顏彩、粉筆、巖彩等,不能簡單規定“今天一定完成幾張”。因此,他的工作有明顯的兩段式:前期很長時間查資料、寫故事、做分鏡、試材料,外人看起來像沒有產出;真正進入原畫階段后,又會極度集中,盡量減少其他事務。他不喜歡“畫一張、停幾天,再回來繼續畫”,因為繪本需要連續的情緒。傳統材料和長篇敘事,都在要求創作者守住一段不被切碎的時間。

李卓穎的一天則幾乎是另一種極端:早上7點起,照前一天定下的To Do List一項項完成;除了吃飯,全天都在處理瑣碎任務;直到午夜前,再為第2天列清單。她以《妙奇奇事務所》舉例,原計劃每年出版3本新書,但文創產品的經營拖慢了出版進度。外出推廣也占據大量時間。有時一天講2場故事會,中間還要簽許多書。她說,面對每一位來簽書的小朋友,都要保持飽滿精神,“不辜負每一位到現場支持我、喜歡我的小朋友”。從清晨列清單到午夜再列清單,IP主理人的日常似乎已超出了畫桌。創作、產品、推廣和面對讀者的勞動交疊在一起。李卓穎把這種狀態稱為瑣碎,卻沒有把簽售現場視為額外負擔;書頁之外的相遇,也成了作品延續的一部分。

溫艾凝很難用“某一天”概括自己的工作,因為《音樂小森林》本身是一項跨年度工程。先要為20冊做內容架構,逐冊落實主題,完成故事與文字;再逐頁畫分鏡、手工制作小樣書、正式繪制插畫;圖文制作完成后,掃描、調色、用InDesign排版并導出文件。另一條并行線是聲音:尋找30位兒童分角色錄制故事,完成基礎音頻,與作曲家和編曲家銜接,輸出樂譜,再安排演奏家排練、進棚錄制,進入后續混音與修音。她說,除出版社編輯、美編對書本的幫助外,其他環節都是自己對接和制作,音樂制作費用也由自己承擔。這里的“日常”不再是一個人伏案畫畫,而是一位創作者在視覺、聲音、出版和協作之間來回穿梭。她愿意不計成本投入時間、金錢與精力,因為那是“真正想做的事”,也讓她每天開心。

還有一種看不見的日常,是不斷在“做書”與“做自己”之間校準。大吳在正稿期長時間伏案,但不將構思期的散步和停頓視作無效;趙婉琦會在畫分鏡、線稿、成稿的途中,為一個突然出現的點子暫停,轉去寫故事;李星明則將試材料、查資料和調整草圖作為進入原畫前不可省略的準備。它們的共同之處不是效率,而是對作品內部節奏的服從。一本書從文字到分鏡,再從分鏡到最終畫面,常常要求創作者接受那些無法被即時展示和量化的工作。而職業身份的疊加,又使日常不斷出現新的交接面。劉佩佩下班后才有相對安靜的創作時間,白天卻已在出版社的文創策劃與開發中學習產品邏輯;李卓穎要在故事分享、簽書與產品經營之間保持狀態;溫艾凝需要把兒童錄音、作曲編曲、演奏排練與出版編輯環節逐一銜接。畫畫從未離開她們的日常,卻不再是全部日常。創作人的一天,正逐漸變成一張由內容生產、溝通協作、讀者相遇和自我恢復共同編織的時間表。

把這些日常放在一起,會發現插畫師的勞動有兩種相反的時間感:一面是BOBO的遛狗、散步與“累了就歇歇”,是大吳構思期看似空白的一天;另一面是李卓穎早7點到午夜的任務清單,劉佩佩孩子睡后的深夜作畫,李星明進入原畫期后不愿被打斷的連續情緒。它們都不是“空閑”,而是不同創作機制所需要的時間。真正稀缺的,也許不是靈感本身,而是允許靈感發酵、允許作品完成的那一整段不被輕易奪走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