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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江南的憂郁——由徐遲之死說開去
來源:《揚子江文學評論》 | 李丹夢  2026年08月18日08:22

1978年春,徐遲與陳景潤在科學大會上

老年徐遲

一、戰(zhàn)爭創(chuàng)傷與“新”思維

1996年12月12日晚12時左右,徐遲(1914年—1996年)在武漢同濟醫(yī)院六樓奮身一躍,結束了晚年病痛纏身、奔波勤苦的“報告”歲月,給世人留下另一個無盡的“猜想”。去世前一天,他還在籌劃去南海西部油田深入生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已向他發(fā)去了正式邀請函。這對多年來因老慢支困擾而極度畏寒的徐遲來說,應該是個安慰,畢竟沒有暖氣的武漢的冬天太難熬了……

徐遲的“意外”離世,有人將其歸結為老年躁動癥,有人說是第二次婚姻失敗[1]、老年寂寞和抑郁所致;有人說他玩電腦走火入魔,受到了某宗教散播的世紀末情緒的影響;還有人說他是不想跟病痛與衰老的身體糾纏了,選擇三個“12”的時刻(12月12日晚12點)離開,便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的臨別暗示。

以上均屬切近的原因猜測,是否存在某些更為基質的因素呢?徐遲自幼在浙江南潯長大,是典型的江南人,這莫非也是他顯露“怕寒”體質的某種根源?“畏寒”不僅是生理脆弱的表現,亦透出模糊執(zhí)著的心理趨向,所謂“病”(相)由心生也。很難找到比徐遲更愛江南的作家了,其字里行間處處透著水鄉(xiāng)、江南的意趣。最夸張觸目的,要數自傳《江南小鎮(zhèn)》(1993年)的開頭,徐遲居然連用66個“水晶晶”來描繪南潯——水晶晶的日月、田野、寺院、耶穌堂;水晶晶的夢與愛;水晶晶的少女、老者、嬰兒、童年、生命、靈魂、倒影;水晶晶的小鎮(zhèn)呵……活脫一個文化江南的精靈,“水樣的男子”。而他畢生對美及美文的標舉、踐行,亦讓人想起江南文學傳統(tǒng)中細膩華麗、唯美抒情的風尚格調,徐遲的文字就像是從這格調中淌出來的。他把除韻文以外的所有文類(如小說、政論、特寫等)都稱作散文,很有些“水”的(流動)眼光與(收納)邏輯。徐遲曾斷言,散文的塔尖只能是抒情散文(這亦是他的美文精粹),而報告文學則屬塔基部分的“新品種”[2]。言下之意,較之塔尖的抒情散文,“新品種”多少還是差了點“檔次”,跟自己的關系也沒那么親密、自然。

大約從1988年始,徐遲開啟了候鳥生存模式:定居武漢的他每年在南方覓一處所過冬寫作,待武漢天氣轉暖后再返回家中。避冬地的聯系、落實,成了晚年徐遲沉重的精神負擔。倘若當初他沒有主動請纓從北京調到武漢[3],而是待在有暖氣的首都,或直接去江南謀一崗位,1996年的悲劇或能避免?

從年齡結構看,徐遲屬于“抗戰(zhàn)一代”作家。所謂“抗戰(zhàn)一代”,是指抗戰(zhàn)為其重要的人生經驗并對其創(chuàng)作理念、追求走向產生了關鍵且深遠影響的一代人。它的人員構成與發(fā)生近于我們通常說的“三十年代作家群”。他們在綿延十四年(1931年—1945年)[4]的戰(zhàn)爭中度過了自己的韶華時光,寫作亦在戰(zhàn)爭中走向成熟,如沈從文、茅盾、夏衍、孫犁、戴望舒、馮至、姚雪垠、蕭乾、蕭紅、卞之琳等。徐遲與報告文學的結緣,跟其“抗戰(zhàn)一代”的青春記憶與集體情致有密切關系。這代作家給人的直觀印象是“愛國”,對“中國政治”與“政治中國”傾心敏感。姚雪垠曾以“作家兼戰(zhàn)士”和現實主義來概括“抗戰(zhàn)一代”的身份認同與寫作風格,而報告文學的精髓,就是現實主義。那是緊跟時代、報道中國、彰顯進步的特征性文體,它從“九一八事變”后大量反映抗戰(zhàn)斗爭的短章報道與紀實作品中萌蘗,在“左翼”文藝運動中發(fā)展壯大。作為一種現代文體,報告文學是在1930年代成型的,被稱為“報告文學史上第一座里程碑”的《包身工》亦出現在1930年代(1936年)。詩與政治的糾葛(特別是何謂“現實”“真實”的標準?如何“求真”“寫實”等),成了激發(fā)、困擾“抗戰(zhàn)一代”構思書寫的核心問題。

但凡戰(zhàn)亂歲月的親歷者,大多有點戰(zhàn)爭后遺癥(一種創(chuàng)傷性人格):總覺得未來危機四伏,不可捉摸,就像謝晉執(zhí)導的電影《芙蓉鎮(zhèn)》的片尾所昭示的:“文革”落幕了,王秋赦敲著破鑼四處嘶喊:“運動嘍——運動嘍——” 聽得人心惶惶:“他說的興許是道理。”

1940年代徐遲曾以臧克家為原型寫過一篇紀實小說《狂歡之夜》(1945年)。就在宣布抗戰(zhàn)勝利、舉國歡慶的當晚,詩人布朗地爾[5]卻喪魂落魄了。四周搖動的火把,連綿的鞭炮在他眼中成了另一場戰(zhàn)爭發(fā)動的信號。那強烈的火光不是敵人的探照燈么?哪有什么“勝利的狂歡”,分明是“大屠殺的混亂”。他要逃離這可怖的世界。小說末尾作者還借朋友之口說:“一個敏感的詩人的噩夢是全國家的靈魂的噩夢!詩人是先知。”[6]這簡直就是徐遲的夫子自道了。熟悉徐遲的朋友都知道,他本質是個詩人。徐遲在寫作里很喜歡預言,雖然有些事后諸葛的牽強附會,但他樂此不疲。

除了《狂歡之夜》,徐遲另一篇以自身為素材的小說《不過,好日子哪天有?》(1945年)更能說明問題。題目中的轉折副詞“不過”,系主人公磊青(即徐遲)的口頭禪,他開口閉口都是“不過”:“不過,好日子哪天有?”;“不過,抗戰(zhàn)到底哪一年結束呢?”;“不過,很難估計,誰也不能……”小說開篇也是一個“不過”:“不過,他八年來也養(yǎng)成了一個好習慣,萬事都把最壞的情形估計到。”[7]這種“好習慣”估計也延續(xù)到了1996年。

在徐遲遺稿中有篇手寫的題為《二十世紀的世紀末》的“詩”(叫“分行散文”更合適),摘錄兩段:“二十世紀的世紀末,/ 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時刻/ 人類的負擔已經太重/ 不能不進行自然淘汰。”“大難已經到了眼前/ 浩劫將從空中下降/ 并不是什么戰(zhàn)爭發(fā)生/ 即此就證明已經改進。”[8]那句“并不是什么戰(zhàn)爭發(fā)生”,證實了徐遲內心盤桓不去的戰(zhàn)爭陰霾與創(chuàng)傷。戰(zhàn)爭的記憶,成為他揣度未來的思維背景與比較基點。真不愧是“抗戰(zhàn)一代”!難怪徐遲暮年最重要的著作——六十余萬字的自傳《江南小鎮(zhèn)》里,抗戰(zhàn)生涯竟占據了近三分之二篇幅,而那也成了全書最迷人、華彩的部分。1990年代初,徐遲在自編文集雜文卷的自序中寫了句讓人訝然的話:“因果是并不存在的,世上一切事皆偶然發(fā)生。”[9]這明顯跟戰(zhàn)爭無常的心理陰影不無干系。

縱觀徐遲的書寫,有不少有關“新”的詞匯,如“新時代”“新的一年”“新階段”“新世紀”“新紀元”等。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被徐遲冠以了“新哲學”[10]的封號。徐遲對未來似乎敏感、熱忱得過分,總要先去定義下才好。這里的“新”,與其看作精確的定語,不如視為他渴求落實、自我肯定的生存綻現與主體標記。它武斷而盲目:總要攫住某種物質來撐持、證明我的“新”;有“新”,必有物!物,系“新”之專注與執(zhí)著的投影,那是心相,亦可稱為“幻象”。如此坐實、“寫實”又“幻得幻失”的“新”思維及其書寫,在徐遲筆下彌漫成了一種難以覺知、自抑的憂郁。

深知徐遲個性、對他影響頗深的喬冠華曾說,“徐遲有些怪,似乎沒有生活在這個世界里,我們應當把他拉回到現實生活里來”[11]。親戚、同事亦有同感,都曉得徐遲讀書刻苦,癡迷文學,不合現實。晚年的徐遲從不談柴米油鹽、家長里短;對八卦新聞,更無興趣。這是個書齋里的純粹“雅人”,一個埋首寫作、知識豐富、洋派時髦的書生、作家。徐遲的耳背、耳重[12]更加深了他的自我沉溺、遺世獨立感。發(fā)妻陳松說過,阿拉徐遲,就是一個書蠹頭[13]。只有文藝、科技、寫作類的話題,才能燃起他的熱情。在某種程度上,由徐遲來充任新時期現實主義的高級形式——報告文學的開拓者、奠基人,就像歷史導演的一出蒼涼而反諷的現代喜劇:寂寥與鬧忙、玩笑與傳奇兼而有之。個我與集體(人民)、文人與政治、幻與實、無與物的互動震蕩,構成了徐遲憂郁的核心。

徐遲的散文《向著二十一世紀》(1978)里有句話,很能代表他的“新”意志性癥候:“昨天還是一九七七年,今朝已在一九七八年。轉眼將是本世紀末,剎那又到新世紀初。一過2000年,便是二十一世紀,它們雖是相對的紀元,卻通向絕對的未來。”[14]這并非單純響應、尊奉進化史觀的結果;“新”的認定與執(zhí)著,與戰(zhàn)爭遺留的危機反應有關。前者是與后者同時并起的心理強迫:把未來每個可能引發(fā)恐懼的地方都用“新”來填滿,這樣就不再害怕了吧。每個“新”字背后都戰(zhàn)栗著祈禱、憧憬與自我打氣,鼓蕩著無常的惘惘威脅。就此而言,“新世紀”(或言“世紀初”)與“世紀末”在徐遲這里基本是同義語。它們指向同一個時空,系一種焦灼心態(tài)的不同表達,好比硬幣的正反兩面:雖說是“新世紀”“21世紀”了,“不過”也有可能是“世紀末”的意思……

筆者忽然閃過一個念頭:上述“新”字的使用原則與心理結構,莫非也適用于徐遲對科學(一種新現象)的追求、書寫,它們系導致徐遲非正常離世的重要砝碼?如果真是這樣,一直倡導科學、以“科技報告”聞名的徐遲會很難啟齒,這將釀成一種惡性循環(huán)的自我動搖、羞慚與厭棄。徐遲的莫逆之交李歐梵認為徐遲是死于“老年倦怠”[15]。所謂“倦怠”,也就是沒有“新”意、“新”不起的意思吧。舊的,舊的,都是舊的,老的……那枚焦灼的心理硬幣徹底反過來了。本來,“新”的指認是要克制戰(zhàn)爭無常的創(chuàng)傷感的,但實際的操作(“新”的追逐與變換),卻讓無常的創(chuàng)痛在體內安營扎寨了。

徐遲去世前的諸多文字,間接證實了上述推測。《〈幻滅與幻夢〉集》(1994)就是集中的暴露:“最近我感到,真理不是別的,真理,就是夢幻……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都不能把我們送到真理面前。夢幻卻飄飄蕩蕩,把我們送到真理面前”;“科學是那么地靠攏夢幻,和夢幻相貼近的呢。哪里是個遠近的問題呵!可能你沒有想到吧。科學和夢幻竟是、或差不多是,一回事兒的呢。科學家說,沒有幻想,就沒有科學。”[16]“我只是一個幻夢家而已!”[17]概而言之,那表征“新”跡的科學(真理)不過是“我”一廂情愿的幻夢,如今連這幻夢也幻滅了。

1995年12月8日,徐遲在電腦上寫了段遺書:“我該真正地感到心滿意足。該可以逍遙了。我還有很多的作品可寫,但我寫不出新東西了,就是不寫也可以了……但可能我還會寫出一點什么作品來的……遺產就是些破書、紙片,隨便怎么處理都行。版權不足道也。”[18]他心心念念都是“寫”,都是“新”;說“新”系徐遲畢生的迷障,并不為過。“可能還會寫出一點什么”,也是對“新”的預期與自我提振。就此而言,徐遲可謂典型的現代作家。像李白那般寫了一千首詩風格仍似一首詩且能怡然自得、聲名赫赫的時代已一去不返;現代書寫是禁錮在“新”的篩選體制與媒介監(jiān)管中的文學舞蹈與成長:要不斷地跟他人和自己攀比,唯恐被歷史、“人民”看扁、甩脫。認“新”追“新”,恰如飛蛾撲火,非死不止。

據老友馮亦代、黃宗英夫婦回憶,1996年春節(jié),徐遲到北京和他們多次談起人類劫難的事,他說,“信息時代將完全改變人類的生活,而如果發(fā)生戰(zhàn)爭(說到此時,他又強調了一句),即使沒有戰(zhàn)爭,人類也會毀滅。戰(zhàn)爭不會像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一樣了,因為這已是信息時代”。這話跟那首《二十世紀的世紀末》可對照參看,又是觸目的“戰(zhàn)爭”!相比后者,徐遲的言談更加悲觀:此時已不是“改進”不“改進”的問題了,因為人類終究會毀滅。馮亦代勸他:“我們都是相信唯物論的,你怎么又倒回去相信唯心主義了?”徐遲答道,這是電腦聯網告訴他的,“你不懂電腦,對你說是白搭”。[19]一直關注科技前沿的徐遲從1989年起就開始使用電腦了,這在他那個年齡段里實屬超前、“新派”。他甚至要求向其約稿的出版社一定要用電腦排版,否則免于合作。引領電腦“新潮”的人物,非徐遲莫屬!那年徐遲75歲。“新潮”“新派”的自居,或許能讓他在終將毀滅的信息時代感覺好些?畢竟他可以理解、洞察它。

回顧徐遲的一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曾是施蟄存領銜的“《現代》作家群”中的一員,跟施蟄存、戴望舒、杜衡、穆時英、劉吶鷗、葉靈鳳等往來密切。彼時徐遲主攻詩歌,寫過不少有關外國現代派詩人(如艾略特、龐德、希克梅特、里爾克等)的鑒賞批評文字,還兼做翻譯、樂評[20]。這般洋氣十足的現代派作家,如何在新時期“變臉”成了以“主旋律報告”聞名的“‘較左’人物”(馬思聰[21]語),此系徐遲身上最耐人尋味的問題。不少人將它歸結為老作家(1977年徐遲發(fā)表首篇“科技報告”《地質之光》時已63歲)投身新時期政治的功利意志與文學“犧牲”或“退步”[22],他的突兀離世成了現代派文學誤入歧途、崩潰破滅的絕佳注腳與表征,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單純。

徐遲在1990年代的一番話值得重視。他說:“搞文學,最可怕的是落入俗套。一入套子,就陳舊了,像工藝品那樣,失去了靈氣,只剩下匠氣。因此,我總是追隨著科技潮流向前走,跟著前進,這樣才能學到一點新東西,獲得一點新思想,才能不斷創(chuàng)新,不至于只能寫些淺表的東西。科學博大精深。科學能改變人類生活。”[23]即此而言,與其說“科技報告”是徐遲文學的“退步”,不如說是他文學的“精進”。科技(題材)的選擇,跟徐遲對文學新意(不落“俗套”)、深度(不寫“淺表”)的“唯物”思維與構建密切相關。“新”又尋覓、落實到了它的“物”:科技。這雖不夠深沉,可無疑也是種文學的現代意識,它跟徐遲早年的現代派身份形成了呼應、迭唱的奇妙關聯。迄今,學界對現代派的界定尚無定論,但若說現代派是力避“俗套”、立意創(chuàng)新的小眾文藝,應該不會有太多異議。可補充的是,與朋友聊天時,徐遲有時也以“新潮派”來指稱“現代派”。

1936年,徐遲翻譯出版了海明威的《永別了,戰(zhàn)爭》(即《永別了,武器》)。其時海明威在國外已聲名赫赫,但國內知曉他的人還不多,徐遲系翻譯此書的第一人,這也成了他現代履歷中值得書寫、回味的一筆。“永別了,戰(zhàn)爭”的題目,跟“抗戰(zhàn)一代”的戰(zhàn)爭焦慮與未來希冀交織、錯綜,正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以迂回的形式翻譯。在異邦的海明威那里,徐遲找尋、借鑒的不僅是文學的現代出路,還有一代人的生存前途。他曾說,翻譯《永別了,戰(zhàn)爭》,“多少有點爆一個冷門的意思”[24]。“冷門”一詞,透露了主體設定中一貫的對“新物”的敏感與網羅;用它來形容1980年代徐遲對科技的聚焦書寫,也相當適宜。只可惜這次認定的“新物”——科技,后來再無“熱門”的起色。由于專家不屑、群眾不懂以及對“科技中國”的認同式微等原因,它似乎只能永久地“冷門”下去了。

在“新”思維的共通底色、背景下,新時期的報告文學家、“‘較左’人物”與1930年代的現代派詩人面孔,交錯疊合起來。一句話,“科技報告”的出現,并不僅是徐遲進駐新時期政治的功利意志所致;文學謀新、趨新的現代“天性”,充當了重要推手。

1977年后,徐遲始終堅持著“科技報告”的書寫探索,呼吁文學與科學相結合,文學家要做“科學家的知音”,但應者寥寥。社會、大眾對科學態(tài)度的無常變換是否亦會誘發(fā)或加劇他的創(chuàng)傷癥結?徐遲在去世前一個月曾發(fā)文寫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擁抱信息時代和高科技時代,本是件火燒眉毛的事兒,可為什么似乎都不那么著急呢?”[25]他最后一篇花大力寫就的報告文學《談夸克》被砍去大半、“精選節(jié)錄”刊于《人民日報》1996年12月4日“科技園地”版,跟十八年前《哥德巴赫猜想》(以下簡稱《猜想》)在《人民日報》隆重推出、大放異彩的情形構成了強弩之末般勉力傷感又略帶諷刺的呼應。此時距徐遲離世僅剩八天。

就在12月4日當天,徐遲還收到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鄭志鵬的信,《談夸克》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前由鄭志鵬審閱、修正過。他在信中說:“高能物理是十分專門的一個學科,您花了八年時間把它有關的一些問題搞懂了并寫成文章加以介紹……把這些難懂的東西描寫得如此生動,實在是不容易,欽佩之至!”[26]鄭志鵬還建議在文中加入點中國對撞機的內容。這真是“知音”之談了,但徐遲的反應并不熱烈。回信是由助手徐魯代筆的,徐遲在信中表達了對鄭志鵬的感謝,說自己很珍視晚年能和高能物理學家有此難得的交往。一封禮尚往來的信函……徐遲一直以報告文學的方式代科學家呼喚文學家的“知音”,可他最后千辛萬苦寫出的“科技報告”的“知音”,似乎也只有鄭志鵬這樣的科學家能擔任了。就筆者讀《談夸克》的感受來說,實在云里霧里,搞不清楚。這個“知音”的門檻太高了。

想起1980年代初,徐遲跟朋友閑聊中風趣地說過一句:“30年代,我曾是現代派,80年代,我要做個未來派。”[27]本以為這是他決意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尤其是科技現代化的表白,今天看實有些讖語意味。其實徐遲一直都是個崇“新”追“新”的“未來”派,抗戰(zhàn)時期就如此了。徐遲的紅顏知己、女畫家郁風(也是江南人)[28]曾說他“是屬于未來的詩人、小說家”[29],斯言誠矣!這似乎不是一個生活在當下的人,他的人生被孤注一擲的未來——即那脆薄、魅惑而危險的“新”——綁架、操控了。未來應該也必然是“新”的,否則就太讓人抓狂了。倘若真有什么“世紀末”的宗教邪說,一個貌似樂觀向上的“新世紀”的鼓動者、追求者,為什么會倒轉被“世紀末”的宣教捕獲感染且深信不疑,原因在此。

另外,“世紀末”一詞本身含有濃重的預言(判斷)意味,從“先知”氣十足的徐遲口中講出再自然不過。

二、江南才子的“魔障”

筆者曾在一篇題為《江南文化與徐遲》的長文里從抗戰(zhàn)與新時期[30](特別是1930年代與1990年代)的試探切磋、抗戰(zhàn)記憶與江南文化的關聯互動來探討徐遲的創(chuàng)作變遷,包括文體、題材、文學活動與身份認同等。筆者試圖發(fā)掘、呈現一個繁華褪盡、樸素本真的徐遲,即那個被冠以報告文學家、詩人、譯者、鑒賞家等諸多頭銜的“我”賴以現身、轉圜的心識(或曰業(yè)力)的基質、組合——一種對于“個我”緣起的重重追溯與勘探,就像“哥德巴赫猜想”(“每個不小于6的偶數都可寫成兩個素數之和”)所揭示的生存命理那般(“好的數學都是哲學”):“不小于6的偶數”仿佛是一個成年人的表征,而素數則可用來標志個體秉持的本性軌儀與頻率(它們不能再被化約了,這已觸到“我”的底線)。由于有愛,有執(zhí)著,人的一生不可能變化太多,一個成年人身上至多有兩個頻率(素數)。對徐遲而言,他的生命頻率就是“抗戰(zhàn)”與“江南”。前者系現世的鐫刻與勢能:如“抗戰(zhàn)一代”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作家兼戰(zhàn)士”的身份渴望以及詩與政治的糾葛等;后者指向地方歷史、文化的積習與集體無意識:如對水鄉(xiāng)及水的親近、聯想,江南的詩性意志與美的追求,江南才子的價值定位、文人政治的斡旋方式等。[31]它們暗里牽動、主宰著徐遲在新時期的言談思慮、發(fā)聲行止,那貌似突兀的“驚天一躍”自然也包括在內。

從本質講,徐遲屬于典型的江南才子。他的諸多身份——報告文學家、翻譯家、詩人等,無不寄托于此,好比花葉與根的“交情”。江南趣味的頑強慣性與生命力,它對現代的強大滲透與自我創(chuàng)化及“新生”,由是可見。據徐遲回憶,他是十二歲那年在故鄉(xiāng)南潯湖邊萌生了當文學家的念頭的。這種水邊的主體頓悟、自覺與持久效應,也頗具江南特色。徐遲多次講過,“我這一生就要當專業(yè)作家”,以致朋友們都說他“痰迷心竅”[32]了。文學家(包括與之相近的作家、文人等)與才子在徐遲這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江南總體是建基在水上、由水啟發(fā)而來的文化。文人與水的因緣際會,他對水的感知記憶,成了江南欲說還休的核心。筆者有個直觀經驗,新文學史上凡江南作家的作品,水邊、水中(包括鏡子、月亮等水的借喻)的人物與情節(jié)設置比比皆是。它們往往在主人公孤獨迷惘、命運轉折危機的時刻出現,大抵是圍繞女性、情欲的想象策動、暈染敷陳,表現出一種對個體生存困境的想象性“解決”或“忘情”。例如,被性苦悶與國族歧視交煎逼迫而蹈海自盡的留學生(郁達夫的《沉淪》),“我”與丁香姑娘的雨巷邂逅(戴望舒的《雨巷》),小和尚明海跟小英子在船上的愛情盟約(汪曾祺《受戒》),等等。印象至深的要數《傾城之戀》里范柳原與白流蘇的鏡前吻戲:“兩人都糊涂了……他還把她往鏡子上推,他們似乎是跌到鏡子里面,另一個昏昏的世界里去,涼的涼,燙的燙,野火花直燒上身來。”[33]這簡直是讓人一觸即陷即潰、本能歡喜或“糊涂”的文學磁場與黑洞,它涉及江南古老悠遠的文化起源與原型記憶,容后文再述。回到徐遲之死,那從窗際躍出的動作,亦如水邊自我的夢幻構圖與定格。跟張愛玲的鏡子類似,窗,也是一個水邊的借喻裝置、夢幻改妝。透過窗玻璃,能望見無窮的天宇,就像見到、吻到了靜謐無垠的湖水……

必須聲明,這絕非對死亡的輕佻感喟、美學描繪,在徐遲筆下,“窗戶—水—江南”的詩性聯絡實在不乏其例。世人多執(zhí)生死為對立兩橛,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古訓更加深了對死亡的言說禁忌,殊不知十法界不出一心,生死哪有二致?知本性無生無死,方可言生道死。其實孔子之意,亦謂生死乃一事,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的記述,可比類而明。既然水寸寸都是活的(“不舍晝夜”),而逝者如水,可知世間無一“活”物、“生”物而非逝者。若知生從何處來,即知死向何處去矣。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教誨苦心,當在于此!

徐遲離世前,曾寫下多份遺書、絕筆,這表明墜樓并非倉促極端之舉,徐遲是“有備而來”“蓄謀已久”的。這屬于生的籌劃,系生命困局、窮途的應對、“行走”與“抒情”,把墜樓事件納入徐遲的文學之思中考察并不唐突。對徐遲而言,文學就是生命。起意動念(包括赴死)無非文學與詩,務達新知、美賦,此系江南才子的性情、抱負,頗有點迂。“美”與“新”,對他既是理想夢幻,又系陷阱心牢。徐遲的不合現實、怪異憂郁,根底在此。

時光回溯到1930年代,徐遲出版了三本音樂小書:《歌劇素描》(1936年)、《世界之名音樂家》(1937年)和《樂曲與音樂家的故事》(1938年),這是他在諸多外國文獻基礎上編譯剪裁的結果。徐遲出手極快,文字輕倩迷人,信息豐贍,跟新時期的“科技報告”的風格差不多,均可稱為“知識讀物”或“知識美文”;只不過后者的知識(即新知)范疇從音樂藝術挪移到了科技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那本《世界之名音樂家》,雖然徐遲記住的實質內容不多,但那信手拈來、博聞強記的“才子范兒”與“美文語調”的確讓人難忘。彼時徐遲23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而他寫的也是“才子”:一群世界級的音樂天才(如李斯特、瓦格納、勃拉姆斯等),如何奮斗,如何戀愛,如何死亡。每一篇都在死亡中落幕,這點給人印象極深。徐遲對此顯得相當著迷,與其說他在編織一個個有頭有尾的故事,不如說他是借此瞻望、體驗和設計才子生存“去處”的多種可能。這跟他翻譯海明威的《永別了,戰(zhàn)爭》有相通之處。徐遲明確講過,“翻譯,是我的一種求索”[34]。

形形色色的死亡,也是形形色色的浪漫詩行、傳奇篇章。譬如肖邦,他和喬治·桑的愛情曾是藝術史上的一段美麗逸話,喬治·桑的離去,給了肖邦沉重一擊。他纏綿病榻,最終在一位伯爵夫人的歌聲中死去。“多么美麗啊!”肖邦叫了一聲,失去了知覺。他是在美的贊嘆憧憬和對女人、愛情的強烈思念中死去的,真是“死得其所”了!結尾部分,徐遲給肖邦下了“斷語”:“一個夢中人,一個理想者,浪漫派,鋼琴的詩人,近代音樂的拓荒者。”[35]這才是才子生命的圓滿“收官”。把句中“詩人”的定語(“鋼琴的”)換作“現代派”或“新潮”二字,將“近代音樂”改為“中國‘科技報告’”,徐遲本人便從字里行間跳了出來。

“一個夢中人,一個理想者,浪漫派,現代派(新潮)詩人,中國‘科技報告’的拓荒者”——這簡直就像徐遲為自己寫下的墓志銘。與之呼應的是,徐遲離世前不久發(fā)表了一組題為《網思想的小魚》的散文,題目很有水鄉(xiāng)的意趣。文中彌漫著濃重的厭世情緒。徐遲寫道:“失去了一半(指發(fā)妻陳松)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明顯地老了。”“現在我成了冒煙的濕柴,冰凍了的湖水,露底的船舶。”這跟失去喬治·桑的肖邦,處境相近。自始至終,徐遲都是一個“水樣的男子”。《網思想的小魚》最大的生命“劇透”,是對死亡的美學認知與把握:“那總要到來的盡頭怎么還未到來?生之不易,還沒有困死之難。死在生活的末尾是件美事。”徐遲把生活盡頭的“死”,也化成了“美”。他說,“這是網來的死之謳歌”。[36]如此,徐遲便和他筆下的肖邦基本走(即“死”)到一個“道”上了。在愛情與美的憧憬中離開,也是幸福的吧。

1980年代初,徐遲在訪法游記里借布萊茲的格言表達了他對現代派藝術的看法:“音樂是藝術,同時也是科學。說起來,科學確已并正在進一步深入到藝術領域中去。”[37]至末一句“深入到藝術領域中去”,透露了徐遲正在創(chuàng)作的“科技報告”的“別致”處:他是要把科技當作藝術、音樂來感知和書寫的,難怪會寫得那般美輪美奐了。“科學需要文采,而且是只有很好的文采,才能夠更好地把科學的東西表現出來。”[38]徐遲如是說,自始至終,人物性格都非其書寫的重點,無論音樂家,還是科學家。沒有圓形人物,深度更別奢求了,它本就不在“知識美文”的文體規(guī)劃與追求之列。這里講求的是“美麗,神奇,豐富”[39]的效果,一種致力于可見、可感層面的“有”的思維,“是”的思維,“加法”的思維。徐遲的“新”與“美”,均在“有”之畛域。它們相互滲透支持:真正的美文總有點陌生化的新意、新趣的,而豁然眼前、孤注一擲的“新物”(特別是知識、科學等)亦可納入美的感受,那頻頻出現的由“新”而起的熱忱昂揚、自我激蕩的情愫便是例證,雖然讀來陡峻而空泛。

徐遲仿佛總在“遠觀”“采訪”著人物,記錄下有關他們的重要信息,然后以明快熱烈的詩性情趣將這些信息勾勒為氣韻流動、“有意味”的整體、肉身(和音樂小書中的編譯、剪裁差不多)。這是在主觀意志中呈現出的現實模樣。簡言之,“我”看到的僅僅是、也永遠是“我”想看到的。

上述“遠觀”“采訪”的敘述感觀,跟徐遲日常生活中沉湎自我、超凡脫俗的印象,并無二致。徐遲曾說:“做一個記者,可是我的心愿。”[40]記者不僅是他的理想職業(yè),亦可視為其文學生存形態(tài)的絕妙表征。其實,徐遲一直都是個游離于歷史場外的“采訪者”,或曰“游客”“看客”。他融不進去!這大概也是中國文人/才子的通弊。清高游離的集體生存“癥候”,注定了徐遲要和報告文學相遇。此為自由與創(chuàng)造,更系局限與宿命。所謂報告文學不過是文人把書齋里求知、“賞美”的讀書、看書軌儀,平移到了現實中國的場域,就像徐遲曾經自嘲的那般:“五十年代,我忽然發(fā)了一個怪論:‘從今往后,我要讀的是生活這一部大書了。’便開始在全國旅行!”[41]在他看來,報告文學“正是記者的文學”[42]。一種粗淺、冠冕的理解,成了徐遲躋身歷史、政治的文學信念與動力。他無意走進人物的內心,更無法和人群打成一片,因為言語不通,他更在意的是自己。質言之,徐遲從未真正試圖改變其文人的生存狀態(tài),這很“自愛”。他活在語言的世界、詩的世界、美的世界、知識的世界,不知是在寫實,還是寫詩?是在求知(真),還是自欺?是要把現實、政治湊泊成詩,還是把詩、美、生命統(tǒng)統(tǒng)粉碎在現實、政治里?

顯然,這種報告文學屬于文人政治的想象與實踐。徐遲不懂政治,卻對政治有著烏托邦式的幻想和抱負。中國文人歷來都有些政治的沖動與激情,像徐遲這樣的“書蠹頭”有時可能會表現得更為亢奮、激進。可惜文人政治的結局大都不妙,這跟“知識的圍困”與不切“實際”緊密相連。

同為江南文人的瞿秋白說過:“本來書生對于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對于實際生活,總像霧里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隔膜的感覺,使人異常地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43]這話點到了徐遲的要害。現實中的徐遲一直被隔膜困擾,他以響應政治、入世喧鬧的“科技報告”把隔膜、游離的生存癥候遮掩、寶藏起來。記者說到底是個“外來客”,跟當地、“現場”有些隔膜本屬正常;多虧了記者的寶貝身份,“隔膜”被常態(tài)化、職業(yè)化了。這是文人現代轉型的一次“進步”嘗試,細品的話,還有點“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個體戰(zhàn)略意味呢。通過四處奔波采訪,徐遲貌似“親切”地嘗試了“實際生活的味道”。不僅如此,身體的操勞、折磨,還讓他自覺正“真實”“堅實”地走在通往中國、歷史的道路上。

在個體與人民、才子天性與政治忠誠之間,徐遲盡力做得“中道”“和平”,可最終還是失衡、敗落了。成名之前,徐遲的內心大抵是寂寞孤獨的;然而名聲來了,他或許更加寂寞孤獨了吧,因為名聲說到底不過是圍繞一個新名字、“新title”發(fā)生的一系列誤會的總和而已;它非但沒有改善隔膜,反而讓隔膜顯得更觸目深刻以致無可救藥了。一句話,他隔膜,他生活,他憂郁,他死去。留下一個“隔膜”的背影與夢幻,任人評說。

徐遲的好友、同事兼鄰居,曾任《長江文藝》主編的洪洋早就講了,《猜想》中的陳景潤是“徐遲自我的寫照”[44]。在人群中格格不入、總顯得“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陳景潤讓徐遲一眼就愛上了,陳景潤就像他的自我鏡像。與其說徐遲是在對陳景潤進行紀實的報告,不如說他是在為自閉、詩性、抒情的“個我”尋找一個合法、“合群”的歷史位置。這跟他對記者的心儀是一個道理。通過描述陳景潤這個“真人”的遭際、實踐與貢獻,徐遲把自己融入了“人民”與“新時期中國”的歷史進程;一介書生、文人,終于活成了一個“有用”的現代知識分子。

毫無疑問,在徐遲的主體自覺與自我設計中,知識是重要的元素,它撐起了“我”的邊界與骨骼,系徐遲“我執(zhí)”中至為堅固的東西。翻閱1980年代徐遲自編全集中的報告文學卷,“知識美文”的感覺更加明顯。除了至末一篇《談夸克》外,還有《神“計”妙“算”小型機》《計算機:迷人的精靈》《來自高能粒子和廣漠宇宙的信息》等。它們跟通常理解的“寫真人真事”的報告文學很不一致,人被知識、科學覆蓋了。徐遲的“求真”意志,顯豁出來。上述作品大都寫于1985年后,是隸屬徐遲“晚期風格”的“報告”。雖然此類作品反響慘淡,徐遲卻矢志不渝,這大抵是他認定的文體創(chuàng)新。徐遲說過,報告文學家“追蹤的是事實,事實,事實”[45],一旦追溯到知識的層面,就該是“磐石無轉移”的事實、真實了吧。換言之,知識(尤其是科學)乃真實的精髓、現實的靈魂;知識美文系報告文學的至高形態(tài)。此為江南才子相當自然的現代認知與希冀(絕非簡單的政治附和)。就才子的立場而言,把知識稱作才學可能更為貼切。對知識的肯定,也是對自我的肯定與賦值。那是和平過渡、安身立命的現代根基,多多益善耳!

據助手徐魯回憶,徐遲對他說過:“別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寫的,而唯有科技、唯有高科技的東西才是真的。”[46]這既是他虔信“科學=真實”邏輯的態(tài)度表達,也暴露了其知識化書寫的本體性困窘。把徐遲的創(chuàng)作和魯迅相比,能更好地理解這點。魯迅文學的基質是“無”,他的全部文字都是從“無”中掙扎出來的。而徐遲文學的基質和動力是“有”,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是在可觀、可感的“相”(如知識)上的采集、組合與追隨。從“無”中來,自無幻滅可言。背負一身傷痛的魯迅最終未選擇“自殺”,如許多人擔心或期待的那般,跟其“無”的世界觀有密切干系。在魯迅看來,文學不過是“無”中的“搗亂”與不甘而已。而執(zhí)著于“有”“是”的知識追逐,則常多幻滅之痛。就像孩子總算得到了他心愛的玩具,但玩具的快樂和意義也在得到的那一刻轉瞬逝去,不得不繼續(xù)尋覓“新”的玩具去滿足他、充實他。我們在徐遲的《〈幻滅與幻夢〉集》(1994)中已充分領略了這點。

徐遲對“無”的無視、無知,讓人驚訝。他對魯迅文章的理解、推崇,也建立在“有”上:魯迅文章的“每個字義都用得那樣準確,恰到好處,又余味無窮。這里面就有魯迅先生刻苦勤學、博覽群書的一份心血”[47]。對用字與“博覽群書”的強調,暴露了徐遲一貫的“美文—新知”的閱讀敏感與鑒賞邏輯。又是可見層面上的周章籌劃、累積經營!如此的讀書與文學創(chuàng)作本質上與“癮癖”“欲壑”無異。世人或許覺得這是難得的天賦,但控制不好也會變成“魔障”與“天譴”。因執(zhí)著于“有”的攫取,文學(包括讀與寫)撩撥起無窮的貪婪、躁動與妄想。美了還要美,新了還要新,知了還要知;而由此牽扯攪動的是非名利之思更是綿綿不絕。“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莊子》)后面兩句毋需引述了。從這種求知的怪圈與死角中,多少可預見徐遲的結局。徐遲對馮亦代講“信息時代即使沒有戰(zhàn)爭,人類也會毀滅”,這話恐怕不僅是詩人“先知”對外洞察的結果,其間還隱含著他對自身命運的不祥隱憂(“毀滅”)。話里的“信息時代”可領會為“知識時代”。在日常交流中,信息與知識大體同義。

一百年前,徐遲的浙江同鄉(xiāng)龔自珍便已覺察到文學內部類似的欲望本質:所謂知識開靈根昧,只有戒絕文字的誘惑方可悟道。龔自珍曾數度封筆戒詩,可愈是克制、愈是火燒火燎不可救藥。1990年代,詩人曾卓當面對徐遲說:“不僅玩物可以喪志,讀書也可以喪志!”[48]但徐遲沒聽進去,他覺得曾卓講的不會是自己。1994年,徐遲在給老友、出版家馬國亮(其時已遷居美國)的信中寫道:“我現在太可憐了,饑饉難忍的知識恐慌,實在有點讓我活不下去了。”這里明白顯露了徐遲對知識的貪婪。其時距發(fā)妻陳松離世已近十年,而他的第二次婚姻亦名存實亡。瘋狂地讀書、求知,大抵是徐遲的本能“移情”與“自救”。徐遲拜托馬國亮為其訂閱美國的《國家地理》雜志,因為“這雜志可以提供地球上的一切情況,我覺得我們這一行越寫越狹窄了,不能不換行了……”[49]莫非他又想去“游覽”“采訪”了,以此捕捉點“新”的、“冷門”的東西寫寫?可事實證明,這種文學觀光式的求知移情與自我救贖,宛然畫餅充饑、飲鴆止渴。怎么擺脫孤獨空虛呢?徐遲的做法是以幻易幻,以“有”換“有”,幻夢雖滅,幻性不絕,妄想不息;如是遷轉,逐幻不止,妄想飛騰。就在去世前不久,徐遲突然宣稱他不想讀書了,因為一個人“胡思亂想,很恐怖”[50] ……

1990年代徐遲在一次訪談中鄭重聲言:“我這一生,不該選擇文學。”[51]癡迷文學的他似乎有點“悟”了,他告訴洪洋,自己要學錢鐘書,“錢鐘書字默存——默默的存在。我聽說他已經謝絕了一切客人,也不寫文章。我也想這樣做”[52]。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他又透露,打算把寫深圳蛇口工業(yè)區(qū)總指揮袁庚的一篇報告文學寄給江澤民或鄧小平,希望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然后各地報刊轉載。洪洋驚愕地看著他,直率地說,徐老,你在重溫“《猜想》夢”了。徐遲沉默了。[53]顯然,此時徐遲方寸已亂。這種欲罷不能、糾結躁動在徐遲生命的最后階段已成常態(tài)。譬如,他一面說要去南方過冬、采訪,一面說還是在家中多看點書吧;一面說要封筆,一面又列出長長的讀書篇目、寫作計劃……求知的欲望、文學的欲望與聲名的渴望絞纏一道,內中的煎熬翻滾,令人生不如死。哦,知識、文學,“我”深愛的!為何陷“我”于深淵?!

按照文學創(chuàng)作“唯新是上”的現代本性,秉持知識化書寫的徐遲要保持創(chuàng)作的“新顏”與活力,遁入艱深、“小眾”的科學領域,實為保險、體面且“正確”、必然的選擇。他的文學人生路越走越逼仄、陡峭了。

一個科學(知識)的解說人、科普報告家[54],這大概就是江南的才子作家徐遲在新時期自我權衡、設定的現代角色,他覺得自己應付得來,雖然并不輕松。徐遲晚年把相當一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理解”科學上,沒有太多理科才能的他每天都堅持啃點《相對論》類的高深著作。這種做法今天看可能會讓人啞然失笑,但彼時的徐遲應該認為那是既有面子也頗具意義的事,有幾個作家能兼跨文理、解說科學呢?鑒于科學與新時期中國的正向聯系,它也滿足了徐遲作為“抗戰(zhàn)一代”歷來熾熱的政治情結以及對現實主義的忠誠荷擔、創(chuàng)新:寫作能為政治所用,能被“中國”相中,這多讓人慶幸呵!題材是該寫的(不會“出軌”了),又是自己能寫的、愿寫的,還有比這更熨帖、自豪的事么?再不會發(fā)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連續(xù)四年“創(chuàng)作荒”[55]那樣的尷尬、“失語”了,可以長久、安然地當“我”的作家了……然而如是“報告”的結果并不理想,《談夸克》便是例證。在市場崛起、個人化書寫百舸爭流的1990年代,徐遲的“科技報告”(或直言“科技讀物”)顯得不倫不類,它們就像“劍走偏鋒”或“黔驢技窮”的文學的“死亡”出演。一個行將過氣的老作家、“抗戰(zhàn)一代”,死乞白賴地用“文學”翻譯科學、以“美文”描述科學,如是而已!

徐遲未嘗沒有意識到這點,他也動搖過:“也許不要再寫科學了,只寫科學家其人及其事……但是這樣做,我會感到氣沮。”[56]馬歇爾·伯曼曾說,成為現代的,意味著永恒的分裂,一種“革故鼎新的自毀”。這在徐遲身上表現得甚為“露骨”。現代、“鼎新”對徐遲的魅惑、剪裁,已侵蝕到了才子主體的“骨架”(結構)——那種對知識/才學的占有欲望與價值自信,特別是在采擷、解說知識時的自得、優(yōu)越與美學快感等。它們決計不可動!倘若連此也要被“革故”“分裂”,那“我”就癱了,“空”了。1978年《猜想》的轟動,也讓徐遲加劇了對其知識特長的倚重。他朦朧地意識到,自己能被“新時期中國”接納欣賞,端賴于此。它就像自己沒有明碼標價的“使用價值”。而他的文學能否在1990年代再現輝煌,同樣取決于該特長的發(fā)揮形式與效果。“只見知識不見人”的“科技報告”系徐遲鋌而走險、背水一戰(zhàn)的最后“創(chuàng)舉”。不知“報告”誰裁出,現代冬風似屠刀。

有段話值得一提,它是美國物理學家奧本海姆說的,徐遲常拿來激勵自己,可視為他寫“科技報告”的座右銘。奧本海姆在談及原子物理的發(fā)展時曾說:“那是一個值得歌頌的時代。對于那些參加者,那是一個創(chuàng)造的時代,但是這也許不會作為歷史而被全面地記錄下來。作為歷史,它的再現,將要求像記錄(希臘悲劇人物)奧狄潑斯或(英國大革命歷史人物)克倫威爾的動人故事那樣的崇高藝術,然而這個(原子物理的)工作領域,卻和我們的日常經驗的距離是如此遙遠,因此很難想象它能為任何詩人或任何歷史家所知曉。”[57]既然原子物理很難為詩人與歷史家所知曉,那么像《談夸克》這樣的“科技報告”就當屬于獨一無二的“徐遲制造”了。它是肩負歷史、投身新時代的“崇高藝術”,是“抗戰(zhàn)一代”、現代派詩人徐遲的極限文學運動。成王成寇,在此一舉;要么轟動爆火,要么自取滅亡。

三、“青春/才子”的現代政治與死亡邏輯

從江南才子的立場、心理打量徐遲,他的現代派“理路”似乎變得“通達”了。1930年代,徐遲寫過一篇關于土耳其詩人希克曼(即希克梅特)的評論。徐遲說,希克曼既是“一個無產階級詩人,也是一個著名的進步的現代派”。但當初“并不是由于贊成他的意識形態(tài),多半是因為他形式上的探索而喜歡了他”,從他的詩歌題目《1+1=2》《條文第三》上看,就知道這是一個現代派詩人了。[58]“1+1=2”的詩題讓人想起關于“1+1”的哥德巴赫猜想。從彼時青年徐遲的眼光看去,后來那個年逾六十、能寫出關涉“1+1”的報告文學的“我”,也該是個出類拔萃的現代派吧(一個中國的希克曼)。其中道理,或許是因為這顯露了文學“跨界”的博學與才氣,這才是“形式上的探索”的真實涵義?“我”沒變,“我”還能寫這么難、這么“先鋒”“現代”的東西……1980年代,徐遲對布萊茲觀點(音樂是科學,科學要深入到藝術領域)的推崇,同樣顯現了“跨界”的現代趣味。真是博聞強識啊!難怪徐遲暮年會這般總結自己:“終身被詩愛著,也愛著詩,到八十歲還是妙齡,被計算機和高科技迷住了。”[59]寫“科技報告”也是種“跨界”的“情緒體操”(沈從文語),它是詩性的,探索的,是躍躍欲試、清新浪漫、朝氣蓬勃的,跟當初那個憑借現代派詩歌起家的年輕“妙齡”、多才多藝的徐遲并無二致,都是標準的“才子范兒”。

請注意引文中的“妙齡”一詞(我在后文還會提到它)。“妙齡”多用于指陳少女的青春期,卻被徐遲信手拈來自指,有一種宛然“雌雄共體”的性別構建。由此氤氳出風流柔情、灑脫倜儻等諸般味道,真是無可救藥的“水樣的男子”了。

歷來鑒定才子的重要準則之一是淵博:上知天文,下曉地理,學富五車,如此方有些“才子樣”。這般自我感知與價值定位,與水的自由流動、不安分,和合映照、心心相印,或可謂之江南風度?跟水沒法講“分科”,它沒有界限感。即便像高山深谷那樣的裂隙、落差,水亦會飛身一躍,將二者通連起來。除徐遲外,文理雙全的江南名人還有很多,如錢學森、顧毓琇、趙元任、魯迅、夏衍、蘇步青、華羅庚等,他們就像江南才子的現代進化版。冥冥中仿佛一直有某種無形的“地方天賦”在醞釀、操作。或者說,上述跨界寫法、通才做派,直若江南旨趣、意志的綻露。如此行去,人才覺得生命是夠味而精彩的。

從跨界的趣味來看,那篇云里霧里的《談夸克》應該也算不折不扣的現代派作品了。文人能把幽深玄奧的高能物理寫到這個份兒上,實屬難得。云里霧里、難懂晦澀本是現代派公認的“特色”,但徐遲的晦澀是走在新時期中國政治首肯的“唯真”的科學之途,而非資產階級頹廢、空虛、沒落的個體“抒情”所致。[60]在徐遲的意識里,對高深科技的“報告”很可能預示和開辟了現代派文學的別一領域,特別在于難于模仿的“跨界”書寫以及相應的“新意”構造角度。在那里,文學與科學、詩與真、現代派與現實主義、個體意志與中國責任以及進駐世界的展望、抱負將融匯一道。退一步講,至少也能“和平共處”吧。

然而,這種跨界、通才的自我標舉與追求,卻在不經意間充當了毀滅自身的重要“助力”。徐遲不明白,他崇高和平的文學抱負,已觸及了現代文明中人文(尤其是文學)與科學日漸分離的痼疾。英國科學家斯諾曾說,要論心理距離,世間大概再沒有比科學家和文學知識分子更遙不可及的人群了。他們是兩類人,代表兩種文化。前者注重實證和概念化的推理,后者強調審美直覺的認知與把握;前者堅信世界系自洽的事實,專注于探索和建構“這是什么”的知識體系,后者偏偏處處“留情”,追問“這應當怎樣”。徐遲引以為傲的“美文”在科學家眼中恰為“留情”之舉,那是讓人不屑的“冗余”“雜質”和“有害物”,因為它妨礙了科學的客觀、公正。

人文與科學的分離是不可逆的,這是大勢所趨。以此看徐遲跨界融匯的文學行動,那不啻為螳臂當車、蚍蜉撼樹。我們已進入了一個“知其然,無須知其所以然”的“傻瓜機時代”,而這正是科技帶來的結果。想想目下大行其道的AI技術,還有幾人需要科普報告家并欣賞他的美文科普呢?某種程度上,徐遲就像人文知識分子在自我現代化(特別是知識化、科學化)過程中一個“天造地設”的“犧牲”與“祭品”。信奉科學的他偏偏違背了科學的意志,與歷史的發(fā)展背道而馳。徐遲的命運,并非偶然的個體悲劇,它關聯著江南文化的記憶、慣性,和抗戰(zhàn)以來的中國政治密切相關。人在政治忠誠與文化慣性里走向歷史的反面,似乎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其中也不無幸福與甜蜜吧。徐遲就像一個與歷史風車大戰(zhàn)的“東方堂吉訶德”,一個掛在風車上的天真爛漫的江南秀士。

通過“科技報告”的矻矻書寫,徐遲仿佛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1930年代,一種有意無意的人生回眸與自我統(tǒng)一。那個被詩神眷顧、年輕有為的現代派詩人又回來了,或者說他從未離開過,徐遲一向是把科技當作藝術、詩來感悟和創(chuàng)作的,否則也不會講出“終身被詩愛著,也愛著詩了”。這種青春的自覺與意志在以往對徐遲報告文學的研究中鮮少提及,但它卻是理解徐遲執(zhí)迷“科技報告”以及遽然離世的關鍵所在。

在徐遲的意識里,青春和才子屬于交相輝映、互涉充實的字匯,二者指向同一種存身方式,那是銳氣創(chuàng)新、博學浪漫、唯美詩意的文化記憶、夢幻生存。真正的才子絕不會老,不僅如此,才子式的閱讀書寫、愛與被愛、政治抱負、交游友誼還會強化主體青春常駐的自我感知(錯覺?)。只有年輕人才具備如是的精力、創(chuàng)造力、追新力與楚楚風致,而“我”不正是這樣的么?徐遲以此抗拒著衰老與死亡的侵襲。

且以他的交游為例。徐遲交游之廣讓人吃驚,其密友名單里不乏名宿,除了之前提到的喬冠華、馬思聰、馮亦代、郁風、李歐梵外,還有“紅色才女”楊剛、夏衍、戴望舒、施蟄存、臧克家、馮至、袁水拍、金克木、黃苗子、葉淺予、丁聰、紀弦、金山、聶華苓、法籍華裔畫家趙無極、謝景蘭,等等。徐遲在自傳中多次提及他的“人緣”才能:“我這人人緣不錯,能幫忙的朋友不少”;“我可是非常重視交友之道的,我總是結交一些我認為最了不得的朋友。我的朋友從來都是出眾的,第一流的人物”;“我要和音樂家做朋友,總是不費吹灰之力的。”[61]正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才是跟才子相配的社交圈。徐遲在交游中主打的個人品牌是“博學-藝術-才情”,而友人對此的去來應諾,更確證了他才子/青春的角色預設。這本是雙向激勵、互動的過程。從音樂家朋友的角度講,像徐遲這樣既懂(音樂)行又能寫能談的作家,確不多見;而一般的音樂工作者,文字功夫大多平平,不少人的寫作甚至僅如中學生水準。難怪他們能跟徐遲一拍即合了。此間徐遲的自得,不難想象。真是一個博聞強記、時尚新潮、人見人愛的才子呵。

在徐遲的垂暮歲月,“青春/才子”的自我說服,很大程度上仰仗知識跨界書寫(尤其是“科技報告”)的奮斗與刺激。寫“科技報告”之于他,就像在服青春的定心丸、“回心草”。用他自己的話說,八十歲仍儼若“妙齡”,因為“我”能駕馭“計算機與高科技”。

本來徐遲還想翻譯《荷馬史詩》,譯了六章也擱置了,覺得還是專攻“科技報告”有意思、有奔頭,畢竟有《猜想》的成功經驗擺在那兒。在講求個人化書寫的1990年代,這大概也是徐遲咬定的關乎老作家“個我”價值的救命稻草。想當初,徐遲的第二任妻子(比其小25歲)也是作為他的“報告”粉絲來追求他的,它表明跨界“報告”的青春魅力與效驗猶在,并出現一種文學與現實(愛情)之間的良性循環(huán)。它讓“青春”繁衍,“才子”再生,“妙齡”永駐。而一旦“報告”的運作環(huán)節(jié)發(fā)生障礙,則會引發(fā)強烈的憂郁,以至多米諾骨牌效應式的全局崩潰與絕望。對寫作至上、以“庾信平生不得志,暮年辭賦傳天涯”[62]自比的徐遲而言,他的世界似乎只剩下扯天扯地的“垂暮”了。

1994年,好友金克木在看到徐遲一篇談老年的文章后,立馬寫了篇《少年徐遲》回應。“徐遲比我小兩歲”,“像我這樣的人,八十歲夠了。老年來得好。他說,恨不得把老年一拳打跑。徐遲永遠十八歲”,跟1930年代初期“我”初見他時一樣:“一派洋氣,又年少氣盛,一心騖新。”[63]金克木的描述,從旁觀者的角度進一步印證了徐遲對青春的執(zhí)著與傾心(“把老年一拳打跑”),青春已成為其主體構建、生存籌劃的“律令”與理想:如“洋氣”“騖新”“氣盛”等。把它稱為徐遲畢生一個最大、最持久的夢想或幻象,應該不錯。徐遲是在青春的夢幻中生活的,他按照“青春/才子”的文化記憶、江南法則規(guī)劃自我,回應周邊。不少朋友都講徐遲“純真”,這也是對他青春氣質的感應吧。想必徐遲也愿意別人這樣“看”他,“理解”他。一個“純真”的人去表達現實主義的“真”,即便有所偏頗,猶可諒解,因為他并非有意“作偽”。洪洋甚至把他回顧徐遲晚年歲月(主要是1990年代)的書,定名為“徐遲的第二次青春”。那場突如其來又倏忽即逝的黃昏戀,就像一幕“青春”鼓蕩與誤會的戲劇……

金克木大概沒有留意,彼時徐遲筆下已不斷冒出“衰老”“我老了”的字眼,這絕非單純的病理反應,亦是才子生存困窘、文學受挫的“體現”。從“老”到“死”,僅一步之遙。“衰老”的背后,涌動著第二次婚姻不和、感情破裂的煩亂苦悶。看看周邊的老友紛紛在晚年再度找到了如意伴侶——喬冠華有章含之,馮亦代有黃宗英,吳祖光有新鳳霞——自己卻形單影只,徐遲的內心估計是五味雜陳,除了難過、孤單外,可能還摻雜著落寞與自卑。曾幾何時,他是一個多么招人艷羨的丈夫啊!陳松是公認的江南美女,不僅生得秀美,還燒得一手可口的江南菜……在給好友錢能欣的信中,徐遲寫道:“我可沒有虧待她(指C女士),她就是無理取鬧,裝模作樣的人,合不來,別有用心,一言難盡。”[64]顯然,這段遲來的婚姻對徐遲打擊甚大,他曾是那么期待和夢想著它。“青春/才子”的主體自命、價值預設與書寫自信,在此遭到了羞辱性的挑釁與潰敗,就像徐遲后來總結的那般:“我和她之間美學上的距離太大”,“她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做著名作家的遺孀!”[65]

又是“美學”!所有的生活反應、情緒波動都需轉換為文學的頻次、語匯,反饋至才子寫作這個“核心站臺”“中樞神經”,由它裁奪品評。這是徐遲為人的最大特點。他曾向洪洋訴苦:“C女士把我的創(chuàng)作情緒破壞完了”;“有她在,我無法寫東西”;“半年多來我沒有寫作,也沒有讀書”;“她要把我和周圍所有的朋友隔開”;“我這一年是空白,什么事也沒做。‘文革’空白了十年,現在又空白了一年”;“家不存在了,朋友也丟光了……詩歌界也會和我徹底斷了,不會再有人來找我”,“我是老糊涂了,晚年做了一件大錯事”[66]……青春/才子的生存軌道、頻率全亂套了。這是導致徐遲離世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寫作,沒有愛情,無法交友,這還算“我”么?如是活著,有何意義?

從“妙齡”才子到“遺孀”丈夫的自稱變化里,能感覺到徐遲內里的顫抖、激憤與無望:難道“我”僅是個牌位、符號或裝飾嗎?嗚呼!徐遲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遺孀”一詞的使用透露了這點。

徐遲去世后,在他住院時的遺物中發(fā)現了一張題有《病中隨記(二)》的紙條:“我非未來學者,但好思考未來……人類將有一場浩劫,成億的人會被淘汰,以產生新的人間,我屬于被淘汰者。老年即是表志(標志)。”“將軍死于戰(zhàn)場,學者死于書齋,我不可能了,我不認識回書齋的路線……一誤進了醫(yī)院,就永回不了書齋……哀哉!但死亡是一種幸福、解脫,對生命的凱旋,未來正如日之升。”[67]字條落腳在朝陽 (“如日之升”)般的青春上,這是人生最后的皈依。把“老年”與“新”絕緣,“醫(yī)院”與“書齋”對峙,再度印證了青春之于徐遲的特別意涵:它不僅指向年齡、身體的某個物理階段(與“老年”“醫(yī)院”無甚交集的歲月),還意味著一種才子作家的存身方式(“書齋”)、價值選擇(“新”)與能力狀態(tài)。徐遲之所以把“老年”視作“被淘汰者的標志”,主要原因不在老邁的身體,而是“新”思維能力的退化所致。這是心法的判決,而非物理的診斷、區(qū)分。“浩劫”后的“未來”,定會“產生新的人間”。如此帶有戰(zhàn)爭創(chuàng)傷意味的“新”思維、“新”構建,我們在徐遲的文學中已見識多次了。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與青春的輪回思維。字條末尾,死亡被徐遲描述為“對生命的凱旋,未來正如日之升”。這明顯是對“青春”的渴念與呼喚,和金克木筆下的“少年徐遲”庶幾相類,一種騖新(“未來”)、氣盛(“如日之升”“凱旋”)的生命狀態(tài)。[68]言下之意,正因為“青春/才子”的生存方式出現了問題,才會渴念之、呼喚之,進而有了徐遲的“驚天一躍”……一句話,青春不再,毋寧死。

能夠印證這點的還有徐遲1990年代寫就的科幻小說《楚王妃復活記》,它收錄在徐遲文集小說卷的末尾,也是這位“科技報告”家唯一的科幻作品。它講述從楚惠王墓中發(fā)掘出的一具王妃遺體,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被現代科技手段復活了。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國慶前夕,全國直播王妃復蘇的過程。“一個沉睡了二千五百年的睡美人,竟然復蘇了!還陽了!再生了。”[69]小說至此戛然而止。徐遲很喜歡這部作品,它透露了徐遲的存在之思。楚王妃是在風華正茂的階段離世的,復活時仍是個妙齡美人。在生與死之間,沒有衰老的權宜、茍且。要么青春地活,要么干脆地死。死亡在徐遲的“科幻”里不過是封存(“沉睡”)并重啟青春(借助了科學)的一種方式。經歷了死亡的“保護”與“充電”后,楚王妃醒了,她將在未來的新世紀里青春靚麗地“活”下去。《楚王妃復活記》寫得甚是天真,徐遲完全忽略了復活的人體在“異時空”的精神需求,如身份、交流、尊嚴、隱私等。站在楚王妃的立場上,蘇醒的瞬間不啻為恐怖劫難的開始。除了作為人們窺視、探測遙遠歷史的異類、活體標本外,她基本沒有其他生存可能。而徐遲對此的忽視表明,在他的人生規(guī)劃里,如何保持“青春”、讓“青春”常在,永遠是頂頂重要的。

回到墜樓事件,這大概也是徐遲畢生最“切實”的一次抗爭,他以物質確鑿的肉身豎起了夢幻最后的掩體、宮墻。具體說來,在“青春”幻夢的光輝里,死亡的痛楚、恐懼被放下了,它化為“幸福、解脫”的冒險體驗與自救:就讓“我”向著夢幻隕落吧。“青春”以此延宕、“未來”下去,生生世世。

按照文學史的通常勾勒,徐遲寫科技,當屬“新時期中國”開端的文學政治事件,殊不知早在1930年代,徐遲便和科技結緣了。他的首部詩集《二十歲人》(1936年)里閃爍著不少科技話語,它們在充滿維特式煩惱與上海都會氣息的《二十歲人》里格外觸目。序言中有段話:“將來的另一形態(tài)的詩,是不是一些偉大的Epic(史詩),或者,像機械與工程師、蒸汽、鐵、煤、螺絲釘、鋁、利用飛輪的惰性的機件,正是今日的國家所急需的要物,那些唯物得很的詩呢?”[70]徐遲對此相當得意,“誰說我不是自己的預言者”呢?但總體看,與其說這是徐遲走向“科技報告”道路的自我“預言”,不如說是他一以貫之的青春宣言。《二十歲人》的標題頗能說明問題。“永遠十八歲”的徐遲,以“二十歲人”的亮麗旗幟開啟了自己的文學之旅。

作為“五四”時期隆重引進的“賽先生”,“科學”在1930年代就跟幾年前風靡世界的“空氣凈化卡”“疫苗”一樣,是個務實而潮流的詞兒。《二十歲人》里的科技話語大都是作為青春時尚的構造、標簽出現的。那首有名的《隧道隧道隧道》,題目就自帶“科技”味,“唯物”之極。文中的“我”既是詩人,又自詡了個礦物學家的名頭。他用科技術語(“隧道”“礦床”“等高線”等)來闡釋中國的古籍原典《左傳》,同時又把科學揉進微妙私密的藝術思維、愛情思維,要將藝術科學化或把科學羅曼蒂克化,真是夠新、夠酷、夠科技,也夠摩登的。原文如下:

“不及黃泉,毋相見也”,《左傳》第一章,而這又是近世戀愛的科學化。彎彎曲曲的隧道,晦澀的文字隧道。構成金屬礦床的戀女的心,得有礦物學家,憑了等高線詳細地圖去開采的。[71]

雖然說不準“金屬礦床的戀女的心”究竟何指,但這種“科技+情愛”的語匯組合的確有種剛柔并濟的別致、新鮮感,它跟徐遲“雌雄共體”的“妙齡”自陳以及“水樣男子”的自居,在思維上也算異曲同工(科技話語的使用,給《二十歲人》增添了驚鴻一瞥的硬朗格調)。當然,相較于后者,“科技+情愛”的表達要時髦、現代多了。筆者想起徐遲在宣傳人類劫難時對馮亦代說的話,“你不懂電腦,對你說是白搭”。這豈非又是青春酷派的自我設定、言談行止?徐遲言下之意,亦代,你老了,土了,而“我”一直都是時尚達人。作為科技產品的電腦,在此又成了青春、時尚的標志。徐遲的自我感覺真的好極了,他沒變。“二十歲人”的歌喉、音色,徐遲堅持了一生。

即此看徐遲晚年對“科技報告”的熱衷,與其說那是現代派改弦易轍、迎合新時期意識形態(tài)的功利舉動,不如說是才子作家的青春政治。寫科技之于徐遲的意義,首先是青春的,然后才是政治的。這是江南對中國的凝視、揣摩與比心。對科技的政治解悟與抒情,建立在青春/才子的本能延續(xù)、自我維護與主體夢幻里;去除青春的夢幻底色與詩性基調,徐遲的文學“看”不到科技,遑論“報告”?“我只是一個幻夢家而已!”這大概系徐遲講過的最深刻也最具“報告”意味的剖白了。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用“青春文學”來概括徐遲的所有創(chuàng)作。除了“報告”外,還有詩歌、小說、翻譯、文論等。人在青春階段多為審美的“雜食動物”,越界貪婪、食欲旺盛。徐遲的現實主義、唯美主義,他的“新”感覺、“美”感知、夢想與幻滅以至整個現代思維,無不散發(fā)著青春浪漫的氣息。看他對現代派詩人里爾克的評說:里氏有著“純粹而濃厚”的感情,其詩“就像一張弓上一根緊緊的弦聲的鳴響”。“是里爾克,使我第一次感到戀愛的幸福,在他啟示了我以后,我才懂了女人的可愛。是里爾克,使我第一次懂得了寂寞的幸福……懂得純粹。”(《里爾克禮贊》)[72]沉郁深邃的里爾克被徹底浪漫化了。顯然,這是江南才子眼中的里爾克。現代派最美好的面容、范本就該若此吧。

再沒有比青春氣質更適于做現代派的溫床了。就閱讀體驗而言,現代派的作品多不好讀,那是沉湎自我、唯我獨尊的個性化抒寫,仿佛越不好讀、越晦澀,便越是現代、自我、個性似的。這很有點年輕人的傲嬌味道。1938年,24歲的徐遲曾和被魯迅譏為“富家贅婿”的新月詩人邵洵美有一次對談,后者提道:“一本書,不讓人透底讀穿,便能一直延長它的生命。一經透底讀穿,便立刻死去。這是多么詫異的事。”[73]此話很讓徐遲心折。不管怎樣,“讀不懂”總是趨于獨創(chuàng)、個性的標志。如果說現代派張揚的是前衛(wèi)天才的個性,那么現實主義者則趨于中庸包容的品格,他必須考慮各方(絕不單是自己)的審美趣味、價值準則,才能調配、描繪出一個大家大致認可的“現實”來,如此方可稱為“現實主義”的。進而言之,現代派好比意氣風發(fā)、繁華唯美、喜新厭舊的青年,它就是一種青春文化!而現實主義則對應著人生的中年、老年,鉛華漸褪、周到自然。就徐遲而言,他對現代派文藝的理解追逐是和青春特有的沖動熱力、真誠矯飾、好奇進取相連互動的。在徐遲的文學世界里,寓居、活動著悠久古老的江南才子/青春的文化語法與靈魂。

值得一提的是,當江南的才子文化與抗戰(zhàn)中國相遇時,還磨合、碰撞出了一個影響深遠、極具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概念:小資產階級。[74]它幾乎成了江南文人的現代別號,一個“戳心筋”[75]的字眼。在徐遲對“科技報告”的殫精竭慮與崇高定位里,沉淀著小資產階級濃重的政治自卑與進取意志。仿佛唯其如此,才能克服、自贖小資產階級的身份“原罪”似的。他的“墜樓”亦有此意。“墜樓”事件發(fā)生的前一天,徐遲還在與人商討到南海西部油田采訪事宜。他是沖著另一篇“科技報告”而去的。換言之,他又要去投奔“人民”,投奔“中國”了。“墜樓”成了徐遲“以死明志”的對外表白與聲明:這位從抗戰(zhàn)國統(tǒng)區(qū)走出的小資知識分子,畢生都在改造自我,追求進步……

1995年,徐遲寫了一組悼文,悼念的多是“抗戰(zhàn)一代”的好友:如夏衍、馮至、歐外鷗、謝景蘭等。1980年代中葉,徐遲曾為老友喬冠華、馬思聰深情招魂(考慮到二人在當時的敏感性,這類文章不好寫),如今又來悼念了。文中寫道:“我們生活在里面的時空連續(xù)區(qū)(愛因斯坦發(fā)明的名詞),也有很大的變化了。不少的星座在死去,如同SN1987A號新星,發(fā)出強烈燦爛的光芒而后消逝,已經是經過了不知多少個風馳電掣似的光年才撲上我們的肉眼的視網膜上來的,我們賞給它一個美名,叫新星(又是“新”!)。全世界的天文望遠鏡都曾對準了它,然后看它慢慢地暗淡了下來,到再也看不見它為止,也可能它變成了一個黑洞。宇宙都在變,星星都在死,何況人?”“我們最親切的人,不知怎的現在會距離我們這樣遠,很遠,很遠了。”“這就是當年的那個三十年代,現在該結束了。多么美好的三十年代呵!可以說,三十年代最后已經差不多要、或馬上要,完完全全地結束了……就算讓我來做悼念者了。”[76]

像悼文這般把科學話語(如“SN1987A號新星”“時空連續(xù)區(qū)”等)植入幽深的抒情花苑、以科學寫我心的做法,徐遲晚年用得極多,讀來恍然還是當年那個“隧道詩人”,博識、風雅,只是語氣頹唐晦暗了不少。這也算科技與人文的一種自然交融吧。“時空連續(xù)區(qū)”一詞,十年前徐遲在悼念亡妻陳松時也用過:“我變成了一艘舵機失靈的小船,飄蕩在一個時空連續(xù)區(qū)里,不知所終了。”[77]看來,徐遲把自己也“新星”化了,悼念便是追隨、認同的表白。“新星”成了他詩意、精準的科學自喻。徐遲告訴我們,“新星”的燦爛光芒,并非出于當下的燃燒,而是無數光年前就已發(fā)出的“消逝”的死光……把“新星”的自喻引申展開,會豁然領悟:原來那個新潮時尚、一度耀目的“報告文學家”(這是新時期中國“賞給”徐遲的“美名”),不過是“親切”“美好”的1930年代的邏輯折光、回光返照。

發(fā)自1930年代的“強烈燦爛的光芒”,在經歷了近六十年(一個甲子)的奮斗掙扎后,終于撲上了新時期中國的“視網膜”,被其“看見”、承認。與其說這是“時空的連續(xù)區(qū)”,不如說是“時空的蒙太奇”。雖然身處新時期了,思維和行動卻大抵還是六十年前的模樣。與新星光芒如影隨形的還有黑洞,這既是無常、死亡,又若循環(huán)、“新生”。在徐遲的離世中,能感受到一個文化時代(抗戰(zhàn))行將退隱。最后的悼念者,亦如文化的“守靈人”。徐遲“報告”里展現的藝術與科學、文學與科技的糾葛纏繞,也是困擾“抗戰(zhàn)一代”的“詩與政治”問題與時俱進的衍化。眾所周知,新時期的“行情”是不講階級政治而講科學政治了;而他力圖把文學與科技打通融匯的構想、實踐,亦跟“抗戰(zhàn)一代”在應對“詩與政治”時普遍的審慎、和平的思路相通呼應。終于,一顆1930年代的古老“新星”,劃過茫茫天宇。

四、江南遺夢:沿水漂流的“儒士”

我們需要對江南文化做些梳理與溯源,這也是本篇論述的自然延伸。“徐遲之死”蘊含了諸多消息與潛能,它就像從空中驀地墜落的歷史黑匣子。打開一看,“抗戰(zhàn)”與“江南”的邊界竟變得模糊起來。它們不再是彼此對峙、心存隔閡的過去世和現在世,或兩個獨立的生命“素數”、頻率,而成了同一心念(集體無意識)邏輯下的“夢”(或曰境界、場)。用佛家的“見分”表達,會更明了些。正是由于某種集體的共見(知見、了別),才導致了相似境界的析分、顯現與流轉,恍若命運的歷史循環(huán)。“抗戰(zhàn)”與“江南”實為一合相,一即統(tǒng)一,合系緣成有機之意,姑且稱其為江南大夢、遺夢吧。

考慮到戰(zhàn)爭在“江南”生發(fā)與遷變中不可或缺的參與性(見后文),二者“一合”的感覺會愈發(fā)確然。把“抗戰(zhàn)”與“江南”分列彼此,只是方便的說法。通常對歷史的感知、描述講究時序的先后,殊不知時空乃人為分別而施設的假名。愛因斯坦早就說過,時間、空間以至物質,皆由人的錯覺所致,就像我們找不到一個具體的現在,徐遲亦抓不牢他的“新”(未來)一樣。念起之時即為當下(焉有過去?),念念不忘即是永恒(未來如斯);念起之時,天邊若眼前(豈有先后?),天涯若比鄰(何來遠近?),雖逝而猶生。以“新時期”為例,與其說有一個擺在那里的“客在”、物質的“新時期”,不如說那是一個記憶涌動、競奪的心識場、能量場,這大約才是歷史的“真相”。它是網狀、糾結的綻露,而非線性、次第的展開。所有珍藏的記憶都要跟“新時期中國”的主題、政治勾連起來,須找到其間的換算公式,這是每個試圖融入新時期的作家的必由之路、命定之路,誰讓人是執(zhí)著、“戀舊”的動物?他的“追新”、改變有其限度!可那個奇妙的換算公式在哪兒啊?

另外,從前文所述的“新”思維與抗戰(zhàn)、“新”與“美”、青春與江南(才子)、“新”與青春、才子與“美”的盤根錯節(jié)里,我們亦能覺察“抗戰(zhàn)”與“江南”的“一合”性,那是徐遲之為徐遲的因地,一派渾然、糊涂的心緒。而他堅持把抗戰(zhàn)生涯占據了近三分之二的自傳定名為“江南小鎮(zhèn)”[78],亦無意而雄辯地證實了這點。什么是“我”?徐遲通過自傳的書寫正式宣告:“我”的牽掛、心結在“抗戰(zhàn)”,總名、皈依是“江南”。

倘叫徐遲來回答他的青春做派、“新”思維究竟是因抗戰(zhàn)造成的,還是由江南的文化記憶、審美積習所致,他決計答不出。對他來說,此即彼,彼亦此,二者交織聯絡,殊不可分。抗戰(zhàn)既是迫他追“新”、立“新”的創(chuàng)傷地,也是他青春/才子夢想起步、蒸騰的歲月:《二十歲人》、知識美文、時尚新潮的科學詩歌(《隧道隧道隧道》)、欲說還休的現代派身份與小資情結……這些都是滿滿關聯著江南的記憶與生存啊!追憶抗戰(zhàn)、標榜1930年代,也就是在奔赴和皈依江南,哪有現世與過往的分野呢?再者,徐遲那兼具光芒與黑洞的“新星”自喻,讓人想起水常變錯綜、生滅一如的秉性:“流如恒常,逝即變動。”盡管從字面推導,“新星”的光芒來自1930年代,可“新星”整體的生存樣態(tài)卻是江南(水鄉(xiāng))式的,它顯現的是水的哲學,雖然已敷上了濃重的情感色彩(那對無常的敏感與痛惜)。“水樣的男子”選擇“新星”自喻,真是再“自然”不過的舉動了,一種本能心動的自我相認與“自戀”。

本章還會提到一位“抗戰(zhàn)一代”的學者陳寅恪。他研究江南的契機,他對江南的感知、理解與皈向,莫不與抗戰(zhàn)息息相關,和徐遲有的一比。寫陳寅恪,也是在解釋徐遲,尋討一代人的思想、牽系,從而進一步闡釋抗戰(zhàn)與江南的“一合”關聯,解答之前關于水邊的疑問:為什么江南作家筆下,水邊的人物與情節(jié)設置比比皆是?為什么徐遲會在水邊萌生當作家的念頭,而他的終極一躍亦如水邊自我的夢幻構圖與定格?總的說來,這就像文人的共業(yè)與天數,透過江南大夢(境界)浮現出來。讀夢,也是在讀心,讀文人的集體心性、思維習氣。正所謂即境即心,無心外之境,亦無境外之心也。

關于江南的內涵,學界講得很多。如江南是詩性的,是水文化、情文化、雅文化、商文化等。水是江南文化最重要的物質根基,整個江南文化就是一套蔚為大觀的關于水的聯想記憶與詩學編碼。這些固然不錯,但總覺得尚未究竟。在筆者看來,江南的本性實屬文人文化。水鄉(xiāng)只有跟敏感多思的心靈相遇、照面,才會氤氳幻化出豐富絢爛、銘心刻骨的意涵、牽絆,否則終似對牛彈琴,若逢不逢,或見非見。想起《西游記》“蓮花洞除妖”一章里八戒巡山時的一段牢騷:“問我甚么山?我說石頭山。問我甚么洞,我說石頭洞。問我甚么妖怪,我說甚么也沒有。”抱歉,有點煞風景了,但大致就是這樣子。八戒雖然臉相不好看,但說的也算老實話,天真的話。他太忙、太累了。天殺的弼馬溫,攛掇師父難為我!而要體會山水的妙處,總得有些文化、余裕才好。江南的顯現,首先要有文人,然后才談得上詩性。至于談水、談情、談雅、談商,也都是次一步的事情了。質言之,江南文化的主體精魂是文人。魏晉以來歷代詩詞對江南的青睞、詠唱,在形塑與傳播江南方面的深遠影響,亦說明了這點。

回溯江南的興起,北方三次大規(guī)模的士族南遷,扮演了至關重要的推手角色。其一為“晉室南渡”(亦稱永嘉南渡)。公元四世紀初西晉永嘉年間,匈奴、鮮卑、羯等游牧民族趁八王之亂侵入中原,“中州士女避亂江左(即江南)者十六七”,帝國統(tǒng)治岌岌可危。為免滅亡,晉元帝司馬睿于317年將都城從長安遷往建康(今南京),史稱東晉。中國由此開啟南北朝并立的格局,文化出現重大洗牌。據《顏氏家訓》《南史》《北史》載,彼時南北風尚已現諸多不同。概而言之,北方因著力于中央集權與征服周邊民族,以塞外殺伐之風重;南方則因注重發(fā)展文化藝術,以漢族文弱之風顯目也。如南人崇尚老莊,耽嗜清談,北人則好驅馳狩獵;南人奢侈儒弱,北人質素剛健;文詞方面,南人崇文華而北人重質實,雖各有千秋,然自齊、周以來,南朝輕綺文體,漸流北方,而行于隋唐(“美文”之風,或可追溯至此);書法方面,南朝書風婉麗清雅,北朝則瘦硬古樸,雖各具特色,然北朝究無足與王羲之、王獻之相匹之大家;論音樂,南多吳楚之聲,北多胡虜之音,雖同乏雅正,然以江東新朝不斷努力完善,南方音樂固勝一籌。東晉滅亡后,宋齊梁陳陸續(xù)統(tǒng)治半壁江山,南朝政權維系了近三百年,“江南”于此出落得眉目宛然。這被稱為江南文化的開發(fā)、“自覺”階段。誠若有論者指出的:“永嘉以來三百年間,中原與江南劃地為界,各有其相對抗之文化,然南方學術文藝終得勝利……此確為破天荒一事變也。”[79]

除了晉室南渡,“安史之亂”(755年-763年)與金兵壓境下宋廷被迫南遷(1127年)引發(fā)的北方大移民,亦給江南帶來了勃勃生機。南宋延續(xù)了130余年。早期吳越文化中的“尚武”與“蠻勇”,至南宋已完全實現了文化的華麗轉身:從“尚武”到“崇文”。唐宋以降,江南走出的搴旗斬將的帥才寥寥可數,而峨冠博帶的飽學之士卻代不乏人。黃宗羲《明儒學案》所載學者,三分之二以上活動于江浙一帶。江南儼然已是“郁郁乎文哉”的風水寶地與文化中心。

綜上可見,嚴酷的戰(zhàn)爭連同士族遷徙系“江南”現身不可或缺的動力與背景,儼若沙漠肆虐之于綠洲的關系。它們是一道來的。后者既是奇跡、希望的綻現與認定(風水寶地),亦為創(chuàng)痛的凝結(傷心地)。作為文化的“江南”,在顯現之初相當程度上是一個類似“文人政治”的概念。此處的“政治”意涵,著重指向文人群體的身份認同、籌謀,不單是通常所說的國事治理一類。存在了四百多年的南朝、南宋,對江南的集體心理、文化形塑功莫大焉。它一面給“江南”種下了憂郁悲愴、忠心赤膽的家國意志與激昂格調(如“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一面又張掛起偷安因循、沉湎聲色的本能旗幟(如“玳瑁筵中懷里醉,芙蓉帳底奈君何”)。很長一段時間,“江南”就是南部偏安政權的別名,而文人于此偏安屈辱之地的自我排遣、調諧與實踐,則構成了“江南”的主旨記憶與抒情語法,那些所謂詩性的、水的、情的、雅的文化言說與解悟,莫不由此涌出。

江南文藝與生活之所以現出絢麗發(fā)達、精致多姿的模樣,跟偏安格局里文人力比多的激蕩、轉化直接相關,它建基在政治受挫苦悶、負罪無力的巨大根系上。對華文藻詞(“美文”)的集體執(zhí)迷與標舉可謂明證之一:在美的鋪排、羅織里體會到的自主、任性,對現實里彷徨孱弱的政治個體自有番別樣的撫慰與代償。這種文化、政治間的摩挲、互動,貫徹在“江南”歷代的構造累積中,如是發(fā)展的結果,就是讓“江南”與政治至上的“中原”間的文化差異拉大了。“江南”的底蘊中無疑帶有反撥政治的意味,卻并未走向截然對立的一端;它與政治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張力感,其間分寸的把握,也是詩性的、文學化的。

究竟何謂“江南”精神?一言以蔽之,即“融和的藝術辯證”。“融”有通融、融匯、圓融的意思,“和”則牽出平和、中和、調和、清和、安和等諸多意旨。“和”為“融”之心,“融”為“和”之行。行者為因地,“和”者則系果地與境界。以“和”對人,亦以“和”對己,方云“融”也。“融和”一語,絕非高深哲學;既言“藝術辯證”,便含了感性、轉圜的韻致,不同個體的蹈行常現參差,但“融和”的思維結構卻穩(wěn)定、趨同。即令魯迅這樣頗具戰(zhàn)斗力的作者,其思想行止亦不脫“和”的格局。魯迅一生絕不走極端,而這恰為“和”之要旨所在。他在左聯所做的一切亦可視為“和”的努力與爭取。魯迅主張“兩個口號”(“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并存,試圖破除宗派主義的門庭,可惜“和”未掙得,卻落了個身心憔悴、誤解連連,自己也為宗派情緒所傷。至于他筆下念茲在茲的“無”,則是“和”的至高、至極之境(文人還是“紙上談兵”來得動人、深刻)。所有的矛盾、對立,都在“無”中融匯、消泯了。

或有人問,為什么如此概括“江南”?還是要從文化的“開發(fā)”處講。“江南”的內涵由“文人政治”發(fā)展而來。站在南方士子、文人的立場看,雖有心恢復失地,但困難重重,“和”的精神漸漸烙進了心坎。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其一,為軍事權衡。北方胡氣彌漫,好武善戰(zhàn)。與之相爭,勝負殊難料也。緣此,“和”不失為審時度勢的明智之舉;其二,為權力所限。朝廷主政者多為“議和”派,如岳飛、辛棄疾般主戰(zhàn)死諫者,畢竟少數。胳膊擰不過大腿,不得不“和”也。即使反“和”、痛“和”者,“和”之記憶亦深入骨髓。事實上,“江南”的開發(fā)期、自覺期(長達四百余年的南部偏安政權)整個就是在“和”的籠罩、盤桓中度過的。對“和”的理解、把握(包括抗拒、掙扎、突圍與升華)成為“江南”多元發(fā)展的動力、淵源。其三,較之北方,江南地美富足,易長安逸惰性。古云,富不與貧斗,富貴思淫欲,趨“和”實為人性弱點所致。“融和”的心緒、心態(tài)與江南潤澤的水鄉(xiāng)環(huán)境也頗相宜匹配,人與地之間是彼此啟發(fā)、照亮的,就像徐遲詩中所寫的那般:“七十二峰的太湖的風,吹拂著,水田,桑林,寺院與屋宇。在故鄉(xiāng)的居住處,感情與詩奇怪地溶合了……興呵、福呵的小橋與小巷,平和的象征,靜穆的長廊,我的戀的指南針是向著這里的。”((《苕溪的溪水上》)其四,江南原系移民匯聚之所,各方風俗、習慣、信仰俱不相同,南北士族權力、地位亦有紛爭摩擦。于此實不可定于一尊,強力決斷。只可融之,和之,緩緩化之。近代以來,江南(尤其是上海)海納百川的平等、大氣于此已能看出端倪。海納百川者,現代之“和”也,“融”也。

徐遲一生都在“和”。他對科學的沉迷既是政治進取的表現,亦可視為暗度陳倉的文學退路。徐遲以此屏蔽、過濾了他已然感受到的社會不安與矛盾,為自己打造起一個相對安全、從容的釀詩空間,他是把科學當成詩與美來想象和對話的。這種出世與入世、進與退、顯與隱之間的牽扯、張力與平衡,頗具江南特色:不決絕,不極端,在在透著溫潤的人性與人情。其實就徐遲而言,“報告”文體的顯現,原本就奠基在“和”的初心上,那是作為江南/小資文人的他在書齋化生存與政治參與、事功熱忱間自我振奮又周旋妥協(xié)的結果。通過身臨“現場”的采訪“行動”,徐遲終于能如釋重負地對人說,“我”走出書齋了;我不是“本本”至上;“我”融入“人民”了!而他的死,大體也是一出“和棋”。自裁可能引發(fā)的有關個體軟弱、憂郁的聯想(也算小資情調么?),被徐遲板上釘釘、細致周詳的采訪計劃搞“糊涂”了:也許墜樓只是一場意外?系徐老一時的精神恍惚(他有老年躁動癥)?若徐遲天上有知,這大概也是他希望聽到的反應之一。像徐遲這般正面的新時期公眾人物,一個有中國情結的“抗戰(zhàn)一代”作者,要走上純屬私人化(我的生命我做主)的“自殺”之途,除勇氣外,還須有些正向積極的牽掛與阻力。質言之,迂回、逡巡是必要的,切忌直來直去。否則不僅有失體面,亦會引發(fā)強烈的自我質疑與反噬:難道“我”是這么不明事理的么?那樣做太突兀、太低級、太莽夫了,這不是“我”的頻率!而徐遲向來是統(tǒng)一的、自洽的。墜樓前,徐遲寫過多份遺書、絕筆,卻遲遲未付諸行動,我以為跟他在公私兩面的關系顧忌,特別是對離世形象、影響的斟酌不無干系。他甚至把遺書拿給一些親密的朋友(如洪洋、徐魯等)看(后者多將此視為老作家一時的傷感,并未縈懷),也無非是想給自裁做些鋪墊,降低由此可能引發(fā)的莫名驚詫與沖擊效果。至少也要走得雋永、美麗點吧?不要嚇著別人。就此,徐遲的紅顏知己郁風倒是看得很透。她堅信徐遲去意已決……這點我們隨后再說。

想起有江南“小資教父”之稱的瞿秋白,他在《多余的話》里寫過一句:“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我不配做一個革命者。”[80]那實為真情吐露之言(又是“和”!),盡管在當時的語境、背景中,它可能顯得有些消極、多余。但沒有這些“多余的話”,恐怕也就不是瞿秋白了。都說人是文化的動物,而越是在極境、絕境時,文化的思維習性便越會在個體內部強勢泛起。這也是個人與集體、個性與共性相互依偎的一個證明。所謂個體、個性,只是有限、相對的存在,一個讓人執(zhí)著不已的躍動的能指;關鍵時候,宛然集體無意識的文化才是最可靠、真實的布防與依賴。即此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命運。自始至終,瞿秋白都不失其政治的忠誠與勇敢,他在《多余的話》中披露、探討的是一個更基礎、本真的問題:人究竟應該如何“正確”而“合理”地生存?這是他發(fā)自文化本心的疑惑。瞿一生扮演的種種角色,引發(fā)的諸多糾葛誤會,跟“融和”的江南文化理想相比,尚有距離。但“融和”的確是他心想、行止的圭臬。倘是別地之人,抑或不是文人,可能不會如此敏感。可誰讓他是江南文人呢,偏偏又從事了政治?《多余的話》里有一章就叫“文人”。如此,很容易被“融和”的原型思維捉住。今天寫畢《多余的話》,明天坦然赴死,這本身就是一個現身說法的“融和的藝術辯證”,在地方與中國、文化與政治之間。它憂傷而不失力度,“抒情”又若和符節(jié),不乏壯烈。這跟魯迅“聽將令”的作品——《狂人日記》的最終表白,有些類似。在《狂人日記》的結尾部分,“救救孩子”的警醒狂言居然與翻江倒海的“……”(省略號)拼嵌在一起。從上下文看,“……”背后隱含的意思應該是,“我”不配講這樣的狂言,因為“我”也吃過人。救救孩子,亦是救救自己的吶喊、呼告:老天,救救那個當初無意間吃了妹妹肉的孩子(亦即“我”)吧!每念及此,內里便抽緊大慟。這些話本不該說,它是多余的,有“罪”的,省略號代過。

“抗戰(zhàn)一代”學者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里記錄了一個細節(jié):明清之交,江南文人錢謙益以正妻儀式納妾名妓柳如是,他還將柳稱為“柳儒士”。雖為戲言,心態(tài)卻頗耐尋味。這不僅是在贊柳如是文采出眾,亦折射出易代文人自我排解、“和諧”的人生藝術。一種“雌雄共體”的寄寓與欣賞。錢謙益是明朝遺臣,降清后又反清,內里的幽曲愁悶,可想而知。柳如是一直鼓勵錢謙益反清復明,確為高義奇女子。在“如是”到“儒士”的改動、戲稱中,自我的軟弱、放縱和民族正業(yè)間的界線被抹去了。這既是狎妓,又系真情;既滿足了詩詞應答、酬酢的文人雅趣,又無礙投身、經營復國大業(yè),真乃“融和”之理想也,盡管也透著些許自嘲、感傷的涂抹。若問文人運何如?君前強顏商女是。這種“融和”的情緒,錢謙益在詩中亦頻有流露,“埋沒英雄芳草地,耗磨歲序夕陽天。洞房清夜秋燈里,共簡莊周說劍篇”(《秋夕燕譽堂話舊事有感》),便是突出的例子。

關于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的動機,迄今仍是一謎。此書系陳寅恪失明后晚年封刀之作,八十萬字,1953年著筆,耗時十一載始成。為何皓首窮經寫一煙花女子?據陳寅恪自言,最初寫作動機的萌動是在抗戰(zhàn)期間。1937年在清華任教的他隨校南遷昆明,飽嘗顛沛流離之苦。父親陳三立因日軍侵入平津,眼見山河破碎,不勝悲憤,拒藥絕食而死;妻子心臟病發(fā),困于香港;自己亦身染瘧疾,羈留云南蒙自,大病幾死。稍愈后,陳寅恪于昆明市內搜尋舊書時無意間得到一顆紅豆,系書店主人當年從江蘇常熟錢謙益故居紅豆樹上摘得。店主常以自隨,今愿以此豆奉贈。陳寅恪聞之大喜,遂付重值。自得此豆后,他開始重讀錢謙益,二十年后寫《柳如是別傳》,正是“灰劫昆明紅豆在,相思廿載待今酬”(《詠常熟紅豆》)。

陳寅恪說此書主旨系“頌紅妝”,但讀來直感卻是一部別開生面的江南文化史奇書,尤其是關于明清之際江南文人的心態(tài)史,他們的道德選擇,文化進退。此中當有抗戰(zhàn)文人對自身命運、使命的投射、感懷。事實上,從該書的寫作緣起看,同樣是異族入侵的戰(zhàn)爭,同樣有士子遷徙,同樣是困頓中讀詩著文,這恍然就是1600年前江南“生發(fā)”的現代再造與重現。戰(zhàn)亂之中思江南,它已成為中國文人應對政治危機、異化的本能調諧與藝術反應。書中提到的“雌雄共體”的品鑒細節(jié),可謂江南典范的反異化(“政治單面人”)的藝術抗爭與“越軌”生存,它流露出讓人怦然心動的希冀:“我”是圓的,是完整的,“我”還能這樣……今天,當我們強調江南文化的陰性特質與“雌性的麗輝”[81]時,不能忽略、遺忘了它在生發(fā)階段與政治男權話語的糾葛纏縛。“儒士”與“如是”的混淆,便是一個自帶政治意味的舉措、“構思”。它既為政治的,又是欲望的,審美的;既為詩性的,又是人情的,生活的。一種江南特有的“諧趣”。說“抗戰(zhàn)”與“江南”為一合相,道理恰在此地。那是文人群體共同參與、構造的心相,一個綿延了千百余年的文人迷夢、大夢。只要遭遇相似的困局(如政治失意、戰(zhàn)爭劫難等),江南大夢便會源源不斷地被祭起、重溫。一定有那么一個地方,一個遠離戰(zhàn)火、和平優(yōu)美、自由浪漫且能讓文字流芳的地方……正所謂“紅豆隔空傳消息,八十萬言演江南”。

以此看徐遲,難怪他會把“科技報告”寫成好讀、普及的“知識美文”,那直若江南諧趣(“政治+審美+人情”)的現代復現。美文普及的立場,亦是貼合人情、著眼生活的立場。用一種優(yōu)美可親的語調把作為政治的科技引入大眾的視野,讓它能為大家接受、喜歡,這還不夠“人情”、不夠“生活”么?另外,他把科技與情愛糅在一起的詩語構造(“金屬礦床的戀女的心”),也是這個思維調調:文字美而雅,又帶點朦朧性感的都市氣息。除了江南作家,還鮮有人這么拉扯科學的。“雌雄共體”的“諧趣”不僅指向性別的發(fā)見,亦造就了江南作家看取世界的獨特眼光,成為其文學思維與表達的興奮點(如偏好美文、抒情等)。一種不乏活力且自謂理想的生命狀態(tài)與活法。關于書寫美文的原因,徐遲曾說,任何話“我只要把它們落到紙上,它總是有點味道的。我想過多次,不知是什么原因”[82]。可見美的把捉與言說在徐遲那里,基本是不受大腦控制的無意識行為,它是“走心”的;以美文來“報告”作為政治的科技,宛然“江南授意”的“自來格局”(不單是現代局促、造作的結果)。

柳如是在與錢謙益結合之前,數年間憑一船往來于江南地區(qū)。此系江南水鄉(xiāng)獨特的交通與安居方式,如此可免去尋找住處的煩憂并為其與文人的交際提供了便利。這一“沿水漂流的伊人/儒士”成為《柳如是別傳》中讓人至難忘卻的一幕,它若隱若現地浮動在陳寅恪的綿長考據和推理中。如果說江南如同中國文人的集體幻夢,那么這一幕則是夢中的關鍵意象,它隱藏了關于江南文化的“發(fā)生學”記憶與核心編碼:一個文人角色“本體危機”的隱喻造型。清靈的流水與嬌俏的女子當是江南給予一路顛簸、滿面塵霜的南來士子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與沖擊吧。水因人添秀,人因水更媚。水與女性彼此輝映,就像徐志摩《再別康橋》里吐露的:“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艷影,/在我的心頭蕩漾”,戴望舒筆下那雨巷里飄過的撐油紙傘的丁香姑娘亦帶有江南原初思維的意味。這是刻骨銘心、甘愿生生世世思念、回返、詠唱的江南“初見”,它們和南遷途中士子緣水漂泊、浪跡的苦痛記憶疊合起來,顯露出“沿水漂流的伊人/儒士”的奇妙一幕,誠若江南文化的原型構圖。漂流,意味著身份的漂移、再造,這從柳如是與文人間的唱喏往返中曲折地體現出來。水那邊,是國破山河在的神州;水這邊,是前途未卜、優(yōu)美異常的江南。“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納蘭性德《木蘭花·擬古決絕詞柬友》)

之前提到,“江南”的顯現系南北抗衡與“融和”的結果,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江南文化就是中原文化的江南化。《柳如是別傳》便是對“江南化”的浩繁考證與敷衍,仿魯迅演說魏晉的講法,所謂“江南化”,即是“文人及詩與女人及水之關系”。

在“沿水漂流的伊人/儒士”的構圖中,能感受到江南文人深深的情執(zhí)。它與詩的癮癖,文字的癡迷,交縛一道;在他們的詩性營造、美文醞釀里,似乎“天然”躍動著隱約的情愛因子,可謂愛欲為因,愛美為果了。至于水,它和女性、情欲彼此連帶;一看到水,便會升起莫名的作詩(文學)沖動、抒情欲望。于是,愈是詩的,便愈是情的;愈是情的,則愈是美的。這種行文格調和旨趣彌漫在徐遲的字里行間,而“文字障”(尤其是美文)、“情障”(陳松早逝、二婚失敗)對徐遲離世的突出“貢獻”,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

人從愛欲生憂(唯恐失去),從憂生怖,由此也埋下了生命的脆弱與死法。徐遲一生講“和”,而他的“和”的基本思路就是以江南之“美”(包括知識)的營造、書寫來涵容并作用于現實——如政治、科技、生活、傳統(tǒng)現代的隔閡等,進而成就自我。這看上去很不現實,有時幾近“自欺”。他的自我“報告”《江南小鎮(zhèn)》,也是在“和”中戛然而止的。全書寫到1962年,徐遲再也進行不下去了。他給郁風寫信:“真實究竟是什么?誰也說不出來的。‘你這個偽善者啊!’人們會這樣聲叱我。隨你怎樣聲斥吧,我珍惜地保留著我的隱私權,這是神圣的權利,我自己割下我的舌頭來……”[83]此言直指報告文學的真實倫理與書寫禁忌,相當尖銳。它不啻為這位天真的“報告”作家給人留下的最大啟示。他無法做到像巴金說的——“寫回憶錄就好比寫訃告,反正要死了,還有什么不可說?”[84]——那般客觀放達;到底是江南人,寫不了“辣手”的真。在自傳的殘缺空白處,顫動著徐遲的價值彷徨、人情顧慮與面子掙扎。一個美麗、矜持又痛楚的“和”的爛尾……

2019年,在探討符合歷史潮流與文明走向的科技與人文的“新平衡”模式時,有論者呼吁:“在中國,到了抑制知識分子的人文主義情結,更確切地說是源遠流長的‘文人’情結的時候了。”[85]這話似乎就是針對徐遲這類人講的,還好他走得早。所謂“新平衡”模式,其實就是科技與人文“離則雙美”、各司其職、回歸專業(yè)的思路。人文是修養(yǎng)、副業(yè),科技才是“主心骨”。難怪魯迅會說:“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86]。對此,祖籍蘇州的當代作家、葉圣陶的孫子葉兆言倒是有個“以退為進”的妙論:文學的本質即“無用的美好”[87]。把它跟魯迅、徐遲的言行結合比照,能感受到江南內部某種固執(zhí)的憂郁蠕動與自遣。那是對文人自身價值與出路的焦慮,所有對文學的評說都是“自說”“自評”,都指向這里。一句話,文學/文人有用乎?“美好”乎?兩者兼得,可乎?某種程度上,徐遲及其“科技報告”的淪落,亦可納入文學邊緣化、文人職業(yè)化的歷史脈絡中考察。但即便認定文學的現代結局為“無用”,還是忍不住希望它能“有用”一下子,這就不得不去“看”時局、政治的“山勢”[88]了。就像魯迅,盡管嘴上說文學“不中用”,可他依舊“不中用”地寫了一輩子。徐遲并非深刻的作家,這跟他對江南文化毫無抵抗的熱愛、皈依有關。某種程度上,他就像一個不自知的心甘情愿的文化“奴隸”,一個被“江南”拋出的“肉身索引”……

柳如是本系一風塵女子,卻兼具男子的文采風流與清剛之氣,如此的性別倒錯、迷離與“融和”除了欲望的投射外,亦將文人的邊緣化的掙扎與無力,盡攝其中,“紅妝”便是無力、軟弱的“合理化”憑借與宣泄。對女性的凝視、關注,顯露了文人自我女性化的傾向,江南特有的“水樣的男子”大抵由此而來(徐遲的“妙齡”自指,也有這般意味),一個溫柔有情、飄逸灑脫的“儒士”。透過“沿水漂流的伊人/儒士”的記憶構圖,不難體會文人對疏離政治、非實用價值的潛在認同與偏好,如重情、尚趣、愛才,講求個性自由、獨立等(這稱得上“無用的美好”么?)。即此而言,文人的“本體危機”亦可視為轉型、“生機”的綻露、凝聚。

陳寅恪幾乎是憑著直覺捕捉到了這宛然是江南文化原型的一幕,其間或有紅豆的隱秘“加持”?那位昆明的書店主人因店內無古籍善本可售,羞赧歉然中將珍藏的紅豆相贈,這是抗戰(zhàn)里至為動人的故事。紅豆見證了烽燹流浪歲月文人的惺惺相惜、相濡以沫,將陳寅恪曳入了江南“初發(fā)”的時空、氛圍與“鄉(xiāng)思”。在“沿水漂流的伊人/儒士”身上,他一眼看到了江南/文人自由浪漫的“天性”、宿命與未來。江南作家為什么頻頻把人物設置于水邊(包括水的隱喻裝置鏡子、月亮等),道理在此。

從“伊人/儒士”的認同游移,到后來泛化通俗的“才子/佳人”的身份對舉,經歷了一個過程。“才學”,早先是一個與儒家政治倫理緊密結合的概念,講究“德才兼?zhèn)洹保ā暗隆痹凇安拧敝埃f到底是要把“才”納入儒家“德”的范疇,為國家利益服務。但在江南,“才學”出現了獨立的傾向,它逐漸成為個性(尤其是情致)建構的核心語匯,系高揚自我的旗幟。在這點上,江南確可稱為“情文化”。“情”的吐納包容,實為大矣。深入人心的才子、佳人的類型化組合與想象,也由是發(fā)展起來。

至此,我們或能理解為什么徐遲那么想當作家了(而且是在水邊萌生的作家念頭),那是江南深厚的文人記憶與價值驅動所致,作家夢就是才子夢(價值)的頑強延續(xù),以至于他的踐行稍嫌迂執(zhí)了點。而陳寅恪將學術視為“自由意志與獨立精神”的純粹領地,亦有江南文化里張揚情致、自我的底蘊支持。這恐怕也是他尋根江南、寫《柳如是別傳》的重要原因。陳寅恪一直堅持,“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俗諦”者,核心所指就是政治。還有什么能比政治的“桎梏”更讓人甘愿繳械、淪陷的呢?愈是亂世、轉型年代,文人之于獨立意志的守護愈顯艱難。怎么處理個體與政治的關系,其間“度”的把握究竟如何?陳寅恪最終找到的精神寄寓、“處方”是柳如是,一個真實、優(yōu)美又脆弱的江南遺夢,一個欲說還休、悠遠清芬的“和”的倩影,一個緣水漂泊、才華橫溢的“儒士”。

陳寅恪一生偏愛江南,他精研魏晉南北朝史,對江南文化有獨到、深厚的感悟。陳寅恪1890年生于長沙,十歲時隨父母遷至金陵;1930年代,他在清華與西南聯大主講課程之一就是和江南起源密切相關的魏晉南北朝史;1949年后陳曾多次流露欲在杭州終老的想法,不僅因其父兄歸葬于此,亦有文化歸根之意。他反復講《柳如是別傳》的主旨是“頌紅妝”,大抵也是亂世轉折年代文人對現實無力感與孤獨感的迂曲隱晦的表達。陳寅恪是一個書齋里的純粹學者,除了讀書寫作,還能做什么呢?士大夫“修齊治平”的理想潮來涌動,可如何落實,從何做起?諸般苦悶,千種郁結,與錢謙益以至徐遲等,庶幾相類。《柳如是別傳》書中諸多的情節(jié)構設、筆墨流轉,亦表明陳寅恪的形象與立場與錢謙益交錯親近。“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閱報戲作二絕》)陳寅恪把無力化為深情、磅礴的考據,懂我者有幾?他在柳如是身上傾注了太多情感,未免有拔高之嫌,且“頌紅妝”之說本來就易招誤解。也罷,隨他去。“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89]

私以為,《柳如是別傳》最讓人觸動的尚非陳氏淵深的考證,而是那直指人心、牽魂攝魄的歷史切入與文化洞察。好比掘礦,先要找準礦脈。礦脈的識別、選擇,決定了最終收獲的多寡、質量。《柳如是別傳》一書的天才和魄力在于,它從一個為人不屑的歌伎切入,通過歌伎與文人的交往來把握、揭示“江南”的特質。再沒有比這更肯綮、要害的“文化礦脈”了!正因此,大量的史料才會源源涌出,被失明的陳寅恪“記起”“看見”并“識別”。這既是考證,又是“抒情”;既為史,又系詩。“頌紅妝”者,只是一敘述策略或幌子,江南文化的主體精魂實在文人!而其中關節(jié),即為“文人政治”。

火車在雨下飛奔,/車窗上都是水珠,/模糊了窗外景色。

火車窗是最好的畫框,/如果里面是春雨江南,/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畫。

清明之后,谷雨之前,/江南田野上油菜花,/一直伸展到天邊。

只有小橋,河流切斷它,/只有麥田和紫云英變換它,/油菜花伸展下一站,下一站。

透過最好的畫框,江南旋轉著/身子,讓我們從她的后影,/看到前身。[90]

以上是徐遲1949年4月17日寫就的一首題為《江南》的小詩。1993年,徐遲在自傳里將其稱為“一生所寫的最美的政治抒情詩”。“雖然里面看不到一點兒政治”,“但這才是一首稱得上政治抒情詩的詩”。[91]話講得含混而糾結,不管其中的訴求到底為何,它至少表明在徐遲的意識里,江南的抒寫、抒情,與政治恐怕是脫不了干系了。

那天徐遲正坐在由上海開往故鄉(xiāng)南潯的火車上,他剛得知,還有三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要渡江南下了!車廂里的人全不知道。這“石破天驚的重大信息”讓他心情激蕩,小詩《江南》就這么涌了出來。徐遲常用的“窗—水—江南”的詩性構思,閃爍其中。“水”由彌漫的春雨借代引入,而含有時代氛圍、節(jié)奏與現代強迫律令意味的火車,則如封閉流動的雨巷、漂浮的舟楫。窗內是詩人,窗外是恰似美人的江南。透過火車窗這“最好的鏡框”,詩人與美人對視、同行。“沿水漂流的伊人/儒士”的江南遺夢,就這般本能頑強地從詩里浮現出來。真不愧是“幻夢家、浪漫派”的徐遲呵!

這里,窗的設置是關鍵。窗子內部與外部的“風景”存在明顯差異與失衡:內部除了詩人側身、匿名其間的面目模糊的“我們”外,“風景”基本闕如。這透露了詩人情感的遠近親疏:他親外遠內。風景展露氤氳處,才是心系神往之所。寫景,也是在寫情、抒情。較之窗外的江南,詩人與“我們”的關系也就顯得平淡無奇了,他只是平靜、規(guī)矩地坐在“我們”中間而已。經由窗子的“媒介”,兩類異質的“風景”共同融入了由火車表征的時代頻率與歷史進程中。這大抵就是徐遲所謂的“政治”了。他口中的政治并不指向具體的事件,而主要是就“我”、江南與中國的現代關系而言的。說到底,那是關涉詩性空間營造限度與詩人生存的個體政治,徐遲的不少詩里對此皆有暗示。例如,“我的車座靠著窗,命定了要把許多美景觀賞”(《車》);“窗外有給你夢想的天空……在這面平靜的墻壁上,我給你挖開一個小窗子,這窗子叫做‘政治的眼睛’”(《政治的眼睛》);“我仿佛感到我生活在多窗的光的屋子……窗外河水汩汩汩汩”(《小鎮(zhèn)五首》)等。[92]

在一個象征當下政治的、“我們”(人民)的歷史“現場”(即火車內部),陡地挖出一個私人、“夢想”的小窗(當然是有玻璃的,詩人沒有逾越“現場”的邊界);且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我”與“江南”深情對視、低語呢喃,還有比這更具個體政治意味的抒情詩嗎?鑒于徐遲曾把窗子稱為“政治的眼睛”,上述感覺愈發(fā)確鑿起來。詩人居然在森嚴的現實公共場域為自己和江南辟出了一方安全的“言情”空間,他終于可以寫他喜歡、擅長也是(才子)“命定”的“美景”、美文了。這是詩的想象,也是個體生存的籌劃。徐遲將如是走下去,實踐下去。就此而言,所謂“最美的政治抒情詩”,其實是“美”與政治和平共處的詩。當徐遲說“火車窗是最好的鏡框”時,就已經亮明了“和平共處”的想象格式塔。原本用來照美人(即審美)的鏡子,竟然被象征中國現實政治的火車以“框”的形式包容、接納下來。這有機的鏈接、組合(也算“一合相”吧),美妙極了。只要用詩筆點一下現實中國的窗,就能望見江南。這既是在“從政”,又是在“思鄉(xiāng)”“抒情”。在“美的抒情詩”前加上“最”的修飾,不僅是出于對江南的拳拳深情,更重要的原因是,這種“和平共處”、互不相擾,實在太難得、稀有了。

“我”在火車窗里看風景,看風景的我們在火車里看“我”。江南裝飾了“我”的窗子,“我”裝飾了我們的夢。

《江南》首節(jié)末句里的“模糊”(“水珠/模糊了車外景色”)一詞,是全詩構思的用力點。公與私、現實與夢想、中國與江南、政治立場與審美執(zhí)著間的分野被徐遲成功地“模糊”了,一個巧妙、“融和”的政治構造。不僅如此,這亦可視為徐遲“報告”姿態(tài)的一種詩化寓言:“我”在人民里看“風景”,身在“現場”寫美文。由之前的分析可知,徐遲的采訪“報告”寫得大都像“到此一游”的文人游記、風景記;與“現場”“我們”不無隔膜的“游記”,正是“報告”體的精神實髓。難怪他會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是最美的萬里江山圖卷,旅客列車時間表是我最心愛的一本書……做一個記者,可是我的心愿。”[93]《江南》里那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詩人應該就是“記者徐遲”行走、“在途”的真實形態(tài)。

即此看徐遲的終極一躍,那無疑也是一首美麗的政治抒情詩。里面看不到一點兒政治,但潛隱的奔赴計劃(到南海西部油田采訪寫“科技報告”)卻跟中國的現代發(fā)展同頻共振(真含蓄!),就像《江南》中坐在火車上的詩人打算回南潯向大家報告解放軍渡江南下的好消息一樣。較之《江南》,此處的美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沒有“最好的鏡框”,“現場”喧囂、“主流”的火車被寂寂的病房取代了,甚至沒有“風景”掠過窗子,但這付諸闕如的“無”的表達卻比任何具象、坐實的“美景”“美文”都更富“美”的內涵與“生機”。特別是當徐遲移除了窗玻璃,帶著他的忠誠、歉意與遺憾縱身躍向那片寂夜、“夢想的天空”時,“美”簡直生機盎然、呼之欲出了。講到底,什么樣的“美”才是“最美”的呢?我想,那應該是在虔誠夢想、希冀中的“美”,沒有語言能夠形容它,沒有形象、物質,比它更真實、更持久、更純粹、更動人。

對立、隔閡的現實與美、中國與江南、政治與詩、當下與記憶、1990年代與1930年代、新時期與抗戰(zhàn)就這樣被一個“無用”“無害”的文人用肉身象征性地通連起來。他選擇的時機也好,深夜12點。悄悄的“我”走了,不驚擾我們的睡眠,我們的夢。從邏輯上講,這大概也是最“周到”、圓滿、自洽的一種解決或“了局”。

就當事人而言,想必也是歡喜的吧。和寫《江南》小詩那會兒比,這次他是真的回家了,不是經火車回那個叫南潯的江南小鎮(zhèn),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大江南”的懷抱,那個讓他刻骨相思的“江南夢鄉(xiāng)”、存在故里。那里有1930年代的“新星”群,他的抗戰(zhàn)老友們,有美麗深情的陳松:“小腰秀頸的東方女郎”呵,“彼岸有什么可怕呢,最有情義的你在等著我”(《悼陳松》)。[94]在“飛翔”遨游的瞬間,老邁病弱的身體被“超越”、克服了,他或許覺得自己又踩在了青春“盛游”的節(jié)奏、鼓點上?昔日的豪言猶在耳邊:

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最近問津于自然科學。先是在地學、地質力學的領域里,跋山涉水好幾個月;后來在數學,在解析數論的王國里,探索隱微,奔波一番;近來,準備出訪,到流體力學的領域去旅游觀光。[95]

那個自信滿滿的翩翩才子、“游子”“報告”家又回來了。他要去采他的“知識美景”、江南風光,寫他的“美文報告”。那無疑是最美、最新、最個性的文學,因為當中的每個字都被“江南”吻過了,經由徐遲這樣敏感的中介、導體。“在我們的國家里,還有哪兒是可以比得上江南水鄉(xiāng)的美麗呢?”[96]這是徐遲的口頭禪。

筆者忽然想起六十年前徐遲出版首部詩集《二十歲人》(1936年)的情景,畫家張光宇(無錫人)為他設計了封面,那是一幅頗有未來主義氣派的作品,很酷。張光宇把一個棱角分明、抽象幾何狀的、疾行中的人與這個人的倒立形象拼在一起,既對稱,又魔幻。這讓徐遲欣喜無比,認定它是“一幅極好的現代風格的圖畫”[97]。

今天看,它就像徐遲的一紙圖讖。整個構圖可看作一個極具科技感的現代人與他的倒影并轡而行、協(xié)同并進。二者如此對稱,以至于讓人覺得當中應該存在著一條隱匿的悄然如鏡的河流。此人是在水邊伴著自己的影子走的:一面趨“新”前進,一面又“照鏡”沉醉。考慮到《二十歲人》中大量的江南風景詩,以及水鄉(xiāng)意象與大都會物質、科技氣息交織融匯的情形,上述推測應該不錯。設計者張光宇也是江南人,這種水鄉(xiāng)的理解默契與情趣呼應,毋庸多言。徐遲在書中寫道:“在異鄉(xiāng),在時代中,灌溉我的心的田園的是熱鬧的、高速度的,自由的肥料。我的心原是一片田園,但在異鄉(xiāng)中,才適合了我自己。”[98]這里的“異鄉(xiāng)”是指上海,“田園”則是他的江南水鄉(xiāng)。徐遲到哪里都抱著“適合”的態(tài)度,或者說,盡量“適合”各類“異鄉(xiāng)”是他的天然首選。就像封面中的兩個人形彼此支持、融洽一樣。整個封面是對江南現代性(特別是其中的才子/青春現代性)的一種直覺勾勒與圖像表征。兩個人形中究竟孰為正身,孰為附影?孰前孰后?孰上孰下?殊難鑒別。我們以為看到的是徐遲的“正身”(一個獨立、自覺的主體),豈知那不是倒影的錯覺?水(鄉(xiāng))的意志?文化的投射?最終徐遲做了一個宛然倒影、倒立的動作,按照封面的啟示或“預言”,這不是自裁,而是他的本來面目。他原本就屬于“水鄉(xiāng)”。一個不折不扣的“水晶晶”的男子,一個純真的江南精靈,融化在如水的天空。

徐遲去世后,好友郁風給徐遲的子女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她說:“你們的爸爸是滿懷對未來的向往和希望,清醒地離開這個世界的。他是狡獪的勝利地瞞過你們——他親愛的兒女,選擇了那個寧靜而晴朗的夜晚,對著窗外閃閃燈火,如太空中的星座……從六樓的窗口一躍而下,無知無痛地仰面倒在冬青樹上,頭與四肢均完好。”“請放心遠行,我能夠理解并尊重你的選擇。我相信你的兒女和一切好友都能理解;你的未來的讀者們在讀歷史的時候,也會理解一位過早地進入未來的詩人的憂慮。”[99]

徐遲生前,已為郁風的著作《談藝書簡》寫好了序言。要出版時,郁風把書更名為《美比歷史更真實》。不愧是紅顏知己!

本文系上海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文人轉型與百年鄉(xiāng)土書寫”(項目編號:2024BWY011)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徐遲的原配夫人陳松1985年初因病去世。1989年3月,徐遲結識了小其25歲的陳彬彬,陳彬彬是四川大學文學專業(yè)講師,演員白靈的母親。在陳彬彬的熱情攻勢下,徐遲陷入愛河。兩人于1992年夏結婚,后因性格不合等因素,1994年底二人離異。

[2]徐遲:《說散文》,《長江文藝》1962年第4期。

[3][55]1949年后,徐遲在北京工作多年,先后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國》編輯、《詩刊》副主編等職。1961年,徐遲舉家從北京遷往武漢。這一草率的舉動跟他的寫作定位、規(guī)劃密切相關。1949年后,徐遲連續(xù)四載陷入“創(chuàng)作荒”,為擺脫“寫什么”的題材困境,他選擇基本建設作為“后半生永恒的書寫主題”。武漢是重工業(yè)城市,基本建設有長江大橋、三峽大壩等。在那里,他覺得或許可以長遠地、沒有焦慮地寫下去了。

[4]通常說的“八年抗戰(zhàn)”并不確切,抗戰(zhàn)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就已拉開序幕。即此而言,應該說是“十四年抗戰(zhàn)”。這是一場大規(guī)模的艱苦悲壯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對中國社會、文化及各階層的沖擊影響,空前絕后。

[5]據徐遲說,《狂歡之夜》最初發(fā)表在《大公報》副刊上,因為涉及一個“很微妙的問題”,當時主持副刊的蔣天佐怕節(jié)外生枝,便給詩人“裝上了一個能令人糊涂的外國人名,叫什么布朗地爾的”。究竟是什么“微妙的問題”?徐遲沒有說明。徐遲早年在寫作中很喜歡給主人公起外國名字,我疑心《狂歡之夜》的初版本里,主人公本來就叫布朗地爾,而非編輯改動的結果,這是徐遲一貫洋派風格的顯露。1949年后,徐遲把《狂歡之夜》收入文集,將主人公的名字由“布朗地爾”改成了“臧詩人”。

[6]徐遲:《徐遲文集》(第2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217頁。引文中的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

[7][69]徐遲:《徐遲文集》(第2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頁、381頁。

[8][41]徐魯:《徐遲:猜想與幻滅》,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66頁。

[9][14][56][95]徐遲:《徐遲文集》(第8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163頁、366頁、164頁。

[10]徐遲:《外國文學之于我》,《外國文學研究》1980年第3期。

[11][19][29][34][49][51][64][83][99]鄧偉志:《永遠的徐遲》,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3頁、21頁、67頁、76頁、135頁、13頁、26頁、29頁。

[12]徐遲十八歲時罹患耳疾,有聽力障礙,晚年須靠助聽器與人交談。

[13]“書蠹頭”系吳語方言,指書呆子。

[15]參見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毛尖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頁。

[16]徐遲:《〈幻滅與幻夢〉集》,《羊城晚報》1994年11月20日。

[17][90][91][96]徐遲:《徐遲文集》(第10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頁,70頁,70頁,31頁。

[18][27][44][48][50][52][53][59][65][66][67][82]洪洋:《徐遲的第二次青春》,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2頁,8頁,24頁,107頁,261頁,214頁,222頁,141頁,21頁,110、121頁,177、136、87、114、103、85頁,274、275頁,38頁。

[20]徐遲在1930年代出版了三部音樂小書:《歌劇素描》(1936)、《世界名音樂家》(1937)與《樂曲和音樂家的故事》(1938),他對西洋音樂的普及有篳路藍縷之功。

[21]馬思聰(1912-1987):廣東汕尾海豐人,著名作曲家、音樂教育家,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40年,徐遲與馬思聰在重慶一見如故,遂成終生摯友。

[22]參見古遠清:《徐遲與現代派》,《外國文學研究》2006年第4期。文中寫道:“和何其芳等人一樣,徐遲也是屬于一種‘思想進步、藝術退步’的作家。”

[23]張守仁:《揭開詩人徐遲跳樓之謎》,https://zhuanlan.zhihu.com/p/443007618?utm_id=0。

[24][32][58][61][84][97]徐遲:《徐遲文集》(第9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頁,422、496頁,127、128頁,405、430、431頁,309頁,181頁。

[25]徐遲:《科學家需要更多的知音》,《博覽群書》1997年第2期。

[26]參見徐遲:《徐遲文集》(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534頁。

[28]郁風(1916-2007):浙江富陽人,郁達夫侄女,中國著名畫家、美術評論家、散文家。其畫作色調秀麗,意境清雅,有濃郁的抒情意味。

[30]本文所說新時期包括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有論者提出“取消文學史新時期”的提法,認為由新時期鼓動的文學想象在1980年代已然耗盡,而代以“八十年代文學”與“九十年代文學”的分期方法。或者有學者將1990年代目為“后新時期”:那是種商業(yè)社會的文學形態(tài),“文學與社會功利及啟蒙使命脫節(jié),不僅疏離意識形態(tài)而且疏離群眾性代言性質”。這種“極端個人化的結果,讓文學既與反映無關,也與表現無關,而只是個體生命的某種狀態(tài)”。(參見謝冕、張頤武:《大轉型——后新時期文化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頁。)本文繼續(xù)采用“新時期”的概念,是因為與之相連的分期方法,特別是意識形態(tài)的運作輻射,仍有其部分存在的理由,可作為把握當代中國文學史狀況的一種并非失效的視角。

[31]參見李丹夢:《江南文化與徐遲(上)——“我”與“報告”的動力機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11期;《江南文化與徐遲(下)——青春與遠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12期。

[33]張愛玲:《張愛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頁。

[35]徐遲:《徐遲文集》(第7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頁。

[36]徐遲:《徐遲文集》(第5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426、425、426、427頁。

[37]徐遲:《法國,一個春天的旅行》,《收獲》1980年第6期。

[38][47][72][73]徐遲:《徐遲文集》(第6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533頁,533頁,67、66、64、65頁,54頁。

[39]“美麗,神奇,豐富”是徐遲在1957年推出的云南組詩集的書名。

[40][42][45][93]徐遲:《一些速記下來的思想》,《文藝報》1963年第4期。

[43]樂齊編:《精讀瞿秋白》,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245頁。

[46][62]徐魯:《載不動,許多愁——徐遲和他的同時代人》,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04頁、325頁。

[54]從書寫效果、社會影響上看,徐遲可算相當稱職的“科普派”。正如新時期初李泱所述,徐遲的“科技報告”,“深入淺出地宣傳了科學原理,形象生動地普及了科學知識,注意了科學與藝術的恰當結合,是文學家描寫科學家的杰作。這就為報告文學作品如何反映科技領域的絢麗多姿的戰(zhàn)斗生活,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這也是通常對徐遲“科技報告”的印象。徐遲的科學家“知音”鄭志鵬對《談夸克》的激賞,也是從文人科普的角度講的:“把這些難懂的東西描寫得如此生動,實在是不容易,欽佩之至!”(參見徐遲 :《徐遲文集》(第 3 卷),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34 頁。)徐遲生前反復呼吁文學與科學要攜手共行,還大力倡導對科普文學的譯介、研究。這些都告白了徐遲的“科普家”身份。

[57]徐遲:《文學與科學——在中國作協(xié)第三次大會上的發(fā)言》,《長江文藝》1979年第12期。

[60]現代派原是一個內涵復雜、爭訟不已的概念,但在新時期的中國,對現代派有一共識:這是和現實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相對的概念,它沉溺自我,晦澀難解,與中國的歷史、現實脫節(jié),屬于“頹廢、沒落、空虛、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對現代派的認知,跟新時期中國躋身世界的現代立場與規(guī)劃交織起來。其中敏感而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把握產生現代派的西方(特別是歐美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中西之間應該建構怎樣的關系。

[63][68]金克木:《金克木集》(第5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679、680頁、679頁,679頁。

[70][71][92][94][98]徐遲:《徐遲文集》(第1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54頁,244、115、248頁,314頁、315頁,55頁。

[74]中國新文學史的小資形象可上溯至“五四”時期對“新青年”(一種“新人”)的集體呼喚與想象中,魯迅與郁達夫是首創(chuàng)者:《傷逝》里的涓生、子君,《沉淪》里的“他”,系小資形象的濫觴。魯迅、郁達夫都是江南人。其后,推進小資青年形象塑造的“教父”級人物為茅盾與瞿秋白,茅盾筆下的時代知識女性與瞿秋白的《多余的話》,成了小資精神、做派的新“范本”。茅與瞿亦為江南人。此外,代表性的小資作者還有艾青(浙江金華人)、葉圣陶(江蘇蘇州人)、柔石(浙江寧海人)、路翎(江蘇蘇州人)、張愛玲(上海人)等。徐遲早年所在的“《現代》作家群”,也是典型的小資群落。這種“江南制造”“出產”的(新)青年形象、青春語法由于政治的原因迅速流傳開去,逐漸演變?yōu)橐粋€具有高度涵括力和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名號:小資產階級。

[75]“戳心筋”為吳語方言,用來形容某件事情或某個言論直接觸到人的內心深處(心筋,是內心最柔軟敏感的部位),引發(fā)強烈的受傷反應。

[76]徐遲:《我悼念的人》,《收獲》1995年第5期。

[77]徐遲:《徐遲文集》(第4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頁。

[78]很多朋友(如曾卓)不解徐遲為何如此立題,感覺“江南小鎮(zhèn)”太普通、含糊了,跟自傳有點隔,可徐遲偏偏喜歡。事實證明,“江南小鎮(zhèn)”的題目遠不如“徐遲自傳”響亮、有“賣點”。該書1993年初版開印僅2000冊,稿酬按千字30元算,60萬字的書去稅后到手不到15000元,這讓徐遲備感受挫。此后《江南小鎮(zhèn)》長時絕版。2006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再版了它,但題目改了,叫“我的文學生涯”,起印6000冊。這個數據還算過得去,但“江南小鎮(zhèn)”是休(羞)提了。2014年,逢徐遲百年誕辰,十卷本的《徐遲文集》出版了,《江南小鎮(zhèn)》位列其中,總算借著“文集”的名頭重見天光。

[79][日] 桑原騭藏:《晉室南渡與南方開發(fā)》,吳天墀譯,《前進》1937年第6期。

[80]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5頁。

[81]劉士林、蘇曉靜等:《江南文化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頁。

[85]金觀濤:《賽先生的夢魘:新技術革命二十講》,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351頁。

[86]魯迅:《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頁。

[87]2013年10月28日,葉兆言曾以“無用的美好”為題,在南京大學做演講。

[88]“看山勢”為吳語方言,指察言觀色,相機而動。

[89](宋)辛棄疾:《賀新郎·甚矣吾衰矣》。柳如是本名楊愛,后改名柳隱,又改柳是,因特別喜歡辛棄疾《賀新郎》中的這句話,故自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