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遺篇憶故人——懷念蔡義江先生

蔡義江先生 攝于2017年
2017年夏,愛人陪我到杭州看望蔡義江先生和他的夫人李月玲老師。
蔡先生和李老師早早就在餐廳等候。遠遠看去,側坐的蔡先生微微駝背,枯木朽株一般。幾年不見,他的變化讓我有些吃驚,待走近,我率先發問:“我是誰?”蔡先生轉過頭,表情變得活泛,眼神變得調皮,答道:“好像不認識。”我和李老師哈哈大笑起來。
第二天,到蔡先生家翻看相冊,一張“男神”的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拿著那張照片,反復與眼前的慈祥老人比對,我得出結論:“您的變化太大了!”蔡先生羞赧地笑笑……回首往事,唏噓不已,蔡義江、李希凡、胡文彬、杜春耕等老先生,總是包容我的任性和直率。
照片上的蔡先生風華正茂,臉龐棱角分明,高鼻梁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眼鏡,孤傲、深邃又些許迷離的眼神尤其感人。當時,他剛從浙江師范學院(后更名為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畢業,確定留校任教,又新婚燕爾,本應躊躇滿志,為何迷離?我想,那是他骨子里的詩人氣質在涌動。他師從詞學大家夏承燾先生,精研唐宋詩詞,在辛棄疾的相關研究上造詣深厚。講授唐宋詩詞時,他全程脫稿,侃侃而談,風度翩翩,頗受師生喜愛,被奉為一代古典文學名師。
1978年,蔡先生借調入京,參與創辦《紅樓夢學刊》和中國紅樓夢學會,是當代紅學學科建設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此外,他還是第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宣傳部部長,團結出版社首任社長、總編輯。2003年認識蔡先生時,他六十九歲,已遠離喧囂的名利場,“頂級紅學家”的光環反而越發光芒四射。那本1979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累計印行超百萬冊,被公認為紅學普及的“第一經典”。初讀《紅樓夢》,詩詞曲賦最難理解,我也是左手《紅樓夢》、右手《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只不過“先讀其書,后識其人”。
那次到杭州看望他,是想寫一篇報告文學,訪談兩天,我“知難而退”——從對蔡先生負責,也對自己負責的角度考慮,這篇報告文學不是短時間的采訪就能寫好的。何況蔡先生居于杭州,跟他聊天時常因聽不懂寧波普通話要反復問好幾遍,電話采訪也不大現實。
提起蔡先生的寧波普通話,印象最深的是他“黃”“王”不分;在曹雪芹紀念館做講座時,很多聽眾都把“黃葉村”聽成了“王爺村”。我樂道此事,蔡先生說杭州的朋友都夸他“普通話講得好好呀”。這成了一個“梗”,聽不懂他的話時,我就來一句:“您的普通話講得好好呀。”
和紅學界的老先生們一樣,蔡先生并不認同國家植物園內的曹雪芹紀念館是曹雪芹故居,但他們很支持我在曹雪芹紀念館為弘揚《紅樓夢》、弘揚曹雪芹所做的工作。一天,李少紅、曾念平、葉錦添為拍攝《紅樓夢》到曹雪芹紀念館選景,蔡先生恰好也在館里,他對少紅導演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里跟《紅樓夢》無關”,少紅導演愣住了,轉過臉直勾勾地看著我。我忙解釋道這是學術問題,與拍攝電視劇沒關系;蔡先生也為自己的直率感到不安,悄悄問我:“是不是壞了你的好事?”我半開玩笑打圓場:“那倒沒有,這回您的普通話說得真是好。”
紅學界的老先生們都很有個性,彼此的關系也很有意思。一次,被我們稱為“長老”的幾位老先生聚在黃葉村吃飯,胡文彬先生和蔡義江先生喜歡喝點酒,幾杯黃酒下肚,胡先生對蔡先生說:“老蔡,你在紅樓夢詩詞研究上很厲害,除了《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影響大,別的研究不行。”蔡先生笑了,他喝了一杯黃酒,說:“你怎么知道我別的研究不行?還是有很多人接受的呀。”彼時,蔡先生的《蔡義江解讀紅樓夢》剛剛出版,這本書回答了曹雪芹何時寫的《紅樓夢》、依托什么家世素材、初稿是什么形態、為何書稿殘缺、脂評是什么性質、后四十回是誰所作等一系列紅學基本問題,很受讀者歡迎,他是有底氣的。
他認為《紅樓夢》后四十回的絕大部分并非曹雪芹遺稿,屬于后人續書;在承認續書有功、讓《紅樓夢》廣泛傳播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其文學思想和文筆與前八十回差距明顯,不可與原著等同看待。我贊成這個觀點,但對他和周汝昌先生主張的曹雪芹只活了四十歲這一觀點,持保留意見。
言歸正傳。在座的其他幾位老先生聽后樂得不行,他們知道胡先生的本意是說出道時“影響最大”的著作是《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結果一開口說的卻是別的研究不行。蔡先生則鞭打側鋒,以問代答。好玩兒的場景太多,翻閱那十幾年的工作日記,真是有趣!
2017年10月,蔡先生和李老師來北京辦事,我主動提出開車接他們去看望李希凡先生。老先生們見一面少一面,何況希凡先生住在北京,蔡先生住在杭州。老友見面,相當高興,他們嘴上不說,心里都很明白,極珍視這次晤面,而我也趁此機會,請兩位老先生在紅樓夢主題的郵品上簽名。那不僅是蔡先生和希凡先生見的最后一面,也是我和蔡先生見的最后一面。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我五十多歲的時候,蔡先生曾認真地對我說:“你要保重身體,因為你的現在,決定你六七十歲時的生命狀態。”我記住了,也把這個經驗告知很多正在經歷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不止蔡先生,紅學界的老先生們都不乏曹雪芹的女性關懷思想。記得一年跟胡文彬先生去陜西,趕火車時,七十多歲的胡先生一把接過我的書包,背在肩上,而同行的作家朋友,無人有此意識。
2025年,蔡先生的學生到杭州出差。他給我打電話,說第二天要去看望蔡先生,我請他幫忙,讓我跟蔡先生通個視頻電話。沒想到視頻電話里的蔡先生已經不認識我,看著瘦得脫相的他,我的眼淚都快下來了。
2026年6月6日,蔡先生在杭州逝世,享年九十二歲。我做了一個小視頻,特地用了那張帥氣的“男神”照片,配的音樂是“誰還不是來人間走個過場,不管你背著什么行囊”。懷念蔡先生時,一種深深的宿命感由心而發,真是“昔日風姿多俊逸,平生學問自淵深。乘風鶴去山河靜,一卷遺篇憶故人”。
周汝昌、馮其庸、李希凡、杜春耕、蔡義江……我熟悉的紅學界老先生已經走了好幾位,我自己也到了初識蔡先生時他的年齡。山高路遠,不知還剩多少歲月可以惆悵,唯有在心底懷念這些為當代紅學研究作出巨大貢獻的老先生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