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譯介如何實現有效傳播
中國文學譯介是一個宏大的話題,隨著中國文學“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文學對外譯介工作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因翻譯質量參差不齊,傳播效果仍有待提升。
內容與方式:中國文學的“譯介”與傳播
“譯介”是什么?以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文本—行為—社會”三位一體看問題,譯介至少包括如下含義。
在文本環節,它包括翻譯和介紹兩方面的內容;在行為環節,譯者作為能動的人,擔負著聯系中外的作用。譯者既要了解原文之真,又要了解異域讀者的接受習慣和審美偏好,這決定了譯者的翻譯不會僅僅面對原文進行闡釋而了事。此時的“譯介”是譯者在翻譯崗位之上所承擔的社會工作,譯者以能動的中介者角色溝通中外,既要表現出翻譯能力,又要具有溝通中外的能動性。
翻譯終究要進入流通領域,要走向社會并獲得異域社會認可,這就涉及傳播效果的問題。在社會環節,要加強翻譯基礎之上的傳播效果,此時的“譯介”表現為各種媒介及其應發揮的作用,而恰當運用各種媒介,無疑將會超越個體譯者的能力,例如做好出版、宣傳、座談、書展、影視、平臺和社交媒介等方方面面的工作。
“譯介”有內外之別。內部是與翻譯活動緊密相關的行為;外部是與傳播有關的行為。“譯介”是翻譯活動內部的,與翻譯活動緊密相關,至于社會是否接受、多大程度上接受等傳播效果方面的問題,則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
“文本—行為—社會”三個環節是循環互補的關系,關乎文學翻譯的內容與方式,跳出了傳統“忠實”“對等”等思維的窠臼。
語境與意義:譯者是忠實還是務實
文本意義存在于語境中,例如在傳統譯學的視野里,出自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一詩的“煙花三月”是一個單純的文學文本,但基于語境和翻譯目標看問題,還應有文學、文化和功能等類型文本的分別。在文學語境中,翻譯的目標在于追求文學性營造的氛圍,所以不必對其中的“三月”求真,例如可譯為flowery days;在文化語境中,翻譯的目標在于追求文化之真,就必須說清楚陰歷三月大致相當于陽歷四月,可譯為flowery April;在應用語境中,翻譯的目標在于追求應用效果的最大化,所以此時的“三月”甚至可以擴大到包括春夏兩季在內的整個煙花爛漫的季節,例如可譯為flowery seasons/spring and summer。而且,當“煙花三月”以景點出現時需要以英語闡釋,譯出其內涵;但以地名出現時,又必須用漢語拼音表示,例如揚州的“煙花三月路”就是Yanhuasanyue Lu,這是國家地名規范規定的,其他如北京作為景點的“頤和園”是The Summer Palace,而作為地名出現時則表達為漢語拼音的Yiheyuan,二者道理相同。
再如,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寫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句家喻戶曉,但對于其中的“鶩”是什么鳥見解不一。在翻譯課堂上,當然可以討論“鶩”的翻譯,從文本意義上講,不能確定它的意義,便不能翻譯,這是求真于原文真意之舉。若在語境中審視,王勃為什么要寫這只鳥?當然是為了表述動態和天地的遼闊。可以確定的是,作者并未著意凸顯該鳥,既如此,就要從文本意義進入語境意義,求語境意義之真便是務實之舉。所以,文本意義在此時就縮小了,將“鶩”譯為普通的水鳥(waterbird)足矣。文學創作既有實指,也有虛用,這是常識。
譯者生活在社會中,存在于活動的場域中,受到翻譯目標的制約。譯者操縱和把控著整個翻譯過程。所以,需要將文學文本的譯者置于活動的場域中進行考察,如此才可能有更多思維上的創新和方法上的更新,直至在社會效果上實現預期或超預期的效果。即使如“煙花三月”來自文學文本,但并非必須作為文學作品對待,翻譯隨翻譯目標的變化而變化。傳統意義上,翻譯實踐單方面執行的是“忠實”翻譯原則,但譯者行為批評理論中的“求真”兼“務實”是互動的關系。
翻譯與目標:人類譯者與AI
在AI高速發展的時代,首先要區分人類譯者與AI最本質的不同。
簡單地講,AI做的是“翻譯”,而人類譯者做的是“活動”,鑒于AI沒有社會性,自然沒有社會性目標,而正是社會性才是人類譯者與AI等翻譯機器最本質的不同。換句話說,AI以忠實于原文為本,負責把原文變成譯文,而人卻能根據活動目標把控各方的需要并進行各種權衡。
人類譯者面對的活動首先是翻譯活動,翻譯活動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在譯文上所表現的超出原文意義的行為,像電影片名、商標品牌等一切務實型文本及其翻譯就是明證。作為社會活動,翻譯不是要比誰更忠實,而是比誰更能為特定的需要做出選擇和調整。鑒于“翻譯”和“翻譯活動”存在不同,所以譯者要做翻譯活動場域中的文學人,在AI爆發的時代,更要加強人類譯者的翻譯教育。
堅持“忠實”,自然傾向于向原文靠攏。但是,單維的“忠實”解決不了人類在翻譯活動中的所有問題,而以譯者行為批評理論中的“求真”和“務實”概念作為實踐的指南,就能夠比較理想地解決相關的問題。
文學文本一般要保持文學性的完整,例如《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一詩中出現“廣陵”和“揚州”(“煙花三月下揚州”),兩個地名同指一地是作詩方法,也屬于文學性的一部分,但對于異域的讀者,在不共享同一個文化背景的前提下而照實將兩個地名譯出,勢必會產生理解障礙。為此,筆者在幾款AI軟件上進行了驗證,它們表現出了充分的語言性,而能動的人類譯者,則會進行各種各樣的務實處理。
多數譯者因具有交際意識,甚至會對兩個地名進行合并處理,即保留一個地名,或廣陵,或揚州,選擇保留揚州的有楊憲益和戴乃迭譯本、Rewi Alley譯本、王守義和John Knoepfle譯本、萬昌盛和王間中譯本、王大濂譯本、Witter Bynner譯本、David Hinton譯本;選擇保留廣陵而舍棄揚州的有張炳星譯本和John A. Turner譯本。可見,更多的還是保留如今還在使用的地名——揚州。
人類譯者能夠注意“求真”和“務實”間的平衡,將目標因素作為制約這種平衡的關鍵因素,基于文本意義而又與翻譯目標保持一致。
效果評價最重要的指標來自社會,與翻譯活動希望達到的目標吻合。當我們在翻譯目標的限定下做出簡寫本、青少年讀本等不同的文學文本類型時,就難免會使原本的文學性大打折扣。將文學文本置于活動的場域中看問題,以文本類型作為基本的限定,在翻譯目標、語境、過程等因素的作用下,由人類譯者把控整個活動的場域,那么,目的決定手段,所有的手段將隨著目標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翻譯只要進入流通領域,就一定有務實的目標。當一味在翻譯上忠實而在傳播上難如所愿時,能否想一想,是不是固有的思維困住了自己的手腳?堅持“忠實”不能作為不傳意的遁詞,做翻譯活動場域中的文學人,才會有更多思維上的創新和務實的舉措。
(作者系揚州大學翻譯行為研究中心教授、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