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之外——論丘英姿抒情長詩集《鐵血紅花——致敬英雄陳鐵軍》的詩意填補與歷史想象
讀完《鐵血紅花——致敬英雄陳鐵軍》的那個夜晚,我合上書頁,忽然意識到一個之前從未細想的問題:關于陳鐵軍,我們真正知道的其實少得可憐。陳鐵軍1904年生于佛山,先后就讀于佛山季華女子小學、廣州坤維女子中學、“國立”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與籌備廣州起義,1928年與周文雍就義于紅花崗——這些是檔案。檔案記錄簡潔得近乎殘忍。
一個二十四歲便獻出生命的女子,她的童年是怎樣的?她第一次接觸革命思想時心里在想什么?在刑場上,她說的到底是哪幾個字?關于這些,檔案中存在一些空白。而空白,正是詩歌開始的地方。丘英姿的三千多行長詩,在本質上做了一件事:在檔案的空白處,使人物重新長出血肉。
一、歷史空白之處的詩
歷史文獻對陳鐵軍幼年的記載存在一定的空白。這種空白對歷史學家而言不可謂不是遺憾,對詩人而言卻是邀請。丘英姿接住了這個邀請:“1904年4月/春風的剪刀,咔嚓一聲/剪出來一把清亮的啼哭。”檔案沒有記載陳鐵軍出生時的細節,但詩人在這里做了一件大膽的事,她用“可能”填補了“未知”。1904年的那一天是否有這樣的春風、女嬰的啼哭聲是否如此“清亮”未可知,但詩人有權這樣想象,因為詩歌的真理不是事實的真理,而是可能的真理。
關于幼年的陳鐵軍,丘英姿寫“在她眼里,陽光未染纖塵/空茫的大地是一個萬花筒”,“她好想,將那些開不敗的/花期,語言的碎片/寫成琥珀里的故事/嵌入生命之旅”。幼年的陳鐵軍眼中的世界如何,外人、今人并不可知,但丘英姿將陳鐵軍描寫成純真無邪、熱愛美好事物、充滿求知欲的女孩兒,這在邏輯上和情感上都是“可能”的。關于陳鐵軍接觸共產主義思想、追求進步,丘英姿寫“共產主義思想,萌芽的長短句/在陳燮君身上,團結成一棵樹/英氣勃發/密集的暗語,顯得漫長而詭異/一個全新的世界/開始抵達對歲月的想象”,“她走過的每一段路/把痛苦縮小十倍/再把熱愛放大一百倍”。一個聰慧的少女在封閉的環境中接受新思想、找到人生方向時的歡欣鼓舞與由此生出的無窮力量,在這些細膩的充滿想象的詩句中,表現得比史實闡述更讓讀者感到“真實”(這就是藝術真實)。
這種想象貫穿全詩。丘英姿用詩意的可能對抗歷史的未知空白,用想象的血肉填充檔案的骨架。這不是虛構,而是用詩性之心傾聽歷史的沉默背后的聲音,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對歷史的忠實。
二、被聽見的瞬間
這部長詩中最動人的部分,往往是對那些檔案里不曾記錄的時刻的描寫。
譬如陳鐵軍與周文雍假扮夫妻的日子,檔案記載的只有事實:他們假扮夫妻,開展地下工作,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堅貞不屈,英勇就義。在假扮夫妻的那幾個月里,兩個人之間發生了什么?檔案中沒有記載。
丘英姿寫了什么?她寫了一種微妙的、近乎不可言說的東西。“兩粒人影,一個在前面走/一個在后面跟著/陽光般的個子,是那么的高大。”“她看著周文雍/雙目交匯的那一剎/她明白必須協助他完成使命/用她溫暖而熱烈的雙手。”在長詩中,丘英姿讓讀者“看”到了那些未被記錄的瞬間,一次次并肩或相隨,一次次眼神的交匯,這些瞬間太小了,小到檔案不曾記錄;但它們又太大了,大到與堅定的信仰一起,共同鑄就了一個二十四歲的女子于血雨腥風中走向刑場時的那份從容。
這部長詩的第五輯名為“聽木棉花開的聲音”,花開本無聲,但詩人要去“聽”。歷史是聽不見的,但詩歌能讓人聽見。丘英姿做的是“聲音的考古”,她在歷史遺址上俯下身,把耳朵貼在地面,去聽那些被時間的土層覆蓋了的、細微的、柔軟的、不被檔案記錄的聲音——木棉花開的聲音,在校園中獨自靜坐思考時的心聲,閱讀進步書籍時紙張的翻動聲,奔走于街巷時的腳步聲,一次在黑夜中關于光明未來的輕輕交談聲——并使其以文字的形式讓讀者“聽見”。
三、限制中的自由
敘寫陳鐵軍的故事面臨一個限制:結局是已知的。1928年2月6日,陳鐵軍就義于紅花崗。讀者甚至在只看到封面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這部長詩最后要講的內容。這種“已知”是對敘事的巨大限制。
但丘英姿把這種限制轉化成了資源。正因為結局是已知的,詩人不必將全部力量花在制造懸念上,也不必急匆匆地使敘事走向結局,而可以集中精力規劃如何讓故事的主人公在詩中“重新活一次”,可以從容地寫1904年的春風,展現“一粒種子”如何“蘇醒”,讓讀者靜聽“木棉花開的聲音”與感受“鮮血浸染的宣言”中的力量。這是一種成功的詩學選擇。因為知道結局,所以讀者對每一個文字都極為珍視,小心翼翼地順著詩人的筆跡,描摹陳鐵軍的鮮活形象。
丘英姿在“已知”的框架內創造了大量“未知”的細節。這些細節是想象的,但它們如此具體、如此契合地嵌入陳鐵軍二十四年的生命歷程。它們讓檔案中陳鐵軍相對扁平的形象在讀者心中充盈起來。
四、零距離的對話
這部長詩比較特別的地方,不僅在于它“寫”陳鐵軍,還在于它是在與陳鐵軍“對話”。
除了主體部分集中的第三人稱敘事,詩中還多次出現“你”“我”的稱呼,如第一輯“歷史的回響”和“尾曲”部分。這表明詩人不愿單純以第三人稱做客觀的敘述,而是以面對面的對話姿態,把自己放在與陳鐵軍同等的位置上——你,我,隔著百年的時光對視。這種對話姿態本身就是一種對歷史距離的詩學消解。這種對話讓紀念從單向的仰望變成了雙向的凝視。詩人不是站在百年之外歌頌一位英雄,而是試圖走近她,從對話中探知一些只有詩人才會關注的問題的答案。而陳鐵軍,在詩歌的合理虛構中,有了回答的可能,哪怕她的回答只是一陣春風、一聲木棉墜地的輕響。
五、寫在最后
檔案記下的往往只是“發生了什么”,而詩歌關心的卻是“事情發生的時候,一個人心里在想什么”。檔案中的歷史空白,被詩歌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的在場。丘英姿用三千詩行,對歷史做了一次漫長而細致的補全,讓讀者傾聽到一位英雄、一名年輕的佛山女兒內心的細致剖白。而這,或許就是詩人面對英雄最誠摯的敬意:不是將英雄供上神壇,而是坐在她旁邊,聽她說那些歷史沒有記下來的話;并讓后來者看見,在那個名字之下的是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以及她如何在風中裹緊衣衫,在黑暗中前行,將民眾引向光明。
(作者系安徽省美協副主席、《美術教育研究》編審,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