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的奇跡——評吉米平階報告文學《幸福的旋律:西藏脫貧交響曲》

2026年5月,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際,筆者來到位于西藏山南的森布日高海拔生態搬遷安置點,映入眼簾的是綿延數公里的二層藏式小樓,學校、醫院、飯店、茶館、臺球廳等各種配套設施齊全,這里如今已成為3萬多那曲高海拔搬遷群眾的家園。6歲的亞吉對筆者說:“哥哥去年從森布日考到了北京上大學,這也是我的夢想。”眼前的西藏,百姓安居樂業,充滿希望,這是西藏自治區打贏脫貧攻堅戰后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藏族作家吉米平階在《幸福的旋律:西藏脫貧交響曲》中,以一線親歷者的視角呈現了西藏脫貧攻堅的壯麗征程。該作品榮獲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其重要價值不僅在于對重大時代課題的回應與關切,還在于為報告文學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文體范式:以“在場”“數字敘事”“微觀敘事”“去光環化”書寫突破了類似文體的寫作困境。
第一視角的在場訴說
“在場”是報告文學的靈魂。作為脫貧攻堅的實際參與者,2011年吉米平階帶領西藏文聯的12名同仁,奔赴藏東昌都地區八宿縣林卡鄉,在葉巴村、尼巴村、普龍村三個行政村擔任駐村干部。這一特殊經歷給予了吉米平階難能可貴的“第一視角”。作品從駐村伊始便具有強烈的“在場感”。作者記錄從拉薩出發,沿318國道東行,過通麥天險,翻越海拔4468米的安久拉山,再拐入一個“不起眼的牌子標著‘林卡鄉’”的岔路口……車胎在海拔近5000米處爆裂,換胎后繼續顛簸,直到傍晚才抵達村莊。這段進村描寫可謂扣人心弦,也構成了全書對“脫貧攻堅”四個字最初的具象注解——要帶領這樣一個“難于上青天”的地方擺脫貧困,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作品中的“在場感”還體現在吉米平階對于精確數字的諳熟于心,“數字敘事”因此也成為該部作品中突出的敘事策略。如,葉巴村77戶、495人、254.8畝耕地、糧食產量152.73萬斤等。吉米平階細心地記下了葉巴村、林卡鄉以及第三、四章節中走過的每個地方的民生數據。這些數字不僅僅是簡單的統計羅列,其背后是帶著溫度的用心丈量,同時也是報告文學所注重的,通過“田野調查”獲取第一手資料的具體文學實踐。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釋》一書中提出“深描”的研究方法,強調通過細節的多層描述闡釋文化意義。該作中的數字敘事策略可視為“深描”的一種變體,如當作者發現鄉里提供的材料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因為“過去許多數據的得來都浮皮潦草”時,這種通過親自登門,挨家挨戶摸排出來的真實數據,便顯得尤為珍貴,讓“脫貧”二字從抽象的政策概念真正落回到具體的生存現場。
宏大主題中的微觀民生敘事
“水”是葉巴村的命脈,也是痛點。全村四個自然村坐落在一個叫“果果隆巴”的山谷里,當熱村在上游,是下游三個村唯一的水源地。每到春季灌溉,為爭水而起的鄰里糾紛便不絕如縷。然而作者沒有泛泛而談“飲水之難”,而是聚焦于洛桑老人——這位78歲的老村主任,如何成為調節四村用水的“總閥門”。當安全飲水工程需要占用村民果園、通過村民田地時,又是洛桑老人“跑前跑后做工作”。這一“以小見大”的微觀敘事手法,將基層治理的復雜性、傳統水權的倫理博弈等,濃縮為一幕具有戲劇張力的人間圖景。
比水更磨人的是“電”。駐村工作組剛進村時,全村沒有通電,僅有幾戶靠著殘破的山溪“曲洛”(小型水力發電機)勉強點亮燈泡,雨季來水時明滅不定,到了旱季則徹底失靈。這些民生細節在文學功能上構成了一種“反隱喻”的修辭策略,即現代文明似乎遺忘了這個地處高原邊緣,“掛”在怒江邊上的小村莊,其間的荒誕與真實交織,比任何抒情都更具批判力。
“路”同樣是一道枷鎖。葉巴村雖然距離縣城不足一百公里,卻要在懸崖與怒江間顛簸五六個小時車程,行至180度大拐彎處不僅需要倒車一兩次,乘客還要下車抱石頭準備墊車輪。在這里路的險峻不僅是一種物理阻隔,更像是一道切割村莊與現代社會的時空鴻溝。
與“水”“電”“路”的困難相比,易地搬遷則是脫貧攻堅中最具革命性的“全面突圍”。吉米平階以克制的筆調,記錄了這場悄無聲息卻又影響深遠的空間遷徙。作者并未將搬遷寫成簡單的“喬遷之喜”。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場空間革命背后的精神陣痛:面對全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許多人會不適應”。但緊接著,他又以具體而細微的生活敘事消解了這種焦慮:“幾十公里之外,他們的農田還在,果園還在,房屋還在”,而更重要的是,“老人們再不會因為缺醫少藥飽受病痛折磨,孩子們也不會為了上學少小離家”。這些民生細節,讓讀者瞬間理解了異地搬遷的深遠意義:它不僅是住房的改善、家園的遷徙,更是代際命運的跨越。這一物理空間上的千年一躍,其背后是國家力量的莊嚴托舉。
水、電、路、家、醫、學這些看似瑣碎的生活切片,共同拼貼出一幅高原鄉村努力擺脫貧困的艱難生存圖景。作者在這些“涓涓細流”般的民生小事中,讓讀者得以理解“大河”奔涌的來之不易。
“去光環化”的干部群像描寫
駐村工作隊是全書最動人的敘事線索之一。吉米平階帶領的12人團隊與最基層的藏族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作者毫不避諱地寫下了駐村干部的脆弱與窘迫:兩名女隊員在駐村伊始,因艱苦環境而流淚,甚至生出“回去的念頭”;隊員小廖在拉薩時是“有名的愛干凈”,駐村當晚卻只能在昏暗的燭光里坐在地鋪上,“左看右看,最后下了很大決心似的蓋著自己的外套躺下”;通訊不便,隊員們需要在村委會門口的一個小土坡上尋找手機信號,時常一個多星期無法與外界聯系“飽受煎熬”。這些對于駐村干部日常生活的“去光環化”描寫,恰恰構成了報告文學中最珍貴的“生活質感”。然而,正是在這種極限環境中,駐村干部完成了從“外來人”到“自家人”的身份蛻變。駐村工作隊盡己所能為村民們辦事解難,村民們絡繹不絕地送來蘋果、藏梨干、核桃、花椒等,工作隊又以帶來的糖果點心還禮,村委會的大屋子漸漸成了“土特產展覽館”。這些細節并沒有刻意煽情,卻在“給予”與“回饋”的循環中,呈現了干群關系最本真的樣貌——雙向奔赴、認同接納、彼此信任。
書中還格外關注到西藏脫貧攻堅戰的另一主力軍——援藏干部。此部分書寫頗具“自我民族志”色彩,因為吉米平階本人就是一部微縮的援藏干部史,從援藏、續期到留藏的二十余載光陰,他選擇了從“路過”到“扎根”雪域高原。在離開葉巴村后,吉米平階“前后回去了好多次”,村民們時不時來拉薩尋醫問藥、探親訪友也都會去看看他,他聽到村里的消息“也心有所動”,這些與村民間“你來我往的相互走動”更像是一種出于本能的親情牽掛。作者擅長通過這些行為的白描表現暗涌的深情,駐村經歷讓他把生命中的一部分永遠留在了高原的褶皺里,也道出了所有援藏干部的心境:一次援藏行,一生援藏情!
筆者在西藏調研期間,走訪了多位援藏干部,他們中的許多人一待就是近十年,有的還從最初的援藏選擇自愿留藏,將服務邊疆建設視為一種生命的自覺。據統計,自1994年中央作出對口援藏重大決策以來,截至目前已累計派出11批共計約1.3萬名援藏干部進藏工作,他們一批批地奔赴一線,帶來的不僅是資源與技術,更是觀念與方法的更新。他們如同一座座橋梁,連接著中央政策與邊疆高原,也連接著現代文明與古老村落。通過這些干部群像描寫,吉米平階揭示了一個深刻的事實:脫貧攻堅不僅是物質層面的戰役,更是人的戰役。駐村干部、援藏干部、留藏干部共同詮釋了“中流砥柱”的真正含義——他們不是站在高處的指揮者,而是聽黨指揮、深入群眾、扎根高原的拓荒者與頂梁柱。
文學史價值與文體范式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吉米平階將親自踏勘獲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記錄在書中,這些文字將成為研究西藏當代社會變遷的珍貴文獻。更為重要的是,這部作品為當代報告文學書寫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文體范式:以“在場”的生動敘事對抗歷史的緘默,以精確的“數字敘事”賦予作品確鑿力量,以微觀的“民生細節”充盈宏大主題,以“去光環化”的干部群像描寫突出高尚精神。
《幸福的旋律》以“西藏脫貧交響曲”為副標題,全書以“交響樂”結構分為四大樂章。作者從昌都的駐村故事開始敘述,在后續樂章中還將視野延伸至日喀則的珠峰腳下、阿里的極西之地、噶爾的邊境新城,記錄了達曼人入籍、邊境小康村建設、高原生態移民等多個具有時代標志性的事件。這種“點面結合”的敘事結構,既豐富了主題的廣度,也拓展了敘事內容的深度,使作品真正成為一部展現西藏脫貧攻堅雪域高原奇跡的“全景圖”。
山路的險峻、物資的匱乏、身體的疲憊……當這些細微的聲音被真誠記錄、被文學照亮,它們便匯聚成了雪域高原上最壯闊的交響——那是一個民族告別絕對貧困的歷史回響,也是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扎根人民、書寫時代的鏗鏘足音。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該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創新項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視域下的邊疆民族地區文化發展研究”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