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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水生:戀地情結與“70后”小說的鄉土想象
來源:《揚子江文學評論》 | 顏水生  2026年08月18日10:46

從徐則臣到喬葉,“70后”作家連續兩屆獲得茅盾文學獎,葛亮、付秀瑩、魯敏、肖江虹、肖勤等作家也日漸引起重視,這標志著“70后”作家已成為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70后”作家取得成功的原因復雜多樣,“戀地情結”可謂是其中的精神動因。“戀地情結(Topophilia)”是美國詩人奧登提出的概念,美籍華裔學者段義孚將之運用于人文地理學研究。段義孚認為“戀地情結是關聯著特定地方的一種情感”[1],人類在對自然景象的審視中往往能產生審美體驗,美的感受就會生發出來,從而產生對地方的依戀,“因為那個地方是他的家園和記憶儲藏之地,也是生計的來源”[2]。地方環境不僅給人類生命提供支持和滿足的要素,而且給人類提供情感結構和文化認同的基礎。在段義孚看來,“地方是一個存放美好回憶和輝煌成就的檔案館”[3],地方可以激勵當地人奮發有為,可以使人安心,也可以使人看到自身的脆弱性和隨處可見的機會與變化。“戀地情結”是一種鄉土情結和地方之愛,也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性情感和世界性現象;“戀地情結”與中國人“落葉歸根”的文化心理極為相似,中國傳統文化自古以來就有對土地、自然和特定地方的依戀,不僅建構了獨特的生活方式和集體記憶,而且形成了深厚的美學觀念和哲學思想,如《漢書》提出“安土重遷”,主張人應該安居故土,反對隨意遷徙;又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人與土地的關系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由此看來,“戀地情結”也可以說是中國“70后”小說家的精神源泉。雖然“70后”作家的出生和成長地方各不相同,既有鄉村,又有城市,但是他們對養育自己的地方環境始終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些獨特的地方環境不僅孕育了“70后”的創作資源,也孕育了他們的情感結構和文化認同。徐則臣的家鄉在江蘇東海,他從小就對運河有了記憶,他上中學的學校門口就是石安運河。他在淮安生活的時候,每天在京杭大運河兩岸穿梭。可以說,徐則臣從小對運河就有了極深的感情,這種感情無疑是他創作《北上》的重要原因。喬葉是一個從鄉村走出來的作家,她不僅熟悉豫北鄉村的方言土語和風土人情,而且長時間在豫北鄉村進行“跑村”和“泡村”,為創作《寶水》奠定了堅實的生活基礎。付秀瑩的大多數小說都是建立在華北平原一個叫芳村的土地上,芳村不僅孕育了付秀瑩的情感方式和審美方式,也賦予了付秀瑩源源不盡的創作資源。芳村還是付秀瑩的心靈港灣,付秀瑩似乎難以走出芳村,這無疑也是“戀地情結”的表現。葛亮生于南京,南京有他的祖輩,也有他的童年,南京是葛亮與生俱來的存在經驗。如此看來,《朱雀》無疑也是“戀地情結”的產物。肖江虹出生于貴州修文縣,他非常熟悉貴州獨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他對貴州具有深厚的直接經驗和親切感情,“戀地情結”也是肖江虹創作的重要動力。“戀地情結”不僅給“70后”小說家提供了情感資源,也提供了文學意象,鄉村景觀、生活畫面和民俗圖景成為“70后”小說的重要內容,這些使小說呈現出鮮明的視覺效果。“70后”小說家對鄉土風景的描摹,對農民勞動場景和生活方式的描繪,以及對民間風俗的再現,都可以看作是“戀地情結”的文學表征。

一、鄉村風景與中國鏡像

人類在自然環境中的生存體驗大都難以忘卻,一旦把眼前的自然景觀與歷史事件聯系起來,自然景觀就會變得神圣莊嚴起來,“無論多么熟悉、平凡景象都可能展現出平時難得一見的特質,而對現實事物的重新審視往往就是一種審美體驗”[4]。這種審美體驗就是小說創作的基礎,小說作品中的自然景觀又成為“作家表達思想的話語場域”[5]。中國現代小說中的風景既源于小說家的生活經驗,又源于小說家對自然景觀或社會景觀的審美體驗,風景又進一步成為一種認識性“裝置”或“符號”。比如魯迅小說中的鄉村風景,既與魯迅在鄉土中國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又是魯迅對鄉土中國的審美判斷和理性反思。從魯迅小說中的“蕭索的荒村”到蹇先艾小說中的“老遠的貴州”,都可以看作是認識性裝置,它們既包含了小說家的生活經歷和審美體驗,又包含了對歷史的和社會的認識性價值。“70后”小說家描寫最多的自然景觀無疑也是鄉村風景,雖然肖江虹小說中的鄉村風景可以看作是“老遠的貴州”的復現,但是“70后”小說更多地呈現為一幅幅美輪美奐的鄉村風景畫,比如喬葉小說集《最慢的是活著》中的“楊莊”,又如魯敏《逝者的恩澤》中的蘇北小鎮“東壩”。此外,徐則臣小說中的“運河”、付秀瑩小說中的“芳村”、盛可以小說中的“槐花堤村”、阿乙小說中的“艾灣”、金仁順小說中的“松樹鎮”,這些鄉村風景畫不僅寄托了“70后”小說家對鄉土中國的深厚情感,而且體現了他們對鄉土中國的獨特思考。

鄉土性是古代中國的基本特征,鄉村風景無疑是觀察中國、思考中國的重要角度。徐則臣《北上》通過描繪京杭大運河兩岸的鄉村風景,創造了一種想象中國的重要方法,即在“西方他者”視域和“中國自我”視域的風景對比中展示近百年鄉土中國的歷史變遷。京杭大運河兩岸的鄉村風景是《北上》的重要內容,這些風景分別通過馬可?波羅、龔自珍、保羅?迪馬克和謝平遙的眼光呈現出來。馬可?波羅大致是順運河南下到達杭州,他看到的是神奇壯麗的中國風景;保羅?迪馬克因崇拜馬可?波羅而被稱為小波羅,他從無錫、杭州出發,逆運河而上,他一路找樂子,玩得有滋有味。保羅?迪馬克始終帶有歐洲人的傲慢與優越感,他視野里的中國風景體現的是西方“他者”眼光。比如保羅?迪馬克認為“世界從維羅納蔓延至整個地球”[6],他到了無錫就以為世界是以他這個意大利人為中心轟轟烈烈地向外擴展和蔓延的。保羅?迪馬克與馬可?波羅相隔了幾百年,但他們視野中的運河兩岸風景幾乎是一樣的,他們都是“大呼小叫地說,震撼,震撼”[7]。他們都把運河看作是東方古國的偉大壯舉和神奇景觀。然而,龔自珍看到的運河兩岸風景與他們大不相同,1839年,龔自珍兩次往返于北京和杭州之間,他百感交集地寫下了著名的《己亥雜詩》315首。《北上》多次提到《己亥雜詩》,并且兩次引錄第96首,“誰分蒼涼歸棹后,萬千哀樂聚今朝”兩句不僅展現了運河兩岸的黯淡風景,也表現了龔自珍的悲涼情緒。謝平遙特別喜歡這首詩,他從詩中讀出了龔自珍的心境,也不由得心情沉重。實際上,從龔自珍到謝平遙體現的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和社會認識。運河兩岸的鄉村風景確實“美得讓人心疼”,然而與這豐饒的野地相違和的是“整個人被貧窮和絕望壓迫得毫無生氣”[8],這樣的風景是龔自珍《己亥雜詩》所揭露的社會現實,也是晚清時期山河破碎、黎民涂炭的真實寫照。可以說,保羅?迪馬克是馬可?波羅的化身,謝平遙則是龔自珍的代言人,他們四人在時間視域下形成了古代與現代的對話,在空間視域下形成了西方與中國的對比。《北上》提供了一面透視中國、思考中國的鏡子,小說多次明確提到兩岸的建筑、行人和動物恍恍惚惚地倒映在河水中,仿佛運河里另有一個人間。這樣的倒影無疑具有隱喻意義,徐則臣把運河看作是一個倒映或呈現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鏡像,“運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柄谷行人所說的“認識性裝置”。在《北上》中,除了直接描寫運河風景,徐則臣還運用了運河倒影、人工照相和運河蜃景等方式,豐富了風景的廣度和深度。晚清以降,“中華民族遭遇到了亙古未有的文化危機和生存危機”[9],作為晚清啟蒙知識分子的重要代表,龔自珍不斷反思中國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努力探尋中國發展的出路,他往返的京杭大運河,既是一條空間道路,又是一條時間河流,更是古老中國的一種生存和發展方式,《北上》也正是通過龔自珍和謝平遙的視角反思和批判了晚清時期鄉土中國的社會發展狀況。

在以小說透視中國的方法方面,肖江虹不同于徐則臣的恢宏視野,肖江虹擅長以故鄉原點來管窺中國。正如段義孚所說“幾乎每個地方的人都傾向于認為他們自己的故鄉是世界的中心”[10],貴州無疑是肖江虹觀察世界、思考世界的中心和出發點,他小說中的儺村、蠱鎮、無雙鎮、修縣、貓跳河、燕子峽等空間形式無一不是貴州的文學表征,也無不是透視中國的重要角度。《懸棺》可以看作是現地研究的典型文本,貓跳河、燕子峽、懸棺和攀巖都是貴州實存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觀。貴州境內的六廣河、貓跳河和格凸河等河流兩岸懸崖峭壁,以及巖壁上的懸棺景觀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人類學意義。《儺面》也可以做現地研究考察,小說中的濃濃大霧可以說是六廣河、貓跳河、鴨池河經常出現的漫天大霧的再現。在地理考辨的基礎上,可以指認肖江虹小說是“一種非虛構意義上的‘地方之詩’(poetry of place)”[11]。肖江虹小說中經常出現的大霧具有濃厚的象征意味,尤其是把地方環境與歷史人物結合起來分析時,其象征意味更為明顯,比如《儺面》開篇的風景描寫鮮明地表現了蠱鎮的“老遠”,廢棄的古驛道在訴說蠱鎮的時間和歷史,密密麻麻的蒿草、布滿苔蘚的青石和零碎的亂石似乎顯示蠱鎮在空間意義上的“老遠”。貴州之所以“老遠”,其根本原因在于貴州的自然地理,肖江虹在小說中大都描寫了貴州獨特的自然環境,比如《蠱鎮》中的蠱鎮是一處窮山惡水、易守難攻的地方;又如《懸棺》中的燕子峽是一處崇山峻嶺、道路艱險、土地貧瘠的地方。獨特的土地狀況使貴州在古代社會一直沒有進入農業文明的中心,這也決定了貴州的歷史和文化。肖江虹在小說中不僅提到了奢香夫人,而且還提到了王陽明在龍場驛悟道的故事。奢香夫人是維護邊疆穩定、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英雄人物,王陽明則被明朝政府發配到貴州而悟道成為大儒。肖江虹把小說中的地方與奢香夫人、王陽明聯系起來,是因為奢香夫人和王陽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貴州的歷史與文化底蘊。從這個角度來說,肖江虹小說中出現的濃濃大霧可以看作是“老遠”鄉土中國的象征,正是在大霧的籠罩下,小說貴州顯現出獨特的鄉土性和傳統性,大霧是與現代性矛盾對立的意象。

如果說徐則臣與肖江虹在想象中國的方法方面有些獨特性或個人化,那么付秀瑩、盛可以、田耳、喬葉等小說家則繼承了廢名、沈從文等現代作家的創作方法與美學風格,甚至還可以上溯到中國古代田園詩傳統。“70后”小說家大都把鄉村風景描繪成具有濃厚牧歌情調的田園詩圖景,《陌上》《他鄉》《息壤》《衣缽》《指甲花開》等小說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陌上》出現了許多鄉村風景畫,這些鄉村風景畫呈現了一種獨特的美學情趣,曹文軒認為付秀瑩小說中的風景“似有中國古典詩歌的風韻”[12],“這種情趣含有詩性,含有遠古的縹緲與神性”[13]。盛可以在長篇小說《息壤》中也描寫了具有詩情畫意的鄉村風景,塑造了桃花源般的槐花堤村,小說主人公閻真清跟許多鄉下人一樣在這種田園詩意間蹉跎終生。這種美輪美奐的鄉村風景濃縮了兩千年來中國文人的生活理想,這一切都立足于人與自然在鄉土中國的和諧統一。《詩經》表明“古代的中國人已有對自然之美的關注”[14],對田園的欣賞在漢朝末年就已流行,中國古代的田園詩就是寧靜和諧的鄉村生活的再現。與古代詩詞不同的是,“70后”小說中的桃花源般的鄉村圖景最終都消逝了。巴赫金認為田園詩中用于自然現象和人生事件的共同語言大部分成了“純粹隱喻性的語言”[15],小說中的田園詩圖景體現了“70后”小說家眷戀和緬懷鄉土中國的情感態度。“70后”小說中的人物一直在尋找心靈中的鄉村,每當回到鄉村,小說人物總會聞到熟悉的世俗的歡騰氣息,踩在鄉村的土地上,小說人物內心感覺踏實、熨帖、溫暖、安全。炊煙纏繞著霧靄在鄉村的天空彌漫,讓他們感覺甜蜜、憂傷、痛楚、迷惘,他們不由自主地感嘆:“我是我故鄉的主人。我也是我故鄉的客人。”[16]每一次回歸又意味著離別,對鄉村的感情總是要用離別之苦去孕育、滋養。與此相對比的是,“70后”小說中的城市總是喧囂、焦躁、深邃、神秘、陌生、不可測,小說主人公在城市中總有一種孤獨感。在現代化高速發展的當下,“70后”小說家似乎都帶有一種盧梭式的感傷和憂郁,他們仍然緬懷古老的田園生活方式,這既是對傳統審美方式的傳承,又是對現代生活方式的省思。實際上無論何種態度,現代化才是“70后”的未來和出路,因此從這個方面來說,“70后”小說家的審美理想顯得有些保守。

二、生活畫面與農民禮贊

馬克思主義認為,“所謂真正的歷史主體,是指人創造世界歷史”[17],在鄉土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農民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主體。田園生活符合鄉土中國農民的“審美情趣、認知程度和心理狀態”[18],也是中國古代文人的重要追求。田園詩是一種古老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田園詩作品往往都會描繪農村的生活事實,如“愛情、誕生、死亡、結婚、勞動、飲食、年歲”[19]。 在鄉土世界中,優美的景色與勤勞的農民構成了如詩如畫的田園生活圖景,從廢名的《菱蕩》、沈從文的《邊城》到梁斌的《紅旗譜》、柳青的《創業史》再到賈平凹的《秦腔》、鐵凝的《笨花》等小說,無數次地出現了類似的鄉土中國的日常生活畫面。“70后”小說家同樣描繪了中國農民的生活和勞動場景,《北上》《陌上》《他鄉》《息壤》《早上九點叫醒我》以及田耳、喬葉、肖江虹的小說都描繪了鄉土中國的基本生活事實,在這些作品中,“人類生活的節奏同自然界的節奏協調一致”,農民的日常生活得到了升華,“日常生活諸因素變成為舉足輕重的事件,并且獲得了情節的意義”。[20]正如普魯斯特所說的“一幅生活的畫面帶來各種各樣的感覺”[21],生活畫面不僅蘊含了中國農民的生存基礎,也呈現了中國農民的高貴品格,“70后”小說家正是通過日常生活畫面譜寫了中國農民的勞動史詩,歌頌了中國農民的勞動精神。

勞動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人類生活的最重要內容,勞動場景是“70后”小說中最令人震撼的生活畫面。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認為鄉下人離不開泥土,“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辦法”,即使從農村老家往外地遷移,中國農民“也都是很忠實地守著這直接向土里去討生活的傳統”。[22]“70后”小說家詳細描寫了鄉土中國的耕種傳統,繁忙的耕種活動表現了從中國東北到大西南的廣大農民的崇高精神。北方普遍種植小麥,因此付秀瑩和喬葉等作家經常描寫碧綠的麥田和熱鬧的麥收場景;南方大多種植水稻,因此盛可以和田耳等作家描寫了金黃的稻谷和繁忙的“雙搶”季節。西南地區的土地狀貌不同于北方平原和江南水鄉,比如貴州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地十分貧瘠,為了從土地里討生活,貴州農民大量種植苞谷,肖江虹的《儺面》《犯罪嫌疑人》等小說詳細描寫了農民種植或收獲苞谷的勞動景觀。在這樣壯觀的鄉村勞動場景中,農事勞動建立了農民與大自然的密切關系,為了生存,農民必須耕種,他們必須植根于自然界的循環和萬物生死的周期。雖然鄉土中國農民的生活非常艱辛,但是他們堅信世界上沒有比耕種更適合自己的職業,農民只有在耕種勞動中才能找到生活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農民的“戀地情結”蘊含著對土地的深切關系,他們相信土地、依賴土地,“同時也蘊含著大地本身作為記憶與永續希望的一種存在方式”[23],因此費孝通認為土地是“在數量上占著最高地位的神”[24]。巴赫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田園詩里的時間同空間保持一種特殊的關系,即“生活及其事件對地點的一種固有的附著性、黏合性”[25]。田園詩的生活和事件脫離不開祖輩居住過的地方。耕種是一種古老的謀生方式,它有著明顯的季節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在農閑季節也可能尋找其他謀生方式,比如喬葉《最慢的是活著》描寫祖母王蘭英的辛勞一生時就提到了紡織,為此喬葉詳細描寫了煩瑣的紡織過程。《北上》中最精彩的生活畫面莫過于成百上千的纖夫在運河兩岸浩浩蕩蕩地拉纖,運河在,纖夫就在,一千多年的運河歷史也就是中國農民辛苦勞動的歷史。河工筑堤的勞動場面也是《北上》中令人矚目的畫面,“牽繩的,測繪的,挖土的,抬泥的,推車的,拉車的,下樁的,打夯的,穿梭往來,不亦樂乎”[26]。他們還唱起了整飭昂揚的《筑堤歌》,整齊的號子既歡快又勞苦,仿佛滾沸的巨型大鍋里升騰起的雄渾蒸汽。徐則臣無疑對這樣的勞動場景感到震驚,他獨具匠心地把熱鬧的河工場面以運河蜃景的方式在南旺湖上展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北上》是一部歌頌中國勞動人民頑強拼搏、艱苦奮斗精神的抒情史詩。肖江虹經常描繪農民徒手攀上高巖去采燕窩的精彩畫面,在這樣壯觀的畫面中,大自然已經完全融入了農民的生命,并且呈現了生命過程的力之美,男人粗壯的肌肉和厚實的吶喊就是農民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再現,而棺木與房屋就是農民“戀地情結”的見證。實際上,無論是耕種、紡織,還是拉纖、采燕窩,農民都付出了艱辛和血汗,甚至付出了生命,因此“70后”小說中的部分作品可以看作是中國農民的勞動史詩。

地理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的生活方式,鄉土中國地大物博,各地的生活方式都有著各自獨特之處,北方與南方的生活習俗也有著重大差異。京杭大運河貫通南北,它不僅是中國南方農民和北方農民不同生活習俗的見證,其本身也代表了古老中國百姓的一種生活方式,繁忙的運河是古老中國農民命運的化身,中國農民數千年來一直在勤奮和繁勞中獲得生活,他們甘于艱辛的勞動而獲得生活的沉實感。繁忙的運河在白天的時候總是吵鬧嘈雜,船上的人只有到了深夜才能得到安寧和休憩,這樣的煙火人生近似于魯迅《社戲》中描寫的江南水鄉;由于徐則臣是南方人,他似乎不太熟悉北方農民的生活方式,因此《北上》中的生活方式具有濃厚的江南水鄉特色。付秀瑩和喬葉小說中的鄉間生活圖景體現了華北平原特色,尤其是“炕”記錄了北方人的生活,也承載了北方人的情感記憶。肖江虹小說中的日常生活不同于江南水鄉,也不同于華北平原,而具有濃厚西南少數民族特色,比如《儺面》《懸棺》多次描寫的鄉村生活景觀都顯現了苗族習俗。在《北上》《陌上》《他鄉》《息壤》《指甲花開》等作品中,農民與自然環境保持了和諧關系,農民的日常生活也總是顯得閑適安寧;肖江虹的《犯罪嫌疑人》描繪了一幅極具代表性的閑適的鄉村生活圖景,這些沒有歷史感的鄉村生活畫面,卻散發出濃厚的田園詩魅力。《懸棺》描繪了一幅田園詩般的鄉村生活圖景,惡劣的自然環境似乎蕩然無存,燕子峽中的村寨映在金碧輝煌中,裊裊炊煙展示了農村風景的魅力。這不僅與小說開篇描寫的自然環境形成悖論,也為小說后面講述燕子峽村民異口同聲地拒絕搬遷提供了鋪墊。燕子峽村民拒絕搬遷,不僅是因為人類對山野林泉有著原始的神往之情,更是因為人類心靈中“對遠古祖先生活環境出自本能的思戀”[27]。總體來說,在“70后”小說中,“萬象紛呈之中卻現出一種愉快的動人的外在和諧”[28],農民與自然總是和諧統一,“人的生活與自然界生活的結合”[29]繪就了無數如詩如畫的田園詩時空體。田園詩在文學史上一直就是阿卡狄亞式的原型,“70后”小說可以被看作是文學史上田園詩的無數變體之一。

三、民俗圖景與傳統挽歌

一般看來,“戀地情結”是“定義人類對物質環境的所有情感紐帶”[30],雖然段義孚更多地強調自然環境對“戀地情結”所產生的影響,但是他也提到“從祖先那里傳承下來的創造物”[31]的作用,如果把自然環境與人類的歷史記憶聯系起來,那么“這種審美就會變得更具個體性和持久性”[32]。所謂祖先的創造物或人類的歷史記憶,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指人類文化,這也就是說,“戀地情結”不僅是指對地方自然環境的依戀,也包含對地方文化的熱愛。眾所周知,民間風俗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和情感態度,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最初階段就已誕生。描寫民間風俗一直是中國小說的重要傳統,從曹雪芹到魯迅都非常重視描寫民間風俗圖景。“70后”小說家也描繪了豐富多彩的民間風俗圖景,比如節慶活動和廣場表演,這些不僅豐富了小說的故事情節,也鮮明地表現了小說家的“戀地情結”。民間風俗植根于鄉土中國,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然而它在20世紀以后遭遇了巨大挑戰,呈現出明顯的式微跡象;尤其是21世紀以來,傳統民間風俗不僅在城市難以立足,即使在農村也越來越少見。因此,“70后”小說家詳盡描寫民間風俗,不僅表達了對鄉土中國傳統生活方式的緬懷,也為逐漸消逝的傳統文化唱響了挽歌。

節慶活動是“人類文化極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33],它不僅是中國農民生活的重要內容,也是鄉土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節慶活動在“70后”小說中有著重要表現,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化內涵,也體現了“70后”作家對鄉土中國的情感態度。民俗圖景是長篇小說《陌上》最引人注意的特征,小說楔子描寫芳村一年中的節日風俗,小說的故事情節也大都與民間節日相關。這種節日風俗不僅表現了芳村的地方特色,也揭示了芳村農民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節慶活動永遠與時間有著本質性的關系”[34],《陌上》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揭示了中國農民對時間和生活的認知與情感態度。節慶活動也與人類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如《蠱鎮》描寫蠱蹈節的節日景觀,肖江虹把美妙的風景與隆重的節日相結合,構造了又一個“古老”的田園詩,民間節日是農民在艱辛勞動和苦難生活中的情感釋放與自我拯救,也是文學作品中具有豐滿形象和濃厚魅力的形象體系。節慶活動不僅具有文化內涵和情感意義,也“永遠具有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內涵、世界觀內涵”[35]。生老病死是人類不可逃脫的宿命,也是人類生命過程的基本形式,因此“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因素永遠是節慶世界感受的主導因素”[36]。“70后”小說對生老病死的節慶活動有著非同一般的重視,比如喬葉在《指甲花開》中詳盡描寫孩子出生后報喜和滿月等新生慶典習俗。在傳統文化中,生孩子意味著家族血脈和香火的延續,生孩子被認為是大喜事,因此新生慶典是鄉土中國的隆重節日。與出生一樣,結婚儀式在民間風俗中也是代表著新生的慶典,因為結婚總是孕育著新生,如《北上》中的“2012年,鸕鶿與羅盤”整個章節都在描寫運河船民的結婚儀式,從準備婚船、收拾婚床到上墳祭祖,其中最熱鬧的是樂隊演奏和贈送羅盤。這個結婚活動過程集中表現了船民邵秉義對祖上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的眷戀和不舍。在民間風俗中,死亡也是非常隆重的活動,正所謂《禮記?中庸》強調“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37]。中國傳統的喪葬儀式既是傳統儒家忠孝文化的濃縮,也是民間鬼神文化的集合,因此“70后”小說經常出現喪葬儀式。如盛可以的長篇小說《息壤》詳細描寫具有濃厚湖南地方特色的喪葬儀式,比如殮尸、入棺、請水、哭喪、做道場、搭臺唱戲、出殯、游喪等一系列風俗習慣。與結婚儀式不同,喪葬儀式意味著完結,代表了生對死的告別,喪葬儀式飽含了生者對逝者的深厚情感。然而《息壤》結尾描寫的哭喪場景卻完全顛覆了傳統的喪葬儀式的本意,其中所有的哭聲表演都是本著民間笑謔精神進行諷擬。雖然哭喪是已積淀了數千年的民間喪葬儀式,但是“70后”小說中出現的哭喪是在省思當今時代的文化狀況。盛可以小說中的哭喪不再具有傳統意味上的莊嚴與尊重,而更具有現代意味的諷擬與笑謔,這正體現了現代性對民間習俗的沖擊。《息壤》中的哭喪圖景滲透了深遠的歷史意識和強烈的當代意識。田耳小說《衣缽》中的道士儀式也濃縮了民間喪葬文化的繁文縟節,田耳試圖從喪葬文化儀式中探討當代年輕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人生抉擇。小說中的喪葬儀式體現的是“70后”小說家對民間習俗的情感態度,田耳無疑也對民間文化的日漸消逝唱響了挽歌。葛亮《北鳶》描寫民國時期襄城最有排場和氣派的冥婚,以及馮府過年祭祀祖先的儀式,這些傳統習俗使小說洋溢著濃厚的文化色彩和民國氣息。“管窺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38],作為獻給祖父的小說,葛亮通過這樣的文化想象,不僅表達了對先祖或傳統的一種懷念,也表達了他對大時代“落拓的碎裂”的一種惋惜。《懸棺》中多次出現的祭祀歌曲再現了燕子峽村民的遷徙史,肖江虹通過祭祀儀式展現了人類祖先的遷徙和勞苦經歷,這也是對傳統文化和民間真精神的一種緬懷。

正如《孟子?告子》所言“食色,性也”[39],人類離不開食物,幾乎所有的節慶活動都離不開吃喝,因此小說中的節慶活動往往都與筵席活動捆綁在一起。吃喝飲食等筵席活動與民間節慶儀式緊密相連,“筵席是一切民間節慶歡樂不可或缺的部分”[40]。“70后”小說描寫了豐富多彩的筵席活動,比如葛亮《朱雀》詳細描寫了南京夫子廟的市民生活景觀,諸如香火、路燈、店鋪、牌館、食肆等,還有著名的南京小吃“秦淮八絕”,好一派繁華興旺景象。然而這一切都被日本侵略者破壞了,繁華的南京被帶入了無邊的黑暗深淵中。葛亮對筵席活動的描寫可謂意味深長,這是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發出的反抗怒火。又如魯敏中篇小說《逝者的恩澤》描寫蘇北小鎮農民臘月吃湯圓的節慶習俗,糯米、豆沙、芝麻散發出醇厚的味道,這無疑展現了傳統生活的樂趣。再如喬葉《指甲花開》描寫中原農村的節日飲食,諸如正月十五吃元宵、二月二炸麻花、二月初五吃涼粉、三月三吃煮雞蛋等,每一種節日飲食都寄托了中國傳統農民對世界和生活的認知。由此看來,筵席活動不僅表現了鄉土中國農民在生活上的滿足和愉悅,也反映了農民的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更表達了“70后”小說家對鄉土傳統和中國文化的情感態度。“70后”小說中的筵席活動大都體現了飲食的豐富性、全民性和狂歡性,正如巴赫金所說,“人與世界在食物中的相逢,是令人高興和歡愉的”[41],人們在筵席活動中戰勝了外在世界,不僅使自我的物質需求得到了滿足,也能使自我的內在心理得到釋放。“筵席作為對智慧的話語、詼諧的真理的鑲邊,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42],沒有活動比筵席活動更能使人類獲得自我性,因此,筵席活動在“70后”小說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與筵席活動一樣,大多數節慶儀式都安排了表演活動。從思想內容方面來說,“70后”小說呈現出濃厚的鄉土氣息和地方文化特征,無論是山歌對唱,還是戲曲演唱,各種表演活動都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這也可以看作是“戀地情結”的重要表現。從藝術形式方面來說,“70后”小說家嘗試了多種民間活動表演形式,諸如通過猜謎劃拳、山歌對唱、戲曲演唱等形式實現了小說表演化和藝術化。肖江虹在《儺面》中虛構了一個儺村,儺村人休閑時唱儺戲,勞動時唱儺戲,生病時唱儺戲祈求消災祛病,儺戲完全融入了儺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小說中的儺戲是全民性的,所有人都生活在其中,在表演活動過程中,沒有舞臺,也沒有演員和觀眾的區別,生活本身就是演出,現實生活形式也就是演出形式。肖江虹充分展示了鄉土中國農民在民間活動中的自我性和自由性,“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種自由(任意)的形式;這是自己在最好的方式上的再生與更新”[43]。《百鳥朝鳳》多次描寫了民間藝人演奏嗩吶的場景,精彩的聲音描寫使小說呈現鮮明的擬聲效果和藝術氛圍,嗩吶聲音濃縮的是小說主人公焦師傅對傳統藝術的眷戀和對美好人性的敬佩,這也是肖江虹的思想和情感態度的體現。“70后”小說中的民間藝人呈現了一種傳統生活方式,他們追求理想的藝術形式,卻與現實生活相沖突;他們處于藝術與生活的交界線上,最終不得不臣服于個人生活和現實社會的需要。

“70后”小說家把民間風俗的歷史性與社會現實的現代性緊密結合起來,使小說中的風俗圖景顯得豐富多彩、具體翔實、意義非凡。民間風俗是一種地方性文化,“70后”小說中的民間風俗圖景作為“戀地情結”的產物,呈現的是民間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沖突。在現代性文化的巨大壓力下,地方性文化不可避免地逐漸式微,雖然“70后”是現代性擴張的重要力量,但是他們有一部分人仍然對傳統文化懷有依戀的情感和惋惜的態度。段義孚認為中緯度地區農民的水平空間的局限性被親密的地方性知識和天頂的高度所彌補,“他們的世界會令人驚訝地對現代觀念產生抵抗力”[44],現代性觀念很難動搖中國農民垂直的宇宙觀和輪回的節日觀。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地方性文化與現代性觀念的沖突是貫穿“70后”小說的主要矛盾,“70后”小說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國農民對地方性知識的堅守和對現代性知識的抵抗,這也可以說是一種“自覺的‘現代’意識”[45]。

結語

人類對地方的體驗最初是由視覺引發,無論多么普通、多么熟悉的景象都能展現出令人驚嘆的特質,從而使人類能夠在自然中獲得快樂和愉悅;因此,“戀地情結”是一種審美方式,也是一種情感態度,還是一種思想結晶,這一切在“70后”小說中都化為對鄉土中國的眷念與緬懷。“70后”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成長于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他們所接受的現代思想和現代意識應該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要深廣,新時代文學也“隨著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等進程不斷調整”[46],但是“70后”小說家大都仍然眷念鄉土傳統,他們大都“意識到自身與社會傳統的難以割斷的聯系”[47]。因為“一切文學都可以解作對群體命運的象征性沉思”[48],所以“70后”小說在總體上可以被看作是社會的象征性行為,小說中的鄉村景、生活畫與民俗圖等鄉土想象都是轉型期中國精神的隱喻,尤其是“戀地情結”集中濃縮了“70后”一代人在奔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又不斷回首遙望鄉土傳統的矛盾心理。

注釋

[1][2][4][14][23][30][31][32][44][美]段義孚:《戀地情結》,志丞、劉蘇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68頁、136頁、140頁、153頁、143頁、136頁、147頁、140頁、198頁。

[3][10][美]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王志標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頁、122頁。

[5]郭曉平:《召喚與響應:中國現代小說風景修辭的張力建構》,《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6][7][8][26]徐則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4頁、39頁、68頁、314頁。

[9]陳夫龍:《俠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現代新文學作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頁。

[11][27]蕭馳:《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48頁、1頁。

[12][13]曹文軒:《序》,付秀瑩:《陌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頁、3頁。

[15][19][20][25][29][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錢中文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19頁、418頁、422頁、417—418頁、419頁。

[16]付秀瑩:《他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33頁。

[17]王清濤:《世界歷史理論開辟的世界統一性》,《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18]劉艷:《余華〈活著〉的敘事嬗變及其文學史意義》,《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21][法]馬塞爾·普魯斯特:《復得的時間》,崔道怡、朱偉、王青風、王勇軍編:《“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外國名作家論現代小說藝術》(下),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26頁。

[22][24]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10頁。

[28][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70頁。

[33][34][35][36][40][41][42][43][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錢中文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10頁、10頁、10頁、317頁、320頁、323頁、9頁。

[37]王文錦:《禮記譯解》(上),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783頁。

[38]葛亮:《自序:時間煮海》,《北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Ⅴ頁。

[39]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36頁。

[45]顏軍:《出生入死:肖江虹小說的倫理追問》,《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46]羅長青:《體驗經濟時代的文學認知、接受與生產——以劇本殺熱點現象為案例的考察》,《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9期。

[47]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頁。

[4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征行為的敘事》,王逢振、陳永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