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詞”作為一種新的詩體——論21世紀新詩對詩體的創新
在中國新詩史上,雖然“新詩是自由詩”的聲音一直占據主流位置,但自新詩誕生以來,有關新詩形式的探討卻從未停止。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劉半農、陸志韋等便曾思考并探索新詩的詩體建設問題。隨后,聞一多、徐志摩等新月詩派提倡的“新格律詩”、林庚實驗的“定言定行體”、馮至嘗試的“十四行體”,以及何其芳、卞之琳主張的“現代格律詩”,還有后來周策縱提出的“定型新詩體”、駱寒超等人倡導的“格律體新詩”、王珂提倡的“準定型體”新詩、蔣一談等詩人試驗的“截句”等,都是詩人和學者對新詩形式問題進行的積極探索。相關論述雖多,一直以來卻沒有任何一種新詩體獲得廣泛認可。在此情形下,沈奇、胡弦、沙克、茱萸、丁及、許軍等詩人獨辟蹊徑,從古典詩詞傳統中重啟詞的形式感覺,開創一種以現代漢語為語言載體,卻在形式上類似于古代詞體的新詩體。筆者將其命名為“現代詞”。雖然實驗這種詩體的詩人已不在少數,但學界卻對其關注不多,深入研究更接近空白。事實上,這種新詩體的出現,既體現了21世紀詩人對新詩詩體的反思與糾偏,也構成其對古典詞傳統的再發現。他們對“現代詞”的創構與嘗試,是對中國新詩史上一直懸而未決的形式問題的有效探索,具有不可忽視的詩學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
對新詩詩體的反思
自新詩誕生以來,不少詩人和學者便對新詩的詩體進行過諸多討論和反思。他們曾對自由詩、格律詩、半格律詩、準定型體、非格律韻律體等詩體進行過探索與嘗試,但“自由詩”始終占據主導位置,其他詩體均未能被推廣。眾所周知,自胡適提出“文當廢駢,詩當廢律”(1)等主張以來,由西方翻譯而來的自由詩便大行其道,并在新詩百余年歷史中一直占據主流位置,由此成為新詩主導形式。當年胡適倡導詩體大解放的動機主要在于其意識到舊詩發展至清末已陷入固體化泥淖,因而他別求新聲于異邦,借鑒西方的自由詩,用現代漢語嫁接出中國的新詩,并由此將新詩與舊詩對立,以新詩否定舊詩,徹底走向西方的翻譯體。胡適的做法不免武斷與絕對,但新詩發展至今,翻譯體依然占據主導位置,有關新詩形式的探索均被淹沒在自由體的暢行風潮中。進入21世紀后,尤其是新詩與新媒體平臺深度融合以來,“自由體”新詩已出現頗為嚴重的詩體危機,“梨花體”“羊羔體”“烏青體”“口水體”“伊沙體”等體式的泛濫,無疑正折射出新詩的詩體危機。李遇春曾注意到“自由體”新詩已出現“慣性寫作的泛濫趨勢”(2),意識到新詩問題的根源即在于“自由體”。事實上,詩歌是一種格外講究章法和規則的文體,因而自由體確實無法成為中國詩壇永遠的“救世主”。正因此,詩體問題一直是百余年來詩界與學界糾纏不休的話題。雖然學界對此爭論不休,但有關詩體的觀點卻始終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呂進、駱寒超、陳玉蘭、王珂等主張建立“準定型體”甚至“格律體”新詩,力挺詩體建設;葉櫓則認為詩體建設是個偽話題,在他看來,關于詩體問題的討論和探索“不過是徒勞的努力”(3),毫無意義 ;吳思敬一直抱守“新詩應該是自由詩”的觀點。
21世紀以來,一些詩人對新詩詩體進行了新的構想與探索。身兼詩人和詩論家雙重身份的沈奇便一直在思考新詩是否需要建設詩體與建設什么樣的詩體問題。他在對詩壇的觀察和不斷反思中,試圖“尋求對新詩由來已久的一些根本問題的破解可能,以求于新詩文體的探求或典律的生成多少有所裨益或啟示”(4)。他曾發表多篇文章對此進行了系列探討,并在詩話專著《無核之云》中,對新詩的詩體問題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反思。同時,茱萸、沙克等人在相關文章中反復討論新詩的詩體問題,對新詩到底該操持怎樣的詩體進行了深思。胡弦、丁及、許軍等詩人雖未撰寫相關詩論文章,卻都以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對詩體進行了極具價值的隱性探索。
詩人對新詩詩體問題的思考,源于他們對“自由體”新詩弊病的深刻體認。對于忽視詩體形式而占據主流地位的“自由體”,沈奇曾是力挺者,但后來他發現“自由體”存在諸多問題:“什么都可以寫,怎樣寫都行;無標準,也無典范;無中心,也無邊界;無所不至的話語狂歡,幾乎蕩平了當下生命體驗與生存體驗的每一片土地,造成整個詩性背景的枯竭和詩性視野的困乏。”(5)沈奇認為這些問題與危機的根源在于“淺近的自由”和“自由之輕”,其導致了新詩尤其是當代詩歌各種弊病的發生。因此,沈奇轉而思考新詩的詩體形式問題。在他看來,當代漢語詩歌的唯一文體屬性是“無限可能之自由分行”,“只剩下假以‘詩形’而自由‘說話’與‘作文’的‘范’了”(6)。確實,新詩的發生是以胡適提出“詩體大解放”為發端的,由此一路向“自由體”發展。沈奇認為這種“自由體”新詩其實是“翻譯體”,發展至當代,隨著口語化、敘事化的泛濫,以及散文化、戲劇化、小說化等跨文體問題的出現,導致“除了無限自由的分行,再無其他詩體屬性可言”。因此,沈奇不無擔憂地指出:“如此拿‘他者’彩頭充門面的事,是否只能是更加‘降解’了自身的本質屬性,導致詩體邊界的更加模糊?”(7)沈奇的擔憂不無道理,縱觀近年來的詩歌現實,不僅詩體邊界模糊,詩之為詩的本質屬性消解,而且同質化、雷同化傾向頗為嚴重的擔憂。正是基于對此現狀的擔憂,沈奇對新詩詩體問題重新發問并深入思考,認為新詩的詩體是詩之為詩的根本屬性,若新詩無體,詩將不存:“新詩無體而有體:各個有體,具體之體;匯通無體,本體之體;本體不存,具體安得久存?這是新詩一直以來的隱憂。”(8)可見,沈奇將新詩的“體”視為“本體”和詩之為詩的本質屬性,同時認為新詩其實是“無體而有體”。換言之,新詩雖無古體詩詞那樣的固定體式,但依然有自己的“體”,這個“體”是每首詩“各個有體,具體之體”的“體”,依每首詩的具體內容和詩意而定,因此詩人要“匯通無體”,構筑新詩的“本體之體”。由此他進一步指出:新詩整體缺少三個因素,其中頗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更精微的詩體意識”,另外兩個則為“更高遠的理想情懷”“更深廣的文化內涵”(9)。最終,沈奇借用姚丹評價《天生麗質》的話而引申出一個革命性的詩學命題:“現代漢詩是否可以在翻譯體的曲折之外/另創一種簡勁的體格?”(10)在此,沈奇雖未言明“另創一種簡勁的體格”究竟為何,卻已明確提出其對詩體的另創設想,無疑是其洞悉“自由體”弊病后的深刻反思。對于“自由體”新詩所存在的問題,茱萸也曾多次撰文質疑西方舶來的“poetry”被理所當然地譯為“詩歌”:“西方的poetry緣何到了漢語的領地,便被自然而然翻譯成了‘詩歌’,而不是‘散文’、‘小說’、‘詩歌’等之外的其他特殊名稱?它們為何不該被看做是形式相似卻本質不同的兩種文類?”(11)在他看來,新詩是個“孤兒”,表面上擁有兩個可疑的“父親”,即“義父”古典漢語詩歌及其變種,還有“養父”西方現代詩歌傳統及西詩漢譯。新詩所面臨的實質性問題在于,是否要如“趙氏孤兒”般“弒殺義父而報真父的仇”。事實上,茱萸所思考的問題與沈奇不謀而合,其核心在于如何在“翻譯體”新詩和古典漢語詩歌之外另創一種新的詩體。而此時詩人們則將目光投向了古典詩歌傳統中的詞傳統。
二
重啟“詞”的形式感覺
在對新詩百年來占據主流位置的“自由體”頗感失望與焦慮之時,沈奇、胡弦、茱萸、丁及、許軍等詩人重新回望傳統,發現了詞對于規避與糾偏“自由體”新詩積弊的效用,因而嘗試在其現代詩創作中重啟詞的形式感覺。對此沈奇曾坦言:“我是將這些詩作為相當于古典詩歌中‘詞’的形式感覺來寫的。”(12)在重新發現詞的形式感覺對于詩的重要性后,沈奇展開實驗與探索。他自2006年便開始實驗一種新的詩體,這種詩體完全與先鋒無關,甚至有點“開倒車”的嫌疑。作為一種試錯性實驗,這種詩體與當代詩歌發展主流相悖,也與沈奇之前30余年的先鋒詩歌立場和詩歌作品相悖,卻又一發而不可收。繼2012年出版《天生麗質》之后,他依然繼續探索這種體式與風格的試錯性寫作,并重新結集成增訂版。這些作品已形成一種獨創的詩體,但沈奇自己并未對之進行明確命名。段從學曾指出沈奇的《天生麗質》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新詩”,而是“另一種新詩”(13),但他也未對其進行明確的命名與界定。而筆者認為,與“舊體詞”“古體詞”等概念相對應,沈奇的這種既不同于“自由體”新詩,亦有別于古典詞的新詞體,或可被稱為“現代詞”,是沈奇新創的一種新詩體。新詩是相對于舊詩而言的,破除了舊詩在行數、字數、平仄、韻腳等形式方面的限制,而沈奇獨創的“現代詞”則破除了舊體詞在詞牌、形式等方面的限制,是對應于“舊體詞”“古體詞”的一個現代性變體。沈奇的這些“現代詞”,每首都不長,講究內在節奏,字詞組合的形式亦多種多樣,以兩字、四字為主,中間穿插長句,形成長短句交雜的形式。如《云心》:
云白天靜
心白人靜
欲望和對欲望的控制
——人群深處
誰的一聲嘆息
轉瞬即逝
空山靈雨
有鳥飛過
該詩第一節兩字一詞、兩詞一句的形式構成內在的節奏,第三節和第四節都是四字一句,而第二節卻穿插了一個長句,形成一種長短句交錯的形式,參差錯落感與古代的詞所給人的形式感覺頗為相似,構成一種新的詞體。眾所周知,古代詞亦被稱為長短句,意即長句和短句交錯,沈奇所創造的“天生麗質體”便是一種當代長短句,是對古典詞傳統的重新發現與再造。
對于這種“現代詞”的發明,學界將功勞主要歸于沈奇。但事實上,21世紀以來的詩壇上,并非沈奇一個人在探索、實驗這種“現代詞”,劉東方曾主張現代詩借鑒唐宋詞,認為唐宋詞之所以成為一種至今未過時的藝術模式,關鍵在于唐宋詞是最嚴格、最精密與最典范的一種詞,因而主張現代詩應從唐宋詞中汲取營養(14);胡弦、茱萸、沙克、丁及、許軍等詩人雖未從理論上明確闡明要構建一種類似于詞的詩體,但他們的部分詩作卻采用了長短交錯、文白交雜的形式,無疑可劃歸為“現代詞”。如胡弦在《丹江引》中的詩句“丙申春,過龍駒寨,見桃花如火;/過竹林關,陣陣疾風/曾為上氣不接下氣的王朝續命。/春風皓首,怒水無常,光陰隱秘的縫隙里,/亡命天涯者,曾封侯拜將,上斷頭臺”,采用了長短句交錯的形式,全詩如詞般參差錯落。丁及的《清聽》組詩亦在探索這種“現代詞”的形式,如“古城墻邊的一張宣紙/落下/蓮步/平滑的影子/你的水墨/我眼里的光彩和鋒芒/心跳/市河上飄來的/唱詞”,以長短句交錯構筑出錯落有致的詩形。沙克的《見香山》、茱萸的《夜何其》、許軍的《個園:殘荷》,同樣采取了長短句交錯的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沈奇、胡弦、沙克、茱萸、丁及、許軍等重啟詞的形式感覺,并非回歸傳統或復古,而是從傳統中選取一些可作古今通和的質素用于自己的創作,正如沈奇所言:“一邊汲古潤今,一邊內化現代”(15),其旨歸依然在于新詩現代化。那么,如何重啟詞的形式感覺,由此建構“現代詞”這種新的詩體并讓其合法化,成為詩人們在形式探索中的核心任務。
要將“現代詞”作為一種新的詩體進行建構,筆者認為,首先應汲取古典詞的形體元素。詞的出現旨在解放古體詩的各種形式束縛,而新詩同樣以去除古典詩的平仄、格律、體式等形式束縛為目標,可見二者在形式上的追求具有一致性,這無疑為新詩汲取古典詞的形式元素提供了共同的認知基礎。對于如何汲取古典詞的形體元素,部分詩人已進行一些思考和探索。沈奇的詩均按詞的形式感覺寫,“尤其是在字詞、韻律、節奏和詩體造型方面,不過換了現代漢語的語式”(16)。陳先發、湯養宗、西渡等詩人亦注重從蘇軾、溫庭筠、姜夔、柳永等古代詩人的詞中獲取句式、節奏和韻律等形式上的感覺,征用詞牌名作為標題,或在詩歌句式、形式上改造古代詞體,或標題上冠以詞的名稱,如陳先發的《揚州慢》、湯養宗的《聲聲慢》、西渡的《浣溪沙》等。可見,“現代詞”汲取了古典詞的形體元素。與舊詩嚴格的定行定言和平仄、韻律相比,詞較為寬松、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舊詩的解放體。由此,詩人們抓住詞的形式感,用之于自己的詩歌創作,創造出一種“現代詞”。這些“現代詞”都模仿了古典詞的形式,句子長短不一,錯落有致,無論是詩句的排列,還是字詞都簡約疏落、節制含蓄,有一種詞的節奏和感覺。更為重要的是,詩人們并未完全照搬套用詞的形式,而是用現代漢詩的語感、語態、語式及語境替換了舊體詞的文言套路,亦打破了詞在外在形式上的固定形體,將詞的形式魅力與現代詩的一些新元素、新手法雜糅,創造出一種與“自由體”、“翻譯體”相抗衡的另一種新詩。具體而言,詩人們實驗“現代詞”最常用的一招便是互文重構、雜糅并舉,即將古典詩詞的句子進行拆解,或稍加改動后再穿插夾雜現代漢語,然后仿詞的體式重新分行排列,由此形成別具一格的“現代詞”體式。如沈奇《茶渡》中的“野渡/無人/舟自橫”、《光蔭》中的“一唱雄雞/天/下/白”、《大漠》中的“直/煙/孤/漠/大”等均是如此,有意識地拆解原詩句進行分行排列,形成一種奇妙機巧的內在節奏。
其次,“現代詞”的詩體建構需要建構一種類似于詞的節奏感。“現代詞”是為了糾正自由詩的過分自由泛濫而出現的,因而其建構除外在形式需要從詞汲取形式元素外,其內在形式亦需要構建節奏,形成詞的節奏感。對此,一些詩人也進行了探索與嘗試,他們在作品中并不直接引用古詩詞,而是將原詩詞語句進行細微改動,在破碎斷裂的古詩詞句子或語詞間植入現代漢語,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沈奇《嵐意》中的“風動/那約了黃昏的佳人/才心動”,是對詩句“人約黃昏后”和禪語“不是風動,是心動”的巧妙糅合,如此穿插,無論是句行排列還是節奏都與詞酷似。這種寫法成為“現代詞”的一種常用方法,如沈奇《羽梵》中的“誰是卷簾人”是對“試問卷簾人”的化用,將“誰”與“是卷簾人”分開,以停頓和間隔的形式形成一種內在節奏;茱萸《洞背:村居記》中的“結廬在嶺南。我們驅車上山”是將詩句“結廬在人境”稍加改動,《羽林郎》中的“陌上花未開,草未青”,是對吳越王給其夫人信中所言的“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進行了改動;丁及《夜泊》中“山水間,眉目間/嫣紅,樂事,誰家”,則是對“賞心樂事誰家院”的改動。與此同時,亦有詩人在其詩中直接引用古詩詞的句子,或穿插夾雜現代漢語,或將不同古詩詞中的句子進行變相拼貼,如沈奇《光蔭》中的“總是新桃換舊符/朝露換朝珠”“行到水窮處/唯見‘機器人’”、《青衫》中的“莫問夢歸何處/藏起舊衣衫/待月影青青”、《微妙》中的“高處不勝寒/是身寒/還是心寒”;丁及《梅》中的“我的雪,淺淺地盛一朵/仍輸了你一段香”是化用“雪卻輸梅一段香”;茱萸則善于套用古代詞的格式,如《中秋手札》中的“故人疏,故人漸遠,信札還停在手心/它燙、燙、燙”和《桔梗蘭》中的“毒、毒、毒。藍紫色的外衣/咬住不放”,顯然套用了陸游《釵頭鳳》中的“錯、錯、錯”格式。值得一提的是,詩人們還喜歡在標題上套用古代詞牌名或曲牌名,如胡弦的《丹江引》《秋聲賦》、茱萸的《精衛辭》《花神引》《澡雪詞》《治水令》《夸父曲》《廣陵散》《隴上歌》等,都如詞的詞牌名或曲的曲名。這種套用于無形中增添了詞的形式感和節奏感。
由此可見,一些詩人已在多種語言形式和形體排列的實驗中另創新詩的“現代詞”體格。值得注意的是,對于現代漢詩的體式,林庚曾試驗“九言詩”“十言詩”“十一言詩”等詩體,亦曾提出“自然詩”的詩學概念,并以系列作品進行實驗,但他為了求“自然詩”的韻律而誤入“格律”的“不祥魅力”中,最后陷進“新格律詩”的誤區,由此導致“自然詩”理想的破滅。而沈奇、胡弦、沙克、茱萸、丁及等詩人顯然比林庚更為清醒和自覺,他們追求隨性自然,不苛求韻律,更不苛求體式上的齊整,句式、體式均隨心隨性而定,他們所實驗的“現代詞”既沒有固定的型體,亦不遵守詞牌的各種規定,既規避了格律詩的固化弊病,亦對自由詩的過分自由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與規束,不失為一種較為理想而可行的新詩體。
三
詞體的解放與新詩的“消腫”
由上所述可知,“現代詞”是一種理想而可行的新詩詩體,那么“現代詞”的建構對于新詩的發展具有什么意義?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量的問題。筆者認為,“現代詞”是對古代詞體的進一步解放和對新詩繁復冗長體式的“消腫”,為新詩詩體的建構提供了新的范式與可能路徑。胡適曾在《嘗試集》的序言中闡述其“詩體大解放”的主旨在于,“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這樣方可有真正的白話詩,方可表現白話詩的文學可能性”(17),這是胡適對新詩所具有的“詩體大解放”意義與價值的發現與認知。沈奇、胡弦、沙克、茱萸、丁及、許軍等一批詩人所實驗的“現代詞”與胡適所主張的“詩體大解放”其實頗有相似之處,因為“現代詞”既未依譜填詞,亦未按古代詞牌形式的規定填詞,而是用現代漢語甚至包括口語入詞,并用自由分行體進行排列,均屬于隨性而作、隨心所欲之作,因而可視為一種“詞體大解放”。具體而言,這種解放體現在語言和形體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在詩歌語言上,沈奇、胡弦、沙克、茱萸、丁及、許軍等詩人,均用口語、現代漢語入詞,不遵循詞的平仄、韻腳,如沈奇《滅度》中的“——夢醒,七點鐘/早茶、早點、早間新聞/以及遠方親友的手機短信/以及……”,《悉曇》中的“競相喊‘郁悶’”;胡弦《閱讀》中的“而我并不著急”“哦,那么多詞”,《朱仙鎮謁岳廟》中的“如今我到了黃河,到了黃河/心不死”;茱萸《桔梗蘭》中的“記得閉上眼睛”,丁及《清聽》中的“咿呀地唱”等,所用語言均屬現代漢語、口語,甚至大白話,且不乏現實及現代性指涉。顧隨曾倡導用口語寫作,他認為:“我們現在只有用現代語言寫現代事物……我們用現代語言并非把文學本質降低,乃是將語言提高”,而且在他看來,“凡古典文學而能深入人心流傳眾口者,皆近于口語,絕無文字障。”(18)由此可見,顧隨對口語的大力倡導與推行,所言的“文字障”也正是沈奇、胡弦、沙克、茱萸、丁及、許軍等所要解決和突破的語言問題。他們雖然重啟詞的形式感覺,以詞的實驗性寫作另創現代漢詩的體格,但他們去掉了古典詞在平仄、韻腳、字數等方面的嚴格限制,是在語言上對詞的一個大解放。當然,“現代詞”在有機化用口語、現代漢語入詩的同時,也化用了文言語句或古典詩詞,體現出其與主流詩歌的不同取向。
另一方面是在形體上,詩人們雖重啟詞的形式感覺,卻不受詞牌、詞體形式的束縛,而沿用新詩分行體式,隨心所欲、隨緣就遇地寫。古典詞在形式上均有固定的形體,不同的詞牌名下所填的詞在行數與每一行的字數等方面均不同,由此形成的形體亦不同。而“現代詞”則更加自由隨性,不拘于行數、字數,更不講究韻腳、平仄。余光中曾借鑒古典詞曲句式創造“三句一節”的詩體,如《那天下午》《觀音山》《幻》等,每首詩均為三句一節的經典之作,但“現代詞”并未限定每一節的句數,亦未限定每一句的字數,體式也不定,皆隨詩思和語感而作,從不削足適履,因而自然流動,近乎天巧,顯然是對詞體的大解放。可以說,胡適所做的是“詩體大解放”,而沈奇、胡弦、沙克、茱萸、丁及、許軍等詩人所做的則是“詞體大解放”,他們的詩中處處有詞的影子,但已然是被解放的詞,即“現代詞”。
與此同時,“現代詞”也并未如胡適所主張的“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而采用跟詞差不多的長度和簡約精煉的形式,對“自由體”新詩的繁復、冗長等特征進行了“消腫”和“提純”。在“自由體”占據主流的百年新詩史中,新詩在自由的旗幟下喪失了詩之為詩的許多形式特征,越來越趨向鋪排、冗長、繁復和蕪雜、粗疏、散漫,過于散文化、口語化,讓新詩在初期便遭到“僅為白話而非詩”(19)的批評。當代詩歌更是如此,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新生代詩歌轉向個人化、私密化的生活流書寫,大都成為對日常生活的復制和瑣屑雞毛蒜皮的流水賬記錄,正如楊景龍所指出的“哆唆累贅,散漫冗長,過度膨脹,像患了嚴重的‘浮腫病’”(20)。由此,中國漢語詩歌固有的凝練含蓄、言近旨遠等詩美特質喪失殆盡,因而楊景龍提出,“新詩詩體建設的當務之急,是對越來越散漫冗長、越來越像平庸散文的詩歌文本進行‘消腫’”(21)。對此沈奇深有體悟,他用“繁復”描述“自由體”新詩的特征,認為這種“繁復”可通過密植意象營造朦朧之美,但在既有的新詩寫作中“實則是混亂,一些碎片似的流瀉和堆擁,自己心里沒整明白,拿語言蒙人”(22)。沈奇此處所言的“繁復”與楊景龍所言的“浮腫病”都在于指認新詩過于自由的問題核心。而至于如何“消腫”,沈奇提出其“簡約”論:“為越寫越長越松散的現代漢詩‘消腫’,重新找回并確立漢詩詩語簡約、精微的本質特性。”(23)他將簡約視為漢語詩歌體式的底線。這種簡約既涵括新詩的形體、形式和語言,亦指涉詩歌的內容、精神氣質,已成為沈奇衡量詩歌語言、形式和詩歌精神的重要美學標準。沈奇詩學話語中的“簡勁”“簡約”“精煉”“洗練”等均是簡約標準的具體內涵。沈奇在詩集《天生麗質》的扉頁上標明“現代漢詩是否可以在翻譯體的曲折之外另創一種簡勁的體格”,顯然是將“簡勁”作為一個核心的詩歌標準進行標識與強調的。而“現代詞”正是沈奇所探索的一種“簡勁的體格”,去除了大多數自由體詩歌的冗長、繁復體格,簡潔、干凈而余味無窮。同時,沈奇曾在其詩論文章中反復強調簡約的重要性,如“簡約,自由,合心性,是漢字文化及其藝術的精義,也是漢語詩歌最根本的語言傳統”,“簡約已不只是語言品相,更是一種精神氣質”,“用最少的語詞和盡量簡約的形式改寫世界的詩人,才是好詩人”(24)。沈奇所言的簡約,主要包含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語言品相上,要有高度濃縮的語詞和語言質地;二是要采用簡約的形體;三是要有對生命體驗的高度濃縮形式,在最少的有限語詞中聚斂并表現無限的深遠含義與韻味。這些正是沈奇對于其所另創的新詩體格的審美預設與內質規定。胡弦、茱萸、沙克、丁及、許軍等則以創作踐行了簡約的語言要求。例如,丁及的詩在語言和形體上都比較簡短,其《成熟》僅以兩行短句,即“蒙一層綠紗在窗上/小屋盈著銅銹的光”構成一首詩。寥寥數語卻將人生從年少時“蒙一層綠紗在窗上”的年輕與未成熟,到成熟后,生活在充滿“銅銹”的成年世界之間的感覺與體悟呈現出來。《入秋》《沒有羽毛》《歷史》《月光》等詩雖短小卻意蘊豐富,難怪欒梅健多次用“精巧”(25)評價丁及的詩,這無疑是對丁及詩歌語言特點的洞悉。許軍的詩歌語言則簡潔干凈而通透,阿翔認為其詩歌語言“精雕細刻”而“不落俗套”,江一郎則認為其詩均頗為“簡短”(26),都充分肯定了許軍在詩歌語言上對簡潔、簡約的追求。胡弦、沙克等詩人在語言和形體上亦講究簡短、簡勁,摒棄了自由詩常有的繁復、冗長等弊病。
為了達到簡約,詩人們強調精煉,如沈奇提倡“把詩寫得更精煉些,把長詩寫成短詩,把短詩寫成‘現代絕句’”(27)。事實上,此言中的“精煉”主要指形式上的簡約,因為“把長詩寫成短詩,把短詩寫成‘現代絕句’”所指涉的都是“體格”上的變化。這與他在《“自由之輕”與“角色之祟”——有關“新世紀詩歌”十年的幾點思考》一文中所提出的解決自由詩弊病的可能藥方之一“簡其形”(28)相一致。形式、體格上的簡約是沈奇所探尋的用以糾偏自由詩弊病的突圍路徑,而要“煉”,則必得“洗”。在沈奇看來,“洗是減法,古詩深得此要義”,而“新詩用的是加法,思維上是發散的、外張的,語詞上是累積的、疊加的,生怕說不夠,看似豐富,內里卻已空泛”(29),因此他提倡用“減法”對詩進行“洗”。他所言的“洗”與“煉”主要指語詞上的簡約。概言之,無論是形式上的“精煉”還是語詞上的“洗練”,其所指向的均為簡約,都是以有限蘊涵無限,以高度濃縮的形式呈現無限廣闊與深遠的內涵和韻味,彰顯出沈奇對于“簡約”的重視。具體到沈奇的“現代詞”。如《天生麗質》中的百余首詩,每首詩都被控制在10行左右,有的詩甚至不足10行,均簡約凝練,這體現出沈奇在字斟句酌中力求“消腫”。為此,沈奇常在現代漢語中植入文言句式,如《青衫》中的“其實早早就嫁了……”與“嫁與風的小女孩”,使用了現代漢語中的日常口語,但隨后一句“身兒輕/心思重”則采用了三言句式,頗具古典韻味;而“莫問夢歸何處”完全采用古語句式,“藏起舊衣衫”則運用現代漢語,與“待月影青青”古語句式錯雜共生,構成一種五字句式。由此,詩中的文言和現代漢語相生相濟,語言愈益精巧,詩意更為凝練,形成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沈奇曾坦言:“字與字、詞與詞偶然碰撞到一起,便有風云際會般的形意裂變,跳脫舊有的、符號化了的所指,而生發新的能指意味,新的命名效應,及新的語感形式。”(30)此言透露了沈奇的語言策略基點,是讓現代漢語與文言偶然碰撞,讓原本的字詞產生“風云際會般的形意裂變”,從而形成意想不到的語感效果。
眾所周知,文言相較于現代漢語更為簡約凝練,大都言近旨遠,含有無限的韻外之致和言外之意。正因如此,沈奇對詩歌語言常如古人般煉字、煉意,如《滅度》中的“身在其中/其中有‘身’/何以獨化”“一念至此的那人/遂遁木而逝/化身:一尊古琴/伴云卷云舒/撫 高山流水”,采用古意盎然的文言句式;《悉曇》中的“——拈花凝笑/笑凡外時人”則如智者禪語,形成了沈奇簡約、精煉的語言風格。可見,形體簡括、言簡意賅、辭約意豐等特征,均已成為沈奇對其“現代詞”的詩學預設關鍵詞。
胡弦、茱萸、丁及、沙克、許軍等詩人亦講究對詩語進行錘煉。為使詩語簡約和精煉,他們常在詩中植入文言句式。胡弦《朱仙鎮謁岳廟》中的“斜陽庭院滿江紅,/斑駁古碑青山斷指”、沙克《見香山》中的“山頂黃櫨青,山腳李杏白”、茱萸《羽林郎》中的“夜觀兵法,知春秋大義”等,均因文言句式的插入而簡約精煉卻又意蘊深遠。他們還喜歡在詩中用兩字詞、三字詞、四字詞,甚至單字詞構成短句。丁及《入秋》中的“注入金,穗子沉重/田地裸露著//金,一落/一地的銅錢,錢葉//黃毛,金爪/爬上竹籪,投明//金,揉進糕/投入酒杯中//都珠殘玉碎/最后的香,金”,簡短干練;許軍《海鹽:澉浦》中的“鷗鳥。桅桿。落下的白帆/濤聲。巨浪。動蕩的錨鏈”亦如此,形成極具個性的詩歌語言;茱萸在不少詩中常用兩字一頓與長句交錯,如《隙中駒》的“大雨。腳步。顫動”與“等待電光火石的/一擊”,《羽林郎》中的“這明朗的月色剛好/佐酒,猜拳,打獵”;茱萸還善用四字語開頭,后接一個長句,如《白玉蘭》中的“落葉灌木。灰褐色細毛和紫色小枝”,“土壤偏酸,水濕環境讓我多么激動”。這些詩句的語言都簡約精煉,既消除了新詩慣有的繁復冗長,亦構筑了長短交錯的節奏感。
毋庸置疑,沈奇、胡弦、沙克、茱萸、丁及、許軍等詩人重新發現古典傳統中詞的形式感覺,在詩體上另創出一種新詩體即“現代詞”,既是對長期占據主流位置的“翻譯體”“自由體”積弊的糾偏,亦是對古典詞傳統的一次重新發現與再造,對當下及未來漢語詩歌在語言、形式與精神氣質等方面的發展,均具有重要的詩學價值與啟示意義。但與此同時,對于這種“現代詞”,詩壇和學界需要反思的一個問題是:這種試驗能否得到推廣而成為被廣泛認可的一種現代漢詩體式?顯然,詩人們重啟詞的形式感覺,以求糾偏新詩“自由體”發展的弊病,其理想是美好的,然若這種“現代詞”僅限于少數詩人的個人化寫作或小圈子實驗,而無法被其他詩人認可與采納及廣泛推行,那么這個實驗的局限性就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如何讓“現代詞”創作從個人走向群體,從實驗走向成熟,將是一個艱苦而曲折的詩學課題。
注釋:
(1)胡適:《寄陳獨秀》,《胡適文存》卷一,第4頁,上海,上海書店,1989。
(2)李遇春:《學科權力與“舊體詩詞”的命運——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札記》,《文藝爭鳴》2014年第1期。
(3)葉櫓:《關于新詩詩體問題的思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1期。
(4)(10)(12)(15)(16)(30)沈奇:《天生麗質》,第16、扉頁題句、8、8、8、8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
(5)(28)沈奇:《“自由之輕”與“角色之祟”——有關“新世紀詩歌”十年的幾點思考》,《南方文壇》2010年第5期。
(6)(7)沈奇:《反思當代詩歌:詩心、詩體與漢語詩性》,《文藝爭鳴》2013年第7期。
(8)(9)(22)(24)(27)(29)沈奇:《無核之云》,第80、90、108、102-103、104、103頁,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11)茱萸:《臨淵照影:當代詩的可能》,孫文波主編:《當代詩.2》,第164、167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
(13)段從學:《〈天生麗質〉與新詩的“另一種寫法”》,《詩探索》(理論卷)2013年第1輯。
(14)羅小鳳:《論“歌詩”作為一種古典詩傳統的再發現與重構》,《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17)胡適:《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第381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
(18)顧隨:《顧隨全集3(講錄卷)》,第276、275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9)胡先骕:《評〈嘗試集〉》,《學衡》1922年第1期。
(20)(21)楊景龍:《中國現代新詩的詩體建設問題》,《河北學刊》2007年第5期。
(23)沈奇:《現代漢詩語言的“常”與“變”——兼談小詩創作的當下意義》,《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
(25)欒梅健:《充盈而豐富的藝術世界——論丁及的詩歌創作》,《文藝爭鳴》2022年第1期。
(26)轉引自許軍:《吳越敘事:鄉村書》,第151、152頁,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