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尼卡走向世界——包倬小說創作論
周明全在《與現實短兵相接——包倬中篇小說綜論》中說“2013年,是小說家包倬的幸運年”,這一年,他在《人民文學》《民族文學》《天涯》等刊物發表六篇小說。倘若從“幸運年”算起,包倬的小說創作已經有十幾個年頭了,他的寫作不急不躁,穩步推進,已出版小說集《風吹白云飄》《春風顫栗》《路邊的西西弗斯》《十尋》《沉默》以及長篇小說《青山隱》等。包倬小說的數量并不多,體量不大,質量可圈可點。
包倬的小說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早期的底層書寫,這一類中短篇小說或書寫青年男女在婚姻與家庭生活中的矛盾與情感糾葛,或聚焦城市化進程中老年人、民工、城管等群體的生存境遇,或呈現縣城青年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癥候,在審美趣味上屬于典型的現實主義;以阿尼卡為中心的中短篇小說創作,標志著其創作走向了成熟與穩定,阿尼卡是包倬審視現實與歷史、連接邊地與城市的文學場域,這類作品關注人的孤獨、異化、分裂等命題;以《青山隱》為代表的長篇小說,《青山隱》是包倬長篇創作的起點,充分體現了他在長篇敘事上的積極探索,這是一條寬廣的、開放的、未完成的探索之路。
一
《風吹白云飄》《春風顫栗》《路邊的西西弗斯》是包倬早期的作品。從技法上看,這三部小說集遵循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主人公多是生活在鄉村或縣城的底層人物,題材上以婚姻和家庭生活為主,呈現的是瑣碎、庸碌、一地雞毛中的日常生活。
在包倬關于婚戀題材的作品中,捕捉青年男女在婚姻與家庭中的心理變化,是這類小說共有的主題。在《世界就在眼前》中,趙周與同學馬太的老婆邱曉津之間的感情糾葛,源于一次接待,在酒精的刺激下,彼此的試探最終走向了越界和出軌。婚姻并不能給人安穩與忠誠,個體的孤獨感依然存在,即使身邊有親人陪伴,和睦的背后孤單深入骨髓。這篇小說撕開了青年男女在婚戀中最不堪、最無力的一面,它有違道德,瓦解了愛與忠誠。《四十書》關注的也是婚戀危機,只不過核心事件從《世界就在眼前》中的艷遇變成了一場綁架案。張先生與葉小姐的婚外情,因葉小姐懷孕而激化了矛盾,葉小姐的追求者得知真相后開始報復,他綁架了張先生的兒子,索要巨額贖金。小說的結尾,張先生的妻子選擇了原諒,張先生重新回歸家庭。《四十書》并沒有對張先生進行道德層面的審判,而是站在一種相對客觀的角度,將中年男人的情感危機、家庭困境細致地呈現出來。《喘不過氣來》寫出了一位中年男人在婚姻生活中的無助與茫然,日常生活中的瑣碎消耗了男人的精力與熱情,面對妻子朱麗的離婚訴求,以及年幼需要撫養的兒子,他選擇了一種極端的方式進行報復——將電工推下樓去……深陷泥淖,男人無力掙扎,也毫無希望從困境中掙脫。《春風顫栗》寫的是一個家庭內部的不倫之戀:趙保森的妻子錢拂曉與哥哥趙保林私奔,面對趙保林老婆周秀兒的引誘,趙保森沒有選擇放縱,他通過制作木頭人的形式實施報復。
對女性生存困境的呈現,是包倬小說創作中比較突出的一個特點。《獅子山》以冷峻的筆觸再現了一位被賣掉的女人的生存困境。父親對北京的向往讓異鄉人有了可乘之機,人販子以低廉的價格將女人賣給一家三個兄弟。作為商品,女人陷入了被監視、被當作生育工具的奴役之中。父親是合謀者,他讓女兒陷入被侮辱與被傷害的境地。在小說的部分章節中,包倬采用了第二人稱“你”的敘事視角,看似與人輕聲細語的交談,實則也隱含訓誡、懲罰的意味,將“我”從整篇作品的敘述中抽離,敘事主體的情感體驗與情緒價值被驅散,在第二人稱與第三人稱的交替敘述中,女人始終在場,卻湮沒在“你”的旁觀與“他”的獵捕之中,毫無主體性可言。《斷歸途》記錄了一個風塵女子在家庭與社會之間搖擺與游移的心路歷程,她的一系列行為遭到了以父親為代表的宗親的謾罵與嘲諷,出于無奈,她將錢財全部留下,選擇去過一種隱匿的生活。母親去世后,父親的電話讓她踏上回家之路。真正抵達地理意義上的故鄉后,她才發現親人之間的情感脆弱不堪,一旦涉及金錢,矛盾與誤解叢生,她只好選擇離開,故鄉與親友阻斷了她的歸途。《紙命》將故事發生的背景置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再現了農村女孩采蓮與三個男人之間的情感糾葛:杜健峰是工人,出于對縣城的向往,采蓮選擇了與他結婚;呂品是一名賣貨郎,是采蓮的真愛;金主任是杜健峰的領導,曾侵犯過采蓮,并長期把她當作泄欲的工具,以其丈夫杜健峰的前途來要挾把控采蓮的人生。在小說中,采蓮始終無法逃離被獵捕、被損害的命運,現實徹底瓦解了她的斗志,她不可能與呂品走到一起。《三伏天》中,三十二歲的伏天在城里務工,長期處于性苦悶的他選擇了去發廊,三妹激發了伏天的占有欲,他以恐嚇、威脅乃至囚禁的方式對三妹進行迫害。隨著時間的流逝,伏天對三妹產生了一種畸形的愛:一方面,出于性的需求,三妹成為其泄欲的對象;另一方面,傳宗接代的觀念讓伏天進一步對三妹進行控制,三妹淪為他的生育工具。當兒子三伏天出生后,三妹選擇了逃離,她帶著孩子消失了。《三伏天》寫出了女性在男權社會中被奴役的命運,男性的暴力與占有對女性而言是一種致命的傷害。
包倬善于寫人,他將目光投向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透過人物的生活日常,來表現個體在時代洪流下的精神困境。《401》頗有戲劇性,收破爛的黃大運與情人周小芹分手后,潛入小區內的401號房居住。住在別人家,黃大運滿是焦慮和恐慌。妻兒從鄉下來到昆明,一家人住進了401。接下來,黃大運、小侯、張苗苗三人通過偽造證件的方式將401這套房子賣了出去。房款轉到了黃大運的卡上,他卻消失了。人物生活在欺騙與算計之中,毫無信任可言。在《心里有把刀》中,劉桂花夫婦與巫老板爭奪一個燒烤攤的經營權,在競價環節,劉桂花敗下陣來。后來,在劉桂花與花阿姨的斗爭中,老張的推諉與施暴讓劉桂花選擇了離開。劉桂花精于算計,她將自己陪伴老張的時間換算成錢,尋求補償。《老如少年》呈現了城市化進程中老年人的生存境遇,當年輕人成批地從鄉村走向城市后,留守溝口的長樂爹、美林爹等生活在回憶過去與瀕臨死亡的雙重困境里。“過去”含有傷痛、隱秘、光榮等情緒,寄寓了重返少年的內心沖動,“死亡”則外化為一場葬禮。一方面,老人們以“表彰大會”的形式重返曾經的崢嶸歲月,歌舞表演與獲獎感言復原了幾十年前的光榮場景,卻撕開了長樂爹內心深處的創傷——十一人被炮炸死的慘烈現實。對于劉堡而言,“過去”也是揮之不去的傷痛,當年屈辱的經歷讓他晚年還生活在恐懼之中。另一方面,針對溝口空心化的現狀,“進行死亡預習”是老人們對現實的唯一回應。當老年人真正走向死亡時,年輕人臨時回鄉,只是走一下參加葬禮的流程。葬禮的莊嚴感與內核早已變味兒,對生命的尊重與敬畏轉變為商業化的程序,儀式結束,人去村空。
在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上,包倬用力頗深,縣城青年的散漫隨性、游手好閑等特點皆有體現。《單刀赴會》表現的是主人公與現實短兵相接的生活,籃球隊隊長調戲了“我”的女朋友,“我”以暴力的方式懲罰了他,輟學后,“我”前往木城投奔十三叔。在十三叔的家中,“我”的價值還不如嬸嬸養的幾頭豬,為了生存,“我”與十三叔一起去伐木,在工友眼中,“我”一無是處,宛如廢人。幸運的是,“保衛猴山”讓大家戰勝了內心的恐懼與慌亂,“我”成為小卷毛口中“單刀赴會的關云長”。在小說中,“我”的形象是分裂的:前半部分孱弱、無力、被損害,后半部分俠義、勇敢、有擔當,只不過“我”的強大都是在“跟一個并不存在的東西戰斗”,個體在現實面前的無力與蒼白躍然紙上。《耶穌之子》再現了縣城青年群體的精神癥候,他們活在了一種游離、封閉的循環往復之中。經營娛樂場所、偷盜、搶劫、傷人、械斗等是他們生活的日常。《百發百中》建構了兩個看似有交集實則隔膜、錯位的世界:在家庭中,父親企圖以送獵物的方式改變班主任對“我”的印象,促使“我”學業有成;在學校,“我”忙于與女朋友廝混,無暇顧及學業。父母試圖改變“我”的想法是一種奢望,無法得到“我”的積極回應,箐雞肉成為“我”女友的盤中餐就是明證。
除了對底層人物的命運書寫,包倬還注意到了民間的復雜性,以及政治生活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展現出一個作家的敏感。在《觀音會》中,身為端公的父親以“背鬼”為業,卻被一泡牛屎嚇落了神魂。對于父親而言,端公的身份是用來謀利與立威的手段。在觀音巖,“我”被村民奉為守護神,成為父親賺錢的工具。然而,一個被村民視為不潔的女人芳草將“我”從神的世界拉回俗世,她懷了“我”的孩子。《觀音會》寫出了民間的復雜與詭譎:信仰從來不是純粹的,它往往夾雜著私利、欲望;人也是復雜而善變的,靈魂的高尚與肉體的俗氣沒有必然的界限。在小說的最后,“我”在懸崖邊的縱身一躍具有懺悔的意味,“我”試圖喚醒人們對自身與生命的重新審視。《風吹白云飄》再現了一種非常態的日常生活,精準地捕捉到了人在非理性政治生活中的狂熱與躁動,展現了政治生活對日常的干預下,人的精神狀態與成長軌跡的改變。風吹白云飄,留下的是個體的精神創傷與痛苦記憶。
二
在包倬前期創作的小說中,《鳥獸散》《路邊的西西弗斯》《鼠人》是頗有現代主義氣質的三篇,它們容易讓人想起卡爾維諾、加繆、卡夫卡等西方現代主義小說大師。《鳥獸散》是一篇寓言式的作品,尹萬選擇“隱居”帽兒峰,整日與鳥獸為伴,研究動物的語言、生活習性,實現了與動物的和諧相處,并逐漸統領動物王國。被世俗世界認定為瘋癲的尹萬,活成了山林中的王,他“以退為進”,實現了自身與世界的平衡。在尹萬身上,體現出個體在精神層面上的分裂:生活在被現代性席卷的都市,卻隱匿著重返山林的內心沖動。《路邊的西西弗斯》塑造了一個中國式的西西弗斯形象,一個以推廢舊輪胎為職業的修理工學徒,在現實生活中無法逃離被審判與被懲罰的命運。這是一篇頗具象征意味的小說,監獄、精神病院、玉米林等地理空間構成了對“我”精神世界的塑造。在小說中,疾病、暴力、夢境等是常用的敘事元素,小說指向了一種模糊、混沌、不確定、多義、復雜的美學空間。小說以筆錄的形式收尾,暗示了“我”的歸宿是精神病院。《鼠人》看似荒誕,實則聚焦人的異化這一命題。李門過上了整日與老鼠為伴的生活,研究它們的語言、繁衍規律等,逐漸成為它們的伙伴和領導者。在人間,李門經歷了情感的缺失與生活的磨難:葵花穿著繡著桃花的鞋子,選擇以輕生來維護尊嚴,給李門帶來了巨大沖擊;年輕時放豹夾子的高手,反遭豹夾子的傷害。“我”選擇回到鼠的世界,終因感染老鼠攜帶的病菌而死。《鼠人》以一種荒誕而變形的手法,揭示了如李門般底層人的精神困境,他們努力過、掙扎過,卻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與鼠共生的末路。
《偏方》是包倬小說中較早出現阿尼卡的篇目,這個短篇講述了木帕和古坡父子倆從阿尼卡前往縣城的經歷,路上遇到三個年輕男人找碴兒,木帕以有親戚在公安局為由化解了危機,到了縣城,他們逛了百貨公司、服裝店、學校等地,最后返回阿尼卡。在小說中,偏方“酸渣啦的肉”能否治支氣管炎的懸念貫穿始終,營造了一種戲謔的效果。在《十尋》《沉默》兩部小說集中,十三篇作品都以阿尼卡為背景展開。阿尼卡宛若一座橋梁,一頭伸向那個魔幻的、神秘的、古老的蠻荒山區,另一頭連接著現代性席卷過的駁雜、欲望化、時尚的大城市。阿尼卡與個體的成長史、家族的命運、阿尼卡人的民族史休戚相關,成為包倬處理文學經驗與現實世界的重要方法論。
在敘事策略上,《沉默》與《馴猴記》都是將個體的命運置于家族的歷史中來觀照的,個體的現實選擇在某種程度上是由家族經驗決定的。《沉默》是一部關于“話語”的寓言,“我”的哥哥阿隆索突然失語,變成了一個沉默者,他一言不發的行為招來父親的毒打,“讓我想起小畫冊上的死刑犯”,沉默的代價是軀體的受損。在校園里,阿隆索也因沉默遭到了老師的體罰,懲戒并不能讓話語的主體變得溫順,相反,懲戒進一步強化了阿隆索沉默的事實。對于母親而言,讓阿隆索開口的希望在于醫院,當醫生也無能為力后,母親只能選擇接受現狀。從家族敘事的角度看,阿隆索的沉默是一種必然的結果:祖先阿德魯指認出強奸姑娘的士兵,最終橫尸路上,阿德魯說了真話,付出的代價是生命;阿德魯的兒子阿俄吉死于妻子的告密,“被說”讓阿俄吉喪命;阿拉洛選擇只說出自己是土匪的部分事實,保護了手下的兄弟們,在三十六歲之后消失于阿尼卡。阿隆索的沉默與家族先輩們的“說話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話語方式決定了個體的命運。阿隆索以沉默的方式與外界相處,他在沉默的世界中重塑了自己,展現出了堅韌的生命力。
《馴猴記》以一只猴子的丟失起筆,圍繞方家三代人與猴子的糾葛,探討了人對動物的馴化、社會對人的規訓等命題。馴獸員方小農帶著猴子離開了動物園,尋找方小農成為“我”與保衛科長王立春的任務。以這一任務為中心,方小農的家族歷史得以呈現:貨郎方百丈被猴子搶月餅的行為驚嚇,后來,猴子模仿方百丈刮胡子割斷了脖子,上百只猴子喪命;方千里通過馴猴,讓六只猴子幫忙干農活,將猴子訓成聽話的長工,這令他成為全村的仇人,最終迫于壓力吊死了猴子;方小農視猴子孫小圣為兄弟,放它歸山,孫小圣卻不愿意回歸自然。在小說中,被馴化后的孫小圣是不可能重返自然的,它早已習慣了人的規訓。事實上,規訓是無處不在的,“我”厭倦了與人打交道才去動物園做一名馴獸員,方小農與孫一圣之間的互跪,都是社會規訓的結果。人類馴化動物讓其聽命于己,換個角度來看,人何嘗不是被規訓的對象呢?在強大的社會規則面前,我們都是被“馴順的肉體”。
如果說《沉默》的主題是“話語”,《馴猴記》的內核在于“規訓”,那么《掩耳記》的要義則是“監禁”。“我只是一個沉默的看門人。”作為公司的門衛,“我”接到人力資源部主任的通知,不用簽收蘇珊娜的快遞,并對蘇珊娜實施監控,防止她進入公司。被解聘的蘇珊娜以仙人掌為武器,繼續與公司領導斗爭,她頻繁出入公司的行為直接導致“我”被領導強行解聘。荒誕的是,被要求離職后的“我”更加賣力地工作,當新來的門衛發現蘇珊娜和壁虎時,“我”甚至向年輕的門衛求情。“我”徹底理解了蘇珊娜,理解了她為何像仙人掌那般堅毅。在小說中,監禁與被監禁的角色是可轉換的,“我”監禁著蘇珊娜的進出,也是被監禁的對象。監禁是無處不在的,它只是權力運行的手段而已,以主任為代表的掌權者隨意將蘇珊娜與“我”賦予瘋癲之名就是明證。《沉默》《馴猴記》《掩耳記》很容易讓人想起福柯對“話語”“權力”“規訓”等的論述,包倬以小說的方式對福柯的理論做出了回應。
從敘事時間上來看,包倬善于選擇特定的生活情境,將人物置于特殊的時間節點,以此來展現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與現實處境。《生日快樂》《圣誕快樂》《新婚快樂》都不約而同地以“節日”為窗口,來捕捉人物的心理嬗變與生存意緒。《生日快樂》依托一場生日宴會,再現了王小強、詩人、寬老大與女主人公朱麗之間的情感糾葛,三人以給朱麗慶生為名,紛紛表達了對朱麗的愛戀。《圣誕快樂》以圣誕節為背景,復原了馬小武與安陽的成長經歷。馬小武目睹弟弟被殺而無力營救,安陽被親生父母拋棄后頂替了姐姐張秋萍的身份來生活,馬小武的心理自救與安陽的身份迷惘,都在圣誕節這個特定的時空得以呈現。《新婚快樂》圍繞末末的婚禮,以“我”的視角來書寫婚禮上各種人物的心理狀態,以及不同文化觀念之間的沖突。《紅妝》則將“節日”改成了“忌日”,以第二人稱的視角記錄了奶奶去世后孫女的心理狀態:愛好化妝的奶奶與入殮師身份的孫女都極其重視外在美,她們屬于人群中的異類。孫女為奶奶最后一次化妝,意味著女性之間心靈深處的同頻共振,它超越了代際,是生命個體間的精神共鳴。
在《十尋》《沉默》兩部小說集之外,包倬的一些近作也是以阿尼卡為背景展開的。例如,《說過》以阿尼卡一個六歲孩子的視角來敘述,病重的母親與口若懸河的父親構成了家中一動一靜的對比。小說的前半部分重在呈現“我”對疾病與死亡的感知,后半部分則講述了白千安在阿尼卡換牛被騙而因禍得福的故事。小說中彌漫著一股混沌、模糊的氣息,人物行為的荒誕契合了阿尼卡的神秘與詭譎。《彌雪》采取第二人稱展開敘述,“你”服刑期滿回家,發現家里毫無立錐之地,兄弟娶了自己的妻子,兒子小新變得陌生。外部世界細微的變化,映襯著“你”的情緒波動,充滿了張力。這是一篇沒有“我”的小說,與《獅子山》的敘事方式類似,營造出一種具有壓迫感的訴說場景。《一晃而過》是一篇典型的心理小說,將男孩冬冬在青春期的悸動寫得真實而細膩。二姑的一句玩笑話讓冬冬對表姐泡泡心生情愫,當大姑一家離開后,冬冬試圖前往曲縣尋找泡泡,等待他的卻是父親的強行拽回。愛情是一種神奇的東西,它能改變一個人。對于冬冬來說,哪怕沒有得到泡泡的確認,這種一閃而過的美好體驗也是純真而幸福的,泡泡的鼓勵與成人世界的訓斥、謾罵、毆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阿尼卡是包倬小說的重要地標,但并不意味著其今后所有的小說創作都要以此為背景。事實上,在《青山隱》之后,包倬寫了短篇小說《永和里》,這是一種有意的調整,適當地離開阿尼卡,重新回歸熟悉的現實生活之中。阿尼卡不是禁錮,相反,短暫的調整是為重返和書寫阿尼卡積蓄更多的能量。
三
在《青山隱》之前,包倬發表過《獅子山》和《雙蛇記》,這兩部小說為《青山隱》的創作提供了可能性。先來看《獅子山》,胡平在給包倬的小說集《風吹白云飄》寫的序言中說:“《獅子山》在間隔中分頭講述著兩個故事,乍讀起來以為互不相關,而讀到篇尾,兩個故事重合了,原來它們產生于不同視角下同一故事的演進,由于情境和語境的轉換,生成了復雜的修辭意味。”從敘事形態上看,《青山隱》延續了《獅子山》的雙線敘事,兩條線索分別展開,交叉敘事,豐富了小說的層次感。如果說《獅子山》給《青山隱》提供更多的是技法層面的演練的話,那么《雙蛇記》則可從內容上視作《青山隱》的前身,《青山隱》是對《雙蛇記》的豐富和發展。在《雙蛇記》中,重返阿尼卡是父親實現內心救贖的重要路徑,回到阿尼卡,在父親的記憶中打撈歷史的真相,三十年前的往事宛如一個巨大的黑洞,深深地吸附著小說中的人物。通過包倬式的“故事”生長法,《青山隱》誕生了。從《獅子山》《雙蛇記》到《青山隱》,我們能看到一部小說是如何變得更加血肉豐滿、枝蔓叢生、綿密復雜的,也能從小說生成的微觀史中領略到“故事”的魔力。
《青山隱》是一部關于邊地故事的交響變奏曲,在充滿傳奇性與神秘色彩的阿尼卡,個體的生命軌跡、家族的歷史沉浮、宏大的歷史事件等,被拆解為一個個生動曲折的故事,在包倬的精心布局下,構成了一部交響的樂章。“故事”是包倬的方法論,一個個看似獨立的故事匯聚在一起,形成了阿尼卡的故事譜系。從敘事策略上看,《青山隱》主要有兩條并行的線索:一條線記錄父親患病后重返阿尼卡蓋房的經歷,并穿插了曾大炮等亂世梟雄傳奇的人生經歷;另一條線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展開,“我”在瓦布村的童年經歷、父母在婚姻關系中的沖突與糾葛等,在回憶性的敘述中娓娓道來。兩條線索交叉展開,展現出兩代人的命運軌跡與生存困境。
《青山隱》從火車和醫院兩個意象展開。火車與醫院是兩個頗具現代性色彩的詞語,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火車促進了人的快速流動,讓阿尼卡的村民進入城市與返回故鄉具備了可能性;醫院是救死扶傷的場所,能夠讓人直面疾病與死亡。擁擠、喧囂,是火車與醫院最直觀的特點,但對于父親來說,那個落后的、蠻荒的、原始的、野性的阿尼卡,才是他魂牽夢縈之地。父親的發病與六月十三日在公園的經歷密切相關,那天他看到兩條蛇扭在一起,隨手扔了一塊磚頭,剛好砸中蛇頭。砸蛇事件又演變成一個夢:“家族里一個死去多年的老人告訴他,那兩條蛇,代表著他的兩個孩子。”這次事件給他帶來了無盡的恐懼與焦慮,令他陷入癲狂之中。后面,父親與親人告別,宣告準備陪著院子里的兩棵樹,直到自己死亡。樹的意象是一種心理投射,是父親實現內心懺悔、尋求心理平衡的結果。蛇、孩子、樹等,賦予了《青山隱》一種多義的文本空間,這種不確定性是包倬小說的重要特色。
家族的歷史由一代代家庭的生活史構成,家庭生活是《青山隱》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父親的婚姻充滿了裂痕,他與母親無休止地爭吵、咒罵、和解、承諾,循環往復。父親的生活復雜而凌亂:他在母親的家族中地位卑微,工作調動上也無法得到幫助,一心想逃離阿尼卡;父親在夢中喊出田小桂的名字,并與放電影的女人產生情感糾葛,其私生活滿是隱秘與暗瘡。在現實生活中,“我”與朱麗的婚姻同樣矛盾頻出,甚至到了離婚的地步。婚姻生活的千瘡百孔,折射出父親與“我”共同的精神困境。無論生活在阿尼卡還是生活在城市,我們終究無法逃脫。饒有意味的是,家在父親心中最后演化成具體的可感之物——房子。房子是父親病后生活的直接驅動力,他甚至帶領阿尼卡的老人共同參與到這一偉大的造房行動之中。對于阿尼卡的這些村民來說,造房是一場神圣而莊重的儀式。物質意義上的房子能夠緩解父親的內心焦慮,讓眾人口中瘋癲的他重新發現生命的意義。
在《青山隱》中,包倬設置了多位敘述者,曾大炮的傳奇經歷是由多位村民的共同講述完成的。小說中,當“我”詢問碉樓的來歷時,“他們”的眾說紛紜讓曾大炮的出生、成長經歷逐漸清晰起來。其中,富樂參與敘述最為頻繁,筆墨最多。富樂的講述是對先輩口頭相傳故事的改寫與補充,他對曾大炮故事的最大興趣源自“我”的傾聽,“我”促使他不斷調整這一故事的節奏和進程。圍繞著曾大炮的個人史、曾大炮與康四太太的情史、曾大炮與安佑蒼之間的戰爭史,各個敘事者以不同的視角進行復述與重構,眾人的講述構成了一組多聲部的交響曲,但其中難免存在重復與矛盾之處,話語縫隙使得這段歷史充滿了多義性與復雜性。曾大炮經歷的迷人之處,就在于其眾說紛紜,眾多的敘述者都進行故事生產,從而形成一種共生性的故事文本。
“故事”顯然是包倬深諳的小說之道,從主線之外的旁逸斜出,看似不經意,實則是一種獨具匠心的寫作技巧。多位講述者的參與,讓阿尼卡這個地理意義上的邊地變得更為復雜和深邃。除去父親家族的故事之外,包倬有意嵌入了多位阿尼卡村民的故事,他們或追憶饑餓歲月里對糧食的樸素情感,或回顧一生跌宕起伏的經歷,或講述家族悲慘離奇的命運,不一而足。小說中,一位請“我”拍照用作遺像的老人,復述了家人與吃有關的故事:爺爺因力氣大被人贈送外號“騾子”,能吃幾個人的口糧,雖然奶奶采取了“分餐”的方法,依舊無法阻止爺爺對食物的尋找;爺爺死后,家庭的重擔落在了父親身上,吊詭的是,父親突然犯“吃口”,變得像爺爺一樣能吃。再如,在二娃故事中,二娃的婚戀史是一段由死亡構成的苦難、傷痛的記憶。在另一個關于死亡的故事中,講述者向“我”講述了一家八位親人的離世,“想不通”是講述者最后的人生總結。人的渺小脆弱在殘酷無情的現實面前毫無還手之力。食物、性、死亡等,構成了阿尼卡故事譜系的重要主題,它們同樣是每個生命個體必須面對的,從這個角度上來看,阿尼卡村民的講述具備了一定的普遍性與哲學意味。
對于小說創作,包倬有著自己的“時空觀”,以阿尼卡為中心,打通了時空壁壘,進入阿尼卡人復雜而神秘的精神世界。包倬的小說敘事節制,語言凝練,既是地域性的,也有世界性的意義。其《鳥獸散》《走壁記》等作品不免讓人想起卡爾維諾的《樹上的男爵》,“我”就是阿尼卡的柯希莫,一個喜歡爬電線桿、爬墻的少年,擁有一種別樣的觀照世界的方式,“我”的成長也平添了些許魔幻色彩。再如《黑白鎮》,這是一篇向卡夫卡致敬的作品,面具、黑夜自治會、《黑白鎮居民行為和想法守則》、面具匠阿龍嘎的死亡……小說散發出一種對立、荒誕、冷峻、壓抑的氣息,很容易讓人想起卡夫卡的《城堡》和《在流放地》等作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包倬筆下的阿尼卡,具備了某種世界性的眼光與觸角。《青山隱》是包倬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是一個全新的起點,我們期待著,包倬會有更多的佳作從阿尼卡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