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地下城
在北京,除了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還有一座深埋地下的“長城”。它就是前門地區龐大的早期人防工程,老百姓習慣稱它為“北京地下城”。
它凝聚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記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下,無數市民用鐵鍬和籮筐,歷時十年,親手挖掘出這座四通八達的地下城。
它更是名副其實的“地下長城”。在那個劍拔弩張的年代,它以防御的姿態,作為戰略性力量,防備著核戰爭的陰云。
8月1日,經過十余天的閉館改造,北京地下城重新向公眾敞開大門。從西興隆街步入全新的“北京人民防空歷史文化館”,人們觸摸的不僅是一段全民備戰的歷史,也會恍然發覺:曾經的“防空洞”,早已嵌入日常生活,以另一種無處不在的方式,繼續守護著這座城市。
四通八達的“地下城”
8月1日一早,北京地下城又開了。自今年5月以“北京人民防空歷史文化館”的新身份開門迎客以來,這座藏身于前門胡同深處的地下空間迅速登上本地熱榜。截至7月20日臨時閉館,已累計接待游客數萬人次。此番重新開放,入口從同樂胡同調整到了交通更便捷的西興隆街,預約通道依舊緊俏。
地下城火得有緣由。最初,它是歷時十年、人工挖掘的早期人防工程,是老百姓口中的“防空洞”;改革開放后,洞內開起了工藝美術服務部,掛上“北京地下城”的牌子,成為接待過九十余萬外賓的涉外景點;2008年關閉后,這個“旅游手冊上找不到的景點”在現實空間逐漸淡去,但在互聯網上愈發神秘,熱衷探險的年輕人把它叫作“《流浪地球》同款地下城”。
但要說真正讓這里成為熱門打卡地的,還是一代人共同走過的難忘歲月。對于七十歲上下的老人而言,挖防空洞是貫穿青春的印記,“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是他們再熟悉不過的口號。那個年代,戰備勞動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單位、學校、院落、家庭,人人參與其中。據《北京志·軍事卷·人民防空志》記載,從1969年10月18日破土動工到11月18日,全市平均每天有30萬人參加戰備勞動。
記者探訪地下城那天,雨下得正密,仍看到不少老人扶著幽深臺階旁的欄桿緩步下行。他們中的許多人,就住在附近的胡同里。這個令人驚嘆的地下工程,正是他們用雙手一鍬一鎬親自挖成的。
“現在地下城的大廳,當年就是在同樂小學的操場上挖成的。”家住草廠七條的李洪盛記得,先是在操場上挖一個巨大的深坑,然后在坑里砌墻壘頂。那時他正上五六年級,大人們砌磚,小孩兒就蹲在坑里幫忙遞磚,一個個勁頭可足了,“男同學也搶,女同學也搶。”
年過花甲的魯義宏回憶起挖防空洞的日子,最難忘的是“全國上下全民一心”的勁兒,白天在單位挖,下了班回家繼續挖,“工具全都是自家的,有什么拿什么。”
在草廠九條的一個小院兒里,74歲的焦淑琴指著一塊堆放雜物的空地說,那里以前是防空洞的出入口,比小方桌大不了多少,“上世紀80年代那會兒,洞口蓋著一塊板子,上面擺幾盆花。”她告訴記者,前門這一片,差不多每個院子都有這樣的出入口,“真要有情況,把蓋板一掀,就能鉆進去。”
地下城展廳里的一張老照片,讓65歲的李彩仙倍感親切。照片上,一群小學生正用籮筐抬土,“跟我小時候一模一樣。”后來,等她成家,院里十幾米深的防空洞換了用途——夏天放北冰洋汽水,冬天存儲大白菜,有時也把大米裝袋封口,拿帶鉤的繩子放下去,因為“大米擱底下不長蟲”。
老人們熟知自家院墻下的那一方天地,但若問起北京地下城究竟有多大,可以通往哪里,能說清的人卻不多。
這座始建于1969年的龐大工程,準確名稱是“前門東區早期人防工程”。“北京地下城”這個充滿想象力的名字,源于1980年它作為涉外景點開放時,入口處懸掛的那塊牌匾。
在展廳的總平面圖上可以看到,“北京地下城”位于前門街道西興隆街北側,西側挨著草廠五條胡同,東側緊鄰新革路,北側則是西打磨廠街。其實,這只是前門東區早期人防工程的一小部分,昔日的地下城向南可至天壇,向西能抵達大柵欄,向東則直通崇文門東花市。
而若將視野放大到整個城區,會發現當年的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區的防空洞互通互聯。前門的地下城與城區主干道相互連接,進而還能通往地鐵1號線、2號線。
《東城區人民防空志》詳細記載了王府井、大柵欄、前門大街、西單商場四個商業中心的“掩蔽疏散路線”:“從1969年12月起……使分布在4個城區的商業中心在地下連接起來。遇有情況,該地職工、顧客即可就地進洞,沿地下通道進入蓋板河,然后分別向復興門以西、崇文門以東疏散。”
除了四通八達的通道,當年四個商業中心的地下還建有職工食堂、商店、醫院、藥店、庫房等生活設施,以及發電站、水井、濾毒通風設備——說是一座功能完備的“地下城”,毫不為過。
不過,早在20世紀80年代,出于安全考慮,地下城許多通往外部區域的通道口已被封閉,當時對外開放的游覽段僅約1公里。如今,重新開放的展廳面積約800平方米,雖只是冰山一角,卻足以讓后來者真切觸摸到那個全民備戰的年代。
“備戰、備荒、為人民”
新中國承平日久,戰爭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都與現代中國有著遙遠的距離。
但歷史并不遙遠,今天的和平安寧來之不易。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戰火燒至鴨綠江邊。剛剛成立一年的新中國,百廢待興,卻以非凡的氣魄和膽略,抗美援朝,正面硬剛當時世界上經濟實力最雄厚、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對手。
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愿軍以“鋼少氣多”力克“鋼多氣少”,拼來山河無恙。
國內大后方,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戰火侵襲的防備,一刻也不曾松懈。中國人民志愿軍剛剛跨過鴨綠江,10月31日,周恩來就親自主持召開會議,研究全國的防空問題,經毛澤東批準,中央發出《關于準備人民防空工作問題》的電報。這一天,后來被確定為新中國人民防空創立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空中襲擊成為進攻者常用的首要進攻手段,也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的最直接軍事威脅。人民防空自創立之日起,就成為國防的重要組成部分。
應對飛機、導彈、原子彈等來自空中的襲擊,最有效的防護方式就是地下防護工程,也就是俗稱的“防空洞”。
79歲的王志祥老人是一名人防志愿者,他的防空記憶始于1963年左右。“我那會兒十五六歲,住在石景山模式口,一個大雜院,前邊住著五六戶人家,后邊住我們一大家子。”他向記者回憶當年的場景,“院子北邊兒就是翠微山,我們順著山坡掏洞,比平地開挖要省事得多,有點像延安的窯洞。”
模式口的紅土不好挖,洋鎬一刨一個白印,全院男女老少輪番上陣,斷斷續續挖了兩年多,總算把洞挖成了,“里頭如果挨著坐的話,掩蔽十五六個人沒問題。”不僅他家,他的同學家里、他就讀的石景山中學,都在挖洞,“一到體育課、勞動課,同學們就在操場上熱火朝天地挖。”
老人的回憶并非孤例。北京人民防空歷史文化館展出的一份資料顯示,早在1952年,北京已開始修建防空地下室(附建式人防工程)。1965年,全市防空地下室完工量達17544平方米。而這股挖掘防空洞(單建式人防工程)的小高潮,也一直持續到1966年。
其背后是當時陰云密布的國際形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但戰爭一天也沒有從地球上消失,局地戰爭烽煙不止。處于兩個超級大國軍事威脅下的中國,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必須從各個方面做好準備。
“備戰、備荒、為人民”成為上世紀60年代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
1965年6月16日,在聽取國家計委關于“三五”計劃的匯報時,毛澤東提出了這個戰略思想:“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
不久,在8月23日舉行的國務院第一百五十八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具體闡述說道:“主席要我們注意三句話,注意戰爭,注意災荒,注意一切為人民。這三句話,我把它合在一起順嘴點,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他還闡釋了三者的內容和關系,備戰、備荒,落實到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為人民,為人民是最基本的觀念,任何事情要想到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
這樣,由毛主席提出的這一戰略思想,經周總理歸納成簡明、好記的口號“備戰、備荒、為人民”。
口號一出,全民響應。人防工程是最顯著貫徹“備戰”戰略的。有數據統計,僅1965年12月28日至次年1月26日,北京就建成防空洞(壕)6673個。群眾的力量,可見一斑。
防空洞是防守用的“盾”,如果戰爭來臨,中國必須要有自己的“矛”——核武器。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在國內經濟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自力更生,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第一顆原子彈。
不過,剛剛擁有核武器的中國,并不能立即免于核威脅。
1969年,中國周邊形勢高度緊張,大有劍拔弩張之勢。針對中國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的核打擊計劃,在國外媒體公開報道。中國領導人不得不對戰爭到來的可能性作出最緊迫的估計。當年國慶前夕,《人民日報》刊登的慶祝新中國成立20周年口號中,毛澤東親自加了一條:“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
全國迅速進入臨戰態勢。大批工廠緊急遷往交通閉塞的“三線”,進行戰略疏散。就連幾位共和國的元帥,也接到了離京的指令。
曾任周恩來助理的熊向暉在《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回憶,1969年10月17日,在首都體育館觀看表演后,陳毅、葉劍英等被請入休息室。周恩來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的決定,根據當前形勢,老同志們在20日或稍后從北京疏散到外地。毛澤東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其中,陳毅到石家莊,葉劍英到長沙,徐向前到開封,聶榮臻到鄭州。第二天上午,在紫光閣,陳毅向幾位元帥進一步轉達:總理講,主席指示我們4人去的地方都是戰略要地,去后在當地工廠“蹲點”,分別研究國際形勢,如果戰爭爆發,協助當地軍政首腦指揮作戰。
疏散的不僅是高層。那時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的吳建明記得,根據外交部和中央的統一部署,翻譯室大部分人員下鄉,只留下很小的一個精干班子,準備在戰爭爆發后隨中央轉移。
幾乎與此同時,196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準中國人民防空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周恩來親任組長。緊接著,各省、市、自治區及大中城市的人防領導機構紛紛成立。人民防空工作進入應急戰備階段,一場史無前例、全民參與的“深挖洞”運動,就此席卷中國大地。
家家挖洞,廠廠相通
1971年,在北京東郊工業區,挖防空洞成了一項比生產還緊要的任務。王志祥當時在北京齒輪廠當鍛工,一聽說自己被抽調去挖洞,頓時倍感光榮,“抽的都是政治可靠、身體健壯的骨干,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說起廠里的地下工程,老人如數家珍。各車間先把自己的地盤挖通,接著把廠子里的籃球場整個掀開——在地上掘出巨大的深坑,然后在坑里砌起兩層樓高的地下建筑,儲藏室、發電室、排氣設備、辦公室,應有盡有。待地下建筑完工,上面重新覆上十幾米厚的土層,籃球場恢復原樣。外人走在上面,完全想不到腳底下竟藏著一座二層小樓。
這座小樓不僅連通齒輪廠各車間,還悄悄延伸至四周的工廠。“往東通到北京內燃機廠,往西通到建筑機械廠,往北連著光華木材廠,往南連著第三通用機械廠。”錯綜復雜的地下工程,全靠人工一鍬一鎬地挖。從1971年到1973年,各車間輪流抽人,晝夜三班倒,一刻不停地干了近三年。
王志祥負責挖掘廠子向東的地下通道,“差不多就在今天東三環下面十五六米的位置。”說到激動處,他站起身伸開雙臂比劃著,“通道就這么寬,兩米多高,人多了轉不開身,所以我們一個班也就十來個人。”有人用鐵鍬挖土,有人推車運土,運到豎井口,裝滿土的籃子被卷揚機拉上去,空籃子再放下來。“說實話真苦!”可大家卻搞競賽似的,誰也不甘落后,光是用折的鎬把就一大捆。干了一個月,廠里提拔他當鍛工段長,他心里反而老大不高興,因為當了段長就得回車間,不能再挖防空洞了。
各廠之間的通道是分段對挖的。齒輪廠的人向東挖,內燃機廠的人向西挖,挖著挖著,兩邊的人勝利“會師”,那是工人們最興奮的時刻。因為當了段長,王志祥沒見證那天的熱烈場面,但工程竣工后他下去看過,“一看不得了,還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娛樂空間,唱歌、跳舞、做操都行,在地下生活個把月沒問題。”讓他印象最深刻的,還有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大鐵門。每扇厚達二十厘米,高兩米多,寬一米五,門上有轉盤,“啪地一轉,整個門關緊,水啊毒氣啊都進不來。”
大工廠里至少還有卷揚機,胡同深處的工程則更多了幾分“土法”智慧。黑漆漆的洞里燈泡不夠用,居民就把自家燈泡拿來用,晚上再捎回去。煤鏟、鍋鏟、水桶、扁擔、鎬頭、籮筐,家里能用的家什,全上了挖洞“前線”。
挖好的防空洞兩側墻壁要砌磚,頂部要用磚券成拱形,這樣才不容易塌。于是,磚成了最緊俏的物資。一時之間,拆掉的影壁、老城墻磚乃至墊床腿的磚頭,都派上了用場。
光靠這些還遠遠不夠,街道就組織大家建窯燒磚。前門一帶的老街坊都記得,當年街道上有個指揮部,旁邊就蓋著燒磚的小窯。街坊們先在自家拉磚坯,再送到小磚窯集中燒制。
拉磚坯是門技術活。得找土質好的黏土,用水悶透了,不能太稀,也不能太干。拿木模子往地上一支,撒點細土防粘,把泥放進去,摁瓷實了,用木板刮平,再反著一扣,一塊磚坯就成了。坯子還得放在陰涼通風的地方,慢慢晾干。
“80后”的李巍小時候在前門長大,當他得知母親當年拉磚坯也是一把好手時,驚訝不已,畢竟,母親干了一輩子會計:“人人都會拉磚坯,這應該是那個時代的特殊印記。”
全民上陣,速度上去了,問題也在所難免。早年參觀過地下城的人很多都有印象:通道有時會拐出個奇怪的彎,像“龍擺尾”似的。有人煞有介事地“揭秘”,說這是為了防子彈射擊,故意修得曲里拐彎。實則不然,那恰是早期缺乏統一規劃的痕跡。學者譚克明在《“深挖洞”的背后》一書中,記錄過某城市的規劃場景:
負責人拿起紅鉛筆,走到墻上懸掛的大比例尺地圖前,沿著城市交通線畫了縱橫交錯的幾條紅線。紅線的盡頭是直通郊外的幾個疏散口,縱橫交錯的干線上生出枝丫,連接各大單位所在地……這就是當時的規劃,一筆定乾坤,畫到哪里就挖到哪里。有的連會都不用開,帶幾個人到現場簡單看一看地形,從兜里掏出筆記本,沒帶筆記本的就找張煙盒紙,草草畫個示意圖,就成了施工依據。有的甚至連示意圖也不用畫,用手一指:“從這兒進,從那兒出”,就算敲定了。
就這樣,有時兩個單位分段對挖,各自挖完了規定長度,卻沒能“會師”。請來技術人員一看,才發現都挖偏了,最后干脆將錯就錯,拐個彎連上。
這種今天看來不規范的工程,與特定的歷史階段密不可分。據曾參與這項工作的同志張一民回憶,1969年至1973年是“深挖洞”的第一階段,標準是“每人半平方米防空洞”。那時各家挖各家的,建的大多是簡易防空洞,只能防建筑倒塌,防彈片襲擊。
到了1974年,“深挖洞”進入第二個階段,開始向真正的“地下工程”靠攏。這一年起,新建的防空洞深度普遍達到8米,頂上要鋪鋼筋水泥預制板,掘開式則用水泥澆灌,覆蓋層不少于4米,所有工程都要能抗住小型炸彈直接命中。前些年挖歪、挖壞的地方,要回頭加固改造,出入口則要達到防毒、防火、防輻射的“三防”要求。
從“每人半平方米”的簡易工事,到能抵御炸彈的堅固工程,長達十年的持續建設,最終在北京城的深處,鑄成了一座磚石與汗水澆筑的地下長城。
完全為了防御
“北京的警報響起的時候,附近小學的學生和他們的教師排好了隊伍。然后在軍人的指導下開始向街的一頭加快步子跑去。他們像小小的田鼠一樣,消失在地下的地堡里。”
1970年2月4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從北京發回的這則報道,描述的并非虛構場景。
作家黃艾禾當時還是一名中學生,因學校常有防空演習,幾十年后她仍對此記憶猶新:“敲的是一段懸掛的鋼軌,發出的聲音比鐘還響。上課的時候,我們盯著窗外看,只要看見敲鋼軌的校工一出現,就開始往教室外沖。”
她的一位朋友所在的中學,直到1974年左右還在堅持演習。起初,警報一響,成百上千的學生擠作一團。后來,學校嚴格規定每個班級的撤退路線,一座三層教學樓里的上千名師生,從警報響起到全部鉆進防空洞,只需40秒。
對年齡更小的孩子而言,這種緊張氣氛里反倒摻雜著興奮。在西城四合院里長大的畢博聞撰文回憶:“防空演習就跟平時玩兒的捉迷藏、逮人游戲一樣好玩兒。”大人們屏息凝神的時刻,在“不識愁滋味”的孩童眼中,成了特殊的游戲。
一場接一場的演習,讓國際局勢的嚴峻壓力,滲透進每個普通人的日常。
預想中的核戰爭最終沒有發生。時過境遷,有人不理解,天天喊準備打仗,前方后方都挖洞,真的有必要嗎?其實,早在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便給出了再清晰不過的答案:“你不準備人家就欺負你。你準備好了他就可能不來,打來了也不怕,有辦法。”
如今回望,“深挖洞”所鑄就的,不僅是“地上千家萬戶、地下萬戶一家”的地道網,更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地下長城。地上的萬里長城,曾抵御冷兵器時代的鐵騎,地下的縱橫網絡,則為防備核時代的陰云。兩者形態迥異,詮釋的卻是一脈相承的智慧:我們修筑“長城”,從來不是為了走出去征服,而是為了守護身后的和平。
正是為了向世界傳達“防御”的意圖,20世紀70年代初,在周恩來總理的批準下,大柵欄街道的地下購物中心成為首批對外開放參觀的人防工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等外賓,都曾踏入這片地下空間。
張一民接待過數十位中外名人參觀防空洞。他回憶,周恩來總理曾親自陪外賓參觀北京的人防工程,熱情、幽默地給外賓做講解。
送走客人后,總理還強調指出:我們挖防空洞,完全是為了防御,這個觀點要讓世界人民都知道。
《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也曾受邀參觀。張一民記得,斯諾參觀后感慨:“我去過廣島,原子彈爆炸后,那里損失慘重,主要是光輻射造成的燒傷。當時在我看來,原子彈是可怕的。但那時廣島沒有防備,如果那時廣島有這樣的工程,相信損失會小很多。你們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
外賓的贊嘆,印證了這座地下長城的價值。然而,當國際局勢漸趨緩和,一個現實的問題浮現出來:這些耗費了無數人力物力、深埋地下的龐大空間,能否擁有新的使命?
欣欣向榮 別有洞天
1980年10月13日,美國合眾社駐北京記者雷蒙德·威爾金森發回報道,題為《欣欣向榮的中國地下城》。他這樣描述親眼所見:
最近幾個月,住宿緊張的首都把58個防空洞改作旅館,為旅客增添了六千張床位。
這不是美國的希爾頓飯店,但游客每人每晚要支付一美元的房錢就能享有一張鐵床(一個房間六張床位),自來水,廁所(西方式的或亞洲式的)和暖氣。這些設備在北京許多地上旅館里也不是都有的。
幾家地下餐館已經開業,有的食堂專為地面上的工廠做飯。數英里長的地道出租給商店當倉庫。寬敞的會議室改作電影院和劇場,每天晚上可以容納幾千名觀眾。
雷蒙德捕捉到的,正是北京人防工程轉向“平戰結合”的關鍵時期。
隨著戰爭的陰云逐漸遠去,1978年10月13日,鄧小平在聽取第三次全國人防會議籌備情況匯報時,明確提出:“人防工事要平戰結合,平戰結合才能靠得住。”所謂“平戰結合”,就是人防工程戰時能用、平時也能用,已經建成的工程能用的都要用起來。
這一方針,為地下長城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前門西打磨廠街62號,一個不起眼的小門面上,掛出了“北京地下城”的匾額。
從那扇門進去,沿著二十多級臺階下行,便能進入前門地區龐大的防空洞網絡。彎彎曲曲的通道鋪上了紅地毯,最終將游客引至前門工藝美術服務部——也就是今天北京人民防空歷史文化館的主體展廳。
這條充滿神秘感與歷史感的游覽路線當時專供外賓,在國際上小有名氣。時任工藝美術服務部經理王俊亮回憶:“好多外賓拿著本國的旅游手冊,自己找過來。”這里售賣的文房四寶、絲綢、瓷器、玉器,還有同仁堂的安宮牛黃、牛黃清心、烏雞白鳳,甚至風濕膏,都相當受歡迎。
鮮為人知的是,作為涉外旅游景點的北京地下城,不僅為國家創下許多外匯,還解決了不少返城青年的就業。事實上,那個年代防空洞改建而成的地下旅館、地下餐廳等,都肩負著安置知青的重任。
1979年,焦淑琴結束插隊生活,回到闊別11載的北京城,暫時住在西城。與很多返城知青一樣,工作沒有著落,未來一片茫然,她急得天天往知青安置辦公室跑。可巧,知青辦的地下,就是街道當年的備戰指揮部。街道正籌劃著將這片地下空間,改造為一所旅館。
既然要開旅館,首先得挖出一條從地下直通大街的獨立通道。于是,無處可去的焦淑琴高高興興地當起了臨時工。綁鋼筋、推水泥、和沙灰,她和工友們什么都干。土建干完,緊接著刷墻圍子、支鐵架床、縫被子、鋪床褥……從寒冬忙活到初春,一個地下旅館的輪廓,在這群待業青年的雙手下,一點點清晰了起來。
1980年4月30日,旅館試營業。踏實肯干的焦淑琴如愿以償,留在旅館成了一名服務員。她從未想過,自己會在這里一干就是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開業第一天的情景,她至今記得清楚:“根本沒有打廣告一說,門口的燈箱一亮,客人就涌進來了。”客房天天爆滿,有時客人太多,實在沒地兒安排,還得幫人介紹到別處去。這家由街道投資6萬元、安置了20多名待業青年的地下旅館,短短兩年便收回全部成本,開始盈利。
生意的紅火,一半緣于地利,旅館離北大醫院不遠,客人大多是來看病的患者和家屬。另一半,則是因為那個年代北京的住宿確實太難了。外地旅客甚至編了順口溜,“想北京盼北京,到了北京看星星。”風塵仆仆的外地旅客進京不再數星星,應運而生的地下旅館亦有一份功勞。
焦淑琴上班的旅館開業時,在西城區尚屬頭一份。到了1983年,防空洞改旅館已算不上新鮮事。據《北京日報》當年4月21日的一篇報道,全市地下旅館床位已發展到13931張,相當于地上社會旅館的七成多。
旅館之外,防空洞的用途越來越多樣。西單的洞天西餐廳,味道可媲美著名的“老莫”(莫斯科餐廳);月壇公園地下的人防工程,改成了天外天小商品市場,年交易額直接沖到5億元;地壇公園地下建了環形滑冰場,每日吸引上千名時髦青年;1981年,天壇東門的崇文影劇院開張,2500平方米的地下影廳,成了大人小孩兒夏日觀影的最愛。至于倉庫、油庫、糧庫、蘑菇種植、服裝加工等就更尋常了。
據說,原全國僑聯主席張國基老人參觀“地下城”的生產、生活設施后,曾感慨揮毫,寫下八個大字:“人間仙境,地下天堂。”稱“天堂”或許有點過譽,但20世紀80年代的北京地下,確是生機勃勃,別有洞天。
地下城的土去哪兒了
當“地下城”在和平年代轉型重生,很少有人會想起,當年掘地三尺的浩大工程,還悄悄改變了今天北京城里好幾個公園的模樣。
挖防空洞刨出了海量積土。最初,這些土被運到郊外,填了洼地,可防空洞越挖越深、越掏越遠,運力跟不上,積土便像小山一樣,堆滿了大街小巷。怎么辦呢?1970年5月,首都人防領導小組想了個法子——在公園里有計劃地堆山。
于是,一車一車的棄土被運往天壇、東單、陶然亭、日壇和青年湖公園,經年累月,五座人造山逐漸隆起。后來經過植樹造景、園林綠化,東單、陶然亭、青年湖公園的土山,變成了市民登高遛彎兒的好去處。
前些天,記者來到東單公園,感受防空洞留下的地上“遺產”。從東門入園,北側隆起的山石區郁郁蔥蔥,花木之間鳥鳴細碎,山頂涼亭下,時有游人閑坐歇腳。若非瞥見宣傳欄上那張市民植樹的老照片,真的很難想象這片土山最初的模樣。
與東單公園不同,天壇公園里那座土山最后消失了。“天壇曾經有座山”,對于在天壇墻根下長大的孩子來說,土山一度是難得的樂園。山上雜草叢生,爬上爬下的孩子們踩出了無數條小路。站在32米高的山頂,足以俯瞰祈年殿。用今天的話說,那個位置算是早期的“網紅打卡點”。
但在天壇公園原總工程師徐志長眼里,這座人造山曾是一塊心病,“土山的位置就在祈年殿西南方向200多米,占地6公頃,快跟祈年殿一樣高了。”
徐老今年87歲,腿腳不大靈便,可提起天壇的點點滴滴,依然繪聲繪色。當年天壇修防空洞時,他是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還參與過放線,也就是按照設計圖在地面上畫線。
他告訴記者,土山之所以堆在天壇,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把這些土‘消滅’了,另一個在土山底下還修了防空洞,是個指揮部,上面壓好幾十米厚的土,防空效果更好一點,對吧?”他理解備戰年代的緊張,可當硝煙味散去,如何讓這座中軸線上的明珠再現古壇神韻,成了他放不下的責任。
土山實在太大,誰也不敢輕舉妄動。轉機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末,徐志長回憶,一次鄧穎超來到天壇,遠遠望見那座土山,問了一句:“這么多年了,為什么不搬走?”陪同在側的他,馬上抓住機會打了個報告。不久,一場專家云集的研討會在天壇召開,張開濟、羅哲文、單士元、馬旭初、鄭孝燮、侯仁之等都來了,專家們一致表態:搬。
1990年春節前夕,在“愛祖國、愛首都、愛文物、愛天壇、搬土山”的口號下,搬山工程在大年三十那天正式啟動。
北京市交通運輸總公司、北京市城建集團總公司等出動運輸、挖掘車輛上百輛,晝夜不停地工作,連春節也沒有歇。大卡車從南門進、西門出,周邊的師生、居民也紛紛來幫忙。
“原計劃1990年‘七一’前搬完,結果只用了90多天,80多萬立方米的土,一股腦全拉走了。”徐志長說,那些黃土被運到城南的半壁店,在那里修了一座新公園。
土山原址,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49名老領導親手種下75株松柏。古建泰斗羅哲文提筆寫下:“新愚公移山植樹,古神壇恢復舊觀。”
如今,祈年殿西南側,土山早已無痕,只有一片靜謐的松柏林。它們與東單公園的山石景觀、與重新開放的北京地下城一起,默默訴說著同一段歲月。
從地下城到紅色展廳
2003年,位于東三環的大型社區富力城拔地而起,王志祥老人參與修建的北京齒輪廠防空洞,連同那些與之暗中相連的工廠地道網絡,從此消失在地下。這并非個例,在城市快速的發展中,北京大部分早期人防工程被陸續回填。唯有前門地區的地下城,成為“深挖洞”留給這座城市為數不多且保留完好的遺跡。
能否將它改造成一座博物館,既展現人防歷史,又融合老北京的胡同肌理?2018年,北京市有關部門達成共識,一個喚醒地下空間、探索城市更新的項目,就此啟動。
然而,改造沉寂多年、深埋地下的龐大工程,難度超乎想象。僅解決滲水、墻體與拱頂裂縫等安全隱患,就需要經年累月的勘察與修復。
于是,“邊改造、邊開放”的思路被確定下來。2019年10月底,草廠五條一個不起眼的口部房,率先改造為微型博物館,向社會開放了。口部房,即防空洞與地面連接的出入口,平時供人通行,戰時用于疏散,說白了就是地下城的地面入口。在此基礎上改造成的展廳僅有24平方米,堪稱北京最袖珍的博物館。
負責運營展廳的崔金驪沒想到,巴掌大的空間一開放竟迅速引發關注。短短兩個多月,憑著網友口口相傳,線上平臺瀏覽量達到45萬人。截至2024年,微展廳共接待參觀者約3.6萬人次。
談及“走紅”的秘訣,崔金驪笑稱,大概是因為“我們有一群寶藏講解員”。她解釋說,當年參與挖防空洞的是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留下的文字影像資料極少。因此,展廳開放之初,就決定招募“洞主”。洞主不僅是講解員,更是傾聽者與記錄者,他們要與參觀者聊天,并將聽到的防空洞故事寫成“洞主日記”。
結果令人驚喜,兩次親歷挖洞的王志祥、前門老街坊李彩仙、在地下旅館工作30多年的焦淑琴、在前門長大的80后李巍以及熱衷探洞的人防愛好者許強,甚至聽爺爺奶奶講過故事的小學生兜兜,都加入了這支志愿講解團。在一次次講述與傾聽中,一段段鮮活的口述史被挖掘出來,歷史一點點有了溫度。
記者采訪時,這些志愿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細節,許多參觀者聊著聊著,總會急切地問上一句:什么時候能下去看看?畢竟,口部房只是一個入口,透過展廳地板上的玻璃蓋板,可以看到通往地下的幽深臺階,但出于安全考慮,那里并不對外開放。
這份共同的期待,在今年5月12日成為了現實。在北京市相關單位聯合推動下,塵封18年的北京地下城,以“北京人民防空歷史文化館”的新身份,重新打開了大門。
新開放的展廳面積約800平方米,完整保留了防空洞的原始布局和設施。從入口沿階而下,老照片、舊物件、發黃的報紙漸次排開,不經意間,防空警報響起,那段塵封的集體記憶瞬間撲面而來。
展覽以“防空初創、使命神圣”“全民挖洞、應急備戰”“平戰結合、穩步推進”“服務首都、創新發展”四大主題篇章,清晰勾勒出北京人防的歷史脈絡。
從“深挖洞”到“居安思危”,走到展覽尾聲的觀眾,往往恍然大悟:原來,看似遙遠的人防,離我們竟如此之近。地鐵、地下車庫、社區活動中心,甚至家門口常去的那家超市,都可能同屬一個名字——人防工程。
崇文門商圈里,順天府超市就藏身于地下的人防空間。西城區櫻桃三條8號院,一座藏在老居民樓地下室里的紙文化博物館,是利用千余平方米的人防工程改造而成。而在朝陽區甘露西園小區的地下,曾經陰暗的防空地下室,如今是名為“地瓜社區”的“社區客廳”,居民可以在這里讀書、運動、學手工、看電影。
像這樣的人防新空間,在北京早已遍地開花。曾以磚石與意志鑄就的“地下長城”,形態悄悄變了,但卻更深地嵌入城市的呼吸與居民的日常。在和平年代里,它以另一種無處不在的方式,繼續守護著這座城市。
參考資料:譚克明著,《“深挖洞”的背后》;東城區人民防空辦公室編,《東城區人民防空志》;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志·軍事卷·人民防空志》;北京青年報,《北京地下城往事》等。
中國農業大學地下城口述史項目組(王翊加、羅涵月等)提供的資料亦有幫助,特此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