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讀加繆?
“如果他活到今天,我相信他仍然會不懈地告訴你,你應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是不能讓渡的權利。”日前,在上海圖書館東館舉行的“上圖講座·名作新讀之世界文庫”法語經典活動中,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袁筱一、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副院長陳杰與上海文藝出版社國際部編輯趙一凡,從《加繆生命筆記選》切入,討論一個不過時的問題: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讀加繆?
“我本軟弱,但我已盡我所能!”法國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的這句話像一陣溫軟的風,輕輕拂過了許多人心里最柔軟的地方。
“加繆追問的,是每個普通人都會感到疑惑的問題——‘我們怎么對待生命,生命的意義究竟在哪里?’”在袁筱一看來,加繆的作品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打動人,是因為“他問的這些問題從來都沒有解決過”。他通過小說、哲學隨筆等形式呈現人的處境,“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今天的我們和社會”。
“荒謬”是加繆哲學的核心。袁筱一說,在加繆看來,這“實際上是一種人類的處境”。以荒謬為起點,當人發現對于自身生命的控制是徒勞的,絕望也就由此而來。但加繆筆下的絕望并不是簡單的消沉。“《加繆生命筆記選》中有一種表述,叫‘從容的絕望’。這種絕望帶著一絲坦然。”陳杰說。《鼠疫》把這種態度寫得尤其具體,無論是大夫里厄、記者朗貝爾,還是普通職員格朗,都只做自己的分內事,都并非世俗意義上的英雄。“當你在自己的范圍、自己的地盤里做了該做的事,你可以停下來,從容地絕望。”在陳杰看來,加繆的底層邏輯正是在這句話中展現地淋漓盡致——做好自己能力范圍之內的事情。
當荒誕的處境不可避免,加繆也有自己的“正能量”。他認為人應當向西西弗斯一樣,在懲罰面前用反抗昭示自身的尊嚴。而在從荒誕走向反抗的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基礎是理性的清醒。“石頭最終都是要滾落的,人也必有一死,但在這個過程中,你還是可以對命運說不,這就是理性的力量。人是需要理性的,理性不是唯一真理,卻是你對自己負責的一種方式。”袁筱一說。
同時,理性也意味著保留判斷的能力。在《局外人》中,莫爾索沒有在母親去世后哭泣,不愿配合律師“玩法庭訴訟的游戲”,不為權益去迎合游戲規則。袁筱一認為,莫爾索當然不是現實生活中可以模仿的范式,但他的意義在于提醒讀者:“你的真實想法是什么?這種真實的想法和我們從道德層面所說的話,它的距離在哪?”
這種對人的關注,其實根本在于“愛”。在加繆最喜歡的十個詞語中,其中一個便是“人們”。“加繆一直以來都懷著對人類深深的愛和同情。”袁筱一將其概括為一句很樸素的話:“人要好好有尊嚴地活著,哪怕你逃不出命運之手。”陳杰則提到加繆寫下的另一句話。在阿爾及利亞的蒂巴薩,加繆的友人在他去世后為其豎立了一塊紀念碑,上面銘刻著《蒂巴薩的婚禮》中的那句:“我在這里學會了真正的榮耀,是無節制的愛。”陳杰特別強調,這不是抽象地愛人類,而是對“具體的人”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