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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飛:沒有方向就是河流的方向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海飛 陳澤宇  2026年09月07日14:18

“文海觀潮——浙江作家作品觀察”將以訪談、視頻等形式,陸續推出14位浙江作家創作觀察。本期聚焦作家海飛。

海飛,小說家,編劇。在《人民文學》《收獲》《十月》《當代》等刊物發表小說五百多萬字,大量作品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選刊及各類年度精選本選用。獲人民文學獎、小說選刊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多種獎項。著有小說集《海飛自選集》(四卷本)及《麻雀》《青煙》《像老子一樣生活》《殘雪》等;散文集《驚蟄如此美好》《丹桂房的日子》《沒有方向的河流》等;長篇小說《驚蟄》《花雕》《向延安》《回家》《醒來》《風塵里》《江南役》《昆侖海》《臺風》《蘇州河》《大世界》《劇院》《殘雪》等;話劇作品《向延安》《蘇州河》;影視作品《諜戰深海之驚蟄》《麻雀》《旗袍》《大西南剿匪記》《隋唐英雄》《花紅花火》《薄冰》《梅花紅桃》《暴風》等。

我問海飛,創作之初艱辛嗎,這是想套他一點話。常得友朋告誡,得有一點“苦故事”,文學訪談才好看。但海飛說,一點也不艱辛。他說自己是吃過時代紅利的人,而今天的基層寫作者比他當年難得多。他坦承早年寫作的動力來自虛榮,也坦承選擇寫小說多少是因為“逃避農活”。很直白啊,大家看到這里,應該知道這次對話里有真東西了。

從工廠到報社,從縣城到杭州,從“豆腐塊”到數十部影視改編,海飛一路走得不算快,卻始終沒離開過書桌。新作《劇院》回到了他生活十三年的南方縣城,寫熟人社會的恩怨,寫人情世故里的選擇與代價。在他看來,諜戰不過是一面放大鏡,把人逼到生死關口,再看誰露出底色。而小說里那些看似無用的“閑筆”,才是讓故事活過來的呼吸。

海飛聊他與編輯的情誼,聊自己的靈感沒有過枯竭,聊就算未來寫不出也沒什么大不了。沒有太多高蹈的姿態,答問中更多的是一位寫了三十年的寫作者,講述自己找到的踏實。“河流是沒有方向的,沒有方向就是它的方向。”河,流往四面八方,我們跟著游過去,前方是海飛的“故事海”。

“你三餐都能吃飽,偶爾喝點小酒,有什么好辛苦的”

陳澤宇:海飛老師好,首先需要致歉的是,我沒能特別完整地閱讀您的作品。在一貫的對談習慣中,我往往會選擇從作家最初的寫作開始進入,一直延伸到新近。很顯然,這種方式已無法覆蓋您蔚為壯觀的創作體量了。所以,恐怕這個問題您已經回答過許多次,但還想再請您分享一下,最初踏上寫作之路是什么時候,現在還葆有哪些關于創作之初的微小記憶或艱辛往事?這應該是格外珍貴的。

海飛:一點也不艱辛。如果從副刊上發豆腐塊算起的話,我在1994年開始發表作品。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應該是2000年后。起初,我憑借寫豆腐塊的小小成績,從工廠到了《諸暨日報》當記者。現在想起,這已經是時代的紅利。今天的基層寫作者,比我那時候困難得多。

當記者的前一兩年時,我已經踏入中短篇小說的寫作了。記者這份職業的新鮮感足夠大,那時候經常一出差就是半個月,到處跑到處看。雖然只是在縣城,也間接經歷了一個傳統媒體十分輝煌的年代。可我骨子里應該就是個“愛折騰”的人,新鮮感過后,我覺得還是要繼續寫小說。虛構帶給我的快樂,是至今來說任何一種事物都難以取代的。

上個月,我在鎮海化工廠作分享的時候,談起創作之初的記憶。我告訴這些工友兼文友,最早寫作是虛榮心推動的。那時還在工廠經警隊工作,有個同事在值班室留了一張報紙,電話告訴我說上面有我的文章。所有寫作者應該都會記得處女作發表時的記憶和心情,我也一樣。從此開始間隙性地寫短文,那是我寫作生涯的開始。

要說所謂“艱苦往事”,仿佛需要來一點憶苦思甜,但是細想下來,我覺得這沒有什么艱苦。2009年開始,我接觸了劇本創作,有時候確實會寫得昏天暗地。但是我的父親告訴我,說你在空調房里寫作,你有辦公室,你三餐都能吃飽,偶爾喝點小酒,你有什么好辛苦的。事實也確實如此,我父親一生務農,我也曾務過農,“雙搶”的時候,會把你累得趴下,手腳都感覺不是自己的。我說我這是腦力勞動,耗神。父親說,就算你再耗神,你也辛苦不過農民,你自己心里有數。

我心里確實有數,所以我選擇寫作,逃避農活。

2026年夏,海飛在鎮海煉化廠與工人讀者面對面。

陳澤宇:近三十年的創作中,您覺得完成度最高的是哪部作品,寫作時間跨度最長的又是哪部?

海飛:如果從個人偏愛來說,完成度最高的是《向延安》。那時候純粹,寫作的心態很投入,整個小說最后呈現出一種較高的圓潤度。我記得寫這個小說的時候,我閉關在西溪一個小黑屋里,白天寫電視劇《旗袍》的劇本,晚上寫小說,兩種文體交替著來,很有周伯通雙手互搏的意思。

小說完稿后,我記起當時還是《人民文學》編輯的徐則臣問過稿件的事,便告訴他小說已經在浙江文藝出版社排期,很快就出版,可能雜志來不及發了。徐則臣覺得還是發給他看看,他看了之后,覺得還行,又轉給了當時的主編李敬澤老師。很多年了,我仍然記得,敬澤老師應該是在天快亮的時候給我回郵件的,大意是小說還有點問題,再給你一個月時間,好好改一改。我打開郵件的附件,發現文檔里布滿了他密密麻麻的紅色批注。我相信每一個所謂“寫出來”的作家,背后都至少有一位好編輯。這是一種莫大的幸運。

后來,小說在同一時間出版和發表,那是2011年的7月。此后,這部小說陸續獲得了人民文學獎長篇小說雙年獎、浙江省“五個一工程”獎、南方金圖書獎等多種獎項。到前兩年,上海東方藝術中心又把它搬上了話劇舞臺,開始一輪又一輪的巡演。說起來,我寫過很多跟延安有關的小說,但自己其實并沒有真正去過延安。所以心里總有一個聲音在說,你一定會去一次的。

時間跨度最長的作品則是《蘇州河》,寫了七年。這里說的七年,不是七年都在寫這個小說,而是斷斷續續,拿起放下寫了七年。有許多時候,我拿著大綱,有那種舍不得動筆的念頭。

我對蘇州河本身有感情。我外婆家在上海,后來我母親帶著父親和妹妹也回了上海定居。以前去上海,我喜歡在蘇州河邊晃蕩,走走停停。《蘇州河》最初的名字叫《福州路185號》,因為從1935年建成以來到2004年,這座上海的警察局位置一直都在這,路名和門牌名都沒有變。但最終,我還是把小說的名字改成了《蘇州河》。河流是沒有方向的,沒有方向就是它的方向。這個書名,最終證明確實更好一些。

《蘇州河》其實是一個蠻讓人難過的故事,和此前的諜戰小說不同,這部小說講的是大變局中漫長倉促而悲涼美好的人生。它寫的是1949年新舊交替之際,每個人方向的改變、人生的轉向。在沉浮的亂世里,他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最終像河流一樣分岔,流向了不同的地方。這部小說后來也搬上了話劇舞臺,說來奇妙,無論是《蘇州河》還是《向延安》,在我心里都是相對滿意的小說,但相比影視化,它們都更早一步被搬上了話劇的舞臺。我想,小說和話劇可能更相通。

海飛的長篇小說《向延安》發表于《人民文學》2011年第7期,先后出版于浙江文藝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后來還改編成話劇在多個舞臺上演,由海飛親自編劇。左:《向延安》初版;右:《向延安》在煙臺大劇院排演時的海報。

縣城長大的孩子,看世界的目光是不同的

陳澤宇:想與您聊聊去年的新作《劇院》。近些年來,您的“故事海”里有著無數的“諜戰之城”,也是“迷城”。《劇院》亦如此。劇院如謎,“我們都置身劇院,卻從未看清劇情的走向”,小說的題記頗有提綱挈領的意思,命運多舛的人們匯集在一座劇院里,同樣是對各自的扮演提供了一份呈示。您覺得《劇院》中哪些部分與之前的創作有所不同,哪個人物是您最為鐘愛的?

海飛:《劇院》寫的是1998年到2003年南方縣城的人與事,也是我生活了十三年的縣城記憶。縣城和城市不一樣,它是一個熟人社會,同時土洋結合。熟人之間會產生糾葛、恩怨,特別在那個科技還不發達的年代,恩怨因而又會產生很多案件。

在這部小說里,我放棄了很多影視改編該有的東西,不追求強情節、快節奏。可以說,這是一部有點“自我”的小說,也是我寫得相對快樂的一部小說。我認可評論家認為這是一部“世情小說”。寫這部小說相對順暢,因為太過熟悉縣城的生態,熟悉那里的人情世故、煙火氣息,所以調動起所有記憶儲備時,一切都得心應手。甚至小說里的季節變化和我寫作的時間有很大的重疊,包括小說里警察討論案情時經常出現的蟬鳴,包括每次雨落和現實的呼應。

如果必須要在這個小說中選一個我最鐘愛的人物,可能是程十麗。請允許我介紹一下這個出場并不多的女性——一位“大嫂型”的女人。她是女主角遲云在越劇團的同事,也就是說這也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越劇演員。從青春的開始,她就被動地成為了小城男人們追逐的對象。她混黑社會的亡夫白先生,給她留下了足夠一輩子花的錢,卻也給她換了人間。

后來遲云把她介紹給了自己的前夫,也就是這部小說的男主角陳東村時,兩個人處過,但程十麗最終沒有選擇陳東村,這是個很有主意的女人,她選擇的永遠會是下一個“白先生”。這個女人很真實,有血肉,愛著,恨著,愛過,恨過。我想她是那種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被認出來的人,很能扛事的一種女人。她也有藝術才華,但她更活在生活的現場。她人生的舞臺劇本,比她在臺上上演的每一場戲都要跌宕起伏。當然,這是我個人的審美偏好。

我常書寫的女性角色,可能都有一種共同的特質,勇氣。我筆下的很多女性,我發現她們在選擇的關頭,往往比男性更果決。中國男性基本上被面子、身份、家族的期待綁住,這導致他們身上有很多精明計算的特質。而女性可能也是一種規訓的結果,終歸她們的情義是落在實處的。女性有時候比男性更有情有義。這是我個人的認知。

陳澤宇:從您的作品中不難發現,“縣城”經驗是您筆底豐沛的來源之一,《劇院》里這一點也很明晰。您現在還經常回“縣城”轉轉嗎?“縣城”經驗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海飛:我很少回諸暨了。我的老家諸暨市楓橋鎮丹桂房村已經拆遷。拆遷的時候,我托人給我家的房子畫了一幅油畫,還把家里早已不復用的豬槽運到了杭州,可以用來養花。我太過迷戀陳舊的事物,十分矯情。我現在筆下的家鄉,是我記憶里和想象中的故鄉。

有意為之的是,近年來我的所有小說,要么在創作尾聲,要么在修改階段,都是在縣城完成。我喜歡在浙江的一些縣城閉關寫作,比如蘭溪、嵊州、鎮海、諸暨……我在縣城生活過十三年,在縣城工作、成家,成為父親,那段日子我像一個沒有長大的孩子。后來離開了諸暨去往杭州,縣城反而在我身體里越長越深。縣城長大的孩子,看世界的目光是不同的。曾經我們接收世界的信息都是經過層層轉述的,而這也形成了縣城的那種狹窄的視角,長在身體里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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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麻雀》《驚蟄》改編成電視劇后,更多的觀眾通過屏幕認識了作家、編劇海飛。

愛是一種能力,愛哭也是

陳澤宇:您筆下的人物,無論時代背景如何,往往都有一種“不合時宜”的孤獨感,關聯著殘缺和不圓滿的生命常態。在資料文章中也曾看到,您說寫諜戰“有七分孤獨三分歡快”。那么,在您筆下是否偏愛孤獨者?您覺得文學是否天然偏愛那些與時代保持距離的人?

海飛:最近看到一個韓國的影視頒獎典禮片段,獲得最佳導演的樸信宇說了這樣一段話:“在這個無用就會被淘汰的世界里,電視劇應該為那些最無依無靠、最孤獨、沒有時間去哪里、也沒錢去看什么的人而存在,我認為那就是電視劇的用處。”

我覺得文學如是。

我們怎樣界定孤獨者?一個在人前愛說愛熱鬧的人,他內心可能十分孤獨。我偏執地認為孤獨是人的天性。因為孤獨,一個人要么向內求,要么向外求。與其說文學偏愛那些與時代保持距離的人,不如說文學和人的底色是深深相連的。孤獨的人、不安的人、在不同階段產生各種情緒的人——他們在小說里找到慰藉,在作者坦誠的敘述里找到慰藉。哦,原來世界上不止我一個人會這樣。我覺得這就是文學的魅力之一。

孤獨者被人遺忘,遺忘的和被遺忘的各自找到了幸福。所以這樣的世界是互補與和諧的,有時候我甚至想,愛哭的人其實是幸福的,愛哭的人一定對這個世界心存愛意。愛是一種能力,愛哭也是一種能力,我說的哭不是指悲傷,是指孤獨。

陳澤宇:如果請您自己選一個詞高度概括您作品的美學風格,您會選擇哪個詞,為什么?

海飛:我的小說里,充滿了牢房、酷刑、殺人,充滿了密電、偵破、推理……所以此刻,我腦海中只蹦出一個詞:殘酷。《麻雀》中的蘇三省,要對李小男掏胃,要活埋唐山海,其他小說如《捕風者》《醒來》等也是如此。

也許我的作品并沒有完全做到充分殘酷,但這就是我想呈現的方向。我也反復在寫那些無可避免的殘酷——無可避免的選擇、無法避免的失去、無法避免的疾病與衰老……一個人如果從來沒有意識到生命的有限,他大概也不會真正珍惜所擁有的。

生而為人,最體面的活法可能就是直面這些殘酷。從而珍惜那具脆弱的肉身,珍惜生命中遇到的溫暖時刻。

2023年,《海飛自選集(全四冊)》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錄了他純文學寫作中的精華部分。

“閑筆”是辨認小說家風格氣質的關鍵所在

陳澤宇:您在創作之初,有過自覺承襲先鋒文學精神余緒的階段,后來則轉向更現實主義的道路。在我的認識里,年輕的寫作者接受“類先鋒”的精神洗禮,是有益的。您如何看待蘇童、余華一代作家對后來者的影響,這種“影響”中是否也包含著“影響的焦慮”?

海飛:余華和蘇童還有畢飛宇、葉兆言對我的影響都很大,我是文學青年的時候,看過他們大量的小說,有時候會有不經意的模仿。后來我發現,江浙作家的氣息,總是會相近一些,大概是跟這方水土有關。

“影響的焦慮”,可能是每個“遲到者”的必經之路。但同時我也在想,如果這種影響持續了過久,是不是也說明這一階段的變化其實不大。我個人認為,無論是文藝創作還是科學,總有高峰期和低谷期,這是客觀規律。也不是一位或者幾位影響力巨大的當代作家就能改變的生態。黃金時代之后,山谷自然會出現。但山谷也有山谷的意義。你走到這兒,說明前面的路已經走過了。接下來是從此下山,還是另尋他途,是每個寫作者自己的選擇。

事實上在之前的任何一個時段,我都沒有考量過這樣的問題。我看問題總是比較“近見”,一是因為有寫不完的想寫的小說,二是因為一直都認為,認真去寫就行。

陳澤宇:您筆下的故事,無論是諜戰還是罪案,似乎常關切的是,“人”如何在極端情勢下自處,以及怎樣選擇和面對選擇的后果。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準確,這是否在某種意義上靠近您創作的內核?

海飛:您說得很準確。諜戰小說有一個繞不開的東西叫“偽裝”。人物要隱藏身份、隱藏立場、隱藏情感。那什么時候才能看清一個人?就是看他在關鍵時刻作出的生死抉擇,以及抉擇背后的代價。一個人是什么樣的人,就會做什么樣的選擇。人在極端情況下的選擇,最能照見這個人的內核。而諜戰恰好提供了這種極端。每一次選擇都事關生死,沒有中間地帶。

現在我們在說一些人際關系的時候,常說“論跡不論心”。大意是看人只看行動、不要糾結于這個人怎么想。這句話我想對普通人和日常是有效的,也可以避免內耗。但對文學來說遠遠不夠,文學要的恰恰是“跡”之前的“心”。選擇之前以及選擇之后的后果,可能是一個人幾個月、幾年,甚至一輩子的代價,這個過程有一種“自虐”式的迷人。

陳澤宇:我注意到,您的小說中往往也有意識地使用“閑筆”,在人物命運變動或情節突轉之前,有看似不經意的部分旁逸斜出。您如何理解小說創作中的“閑筆”呢?

海飛:您觀察得很細。“閑筆”確實是我在寫作中比較在意的一種手法。我也翻過一些影視IP向的小說,有一部分作品從版權買手的視角來說,叫“大綱化寫作”,相當于為編劇搭好了一個骨架。所謂“閑筆”,對于部分作者來說可寫可不寫。

于我來說,一是出于行文節奏的考量。如果一部小說從頭到尾都在推進情節,讀者會喘不過氣。“閑筆”就是一部作品呼吸的間隙。它的作用是調節,不是打斷。更重要的是,閑筆能讓人物“活”起來。二是,我認為所有的“閑筆”都是無用之用。它可能對主線、情節沒有任何貢獻,但對小說的風格、氣息、甚至靈魂來說,沒有一處是多余。它是讓一部小說區別于“產品”的東西。尤其是在當下,“閑筆”是辨認一位小說家風格氣質的關鍵所在。

陳澤宇:您曾坦言“影視元素過多的小說實際并不好寫”。在您看來,一部小說被影視化改造后“丟失”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是獨屬于小說文體的語言,還是其他?

海飛:我基本經歷了影視行業的一個完整周期。以前來說,影視化改造丟失最多的是文學性。電視劇是大眾娛樂,你要照顧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的觀眾,丟失了很多“閑筆”的東西。剛剛也提到,“閑筆”從技術上更能推動的是人物有質感的那種塑造。

但在影視劇里,“閑筆”往往是最先被砍掉的,因為它“沒用”。大多數影視公司要求的是類型化,要求的是模式感。某些難以言說的人物的復雜或者灰度,在影視劇里往往變得黑白分明。不是每個編劇都是劉和平老師,既是編劇又是制片人。編劇的創新,大多是在一個隱形的框架內。

但我說的這是以前,隨著短劇的興起,影視劇或者電影不再是那么大眾的大眾娛樂。我個人認為,以后的電視長劇也許就是影像化的小說。

海飛還是個短視頻達人,其主理的微信公眾號&視頻號“故事海storysea”里,有著各種自己與朋友們的故事。

近來,海飛原著改編的同名電視劇《醒來》,正在CCTV-8與愛奇藝熱播。

“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寫不出新鮮的故事了,也沒什么”

陳澤宇:和同時代作家相比,顯而易見,您的作品改編成影視是早、多且成功的,您也是自覺從印刷文明向視聽文明轉向的寫作者。關于文學“觸電”的經歷,有沒有特別好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海飛:2008年到2016年,那是影視劇特別“瘋狂”的幾年。好玩的事有兩件。

一件是和導演“吵架”。我記得有一次他堅持要讓我改戲,我覺得那處不能改,理由種種。導演叫來了制片人,導演很激動,一頓輸出,那次我出奇地冷靜,一直不說話。后來我說了我的理由,看得出來制片人站我一方,最后沒有按導演要求來改戲。導演年紀比我大,我最后說,導演你還是太年輕了。這是一句令我后悔的話,我太過刻薄。

還有一件是關于“流量”的。流量這個概念,在文學圈是這些年才頻繁出現的。比如出版社會考慮這個作家有沒有流量、這個嘉賓有沒有流量。但在十年前,在劇組,我其實目睹了“頂流”的影響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來,我始終覺得自己是個保守的人。或者說,我骨子里還是個作家的性格。可能錯過了一些什么,但錯過其實是老天爺最好的安排,終歸寫作是最讓我安心的事,將寫作進行到底,這個方向從來沒有變過。

陳澤宇:您的長篇小說《醒來》改編的影視劇最近備受矚目。《醒來》寫的是什么故事,您覺得《醒來》改編得如何?

海飛:《醒來》這部小說的開篇關鍵情節就發生在京杭大運河邊上。現在這里有著美麗的河景,但是往前推到抗戰時期,這附近是日租界的慰安所,有洋關碼頭,有軍用的倉庫,還有小關兵站。運河邊的一些藥鋪商家呢,密布著日本特務據點,而杭州運河上人來人往的碼頭更是深藏了巨大的秘密,當然也能反映出許多的故事。站在運河邊時,我曾冒出過這樣一個念頭,這條運河上會不會也藏著許多隱姓埋名的人?《醒來》的起點就是從這條河開始的,從河邊的春光照相館開始的。我總覺得,亂世里的人就像這水上的船,聚散浮沉都由不得自己,可河水永遠在往前流淌,而那些深懷理想與信仰的人,就像這河水一樣生生不息。后來知道這部劇由趙寶剛導演執導,我非常地期待。趙寶剛導演的作品橫跨了好幾代人的青春,反正好多部我都能如數家珍,并且深深影響了我。去探班以及看到一些樣片后,我都對這部劇面向觀眾充滿了十足的信心。《醒來》的電視劇版,我感覺無論影像風格還是故事的調度,都充滿了文學性。

陳澤宇:2024年始,中國作家網創設了“我的‘關鍵之書’”欄目,不定期邀請文學人談談屬于自己的“關鍵之書”——或是人生經驗里難以回避的一本著作,也可以是寫作道路上飽受震撼的一部私藏。您的“關鍵之書”是什么?

海飛:很難說有哪本書可以被稱為我的“關鍵之書”,但如果一定要選一本讓我久久難忘的,大概是《白鹿原》。它像一道洪流一樣沖刷過來,橫跨清末到新中國,白、鹿兩家的興衰史,從開頭到結尾,裹挾著黃土、血水和宗族的遺骸。像很多人說過的,這部長篇小說是一個家族秘史,更是一個民族的寓言。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紙上活著,人物十分立體。白嘉軒,田小娥,黑娃等人,或站著、或跪著、或掙扎著。比如田小娥之死,殺死她不算完,還要在她的尸骨上修一座六棱磚塔,鎮住她的魂。這種設定,是小說的關節,也是它的鋒利之處。小說深挖了農耕宗族與傳統禮教的兩面性。一方面它在維系秩序,一方面它也在“吃人”。除此之外,它還用關中方言寫對話,用民俗細節堆出現實的厚重感。讀完這本書,我喘不過氣來。

陳澤宇:最后還想問您,您擁有如此龐大的創作體量,如此密集的創作節奏,有過靈感枯竭的時候嗎,您曾為寫不出新的故事而感到過擔憂嗎?

海飛:坦白說,我沒有靈感枯竭的時候,只有來不及。我編故事很快,寫作也很快,可能我的選題能力稍微強一些,這取決于直覺。尤其過了50歲之后,寫作的緊迫感會變強。靈感或寫作題材沒有枯竭的原因,自夸點說我一直在學習。我也一直讓自己多和年輕人交流,多聽他們的意見,也因此而沒有枯竭。年輕是一種力量,你不得不服,我們的許多寫作和人生經驗,未必是他們需要接受的。

另外,我的生活實際上比較簡單,盡量多閱讀,不停地寫,去看世界。而不斷寫的過程中,就會有新的靈感不斷涌現。我想,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寫不出新鮮的故事了,也沒什么。寫作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我的全部。已經寫了這么多年了,對得起自己了,這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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