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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返本開新:文道之辯的文明視野
來源:光明日報 | 多洛肯  2026年08月17日07:56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抒情傳統”的提煉與建構,為中國文學研究超越西方話語、彰顯自身審美主體性提供了重要的范式資源。從陳世驤首倡其說,到高友工、宇文所安等人的系統闡發,“抒情”被提煉為中國文學區別于西方敘事傳統的基本特質,并深刻影響了現代學界理解中國文學的方式。然而,范式的有效性往往伴隨著視野的限度:當研究重心持續向審美感受力、意境營造與個人情志表達傾斜時,中國文學傳統中更為宏闊的文明關懷,尤其是作為理學重要命題的“文道之辨”,便不可避免地退居理論視野的邊緣,或被簡化為壓抑文學性的道德教條,或被懸置于“純文學”史觀之外而失去闡釋的縱深。事實上,文道之辨并不局限于創作技法或文體功能的論爭,實則與“大一統”的文明秩序深度關聯,具有思想命題的性質。從本體論的確立到文教的實踐,再到道統、文統的建構,理學文道論始終貫穿著儒學價值重建、社會教化與文化認同相統一的深層邏輯,并在千年演進中形成了一套貫通價值、審美與治理的復雜話語體系。然而,在“抒情傳統”范式的長期主導下,其指向文化共同體建構的意義功能,卻始終未獲充分關注。

范式之偏:被遮蔽的文道傳統

中國“抒情傳統”論的提出,是現代學術語境下一次重要的文化自覺。二十世紀中葉,陳世驤率先以“抒情傳統”概括中國文學的基本特質,認為其區別于西方以敘事為主脈的文學傳統,以言志抒情為取向,追求情景交融的審美效果。其后經高友工、宇文所安等學者的系統闡發,此范式逐漸成為中國文學研究的主流話語,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其審美脈絡被不斷梳理與強化。

該范式的貢獻不容忽視。它在西方文論話語體系下為中國文學找到了獨立的價值錨點,是中國文論走向自主的重要一步。然而,抒情傳統論潛在地以“審美自律”為評判尺度,傾向于將文學從思想、政教與社會語境中剝離,以純審美的眼光篩選與解讀經典。在此標準下,宋明理學的文道理論常因其對文學功能的規定性論述而被置于與審美表達相對立的位置,其“文以載道”的主張則常被簡化為一種工具論的文學觀。

這種解讀的偏失在于,它實質上是以后世的“純文學”觀念去剪裁古代中國的“雜文學”傳統,抽離了文道關系得以生成的文明土壤。在中華文明的整體結構中,“文”不是獨立于政教、倫理之外的純粹藝術門類,而是禮樂文明體系的內在構成部分;文道關系的理論重心也不在形式與內容之爭,而在于價值統一、社會教化與文明傳承等更為深層的思想命題。“抒情傳統”論固然凸顯了中國文學的藝術特質,卻弱化了對其文化整合功能的關注,因而未能充分解釋中國文學在歷史進程中的文明建構意義。有鑒于此,理學文道傳統的真實內涵與文明價值,有待于在新的學術視野中被重新認識與發掘。

文明之維:理學文道論的內在邏輯

中國的“大一統”既包含疆域的統一與政治的整合,更在于文化價值的統一與文明秩序的延續。理學文道論的生成與發展,始終與大一統的文明需求存在深刻關聯。由此出發,理學文道關系的內涵可展開為本體、教化、統緒三個相互關聯的維度。

文道關系的第一重內涵,是為紛繁的文辭確立統一的本體依據,使文學創作與批評皆有所歸依,不致因脫離根本的價值準則而失其所宗。周敦頤在《通書·文辭》中提出“文所以載道也”,此語常被理解為以道為本、以文為末,實則同時也為文確立了價值本源。從理學的基本前提出發,道指向宇宙萬物的本源與人類社會共通的價值準則,文則是道之觀念借以傳達的載體。因此,文道論實際上為多元的文學表達提供了統一的價值基準,使文辭創作有所依歸,多元的審美取向得以統攝于共同的價值指向之下。

程頤“作文害道”之說,其所反對的并非一切文章,而是“專務章句、悅人耳目”的辭章之文,其旨歸在于以儒學之道為價值依歸,確保文學創作不偏離根本準則。朱熹則進一步將文道關系推向辯證統一,提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以根本與枝葉的有機關系說明文道之不可分割。朱熹以根本與枝葉的有機關系替代了此前道與文之間外在的承載關系,使文的表達從屬于道的統攝,而道的精神亦借由文得以展開。由此形成的文道一體格局,使文學活動在價值維度與文化共同體的精神秩序之間獲得了深層關聯。

文道關系的第二重內涵,是通過承載儒家倫理道德的文學作品實現社會教化,以重建大一統社會的倫理秩序與價值共識。中國自周代以降便形成了以“文教”立國的治理傳統,而禮樂教化作為其中樞,長期是大一統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部分宋代理學家重申文道關系,有著明確的現實關懷,希望通過“文以載道”的機制,以文學為載體傳播儒家倫理,實現化民成俗、整飭人心的治理目標。

歐陽修在《答吳充秀才書》中提出:“圣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其本人的詩文創作既是古文運動的審美典范,也是承載儒家道義、整飭士風吏治的思想載體。他的政論文切中時弊、義理明晰,抒情文則情理交融、溫潤敦厚,真正實現了審美感染力與價值引領力的統一。南宋以后,隨著理學逐漸確立其官方顯學的地位,文道觀念通過科舉制度與書院教育滲透到社會文教體系之中。科舉與書院所構成的文教體系,使讀書人普遍以“四書五經”為學問的根本,以唐宋古文為文章的典范,由此形成了一套共享的價值話語。即便在政權分立的歷史時期,文化上的價值認同也保持了基本的延續性。與依靠強制力的政治治理不同,文的教化是柔性的、浸潤式的,它通過審美的方式感發人心,使道義不再是外在的規訓,而逐漸內化為人的自覺。

文道關系的第三重內涵,是通過道統與文統的雙重建構,形成貫通的價值傳承與文章傳統,為中華文明的文化認同提供歷史縱深。中唐時期,韓愈明確提出“道統”之說,建構了從堯舜禹湯到孔孟的儒家精神傳承脈絡;與此同時,他也發起古文運動,開啟了以先秦兩漢散文為典范的古文傳統。韓愈的根本用意,是在釋老盛行、藩鎮割據的時代,通過重建儒家的價值傳承與文章傳統,維系中華文明的統一性。

宋代理學家繼承并改造了這一思路。朱熹正式確立了從孔孟到周敦頤、二程、張載再至自身的理學道統譜系,而其譜系所承續的,正是韓愈所倡導的道統觀念。在此格局中,道統為價值之本,文統為文章之緒,二者形成以道統攝文統的結構。此種統緒的建構,為中華文明的價值傳承與文章傳統提供了一個貫通的歷史脈絡。歷史上,政治有更迭,王朝有興亡,但只要道統與文統所共同維系的價值觀念與文章傳統延續不絕,中華文明的根本就不會中斷。后世元、清兩代,盡管統治階層起源于游牧文化傳統,但在不同程度上都尊奉理學道統、繼承唐宋文章傳統,其深層原因在于認同文道傳統與獲得文化合法性之間的內在關聯。道統對文統的價值統攝,使中國的大一統不僅是空間上的疆域整合,更是時間上的文明延續,由此強化了關于中華文明統一性的深層認同。

傳統之用:自主體系的思想資源

重新認識理學文道傳統,不應止于學術史的梳理,其根本意義在于回應構建中國文論自主知識體系與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現實需要。這既是對既有研究范式局限的反思,更是從中國文明自身的思想脈絡中提煉理論資源、回應時代命題的積極嘗試。具體而言,理學文道論所蘊含的價值統一、社會教化與文明傳承等多重功能,為當代文論在超越審美自主性的現代預設之后,重新確立自身的價值關切與文化擔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據。

首先,重審理學文道傳統,有助于減少對西方文論范式的過度依賴,回到中國文論自身的問題脈絡,該路徑的最終指向,在于從中國文論自身的學理脈絡中提煉出能夠回應本土經驗的理論范疇。晚近以來,中國文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西方概念闡釋本土文學經驗,雖有其學術史背景,但也使中國文論原有的問題意識在相當程度上被遮蔽。中國文論不以界定“文學”的本質為理論起點,而以辨析“文”的功能與價值為論述重點,理學文道論正是此種傳統的重要發展。我們今天重新闡釋此傳統,目的在于回歸中國文論自身的問題脈絡,提煉植根于本土經驗的文論范疇與理論體系。

其次,“返本”最終是為了“開新”。重審理學文道傳統,能夠為當代文化主體性建設提供價值內核,夯實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文化根基。文化主體性的內在意義是價值主體性,如果只有審美形式的獨特性而沒有價值內核的自主性,文化主體性便缺乏實質支撐。理學文道傳統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其精神在于主張文學創作應當承載價值理想,承載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與文明自覺。我們應繼承其中所蘊含的辯證思維,在尊重文藝審美規律的基礎上實現價值引領,讓審美表達與精神追求相輔相成,構建既立足傳統又面向時代的當代文道關系。

因此,重張文道關系的當代意義,不在于恢復舊時代的禮教教條,而在于接續“文與道俱”的精神傳統,使當代文學創作扎根于中華文化道統,承載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的價值理想、倫理共識與精神追求,從而防止文學陷入虛無主義或形式主義的偏失。文道傳統以統一的價值內核包容多元審美表達的智慧,對于在多元文化語境中培育共同體意識、鞏固中華文化的大一統格局,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文道之辯貫穿中國文論千年,理學將其推向系統化、哲學化的高度,并與中國大一統的文明秩序深度關聯,承擔著維系文化統一與文明延續的重要功能。晚近以來,“抒情傳統”的研究范式凸顯了中國文學的審美特質,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道論的文明意涵與文化政治功能。因此,以“返本開新”為視角,揭示被遮蔽的文道傳統,深入理學文道論的內在邏輯,辨析其本體、教化與統緒三重維度,并最終歸于當代轉化,指向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路徑,有其學術史的必要性。經典的生命力在于后世的不懈闡釋,思想傳統的價值也體現在當代語境下的不斷激活。重審文道之辯的文明視野,正是為了擺脫對西方文論的話語依附,建構植根于中國文明土壤的理論體系,以文道關系的再闡釋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自覺。這既是中國文論重建主體性的學術路徑,也是中華文明在當代語境下自我確證的思想實踐。

(作者:多洛肯,系西北民族大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