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學》2026年第8期|胡性能:夢里花落知多少

胡性能,云南昭通人。現為云南省作協副主席。曾獲百花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獎、十月文學獎、《鐘山》文學獎、《長江文藝》雙年獎、魯迅文學獎等。作品多次入選《收獲》《揚子江評論》年度文學排行榜、《芙蓉》雜志雙年榜及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好小說排行榜等。
一
公元904年,國家動蕩不安,秩序紊亂,在長安做都官郎中的江西籍詩人鄭谷辭官回到故鄉宜春,歸隱袁州府城西北近郊的仰山書堂,算是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里尋找到一個安放肉身的地方。那時,離大唐王朝滅亡只有不到三年時間。回宜春之前,宣武節度使朱溫以“勤王”之名率軍進入長安,逼迫唐昭宗李曄遷都洛陽,為斷唐昭宗的念想,朱溫縱火焚燒長安,那血腥一幕猶如夢魘,一直縈繞在鄭谷的腦際,讓他惶恐不安。現在好了,鄭谷可以在故鄉懷抱里,于兒時記憶和桑梓的熟悉氣味中,撫慰受驚的靈魂。
得知鄭谷回到宜春,云游天下的詩僧齊己循跡來訪。他比鄭谷小十多歲,傾慕鄭谷已久,一直無緣相見。這次來拜會鄭谷,齊己做了充分準備,見面時專門奉上為鄭谷寫的《寄鄭谷郎中》一詩。有詩作交流媒介,兩人避免了初次見面的生澀和尷尬,聊得非常投機,有相見恨晚之感。齊己見狀,便將自己寫的《早梅》一詩呈鄭谷指教。鄭谷看到詩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數枝開”的句子,便坦誠對齊己說,既然題為《早梅》,那么“數枝”盛開便不足以體現“早”意,不如改為“一枝”更佳。齊己聽后折服,稱鄭谷為“一字師”。這段在中國文壇留下的佳話,收錄在宋代陶岳的《五代史補》里。
鄭谷年少成名,七歲便能作詩,一度被認為是天才。他曾寫過一首當時流傳甚廣的詩作《鷓鴣》,并因此獲得了“鄭鷓鴣”的雅號。在這首詩中,他寫道:“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里啼。……”鄭谷雖然被稱為晚唐的著名詩人,但在燦若星河的唐宋江西詩文大家里,他并不是最出色的。王勃于《滕王閣序》中所說的“物華天寶,人杰地靈”,說的是江西這塊地方的人和事。梳理中國古代文學史,不難看到江西群星璀璨,光華灼灼,許多人皆是一派宗師,他們的文章,一直影響著后世的文學。
提到江西的詩文大家,田園詩的鼻祖陶淵明是繞不過去的。他出身沒落的官宦之家,自幼熟讀儒家經典,也曾懷有“猛志逸四海”的濟世抱負。從二十歲起,他多次出仕為官,四十歲時擔任了彭澤縣令。公元405年,他在彭澤縣令的位置上任職不到三個月,便因“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歸家。從此,國家機器里少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官僚,而人間則多了一位身心自由的大詩人。“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陶淵明辭官歸鄉,受他熱愛自然的心性影響,也有想躲避社會動蕩的原因。那時的東晉,大廈將傾,天下已然大亂,先是權臣桓玄威逼晉安帝禪位,建立“桓楚”政權,隨即劉裕等人將桓玄擊敗,東晉復國,但國家已如一間四處漏雨的房屋,顧此而失彼。辭官后的陶淵明選擇居住在柴桑城郊。柴桑建縣的歷史久遠,歷史上曾多次更名,湓城縣、潯陽縣、德化縣、九江縣……縣城的東南方便是異峰突起的廬山。擺脫官場的束縛,陶淵明輕松自由,天、地、自然從未如此親切。他每天打理花草的間隙,抬頭便可看到南面的廬山,內心閑適安寧。在《飲酒》一詩中,他寫道:“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首詩既然題為《飲酒》,大概率是在酒后所寫,帶著微醺,陶淵明的那種逃離藩籬的心情躍然紙上。后世官場中的文人,仕途失意時,總會想起他這幾句詩來,然而紅塵多留戀,真正去實踐的人終究不多。
除了東晉的陶淵明,接下來的數百年間,哪怕是在唐詩一統文壇的時候,江西似乎也沒出現影響深遠的大詩人,究其原因,可能是江西和唐都長安距離遙遠。古代中國的社會以權力為中心,一切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都向權力中心聚集,當然也包括文學。看看唐代最有名的詩人,大多在長安或與長安有關,杜牧是長安人,王昌齡有說是河東晉陽人,也有說是京兆長安人;杜甫、白居易、李商隱、李賀、劉禹錫、元稹則出生在河南,岑參祖籍河南,均離長安不遠。彼時的江西相對于權力中心長安來說,地理位置偏遠,詩人的影響力有限,作品也乏善可陳,沒有出現讓人心悅誠服眾望所歸的大詩人。如果真要找幾個有點名氣的詩人,出生于江西上饒、寫出“讀書不覺已春深,一寸光陰一寸金”的王貞白可以勉強算得上一位。
要說古代與江西淵源深并產生巨大影響的文人,南唐最后一位皇帝李煜可排在前幾位。李煜出生于南京,雖然算不上是江西人,但公元959年至公元961年,南昌曾是南唐都城,因而李煜在江西也生活過一段時間。作為皇帝,李煜是失敗的,但也許正是這種失敗,成就了他“詞壇一帝”的地位。“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李煜所寫的詞,人們耳熟能詳。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給予他極高的評價,認為沒有李煜的存在,宋詞就不會有后來的成就。“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不得不承認,李煜的詞寫得的確漂亮,如果從中國文學的角度出發,也許我們得感激宋代政治的寬松。李煜許多傳諸后世的詞作,是他成為亡國之君后寫的。大宋滅南唐后,李煜被封“違命侯”。從國君到“囚徒”的巨大落差,讓李煜對人生無常的體會尤深,亡國的悲苦在他心中持續發酵,化為了雋永的詩詞,讓中國文學多了許多值得吟誦的篇章。
二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定都河南開封。相對于陜西的長安,在地理位置上,河南開封離江西要近得多。等到南宋1138年定都杭州,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隨之南移,江西與權力中心杭州咫尺之遙,于是沉寂多年的江西文學,終于迎來它的高光時刻。
兩宋燦若星辰的文學大家里,晏殊出道最早,他生于江西撫州,少有文才,據傳五歲便能作詩,被稱為“神童”,十四歲便高中進士,是中國古代年齡最小的幾位進士之一。之所以說“之一”,是因為有一個叫蔡伯俙的福建人,三歲時在殿試中將御制詩倒背如流,宋真宗大喜過望,稱“七閩山水多靈秀,三歲神童出盛時”,親賜其進士出身,蔡伯俙也由此成為中國科舉史上年齡最小的進士。不過蔡伯俙后來成了“揠苗助長”的典型,官沒做大,傳世的詩文一首也沒有,活得倒是挺長久。晏殊則不一樣,中進士后不久外出做官,從此仕途通達,一度官拜宰相,還提拔了不少后世有影響的名臣,如范仲淹、歐陽修和王安石。
晏殊不僅官運亨通,文運也極為昌盛。不過我讀他的《浣溪沙》,總覺不是一個志得意滿的達官所作!“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如果不說此詩是晏殊所寫,讀者還以為它出自某位失意官員之手。再看他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念蘭堂紅燭,心長焰短,向人垂淚”,讀這樣的詞,會發現晏殊雖然身居高位,但骨子里還是個文人,他敏感、悲觀、含蓄,身上幾乎沒什么官僚氣。在中國歷史上,晏殊是個真正的贏家。許多高官,自己能夠做到克己,生活在富貴窩里的二代三代卻驕奢淫逸、碌碌無為,反觀晏殊的兒子晏幾道,北宋最著名的官二代和文二代,官做得沒有父親大,但他的詩詞與父親相比一點也不遜色,被譽為北宋詞壇寫小令的第一人。晏幾道在詞風上更接近李煜,感傷多愁,《臨江仙》里的“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鷓鴣天》里的“從別后,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寫出這樣詞句的官二代、文二代,再怎么夸獎他都不為過。
相較于強盛的唐朝、混亂的五代十國,大宋從朝堂到民間的包容與寬松是那樣動人。我以為,宋詞正是這種國家包容與民間松弛在文學上的表現。唐詩講究情韻與格律的統一,無論是五言還是七言,都要求工整和對仗。王勃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杜甫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王灣的“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都是工整與對仗的典范。唐代的詩人中,李白是個另類,他渴望自由的天性,屢屢突破律詩平仄、對仗和押韻的限制,寫得隨心所欲。“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文字中那種豪邁奔放的強烈情感和獨到的人生感悟,也只有李白這種狂狷之人才具備。我認識的幾位朋友,酒后一旦朗誦起《將進酒》,便立即有李白靈魂附體的感覺,無不激情澎湃,淚流滿面,難以自持。
宋代政治相對寬松,文學也相對自由,文人無法翻越唐詩這座高峰,那就另起爐灶,將“詞”這種形式推向極致。說起詞,那位叫李煜的亡國之君不可或缺,因為他是從唐詩過渡到宋詞的一個關鍵人物。“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這首詞,唐詩中的五言、七言和《詩經》中的四字短語全用上了,形式上比嚴謹的唐詩靈動得多。宋代的文人當然也寫韻律嚴格的詩,包括才氣逼人的蘇東坡,但都沒能超越他們的前輩詩人,只好另尋突破,于是,詞成了宋代文人創作最主要的文學形式。
作為文人,生活在宋代是幸運的。因為政權是通過“黃袍加身”取得,宋太祖趙匡胤在執掌江山后,對武將處處提防,對文人卻放心重用。他在位時立下“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誓約,出臺了優待文人的政策,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一個從未有過的“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格局,讓中國古代晦暗的政治天空閃現出些微文明之光。因為文人在宋代待遇優厚、未來可期,大量的人便希望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國家體制。兩宋興建數以百計的書院,主要目的就是讓人們有“學而優則仕”的機會。北宋七十一位宰相中,六十五人是科舉出身,真是“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這些在朝為官的人,寫詩詞是他們官宦生活之外的重要寄托。宋代名滿天下的文人,幾乎都是官員,這種現象在其他朝代還不多見。
三
歐陽修出生的時候,北宋已建國近五十年。那時已是北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在打理國家。宋真宗酷愛文學,前期勤于政事,將國家打理得井井有條,是歷史上“咸平之治”的締造者。一個熱愛文學的人,不喜歡戰爭,即便是打了勝仗,為避免再興戰事,他也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就此維持了兩國間長達百余年的和平。宋真宗在位時,一大功績在于擴大科舉取士的規模,他增設殿試制度,提倡讀書風氣,鼓勵興建書院,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文化的一位皇帝,否則他也不可能寫出讓人熟知的《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這詩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位皇帝寫的,更像是出自一位希望孩子勤奮讀書、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老父親之手。
宋真宗對文化的重視,為后來兩宋文學大家的密集出現創造了優渥的環境。可以說,沒有他,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不可能產生,歐陽修北宋文壇領袖的地位也難以奠定。詩文的革新,看似是文章的事情,實則是政治在文學上的折射。一個僵化的、缺乏生機與活力的時代,是不可能產生什么詩文革新運動的。很顯然,相較于北宋從朝堂到民間的那種活力,從南北朝以來在文學上占統治地位長達六百年的駢文已經不匹配了,必須有一種新的文體來與當時的社會相契合,這時歐陽修站出來,領導了當時的詩文革新運動。他繼承韓愈“文以載道”的思想,針對當時浮艷雕琢與艱澀難懂的文體,大力倡導平易自然、簡潔流暢的文風。歐陽修并非一個只能提出主張的人,他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為后世提供了一種便于論事說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他的《醉翁亭記》詞簡情摯,寫得天真爛漫,成為后世山水散文的典范。令后人津津樂道的,還有歐陽修為父母所寫的祭文《瀧岡阡表》,這篇祭文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父母仁惠的品格,情感豐沛而又節制,讀來感人肺腑。他說“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強調哪怕生前微薄的奉養,也強過死后豐厚的祭祀。中國歷史上,從商周一直到漢唐都講究厚葬,漢武帝僅陵墓就修了整整五十三年,陪葬品更是極盡奢華。朝廷的厚葬之風自然會影響民間,人們傾家蕩產相互攀比,讓大量財富被泥土掩藏。歐陽修的《瀧岡阡表》傳遞的是厚養薄葬的價值觀,文字又實踐了他清新簡約的文學主張。這篇祭文,與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和袁枚的《祭妹文》一道,被贊為“中國古代三大名祭文”。
歐陽修二十三歲踏入北宋官場,歷任推官、知州,后任樞密副使,一直做到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可他的詩文里讀不出絲毫的官僚氣,也可以說他是身在官場,心在文壇。他是北宋文學繁榮最重要的推手,不僅散文寫得清新脫俗、平易自然,詩詞同樣造詣很高。《生查子·元夕》中“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和《蝶戀花》中“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難怪蘇軾那么驕傲的人,也得稱他是“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江西南豐人曾鞏也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他倡導“文以明道”,堪稱歐陽修詩文革新運動的“神助攻”,所寫散文中庸平和,深得蘇軾和歐陽修等人的稱贊。曾經,歐陽修誤將蘇軾的考卷當成曾鞏所寫,足見曾鞏的文才在歐陽修看來與蘇軾相差無幾。王安石更是稱贊“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宋史·曾鞏傳》評價他的作品“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
江西同為唐宋八大家的另外一人王安石,比歐陽修小十多歲,官做得比歐陽修還大,宋神宗熙寧三年,他官拜宰相,抵達人生仕途的巔峰。他雖然入仕時得到過歐陽修的提攜,但兩人治國的理念完全不同:王安石主張“變風俗,立法度”,強調國家主導經濟、富國強兵,推行激進的青苗法與免役法;而歐陽修則傾向“寬簡務實”,主張在現有制度框架內漸進改良,更注重民生安定與吏治整頓。兩人雖然政見不同,對文學的理解卻無限靠近。王安石同樣是詩文革新運動的有力推手,他旗幟鮮明反對“西昆體”的浮華綺靡,提出“以適用為本”的文學主張,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尤其是他做宰相后,推動變法,通過科舉改革引導文風轉變,為北宋文學注入鮮明的經世精神。
能夠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不僅有理論上的思考,更有創作實踐上的有力支撐。他所寫的一些詩詞,至今仍然廣為傳誦——“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中國古代,自秦統一六國建立集權國家到民國結束帝制的兩千多年時間里,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對文人如此包容和厚待。趙匡胤建立大宋后,遺詔里明確“不可殺士大夫”,這相當于給了宋代文人以免死的“丹書鐵券”。宋代士大夫在朝堂上沒有什么恐懼感,他們可以面對皇帝直抒胸臆,表達自己治理國家與社會的見解。曾經,廬陵人胡銓反對宰相秦檜與金國乞和,寫了一篇奏章給宋高宗,要求斬殺秦檜,言辭之激烈,態度之決絕,真是“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哪怕在流放期間,他還數次上書要求“斬檜”。這種事情放在其他朝代,胡銓估計早被誅殺了,他之所以活下來,只被流放,完全得益于大宋對文人的包容。有時候,文人言辭激烈,傷害了皇帝的自尊,也只是被貶官流放而已。宋朝被貶官的文人還真不少,但他們被貶后并不會陷入無盡的絕望,而是相信有一天皇帝心情一好,或者換了一個皇帝,自己又會重新被起用。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宋代官員對被貶有了很強的免疫力。蘇軾因“烏臺詩案”被人舉報影射皇帝,這樣的大罪足以讓他掉腦袋,可朝廷也只是將他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其他朝代的文人被貶往往一蹶不振,宋代的文人被貶后往往迎來自己文學創作的春天。蘇軾被貶黃州期間,寫下了千古絕唱《念奴嬌·赤壁懷古》和《赤壁賦》。后來他越貶越遠,由黃州貶到惠州再貶到儋州,貶到海島上去了,可他內心并未絕望,否則也寫不出“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這樣曠達的詩來。讀他被貶嶺南的詩,非但看不到他的喪氣,反而讀到他在顛沛流離中捕捉到的生活的糖霜:“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兩宋時期朝堂上的高官,往往也是著名的文人。這種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高度重合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與唐代的世家大族壟斷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源相比,宋代邁出了中國古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通過科舉,讓每個讀書人都有實現階層躍遷的機會。宋代的科舉考試,基本取消了唐代的門第限制,面向全社會開放。為了防止擁有權力的人在考試中作弊,宋代的考試極為煩瑣和嚴苛,不但有盲評,而且為免考官認出相熟考生的字跡,還專門請人對試卷進行謄錄,目的就是讓平民出身但才華卓著的讀書人能夠被選中,從而為國家服務。中國古代也只有宋朝把一個時代的精英都遴選出來了: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辛棄疾……如果不是這一政策,那么出身底層的范仲淹和家道中落的歐陽修不可能做到參知政事這樣的高位。這些才華橫溢的文人進入國家權力中樞后,還真是為維系政權殫精竭慮。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是他一個人的情懷,而是兩宋許多士大夫的人生選擇。
四
兩宋的文人中,我比較喜歡江西修水籍的黃庭堅,喜歡他的才情,也喜歡他的灑脫與放蕩不羈。原諒我用了“放蕩不羈”這個略帶貶義的成語,因為中規中矩的詞,實在是不足以形容黃庭堅性格的豪放與不拘小節。他在任國子監教授時,上司主辦宴席,請來官妓表演歌舞助興,可那天黃庭堅心情不好,他正襟危坐,面無表情,如同泥塑。上司讓官妓故意去他身邊勸酒逗弄,黃庭堅突然起身,直接躺倒在宴會廳的草席上,伸開四肢,自稱這是“吾乃道家所謂‘坐尸臥草’之態”,令在場的人極為尷尬。
黃庭堅小蘇軾八九歲,三十四歲那年,他傾慕蘇軾的才華,主動給蘇軾寫信,表示要投拜到蘇軾門下。之前,蘇軾已讀過黃庭堅的詩作,并稱其“超逸絕塵”。此后黃庭堅一直以蘇軾弟子身份自居。兩人雖然年齡有差距,但都才華橫溢,可謂是亦師亦友,相處灑脫不拘,言語間常無禁忌。兩人在詩書上都有極高造詣,蘇軾曾調侃黃庭堅的書法“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掛蛇”,黃庭堅反唇相譏說“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蛤蟆”,說完二人哈哈大笑。雖說二人相互調侃對方的書法,但黃庭堅的書法還真受到過蘇軾的影響,只是兩人性情不同,體現在書法上自然各有千秋。蘇軾的字敦厚,字形左舒右緊,姿態橫生;而黃庭堅的字個性更為鮮明,他的筆法奇崛,被稱為“長槍大戟”,不講什么規矩。黃庭堅的《青衣江題名卷》,筆力雄健,寫得大氣磅礴,殘卷被國家圖書館列為“鎮館之寶”,看那大開大合的筆畫,若不是酒酣之際,斷然難以寫出這種無所顧忌的字來。
唐人以詩傲世,宋人以詞立名。但兩宋的詩歌也不可小覷,尤其是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在中國文學史上影響甚大,被認為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有明確理論主張的詩歌流派。黃庭堅在詩學上師承杜甫,卻又提出要“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后來有一大批詩人自覺追隨黃庭堅的詩學理念,漸漸形成當時文壇上的一個流派。北宋末年,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首次系統列出以黃庭堅為首的二十五位詩人,并冠以“江西”之名,標志著江西詩派的正式確立。
黃庭堅不愧為江西詩派的開山鼻祖,其詩作影響甚大,有些句子被人們吟誦了上千年。在《寄黃幾復》一詩中,他寫道:“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喜歡古詩的人大都讀過這兩句,并為它唯美的意境沉醉。與同輩的詩人相比,黃庭堅的詩,氣象要闊大得多:“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的朗闊,“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孤寂,“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的清醒。在北宋詩人中,黃庭堅是個有學識更有別見的人,他曾說“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足見他在文學上有自成一派的雄心。
雄心也好,灑脫不羈也罷,黃庭堅個體生命折射的,是整個國家的松弛與包容。黃庭堅與同他亦師亦友的蘇軾一樣,也多次被貶,涪州、黔州、戎州……戎州是今天的宜賓,黃庭堅被貶到那兒已是五十四歲了,卻在人生暮年迎來創作的高峰期,短短兩三年間,他創作了八十多首詩歌以及二十篇文賦,很難想象“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這樣開闊的詩句是他被貶戎州時所寫,而且他在戎州時所寫的書法作品,無論是《諸上座帖》還是《青衣江題名卷》,仿佛以山為筆,蘸大江之水寫就,灑脫自由,毫無牽絆。在古代中國,也只有兩宋能夠讓文人落魄時仍不失氣度與信心。
宋朝的文人可以在文字中表達自己的曠達,當然也可以表達他們的悲傷和哀怨。權相蔡京被貶,流放途中寫下“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無家”。他不反省自己的過錯,還敢這樣明目張膽地抱怨,不正是大宋的寬松與包容?范仲淹在做陜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時,領兵防御西夏,他在《漁家傲》里寫道:“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放在其他任何一個朝代看,都不免有動搖軍心的嫌疑。
唐代詩人追求宏闊的美學,哪怕寫悲愴,也是巨大空間與漫長時間的悲愴:陳子昂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王之渙的“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昌齡的“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不難發現,唐代詩人喜歡的是宏大敘事,這與大唐的主旋律是匹配的,可我更喜歡宋代文人回到內心的方式,他們書寫那種細小的感悟和發現,讀上去更性情,也更真實。從那些往小處寫的詩詞中,我們能夠看到詩人個體的存在。江西吉水人楊萬里,不僅詩寫得漂亮,還寫得多,一生竟作詩兩萬余首,流傳下來的有四千多首,堪稱詩壇的勞模。他在《小池》中寫道:“泉眼無聲惜細流,樹陰照水愛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這樣的詩,完全就是近景的特寫,細膩、清晰,與“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那樣宏闊的表達形成極大的反差。
兩宋是江西文人的高光時刻,在三百多年的時間里,江西密集出現眾多有影響力的詩文大家。中國歷史經過唐代的大開大合與濃墨重彩后,到了宋朝變得婉約而細膩起來。如果說大紅大綠的唐三彩代表了唐代的審美趣味,那么到了宋代,追求的則是青瓷“雨過天青”的素雅,那種藝術上的簡約,是一個時代的自如、從容與返璞歸真。
五
宋詞情感細膩,大多婉約含蓄,然而當國家危難時,文人筆下的詩詞卻不乏金石之聲,其行為更是讓古往今來的眾多武將汗顏。1275年,元軍鐵騎順長江南下,大地卷起一股股狼煙,當南宋都城臨安被圍困,彼時的一介文人,南宋寶祐四年的狀元郎文天祥當即在家鄉招募義軍勤王,他散盡家財,兩個月內組織了一支萬余人的抗元大軍,臨時組成的那支軍隊里,有農民、學子、窯工甚至僧人,他們聚集在文天祥的麾下,開始長達三年的殊死抵抗。哪怕是臨安陷落,他們也沒有放棄抗爭,而是輾轉福建、廣東繼續抗元,直至1278年冬天,文天祥在廣東海豐五坡嶺兵敗被俘。那是文天祥人生中的至暗時刻,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也許他想起年少時在白鷺洲書院就讀時,于歐陽修、胡銓、楊邦乂等吉州先賢畫像前立下的“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的誓言。冬天大地一片蕭瑟,愈往北走,氣候愈發冷涼,目睹破碎的千里河山,他回憶起自己一生的經歷,諸多往事涌上心頭。在路過零丁洋時,他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樣的千古絕句,讓人們看到宋代文人身體里最為堅硬的骨頭。
文天祥讓人景仰的,還在于南宋滅國后,皇帝都投降了元軍,文天祥仍然不降,哪怕面對元世祖忽必烈許諾的宰相高位,他也不為所動,抱定以身殉國的決心。作為南宋后期的主戰派,他在被俘后的表現無愧于“男兒”二字。據史料記載,他就義的那天,行刑前天昏地暗,狂風吹拂,刑場上飛沙走石。面對死亡,文天祥從容淡定,用自己的生命寫就了人世難得的《正氣歌》。數百年時光過去了,這首詩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回蕩:“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朝代,有如此眾多的文人愿意為國家慷慨赴死。陸秀夫負帝投海,謝枋得絕食而亡,江萬里攜家人投水……在國家危難之時,這些文人舍生取義,展現出遠超武將的勇氣。上饒人謝枋得寫下“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寧都人蕭立之寫下“西來無道路,南去亦塵沙。獨立蒼茫外,吾生何處家”。朝廷尊重他們,厚祿重養,給予他們足夠的自由和思想的空間,他們感恩,“食君之祿,死君之難”便成為他們內心的堅定選擇,否則難以解釋為何南宋是中國歷史上士人殉國比例最高的時代。
從文學上來看,由北宋而南宋,江西文人的風頭不減,他們佳作迭出,“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不過宋朝到了南宋這兒,氣勢已衰,然而正是北方強敵的步步緊逼,南宋詩人的筆下,比之北宋的同行竟多了幾分硬朗和豪放,他們的詩作,構成了宋詩詞硬朗的另一極。陸游寫“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可以看出宋代的詩詞也并非一味婉約,該有血性的時候一樣有血性。辛棄疾筆下更是充滿男性的殺伐之氣,“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說到血性的詞作,還得數南宋的岳飛:“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很難想象這樣大氣磅礴又才華盡顯的詞出自一位武將之手,這只能說明在宋代,文人自不必說,武將也有極高的文學修養。在我看來,兩宋創造了中國古代難得的全方位的文明。政治上寬松,不殺士大夫,也不搞株連;經濟上商業繁榮,紙幣“交子”出現,廣州、泉州等港口“蕃商云集”,海外貿易空前繁榮;文學上,宋詞與唐詩雙峰并峙,大家輩出……哪怕只是江西一地,也是人才輩出,僅從文學的角度,除了以上提到諸位,還可羅列出一長串名字,比如寫下“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的曾鞏,寫下“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的姜夔(祖籍鄱陽),寫下“痛飲從來別有腸,酒酣落筆掃滄浪”的胡銓。包括祖籍婺源的朱熹,一定也是得益于祖先的蔭庇和江西這片土地的滋養,才能寫下“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和“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樣雋永的詩句。
兩宋是文學的高光時代,產生了能與唐詩高峰并峙的宋詞。在那些有關家國情懷、離愁別緒、人生感慨乃至市井風情和自然山水的書寫里,江西文人留下太多的傳世書寫,可以說兩宋文學史,江右半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