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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小說是用來理解故鄉的”
來源:文藝報 | 楊 方 王 侃  2026年08月17日08:07

楊方,出生于新疆,現定居浙江。曾任首都師范大學駐校詩人。小說多次入選收獲文學榜、中國當代小說排行榜等。曾獲郁達夫小說獎、朱自清文學獎、《北京文學》優秀小說獎、《詩刊》青年詩人獎、浙江優秀青年作品獎等

王侃,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浙江省作協副主席、杭州市作協主席。著有《敘事門與修辭術》《翻譯和閱讀的政治》《歷史·語言·欲望》《時見疏星渡河漢》等。曾獲第三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第五屆當代中國文學優秀批評家獎

很多時候我覺得小說不是被我寫了出來,而是我把小說找了出來

王 侃:能否先簡略地介紹一下你的成長經歷與寫作的起步,尤其是從詩歌向小說的轉型?

楊 方:我1975年出生于新疆伊寧,1998年從新疆大學畢業后回到祖籍浙江,在林業局的執法部門工作。離開生長地所帶來的遠距離視角,空間錯位的孤立,記憶宇宙的堆積,需要某種柔軟的東西來承載,于是我開始寫作。

我寫詩,偶爾寫小說。2012年辭去工作,在首都師范大學做駐校詩人,駐校詩人結束后不再寫詩,主要寫小說。

其實寫得很少,一年一個中篇。有幾年干脆什么也沒有寫。以前一直覺得自己最大的問題是懶惰。我辭職后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拿來寫小說,可我總是處于某種虛度之中。有時會心生慚愧,覺得自己應該勤奮一點,應該多寫一點。但是,多寫一點對我是一件難事。寫作是一門真誠的藝術,不是靠勤奮就能完成的。

現在,我覺得自己認清了一個事理,那就是不必過于勤奮地去寫作,相反,應該懶惰一點,少寫一點。寫作不是用來復制世界。我得多給自己留一點空白,空白是靈暈,是呼吸,也是文字的空間和生命力。

王 侃:“在傷口上建立一個故鄉”,大約可以用來統括你全部的抒情與敘事動機。我相信,這個“傷口”與現實境遇有強烈而直接的對應關系。感傷的基調,總是先于你的筆墨皴染了詩歌和小說的畫布。游歷、遭遇、人際甚至天氣、地理、風物、俗常、景觀,都不由分說地浸透了孤寂、落寞、無助與滄桑。有時候我覺得,這個感傷過于龐大,而詩歌過于窄仄了,詩行里的所有迂回,都只如“在自己身體里的旅行”。你需要“沿著一滴鮮血從指尖走出自己”。所以,小說是那“一滴鮮血”嗎?

楊 方:“沒有埋葬過親人的地方,不能稱之為故鄉”,忘了這句話是誰說的。父親離開之后,伊寧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巨大的紀念館。我在那片土地上構建的文學地理,具有局地特色,以跨民族、跨文化的方式展開。我見過父親年輕時的照片,20世紀50年代的父親,穿著中山裝和皮鞋站在西湖邊。那時的父親在省委黨校學習,年輕,有才華,前途無量。但后來的人生充滿波折。父親去了伊犁,我得以出生在伊犁。這種被意外吹向天邊的出生是一種幸運,父親用他漂泊的命運給了我一座撒馬爾罕花園般富足的文學出生地。我保留著父親80歲時寫的手稿。如果說寫作有遺傳的話,我的寫作,應該遺傳自父親。而遙遠、充滿奇跡與秘境之園的寫作基地,構成了我寫作的起始。

2014年,駐校詩人時光結束,突然覺得寫詩讓自己變得局促,越寫越孤獨。排列的詩行,像一架梯子,把我帶往一個懸空之所。于是,我把寫詩歌的自己封存起來,放出了寫小說的自己,這有點像漁夫放出罐子里封存多年的魔鬼。我帶著詩歌的巫氣以小說的形態現身,我的小說寫作是半路出家,是野生的、野蠻的,沒有被馴化過。

寫詩歌的我和寫小說的我仿佛兩個人,寫詩歌的我從不關心周邊發生了什么,周邊就算發生什么也全都與我無關。寫小說的我,對周邊發生的一切都很熱衷,流言蜚語,市井八卦,家長里短,我像一個好事者,頭長三尺地擠進去看個究竟,不放過任何一點可以成為小說內容的東西。

有時候我在某個地方,會猛地撞見一個小說,那就像觸電一樣。我不能把它說出來,它可能本來有西瓜那么大,說出來就變成蘋果那么小了。多說幾次,它就變成了更小的杏子,變成了比杏子還小的櫻桃。說得多了,最后會把這個小說說沒掉。

我從來不把那些我還沒有寫出來的小說提前說出來。我知道小說就在那里。很多時候我覺得小說不是被我寫了出來,而是我把小說找了出來。我按照小說的路徑往下找,它出現在該出現的地方。我像個偵探追蹤過去,依靠視覺、嗅覺、記憶等手段,找出它。在很大程度上,寫小說其實跟放羊一樣,人物、情節、細節、故事,分散在草地上,我得把它們趕到小說的羊圈里,把它們關在一起。

我不太愿意研究小說,研究小說就像研究走路,越簡單的就越困難。

我停止寫詩歌,并不表明詩歌在我的小說里停止了生長,小說是詩歌另一種形式的延續、延伸和延展。我把我的小說當做一首需要用很多次回車鍵的長詩來寫,我沿用寫詩歌的方式去寫小說。因為我無法按照小說的寫作方式去寫小說。我不會寫小說提綱,寫小說提綱太難了。有了小說提綱,寫作就跟填空一樣無趣。寫小說的迷人之處在于,我開始寫的時候,并不知道結尾是怎么樣的。不知道哪些人物將在我的小說里意外地出現。一旦我知道了結尾,就會覺得沒勁透了,就會產生不想寫了的念頭。因而我的小說,大多都是匆忙結尾,仿佛在知道了謎底之后,就再不想在它身上浪費時間。

如果有一天我發現寫小說也無趣乏味了,我會把寫小說的我收回去,封進罐子里。下一個放出來的是什么,我不知道。

王 侃:我覺得,“故鄉”參與了你的基因編碼,從而成為你身體內部永恒的召喚。你把這樣的基因嫁接給了筆下諸多的人物。《澳大利亞舅舅》《巴旦木也叫婆淡樹》等都是關于當代鄉愁的優秀篇什,很值得向更廣大讀者推送。你的故鄉很具體,總是被雪峰、草場、牧群、鮮花、果實、街坊和鄰居所填充,別具一種生動。你的小說具有宏闊的時間和地理跨度,發生在這跨度間的流離和顛沛,貼合滄桑的取義以及由它打磨的敘事美學,很有感染力。小說里每個受傷的人物,每個被從故鄉剝離時留下的傷口,最終都由故鄉給予某種價值修復。如果你是評論家,你會怎么闡述你小說里的故鄉?

楊 方:我絕無可能成為評論家。因為我這種散漫的思維是不可能成為一個有條有理的評論家的。我從來都無法說清自己的小說是怎么寫出來的。寫作的人,喝茶,喝咖啡,或者黑白顛倒的作息時間,一切都是為了有清醒的頭腦去寫作。我不行,既不喝茶喝咖啡,也不顛倒作息,我一邊打字一邊就能坐著睡著。我總是迷迷糊糊地寫一段,睡一會兒,醒過來后再哈欠連連、糊里糊涂地往下寫。所以我小說里的人物命運沒有章法,也是糊里糊涂地往前推進。很多時候,我都懷疑我的小說是在做夢的時候寫出來的。就像《巴旦木也叫婆淡樹》里方海平數錢時的狀態。我不打瞌睡的時候,反而清醒得寫不下去,覺得怎么寫都不合理、不合情,不符合現實邏輯。

其實每個小說的降臨,都帶著自己的命運和路徑。小說也不是拿來說的。我常常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當一個寫小說的人在大談小說的時候,他離小說是那么的遙遠。

小說是用來理解世界的,對我來說,或許“小說是用來理解故鄉的”更為貼切。我把世界縮小成故鄉,把故鄉縮小成羊毛胡同。羊毛胡同是一條沒有拐彎,一下子就能走到頭的小巷子。小才能安放。大了會有流離和顛沛,會有荒涼和蒼涼、空曠和空虛。

我在很多個小說里都寫到那條叫羊毛胡同的巷子,那是我寄放自己的地方。飄蕩著啤酒花苦味芬芳的黃昏,腳跺塵土大聲合唱木卡姆的老人,藤蔓上靜靜懸掛的葫蘆,果樹里冰涼的流水聲,流向異國的河流,熟睡的花園,沿著它們,我得以返回。

羊毛胡同的原型是伊寧的六星街,藍色的門窗、藍色的廊檐、藍色的墻壁,從淺藍淡藍到深藍和更藍。依次遞進的藍,體現了伊寧這座邊境小城特有的浪漫和美學。我將伊寧的風情、風貌、時間、人,全集中在這條街巷里。小說里那些生活在羊毛胡同里的人,在緩慢的日常生活節奏中,有明眼可見的快樂與時光流逝之哀傷,它們構成了伊寧獨有的呼愁。帕慕克說,他的伊斯坦布爾,有一種類似呼愁的東西。呼愁不是某個孤獨之人的憂傷,而是數百萬人共有的某種朦朧狀態的情緒。伊寧的呼愁,藍色煙霧一樣彌漫在人群中,隱藏在這個城市的每一條居民街里。它帶著藍色的格調,飄蕩在我的小說里。

羊毛胡同系列是我非常個人化的小說。生于此處,活在別處。離開使我以地理距離和文化距離看見一個不一樣的故鄉。另一方面,空間錯位定律,記憶不斷疊加,充滿了個人情感和不可靠性。我理解已經發生的過往,我的小說可能來自夢境之園。為了確保故事延續下去,我得把撒馬爾罕花園里的所有要素鋪墊出來。

多民族語言混雜的豐富性,養出了我小說語言的豐富性

王 侃:你的小說水平整齊,看不出前期和后期的斷裂。從敘述布局上看,小說的內容和語言疏密有度,起伏有致。說到語言,這是你小說中最迷人的地方。你的語言調性、節奏以及句法,都與我們習見的漢語小說有明顯的不一致。這可能和你早先寫詩有關,也可能與新疆題材有關,但是否更可能與俄蘇文學——比如艾特瑪托夫等作家的影響有關?

楊 方:我生活的邊境小城,距離曾經的俄蘇文學之地很近。在飲食、衣著等方面,多少會受到一些鄰國的影響。比如,伊寧的人喜歡戴俄羅斯大披肩,俄式胖面包在伊寧也頗受歡迎,但是俄蘇文學,好像并沒有影響到我多少,于我甚至有點陌生。那是一種眼前的陌生,近距離的陌生,因為近,鄰國的一切,反倒對我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吸引力,包括文學。我父親那一輩的人,對俄蘇文學比較熟悉。產生俄蘇文學的那塊土地,西伯利亞應該占有一定分量。每年冬天,西伯利亞寒流一股一股經過伊犁河谷,影響著我的冬季。西伯利亞是我計劃要去的一個地方,去之前,我應該會讀艾特瑪托夫。我有個習慣,去某個國家之前,要讀幾本這個國家的文學作品。文學透露出這個國家的氣質、氣息,透露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民的情懷、情感、情緒,包括黃昏的光線、日常細節以及微小的歡樂與哀愁。去土耳其之前,我幾乎讀了帕慕克所有的書,在伊斯坦布爾我看見了他小說里的一夜屋、深夜流浪街頭的狗、賣鷹嘴豆飯的人和賣波扎的人,還有那座純真博物館。我坐在伊斯坦布爾的黃昏,想到如果這一天帕慕克沒有去別的地方,如果這一天他也在伊斯坦布爾,那么他看見的黃昏,也正是我看見的。

讀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之后,我去了貝爾格萊德,這是作者寫出這本書的地方。在某座公園遇見他雕像的時候,我像被什么撞碎了靈魂,當即決定某一天我要沿著這本有上百萬種閱讀路徑的書,去里海尋找書里那些穿哈扎爾袍子的人,他們大概分散在土庫曼斯坦和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也應該有一小部分。這是對一本書最認真的閱讀方式。

今年春天,我跟著《法蒂瑪之手》去摩洛哥,在古舊的街市找到了那只手工打制的法蒂瑪之手。黃昏的公路邊,一抬頭,看見起伏的阿特拉斯山脈,那是另一本書《阿特拉斯聳聳肩》一千多頁厚重的背景圖,一座山脈,從一本書里,具體地延伸在我面前。

影響我寫作的,應該是藍色東歐那些作家。其中對我寫作產生最深影響的是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我最早接觸到的是一只阿爾巴尼亞山羊,山羊個頭高大,但是頭上不長角,鼓著些疙里疙瘩的包,像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沒有長出來。這是一只脾氣古怪的山羊,見什么都頂,用它鼓著包的頭,把蘋果樹頂得噼里啪啦往下掉果子,或者把一堵石頭墻頂得嘭嘭響,看著都疼。后來我讀到伊斯梅爾·卡達萊的書,立刻想到那只山羊,他們是何其相像。伊斯梅爾·卡達萊的腦袋里一定有許多怪東西,他有一種寫起比喻來舉重若輕的天賦。這位早期寫詩歌、后期寫小說的阿爾巴尼亞作家,在我還沒有讀到他的作品的時候,就已經先從一只他們國家的山羊身上領略到了他的氣質。2024年7月,我收到師妹發來的信息,88歲的伊斯梅爾·卡達萊撇下了他的讀者。那個夜晚,我坐在魯院同學聚餐的飯桌上,周圍笑語喧嘩,我默默坐在一邊。8月我去了阿爾巴尼亞,看見了伊斯梅爾·卡達萊小說里的石頭山城,在地拉那的地堡里我看見了夢宮里飄蕩的黑色暗影。地拉那是伊斯梅爾·卡達萊曾經生活的地方,他進出的國會大廈,散步的廣場花園,居住過的街巷,隱現在他的書里。我走進書里,沿著小說里的路徑,遇見小說里的人和故事,也隔空遇見寫小說的人。那種具體的、立體的、多維體的感覺,深刻、深沉、深邃地影響著我。

我的小說語言與多民族混雜的語言環境應該有一定的關系。新疆所謂的“馕言文”,詼諧幽默,主語倒置。他們喜歡把一句簡單的話,用一種豐富的形式說出來。我從小生活在那里,當地的文化深刻在骨子里。有一年,我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婚宴上聽見木卡姆音樂,熟悉的曲調,快拍熱烈的旋律,仿佛來自我生命深處。又一年,在薩拉熱窩,我聽見遠處響起的召喚聲在黃昏長久地回蕩,仿佛是生長之地對我發出的召喚,來自蒼穹,來自靈魂。那一刻,我突然哀傷不已,一種碎裂的疼痛在骨頭里咔咔作響。父親把我生在了一個遠離祖地的地方,我吸收那里的空氣、水分、陽光長大,我有疆域面積般開闊的地理視野,我和那里所有的東西一樣,長成了那里該有的樣子。我在一個個小說里,用熟悉的腔調說話,而那只是我在用原來的樣子說話。伊寧用它多民族語言混雜的豐富性,養出了我小說語言的豐富性。

我用很長的時間走進小說,接下來得用同樣長的時間去忘記

王 侃:我們來具體聊聊你的作品吧。《斷橋》是否受唯美主義的驅動?那個將幕布點燃的男孩,總讓我想起《金閣寺》里的瘋僧。他們都有對于被固定的美的不信任,都有毀滅美的沖動。小說人物的這種畸態審美,在你的審美包容中嗎?

楊 方:《斷橋》的唯美來自婺劇,來自西湖邊那座橋的唯美。在斷橋經常會遇到一些在其他地方遇不到的“不明之物”。有一年,我站在人流如織的斷橋,聽見身后有一個女聲說,我八百年沒有來斷橋了。我猛回頭,在人群中尋找,追著一個穿白裙的走出去很遠。能說出八百年的,活得肯定比八百年要久。

斷橋在傳說中唯美了八百年不止。婺劇的唯美,文戲武做,那些高難度動作,導致許燕君摔傷,癱瘓在床。許燕君的原型在床上躺了30多年,我去看他,出來之后,坐在車里大哭一場。我寫這個小說,是想讓他在小說里站起來,回到戲臺上,唱完他的《斷橋》。

寫小說的人,常常要面對深深的無力感。那就好像看著一列火車轟隆轟隆地開過來,你想攔住,但是攔不住。小說中人物的命運,有他自己不可違抗的力量。看著現實里的許燕君,我拿他沒有辦法。看著小說里的許燕君,我一樣拿他沒有辦法。

畸態審美應該源自于古羅馬洞穴壁畫,核心是美與丑、生機與腐朽、正常與怪異的撕裂共存。我去土耳其的時候,在修道院的洞穴里看見過壁畫,沒有看懂,也沒能看出是否具有這種審美。我前面提到過的《哈扎爾辭典》當屬在內。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也當屬其中。《斷橋》的閱讀視角里,年輕的許燕君在戲臺上的美與癱瘓在床的僵硬,存在著寫作者的審美包容,但那并不是一種審美異化。我更愿意遵從本雅明的靈暈之美,留白,空白,大的空白,更大的空白。

現實里的許燕君,住在一棟沒有電梯的樓房里,有一天,我走下樓的時候,突然想,萬一失火了,他該怎樣逃生?人們該怎樣救出他?我站在樓下,想了很長時間。最后長長嘆息一聲。

他沒法逃生,從火里,從他的命運里,他都無法逃生。或許重生對他更好。在小說里,我放了一把火,用火焰里的絕唱,解決逃生與重生的問題。這種直線型寫作采用了忠實又笨拙的手法,也是最失敗的手法。但我找不出更好的方法。

寫完《斷橋》,我去看許燕君原型,他的身體做艾灸的時候燒傷了,燒傷的時間與我寫火燒戲臺的時間基本一致。也許是巧合,也許不是。我不知道是怎樣的量子糾纏,或是宇宙中我們說不出道不明的某種能量,讓小說里的許燕君與現實中的許燕君產生了這樣的呼應。這一直是我心里的疑云。

寫《斷橋》前,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我斷斷續續地跟著一個婺劇草臺班子走。劇團大多在鄉村演出,百里范圍內,發個位置圖過來,我就能開車趕去。去了坐在臺下看戲,有時在后臺看演員穿著戲裝刷手機,在化妝箱上用電磁爐煮東西吃。武生扭傷了腿,我跑去幫忙買藥。唱梅香的和唱武丑的是一對夫妻,帶著一個三歲的女兒,他們兩個同時上場的時候,我幫著帶小孩。和演員混熟了,他們幫我畫戲妝。我扮過小兵小卒,濫竽充數地跟著鑼鼓點子走小碎步。文化館搞婺劇培訓,我去練了三個月,踢腿、下腰、練云手、走臺步。我走小生的步子,穿著厚底靴下一字馬。

寫完《斷橋》的很長時間里,我都沉浸在婺劇里。我用了很長的時間走進小說,和小說里的人物混熟,接下來我得用同樣長的時間去忘記。只有忘記他們,我才能夠開始下一個小說。

所以我的小說寫得很少,又少又慢。我明白自己寫不出什么有名堂的東西。我也時常懷疑自己根本就不是一個寫小說的料。

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寫詩歌的料,所以停止了寫詩歌,說不定哪一天,我也會停止寫小說。

王 侃:《天鵝來到英塔木》和《黑走馬》可能是你最具邊地色澤的小說。它們的核心部分,呈現了某種異質性,涉及歷史、地緣和倫理,很雋永,語義豐贍,意味悠深。《天鵝來到英塔木》的結尾,突然闖入眼簾的英塔木湖、湖面上飛翔的天鵝,天地的大美無聲地弭合了一個碎裂的家庭,其間有關于自然與文化、世俗與超越等的豐富命題。你對邊地生活和邊地文化準確而生動的把握,是你小說吸引人的關鍵所在。有關于此,你有什么特別的心得與我們分享嗎?

楊 方:兩個小說都寫到了哈薩克族人。這些分散于天山山脈褶皺之中的哈薩克族人,我并不陌生,但也算不上熟悉。我看見過他們趕著牛羊轉場,看見過他們迎親,我和他們的小孩一起趴在地上玩過羊髀石。

《黑走馬》里的哈薩克族人,從傳統的游牧生活轉向定居。原始部落形態在消失,他們在向現代文明轉化。我寫這篇小說,是想要說出在北天山起伏的山脈間,隱藏著的那些悲壯的東西。《天鵝來到英塔木》中天鵝是貫穿全篇的精神鏡像,天鵝是現實地理載體,是美與傷痛的共生。伊犁河谷的英塔木湖冬天霧氣繚繞,葦草新鮮,這個從不封凍的溫泉湖成了天鵝過冬的好地方。因此每年冬天,會有幾百只天鵝從巴爾喀什湖或者西伯利亞飛來。哈薩克族人敬畏天鵝,視天鵝為先祖靈魂、往返兩界的候鳥。這個小說的前面部分我采用室內敘事,后段是曠野敘事。我讓血緣、親情、猜忌、爭吵走出狹窄的城市,進入開闊的草原和山脈,一場大雪的潔凈之后,我們可以仰頭看見萬物的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