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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斯文正脈 啟時代新知——《郭齊勇文集(全9卷)》讀后絮談
來源:文藝報 | 府建明  2026年08月17日11:09

今年7月中旬,我在西藏出差時,收到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輯張欣的微信,告知我《郭齊勇文集(全9卷)》(以下簡稱《文集》)已經出版。回家后不久,我便收到了樣書,沉甸甸的一箱。我迫不及待地打開,仔細端詳其整體裝幀,發覺比之前在照片上看到的更為雅致。隨后逐一翻閱各冊,深感設計精美、編排精當,實在令人心生歡喜。編輯們為此付出的辛勞可想而知。作為這個項目的牽線人,我感到十分欣慰,不禁回想起當初促成出版的因緣。

一

2022年9月17日,《中國哲學通史》(10卷本)新書發布會在湖北武漢舉行。這套書由我策劃,并邀請郭齊勇先生擔任主編,歷時15年之久方得面世,殊為不易。為此,我倆都格外高興,分別代表作者方和編輯方作了深情發言。會議結束后,多數代表當日返程,我因胡治洪兄的盛情挽留,決定次日午聚后再走。治洪兄是老熟人,他早年曾任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社長,后師從郭齊勇先生攻讀博士,并調入武大,獨立承擔了《中國哲學通史·現代卷》的寫作任務。次日的午聚中,治洪兄邀來了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孫勁松,兩人在席間談到正在整理郭齊勇先生的文稿,計劃出版《郭齊勇文集》,然而如何尋覓合適的出版社,頗費思量。他們委婉地提出,能否與江蘇人民出版社合作,一是憑借合作出版《中國哲學通史》的機緣,二是看重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力量。我當時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郭齊勇先生作為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的代表性學者,確實到了總結其學術成就的時候。

之后,我將此事轉告時任社領導,并闡述了出版這一項目的意義,大致有兩點:其一,郭齊勇先生是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代表性學者,尤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成就卓著,人所共知,出版其文集,既有傳承學脈之功,亦具推動學術發展之效,必將產生良好的社會反響;其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時代的主旋律,郭先生致力于國學研究與普及40余年,其諸多思想和觀點精辟獨到,有助于廣大讀者深入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就此而言,出版該項目亦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社領導對此十分重視,當即應允,隨即與武漢大學國學院接洽,很快達成了出版協議。隨后,國學院成立編纂組,全面展開文稿的收集與整理;江蘇人民出版社學術出版中心組建編輯團隊,精心編校。我雖未參與具體的編輯工作,但始終關注其進展,社里的編輯也不時向我反饋情況。如今這套書終于面世,實在令人欣慰。

平心而論,從出版周期來看,如此體量的項目,總計600余萬字,能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完成,堪稱高效。這一項目堪稱編纂方與出版方精誠合作的又一典范,值得同類項目借鑒。

二

說到《文集》的特點,可用“體例允洽,內容豐贍”8個字來概括。所謂“體例允洽”,是指全書分類清晰、編集有序。書首載有《〈郭齊勇文集〉內容概述及編纂說明》一文,方便讀者了解全書內容及郭氏學術成就;第一卷以《返本開新:郭齊勇自述》作為開篇,可令讀者先行理解郭氏的心路歷程與學術旨趣;專著、論文按內容和主題各自歸類,眉目清晰;書后所附《郭齊勇先生年譜暫編》和《郭齊勇先生學術成果目錄》,則具有很好的史料價值。所謂“內容豐贍”,是指收錄了郭氏迄今為止的主要學術成果,據編纂組總結,包括“熊十力與現代新儒學研究”“文化學與諸子學探討”“出土文獻與經學范式探析”“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與書寫”“中國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家新研”及諸多國學普及方面的著論。由此,不能不說到郭齊勇先生的學術路向、學術風格與學術貢獻。

郭齊勇出生于1947年,屬于常說的“老三屆”,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后提前一年考上碩士研究生,師從蕭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位先生。繼而留校任教,并隨蕭萐父攻讀博士學位。1993年升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此后一直在武大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先后擔任哲學學院院長、國學院院長等職。他的學術生涯,從研究熊十力起步,繼而拓展至現當代新儒學。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激蕩下,通過積極參與和研習,他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全面體認。90年代后期,研究重心前移,對先秦儒學及出土文獻、宋明儒學等領域全面展開,并因教學之需撰寫出《中國哲學史》教材,貫通了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文化史,進而應我之邀,主編了10卷本的《中國哲學通史》,可謂集其學術研究之大成。

由此看來,郭齊勇的學術路向與傳統主張的“由博返約”正相反,可以稱之為“由約及博”。這當然與他的經歷有關,但也構成了他的學術底色——始終充滿問題意識。他所切入的近現代,正值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如何對待中華文化亦成為當時爭論的焦點。熊十力及其新儒家以守成開新的態度衛護傳統文化,顯然給了郭齊勇很大啟發,也使他始終關注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與現實意義。《文集》中收錄的《傳統道德與當代人生》《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等著作,都鮮明地反映了他在此方面的心得,即使是《諸子學通論》《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一類的專論,也透著這種氣息。

三

郭齊勇的學術風格,繼承了前輩學者倡導的“三重”(即義理、考據、辭章)傳統。重義理自不必說,這是他作為哲學史家的本色;重考據,典型地體現在他對郭店竹簡等出土文獻的研究中;重辭章,表現在他無論撰寫學術專著還是通俗讀物,行文皆無晦澀之感,這在當今學人中頗為難得。但更為難得的是他對中國儒學和中國文化的態度。他立志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便以“溫情的敬意”看待中國傳統文化,既強調守成的重要性,又“好古”而不“泥古”,始終主張對傳統文化“去蕪存菁,作出創造性的選擇和詮釋,以符合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需要”——這與某些激進的復古者或食古不化的迂腐者迥然不同。正因如此,在幾次學術會議上,我聽到郭齊勇的發言,都頗具敦厚君子之風。有人將郭齊勇歸為“中道穩健”派的儒學研究代表人物,我認為是恰當的。不過我更愿意用“溫情中庸”來形容他,這似乎更符合他所從事的專業及其個性。

對于郭齊勇的學術成就,《文集》編纂組在書首的《說明》中已作了較詳盡的概括和論述,頗為允當。若從更為宏闊的視角審視其學術貢獻,我認為主要有三:其一,以近現代新儒學為切入點,“扣其兩端”(即上溯古代、下及當代),通過專題學術研究、中國哲學史教學及人才培養等工作,大力推動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其二,通過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包括論辯),以及參與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特別是主編大型《中國哲學通史》,為確立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構建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三,通過舉辦國學班、創立古典學專業,以及開展各類社會活動,為國學普及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揮了積極作用。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郭齊勇先生以博雅君子的風范,很好地詮釋了孔子的這句話。我與他相識30余年,對其學問、人品深為欽敬,因此不揣淺陋,寫下以上文字。

(作者系江蘇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