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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類型性網文在通往“新經典”的路上
來源:光明日報 | 喬煥江  2026年08月18日08:22

網文能成為文學經典嗎?或者更具體地說,如今浩如煙海但同時又高度類型化、模式化的網文世界,到底有沒有可能涌現出我們時代的文學經典呢?20多年前的話題再次成為焦點,但這并非簡單的舊事重提。在當年,“網文能否成為經典”,其所指不過是網文是否具備成為文學的資格,而今,面對網文持存的巨大文學事實,“網文如何成為經典”已經是這一話題的新底色。實際上,時過境遷,新大眾文藝終于匯成時代文藝主潮,作為當下新文藝生態的核心力量之一,以類型小說為“主脈”的網絡文學,憑借超大規模的參與人口、強交互的群眾性“活文學”形態以及強大的IP跨媒介敘事能力,既體現了與數智時代新媒介環境的共生相契,更展示出參與時代意義生產和塑造世界想象的巨大潛能。就此來說,有眾多擁躉參與其中的網文,事實上已經在部分承擔著文學經典的結構性功能,或者至少已經成為“新經典”生成的基礎。

盡管如此,目前對網文能否成為經典依然有眾多疑慮,其最為集中者,莫過于對其高度類型化的商品化文本生產模式的擔憂。作為中國網絡文學的“主脈”,類型性網文顯然有其不可回避的文學商業化意圖。某種程度上,平臺正是制造中國網絡文學類型文“主潮”的主要推手,資本增殖邏輯向文學生產的滲透與規模性擴張,驅動易于跟風模仿和批量復制的類型文寫作成為網文生產的主導模式。與傳統文學經典作品所要求的語言形式和思想內涵的原創性、權威性和嚴肅性相比,粗放式生產導致的語言粗糙、套路化嚴重、藝術手法單一、思想內容欠缺深度等弊端,每每成為類型網文遭人詬病之處。而在基于流量邏輯的算法規則加持下,類型性網文更有片面刺激讀者特定類型欲望、制造信息繭房和極化情緒之嫌。

不過,參與網文生產并決定網文形態的,從來就不是任何單一的要素,而是包括媒介技術、網文作者和讀者群體以及網絡文化的國家治理等在內的多重要素的配置關系。網文生產的實際過程因此并非單一要素意圖的自我表達,而更是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意義上的“行動者-網絡”。其中,資本固然要沿著商業化運營的路徑塑造網文的生產形態和文本形態,但與此同時,龐大的網文“用戶”群體也在借助媒介技術和網絡平臺,在強交互性的文學寫作和閱讀活動中發展出屬于自己的文學技術。由此,我們才能正確理解,為何商業化的類型文模式不僅沒有終結早期群眾性網文生產的活力,反而使處在分散、蕪雜狀態的文學群眾的想象力更為集中地爆發出來,在對數量相對有限的類型的大量交互性寫作和閱讀實踐的基礎上,類型文儼然成了“凝縮現實體驗、傳達社會心理、促成情感集合、生成價值共識”的有效渠道和形式載體,不斷產出大眾喜聞樂見的“準經典”。

的確,單從文本角度來看,類型網文距離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經典仿佛還很遙遠,但媒介環境和文化生產條件的變化,要求我們以一種“活文學觀”從文學活動整體出發重新確立適用于評價其功能與價值的文學經典觀。傳統語境中的文學經典,往往被定義為經過時間篩選、具有高度藝術價值與權威地位的作品,其評判標準多聚焦于語言的錘煉、藝術手法的創新、思想深度的挖掘等文本內部屬性。但這種形成于印刷時期的本質主義經典觀,忽略了經典生成的歷史性與功能性。眾所周知,經典的形成從來不是文本自我證明的結果,而是文化權力、社會需求與共同體選擇共同作用的產物,也是基于對特定生產條件(包括媒介技術條件)高度自覺的文學技術的產物。一方面,真正的經典,應該是一個時代共同體的精神鏡像,需要承載大多數成員共享的情感結構,回應他們共同面臨的社會難題,凝結他們正在生成的情感態度,或者用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話來說,“在自己的‘內容’中反映著它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的整個意識形態的視野”。另一方面,真正的經典,還必須能夠代表特定時代文學活動最有活力的主流形態,代表這個時代意義生產中最先進的文學技術。由此,經典就不可能只是對某種權威文本范式的模仿,而是在與生活現實的互動中生成的意義生產方式,其核心價值首先不在于文本形式的完美,而在于它與時代共同體之間有機的意義關聯。

正是出于對經典的上述理解,我們有理由認為,在當今文學活動中擁有最大“用戶”群體的類型性網文,理應成為確立我們時代文學經典的現實基礎,而結合網絡文學實際發展狀況看,類型性網文其實已經走在通往“新經典”的路上。

首先,作為互聯網條件下由群眾首創的文本寫作模式,三十年來中國網文主要類型的生成與變化,大多精準對應著不同階段大眾的感覺結構,標記著大眾主體借由網絡文學這個“次生口語空間”的成長痕跡,堪稱當代中國社會意識變遷的生動檔案。從青澀而浪漫的早期都市言情,奇詭而刺激的盜墓靈異,“廢柴逆襲”的洪荒玄幻,危機四伏的職場、宮斗,波詭云譎或氣勢恢宏的歷史架空,直到未來生長進現實的科幻,日常與荒誕融合的規則怪談,再到充滿民族自信講述“中國故事”的現實題材與“國潮”寫作……可以說,每一種類型模式都代表著時代的某種面向,每一種故事空間都上演著現實打拼者的心路歷程,每一種套路都凝聚著應對社會難題的經驗智慧,每一種設定都傳遞著人們的價值選擇和情感態度。當然,類型的層出不窮,并非簡單的標新立異,一種新類型的形成,往往意味著無數作者與讀者在不斷試錯和相互辯詰中的共同探索,正是借助大量具體鮮活的現實中群眾的大規模參與,為看似天馬行空的類型性網文提供了與時代現實同頻共振的豐富“現實感”。每一種主流類型都鐫刻著時代共同體的情感印記,而表征一個時代的精神結構,正是經典所必須具備的核心特質。

其次,網文類型的交叉互滲、升級迭代,意味著類型化生產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有利于文學技術更新的文學生態。看似套路化的類型模板從未定于一尊,大量網文用戶的創造性實踐總是使其處在不斷調整擴容、動態開放的狀態。在文學技術意義上,與傳統文學經典生產習慣性“向后看”不同,類型性網文則呈現出“向前看”的特征。所謂“向前看”,體現在類型世界觀設定的不斷疊加,體現在人物設定的不斷豐富,體現在敘事語言的與時俱進。值得注意的是,“向前看”的根本動力并非來自單純文本技術的創造性焦慮,而是來自萬千網文用戶在生活實踐中使用網文的現實需要,正是扎根于現實生活的大眾群體,通過大量寫作和閱讀的交互性具身行動,以“手搓”方式在不斷試錯中提升網文與現實結合的技術。一定意義上,類型性網文數量上的龐大,實際上為新經典的產生置換出質量提升的生態空間。比如,正是由于大量名不見經傳的套路化玄幻類型文的存在,如《劍來》一般能夠展開大規模“問心”局的玄幻精品之作才可能出現;正是由于大量科幻類型文對人工智能難題的想象與書寫,如《電子哪吒》這樣充滿日常煙火的科幻小說才會脫穎而出,凝結出“后人類時代”人類的尊嚴。

數智時代的文學經典,首先應該代表一種能夠融匯大眾生存智慧并有利于大眾生活實踐的文學技術,其次才可以期待凝縮著這種文學技術的文本技術,當這種文本技術日臻成熟,新經典的產生也就自然而然。

(作者:喬煥江,系海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海南省網絡文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