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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重讀布萊希特的《四川好人》
來源:文匯報 | 李昌珂  2026年08月16日08:58

《四川好人》[德]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著 丁揚忠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出版

20世紀20年代,登上劇壇的布萊希特挑戰不合時宜的傳統模式,以“審美政治化、政治審美化”文藝思想為指導,通過戲劇創作表現社會斗爭:其“敘事劇”詩學不僅是對戲劇形式的革新,更是指向改變世界的政治詩學。1930年動筆,歷經十余年,最終于1941年完成的《四川好人》,是布萊希特踐行其創作理念的又一份標本,也是其幾部享譽世界劇壇、最具影響力的經典“大戲”之一。

戲劇伊始,有三位神仙降臨凡間。他們不相信世人對所處世界怨聲載道,說如能找到足夠多的善良之人,便表明這個世界無須更易。然而他們四處碰壁,很快就意識到原先目標近乎虛妄,只得改口稱:只要尋得一位“好人”,也足以為證。他們認定妓女沈黛就是那個“好人”,贈其銀元,叮囑她恪守善道。

神仙出現在劇中,《四川好人》作為譬喻劇的結構特征昭示于觀眾眼前。全劇共設七個幕間戲,五個里都有神仙,看似超驗夢境,實有內在理性。尋找所謂“好人”途中,三位神仙明明屢屢受挫,仍不愿正視這個世界亟須變革的事實,定要維護現有秩序。既明寫又暗示,布萊希特完成了在德國戲劇史上將神仙形象從神圣權威降格到狼狽可笑的顛覆性轉變。

在現實隱喻層面,幾位神仙可謂指向了宗教,但他們只是劇中配角;《四川好人》是沈黛的故事。這個中心人物并無通常的主角光彩,她對“好”的理解樸素簡單,即對求助者一向“不會拒絕”,可謂是人性善的符號。開了爿煙草店后,沈黛更是將行善之舉推至極致。然而悖謬的是,越是全力行善,越是在將自己推向生存危機。為保全自己,她不得不裝扮成表哥“隨達”,以鐵石心腸應對世事,以剝削手段經營煙廠。沈黛原本計劃是“隨達”僅短暫出現一次,但現實卻要“隨達”頻繁登場,且不再離去。

“好”與“惡”的行為在沈黛身上顯現,并非源自人性的復雜本質,而是社會環境壓迫下人格分裂為二元對立結構的結果:作為“自我”的沈黛,本性良善;作為“偽我”的“隨達”,則精明冷酷,不僅將沈黛收留的人變為受其剝削的工人,也給她的朋友與鄰里造成傷害。

沈黛的故事,講穿了是則“存在決定意識”的寓言。沈黛收留的人,還有她接濟的朋友與鄰里,也是這則寓言的另一重敘事維度。這些人蜷縮于生存邊緣,自私、利己、幸災樂禍,男女愛情也變成欺騙,確然就是饑餓、失業、貧困導致人性異變的鏡像。布萊希特《三毛錢歌劇》中那句已成為德國人俗語的臺詞“先要飽腹,然后才說道德”,與我國墨子《七患》中的社會觀察遙相呼應,其內含的邏輯在這些人物身上得到多角度呈現。他們的道德沉淪與沈黛的內在撕裂交織絞合,共同形塑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總和”這一命題的劇情。觀眾從中看到這樣一個生存法則:要想自己好,得對他人惡。

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沈黛和她周圍的人只能在如此冰冷的法則里尋求生存。在《四川好人》的敘事中,四川有個水泥廠,生產目的即攫取利潤,是資本邏輯的具象化符號;金錢表現為權力的通行證,誰擁有財富,警察便為其站臺,誰便可以欺壓他人——資本由此成為維系階級強勢的機制。1949年后的修訂版劇本中,布萊希特特意加注說明:“發生在四川省的這個故事,今天已不適用于這個地方。它適用于所有存在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地方。”所有這些都具體表明,劇中使人異化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縮影。

“四川”是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虛擬,并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四川。為了契合戲劇審美需要,布萊希特還是為劇作注入了不少中國元素。早期手稿中,布萊希特曾依照西方流行刻板印象將中國人形象與鴉片煙相聯。1941年劇作完成時,布萊希特改用了更具文化深度的元素營造中國色彩和氛圍。如今的劇本里可見的,則是布萊希特從其作為中國文化“粉絲”的視角而加以高度提純的經典意象——既有《莊子·人間世》中的“無用之用”的哲學寓言,也可見《墨子·非儒下》的“君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的處世智慧,還有白居易《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的詩句化用等。那時中國正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在浴血奮戰,四川是這場民族戰爭大后方主要基地,布萊希特以此方式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由衷敬意。

1935年的莫斯科劇場,梅蘭芳劇團演出了《刺虎》等京劇選段。演員們唱念做打的精湛表演,給以跨文化視角進行觀摩的布萊希特帶來很多思考。中國京劇那抽象化和象征化的肢體敘事,在《四川好人》第七幕沈黛那一大段表面上是在塑造一個普通女性、實質上是在揭示社會結構的獨白中得到了一定轉化。這段獨白中,沈黛想象著教她腹中孩子識樹、握手、偷桃、遇見警察如何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從說話到不說話,又從不說話到說話,劇本里密集出現的演員臺步、身段、動作等舞臺提示,恰似布萊希特對中國戲曲啞劇表演形態的一個摹寫。

1933年納粹上臺,布萊希特被迫流亡。隨著反法西斯斗爭呈長期化態勢,他的戲劇創作也在發生微妙變化。早期劇作中那種“再也沒有比徹底改變世界更為崇高的事了”這類直白呼號逐漸隱去,其筆觸轉而聚焦于如沈黛這般遭遇生存矛盾、不得不謀求自保的人,但戲劇內核依然,本心依在,只是適度調整了其劇作敘事,思想上仍在堅持以文藝為錘,擊碎認識的桎梏,探尋變革的可能。流亡生涯中后期的布萊希特以更深潛的唯物主義辯證思維看待世界、創作戲劇。他的經典“大戲”如《伽利略傳》《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潘蒂拉老爺和他的男仆馬狄》以及《四川好人》等,之所以能夠穿透時空,登上今日舞臺,皆因其有唯物主義辯證思維為劇情暗線。

布萊希特戲劇辯證思維的深刻處,在于它表現絕境卻不使其成為終點——當劇中矛盾看似無解時,瞬間由觀看轉入思考的觀眾內心已然在生發解決之道。《四川好人》終幕里呈現的決定性啟示,正是這種辯證思維的點睛之筆:“收場白”以一連串問句,表面上向觀眾拋出“改變人還是改變世界”的問題,實則已內在地完成了“改變世界”的行動呼喚;三位神仙擺手離去,留下沈黛與她的困局,神仙們的滑稽與沈黛的無助產生悖反效應,《國際歌》中“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宣言仿佛也在觀眾心里回蕩開來。

1985年《四川好人》在我國首次演出,迄今已復排、改編十多次,如魏明倫的川劇《好女人·壞女人》、沈林的話劇《北京好人》、郭小男的越劇《江南好人》、趙若冰的實驗性電影《四川好女人》、李麗來的先鋒話劇《芙蓉大飯店》等。

今年8月14日正值布萊希特逝世70周年。謹以此文致敬這位偉大的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