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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舒然對話楊碧薇:在身體疼痛、南洋經驗與先鋒精神之間
來源:中國詩歌網 | 舒然 楊碧薇  2026年08月14日08:09

作為女性寫作者,哪些生命經驗真正進入了您的詩歌?

楊碧薇:謝謝舒然姐的訪談。你的第一個問題就很棒,給我提供了檢閱自身寫作的新視角。在我看來,這一提問的妙處,在于它看似漫不經心地販賣著性別標簽,實則十分明確地將矛頭指向了社會性。因為無論是男是女,都有一些共通的生命體驗。而基于性別的生命經驗,往往需要通過社會這面鏡子,通過“在人群中”的身份映照才能辨別出來。換言之,“性別”既是生理的,又是社會的。

我的情況也一樣。進入我詩歌的女性生命經驗至少有兩類。一類是身體性的,比如疼痛。以偏頭痛為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就是一種較為女性化的疾病。據說女性患偏頭痛的概率是男性的2-3倍,成年女性更是容易遭受偏頭痛的困擾,情況嚴重者會被偏頭痛纏繞數十年(偏頭痛的終生患病率為18%),直到絕經后,癥狀才會有所緩解或逐漸消失。我也被偏頭痛折磨過,最難受的時候是與痛經一起來。那種滋味,男性怎么能夠想象呢?身體的痛覺,與情感體驗一朝碰撞,移步到詩歌里,就是隱布在文字后面的疼痛網絡。“疼痛”從身體到情感的轉碼過程,對我來說是自然而然的,無需刻意栽種。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多位男性讀者與我聊到,在閱讀我詩歌時,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痛感。反之,我的女性讀者很少提到這一點。這是不是因為男性天生缺少這樣的痛感呢?因為缺少,因為這份疼痛對他們而言很陌生,他們才能在閱讀中更敏銳地抓取出來。

第二類經驗就是社會性的。作為女性,我被歧視、被輕蔑、被污名、被嫉妒。這些“被字句”在我的生命里數不勝數,有些來自男性,有些來自女性。女性,尤其年輕女性,經常會被輕視。有些人并不了解你的實力,你的內在,更不了解你超乎常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僅僅根據外貌,就輕易給你下判斷。我是一個心理承受力很強的人,對針對我個人的誤解并不在意;因為我知道這些誤解背后有強大的集體無意識,是深厚的“傳統”在作怪。但當我想到,有千千萬萬的女性也在遭受同樣的“被字句”時,就覺得應該寫點什么。我在詩歌《女性的政治》里提到,女性被外界關注的點,往往集中在外貌、家庭、配偶等話題上;被忽略的點,則是內在,是“你的閱讀,你的創作,你的努力/你骨頭里的雄鷹,靈魂中的海洋和恒星”。要改變這樣的狀況,也需要女性自己努力。我在詩歌《十二個房間·健身房》里向女性朋友呼吁:“停下你P圖的手指吧/我們還要走很長的路,才能夠到一點點男女平權”。

總之,當這些源于社會層面的生命經驗進入我的詩時,我覺得自己的力量也更充沛了,我不是在孤軍奮戰,我是帶著嚴肅的使命,為嚴肅的、有意義的話題在寫作。

您如何理解“女性經驗”在21世紀中國詩歌中的意義?

楊碧薇:標準的回答是,女性經驗讓中國詩歌更豐富了。但我還想補充另一個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角度:女性經驗、女性詩歌之于21世紀中國詩歌的意義,首先應該從根子上去看。過去的文學是由男性主導的,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完整的。而女性寫作者的參與,才真正地讓文學變得完整,不再殘缺。有了女性寫作者,文學作為一個整體,才成為了“人類的”而不是“男性的”文學。

在完整的基礎上,我們再來談論豐富。女性經驗會給詩歌帶來更多聲部,讓中國詩歌的面貌更豐富。我更期待的是,女性經驗能更好地激發起原創力,讓21世紀的中國詩歌涌現出更多的經典文本,從而在未來的中國詩歌、乃至中國社會里發揮引領作用。這一百多年以來,新詩從誕生到發展,眾多關鍵的節點、風尚都是由男性推動引領的。胡適、徐志摩、艾青、穆旦、北島、張棗……還有許多男詩人,都對新詩發生過重要影響。其中一些人所做的工作,還切實地改變了新詩的走向。女詩人中,產生過重要影響,或帶來改變性的力量的,也有舒婷、翟永明、伊蕾、唐亞平等。但與男詩人的名單相比,這份花名冊還遠遠不夠,還可以繼續擴充。對此,我拭目以待。

互聯網、新媒體乃至AI時代,是否改變了女性詩歌的寫作與傳播生態?

楊碧薇:我接著上一個話題談。在新詩百年歷程中,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有舒婷、翟永明、伊蕾、唐亞平等少數女詩人。其中,舒婷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翟永明、伊蕾、唐亞平等,對后續的女性寫作也產生了實質性影響。(注意,這一影響也是分性別的。在我印象里,幾乎沒有男詩人說自己的寫作受到了她們影響。)還有一些很優秀的女詩人,如陳敬容、鄭敏、王小妮等,但若單論影響力,其實更多地也是集中在新詩內部,大一點說,是在文化圈里。外界對她們的了解是有限的。新詩的傳播本來就難,在文化生活日益豐富同時信息分層又很嚴重的當下,新詩要破圈就更難了。互聯網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詩歌提供展示機會,一方面又讓海量的內容湮沒了有價值的詩歌。

新媒體可以納入到互聯網的衍生序列里。總的來說,我認為還是要積極地看待互聯網。一旦放棄這個載體,詩人們就更沒有傳播的陣地了。互聯網剛在中國興起時,確實有一撥女詩人得益于此,受到了更多關注。但仔細一想,女性詩歌的寫作生態,并未因此就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那一時期冒出來的女詩人,值得一提的首先是鄭小瓊,她的詩影響了一批打工詩人。她還趁熱打鐵,有意識地創作了帶有明晰的性別指向的《女工記》。還有尹麗川、巫昂、宇向,在寫作方向性上有嚴格的自覺。遺憾的是,這些人都沒有提出明確的、系統的詩學理論。除此之外,放眼望去,在那一時期的熱鬧氛圍中,尚沒有哪位女詩人明決地提出過有別于前人的、具有全新引領性的詩學主張,更沒有誰依據自己提出的主張,進行清晰的、長期的寫作實踐。倒是在海峽那邊,和翟永明同代的臺灣女詩人夏宇,一直有鮮明的寫作特征。她還將寫作與行為藝術結合,實際上把寫作也納入了當代藝術的表現范疇,影響了臺灣的后現代詩歌書寫。

千禧年那個互聯網傳播風口一過,如今的互聯網傳播就難上加難了。社交媒體在更新換代,網上的內容投放更多、更雜。現在比我年紀小一些的青年一代,無論是男詩人還是女詩人,都要面對被海量的網絡信息湮沒的挑戰。我注意到,一些年輕人寫得不錯,但是把作品投放到網上,并沒有贏來多少點擊量,有些優質內容的點擊量只有數十個甚至更少。

現在AI來了。AI對未來、對女性詩歌會產生什么影響,這個我還不好說。我是個凡人,不敢保證自己的判斷力和預見性,只能結合以往的經驗來猜測一下。人類歷史上總會產生源源不斷的新事物,很多情況下,“新”就意味著爭議。圍繞著新事物,會有不同的聲音、激烈的討論。因此,AI今天受到廣泛的爭議,也并不稀奇。如果這些新事物能順應時代發展,那么它們就會留下來,并且還得不斷調整改變自身,以適應時代發展和人的需要;如果它們不能順應發展,那在熱鬧一陣之后,也就被淘汰了,再無人問津。現在回頭看,那些留下來的、曾經的“新”事物,都是伴隨著爭議一路走來的。比如婦女解放、自由戀愛,比如新文化運動里周作人胡適等人都討論過的新的貞操觀,再比如民營經濟。諸如此類,只要順應了發展,哪怕飽受再多的爭議,也會留下來。

我與很多人討論過AI。有一次,我旁聽一位記者的采訪。記者憂心忡忡地問受訪者,AI的沖擊是否讓他們感到彷徨,無所適從。顯然,能提出這樣問題的記者和我一樣,是文科出身。而受訪者無一例外都是理工科出身,他們的回答出奇地一致,認為AI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讓他們的工作更便捷,更順利了。這真是很值得深思的對比:回到人文領域,尤其是從事創造性工作的文學藝術領域,人們對AI的質疑更多,焦慮情緒更強,不可避免地擔心人的創造會被AI取代,人類寶貴的原創倫理得不到保護。若現實一點說,也是擔心會丟掉飯碗。

怎么改變這種情況,消除焦慮情緒?我認為首先還是要回到爭論上。今天,我們文科對AI的爭論還不夠,而且太單一了——據我觀察,這些年來,談來談去都是那些老話題,看似前沿,實則早被真正的前沿專業甩到身后千萬里了。所以我鼓勵大家多多議論關于AI的話題,還有別的新話題,說不定在爭論中就會有新的思路冒出來。

回望自己的寫作道路,哪些主題與情感始終在持續出現?

楊碧薇:始終在持續的主題:對歷史和文明、對當下與未來的思考;南洋;海洋;科技與科幻;個人情感;旅行;女性;詩歌本身;藝術(也包括搖滾樂、電影、攝影等);美;生命。

始終在出現的情感:憂患之情;關于文明、政治與歷史的危機意識;個體的孤獨感;對人類建設的迫切心情;對不同文明、不同人的贊美;對漢語的贊美;對不同地方的喜愛;鄉愁,對自然和宇宙的贊美。當然,還有愛情、親情和友情。

在您的作品中,您最希望被讀者真正理解的部分是什么?

楊碧薇:我最希望我的廣度、深度與難度被讀者理解,而不只是詩中的情感。

以南洋題材為例,我的“下南洋”系列里有大量的背景知識,我在詩里布下了海量的“機關”,很多表達充滿了深思熟慮。但在與讀者交流的過程中,我發現大部分人讀得浮光掠影,只淺嘗了字面義,并不了解文字背后的東西。例如一座城市:印度尼西亞的首都雅加達。我在詩里為何特地用它的古稱“巴達維亞”,而不是用今稱“雅加達”?在名稱的選擇上,我是基于怎樣的精心考慮?這些都是與廣度和深度有關的,可惜不少讀者把這些細節漏過了。

再如,標簽化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從十多年前就與搖滾樂這個標簽綁在一起了。這些年來,我在接受訪談時,總有人提到搖滾樂這一話題。可是,搖滾樂是什么,到底意味著什么,對我的詩、我的整個寫作又意味著什么,在我詩歌里發揮著怎樣的影響,我怎樣用文字的形式來轉化搖滾樂的經驗——在我之前,別人是否有過相關探索,是如何處理類似題材的(涉及到具體的寫作過程,如何去寫,其實就是難度的問題)?這些真正深入的問題,訪談者沒有觸及到,也未曾細心探究過。總之,對他們來說,文本不重要,文本背后的內容不重要,要做個訪談,先貼標簽就夠了。

這樣的訪談一多,我后來都不再回答了。我會告知對方,在此前的訪談里,我已回答過類似的問題,沒必要再浪費時間回答第二遍。自身遭遇的情況,也促使我經常反思自己,提醒自己該怎樣對待文學。好在我既寫詩歌,也做文學評論與研究,可以隨時切換身份。我會想:我閱讀別人的作品時,會不會也只停留在文本表面,而不愿深入探究,不愿主動找資料去刨根問底?我訪談別人時,是否會做足功課,把受訪者此前接受的采訪都看一遍?后來,我在訪談別人時,就精心地設計了問題,避免讓他們也陷入不負責任的“標簽”提問里。我訪談過的人不多,有張清華、藍紫、馮娜等。在訪談前,我閱讀了大量的資料。他們曾在別的訪談里回答過的問題,我就不再提了。我轉而從他們的作品尤其是近作中,尋找新的研究點,提出新的訪談問題。我提醒自己:千萬不能把他們簡單地標簽化、概念化。因為他們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標簽。沒錯,對待文學,無論是寫作、評論、研究還是訪談,我必須付出百分百的認真,一滴水都不能摻。否則,我連自己這一關都過不了。

如果為21世紀中國女性詩歌留下些什么,您最希望留下的是什么?

楊碧薇:我最希望留下坦蕩、自由、野性、勇氣、反叛、先鋒精神、破局能力、變革力量,還有示范性。

過去的女性詩歌中已包含了大量的美好品質,從不缺溫柔、優雅、堅韌、賢惠等。相對來說,坦蕩、自由、野性、勇氣與反叛還是少了點兒,先鋒精神也少。我希望我能為21世紀的中國女性詩歌帶來這些相對缺少的東西。

有此意愿,我就應該更加嚴苛地要求自己,用更扎實的創作與研究,來盡可能地、一點點地靠近理想,期待能為中國女性詩歌增添一點破局的能力和變革的力量。我希望自己一生的努力,能做出哪怕是一小點兒示范;而所謂的示范性,說到底,還是要落實到經典文本上。我愿不懈精進,向此目標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