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與《史學周刊》
1951年6月9日,鄭天挺在中斷日記寫作多年后重新提筆。此時距《進步日報·史學周刊》創刊近五個月,這份新中國成立之初頗具影響力的史學副刊,已與鄭天挺的學術生命產生深刻交集。《鄭天挺北大日記》(中華書局2026年版)保存了不少鄭天挺參與《史學周刊》編刊活動的原始記錄,為還原這段歷史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
《進步日報》由天津《大公報》改組而來,于1951年1月12日開設《史學周刊》專欄,與《歷史教學》《新史學通訊》同為新中國最早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史學刊物。《史學周刊》由北京大學歷史系、清華大學歷史系與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家合編,每期約一萬五千字,同時在上海《大公報》轉載。至1952年底《進步日報》與上海《大公報》合并遷京,兩年間共出一百期,刊載史學論著232篇,其發文數量、文章質量與影響力均頗為不凡。
作為史學系主任的鄭天挺雖未出任《史學周刊》主編,卻是北大方面參與編刊事務的核心負責人。1951年7月15日,《史學周刊》便在東來順飯莊舉行過一次重要的編輯會議。這次會議由鄭天挺主持,到會者有翦伯贊、尚鉞、葉丁易、柴德賡、鄧廣銘、白壽彝、孫毓棠、丁則良、張政烺、榮孟源、張漢清、金毓黻、謝興堯、蕭離諸人,范文瀾、鄭振鐸、陶大鏞、邵循正、胡華等人因故未到。會上鄭天挺首先對《周刊》創刊半年來的工作作了介紹與檢討,指出三個主要問題:一是“近代史舊民主一段稿件多,古代史少,新民主一段更少”;二是“史料較多,一般讀者不感興趣”;三是“計劃性不夠,不能與時事配合”。與會學者紛紛提出改進建議。翦伯贊建議《周刊》內容應分為四類,“社會階段劃分稿、人物批判稿、近代史稿、珍貴史料,各占四分之一”。孫毓棠建議“加強書評及史學界消息”。白壽彝與丁則良共同建議作者不用筆名。葉丁易則就如何征稿提出了具體意見。飯后繼續召開編輯會,決定分期制定編輯重點,近代史研究所負責建軍、建國三期,清華大學負責教會、辛丑、和約四期,北京大學負責綜合四期。這次會議為《史學周刊》的后續發展指明了方向。
同年9月16日召開的《史學周刊》擴大編輯會,是《周刊》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點。這次會議借史學會地方舉行,先聚餐后開會,仍由鄭天挺擔任主席。會上先由沈自敏提出編輯計劃問題,汪筏提出方針任務問題,討論尚屬平和。忽然間,陳慶華提出主編人問題,言辭頗為尖銳。他說“從前不明不白由向先生編,向先生竟又不明不白由榮先生編”,又指責“編輯不能照顧群眾意見,本社同人稿向外處投,又有用筆名鈔《夷務始末》投稿亦登載之類”,甚至牽連到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說“范老年紀大精神照顧不到,最好讓大家管管”。陳慶華發言后,丁名楠隨即附和,聲稱“清華人力充沛,可由清華主編”。沈自敏則表示三家單位分編征稿不易,不如由一處來編。語多失態,會場氣氛驟然緊張,幾致三家合作破裂。鄭天挺此時尚不清楚事件原委,只能解釋“惟事出倉卒,一無準備,不免遺漏”。
9月19日,榮孟源專程來到北大史學系,向鄭天挺談及日前開會之事,稱“有幾位所談甚不得體,幸北大不以為怪”,又表示“近代史研究所為政府機關,有組織,有領導,與大學情形不同,且非個人參加而系機關參加,則一切應由所長主張,故主張近代史所不再編稿,免致批評,至于集體編輯在所中制度不易作到也”。同日下午,張漢清也向鄭天挺透露了事件的內幕,他說:“此系清華事前有計劃之布置,沈、丁皆清華學生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者,陳發難指摘已往,沈、丁和之,主交清華。”張漢清還解釋了雙方矛盾的具體由來。所謂用筆名鈔《夷務始末》投稿,指的正是榮孟源。所謂本社社員之稿外投,指的是牟安世一篇稿件榮孟源不肯登,后在《學術》發表。張漢清特別指出,邵循正不在預謀之列,許多人對清華方面的做法都感到不平,“尤其丁名楠所言清華人力充沛一語,未免輕視北大”。
面對僵局,鄭天挺以大局為重,多方斡旋,于9月23日主持召開后續編輯會議。到會者有鄧廣銘、汪述彭、丁則良、孫毓棠、范文瀾、榮孟源、張漢清、張寄謙等人,仍推鄭天挺為主席。會議達成四項重要決議:“一、與《史學月刊》分工辦法,長稿、太專門稿、不加說明之史料送《月刊》,《周刊》則登短稿、通俗稿、加說明之史料;二、自本周起八期由北大編,其后八期由清華編,再后八期由近代史研究所編;三、最近八期以三分之二登近代史稿,三分之一登古代史與西洋史,其比例古代史五、西洋史三;四、稿費改為每千字六萬。”
這次會議雖以合作為號召,而各方心中仍未釋然。榮孟源談及“外人不知近代史所情況,以為范老年老不能全面考慮問題”,丁則良提出“編輯原則必須發揮集體力量,與每八期開一次擴大編委會”的建議,張寄謙直言“編輯之水平應高于作者,否則不能審定稿件”。鄭天挺在《日記》中評論道,“平心而論,榮孟源所編二十二期雖未征詢旁人意見,但確甚負責,每稿均詳細改過,而近代史所情況又確與兩校不同,不應苛求,其去取或有主觀之處,宜具體提出勸勉,不應冷語誚讓”。他還提到,北大同人中楊人梗不滿于丁名楠“清華人力充沛”之言,頗怪鄭天挺不能反唇相譏,“謂北大人力亦充沛”。而鄧廣銘不滿于榮孟源此前未登其稿,又怪鄭天挺完全站在榮氏一邊,鄭天挺則表示“余但求團結不計較于此”,在各方分歧之間居中調和,既保障了刊物的正常運轉,也維持了編刊隊伍的團結。
10月,因中央決定組織高校師生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北大史學系三、四年級學生獲準參加,鄭天挺出任團長一職,其《周刊》編輯工作因此暫停。在編刊《周刊》期間,鄭天挺投入了大量精力,不僅組織全系同人撰稿,還親自審閱稿件、協調發排,甚至在版面空缺時緊急補寫文章。比如10月5日,因原定發稿計劃落空,同人公推鄭天挺趕寫《宋景詩起義史實初探》一文救急。他連續數日挑燈夜戰,至10月8日完稿,與金毓黻、張漢清商訂修改后當日送出,保證了《周刊》按時出版。
《進步日報·史學周刊》作為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陣地,在普及歷史知識、宣傳愛國主義思想、推動史學界思想改造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鄭天挺北大日記》中的這些瑣碎記錄,披露了這段該刊物編刊史之一隅,為我們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史學刊物發展史提供了一份鮮活生動的個人側記,更由此可見一代史學大家顧全大局、包容務實的責任擔當與處事智慧,令人思之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