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農:二周的藏書與翻譯
魯迅的日記大約屬于最簡略的那一種,太大的事、太小的事一概不記,用他自己半當真半開玩笑的話來說,其內容以備忘性質的“信札往來,銀錢支付”(《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豫序》)為主;但他每年日記之末卻有一份非常詳細的書賬:什么書,什么時候買的,什么價錢,一一記錄在案,還有相關的統計數據。一切從略而專詳于此,最能看出讀書人的英雄本色。
今本《魯迅日記》始于1912年5月5日,更早的事情只能從他本人和親友的回憶錄中知道一點,其中最好玩的,我以為是魯迅在自己的譯本《小約翰》(未名社1928年1月初版,后收入二十卷本《魯迅全集》之第十四冊,又《魯迅譯文集》第四冊)之引言中講他是如何得到翻譯之底本的:
留學的時候,除了聽講教科書,及抄寫和教科書同種的講義之外,也自有些樂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區一帶的舊書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兩樣了罷,那時是這一帶書店頗不少,每當夏晚,常常猬集著一群破衣舊帽的學生。店的左右兩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書,里面深處大抵跪坐著一個精明的掌柜,雙目炯炯,從我看去很像一個靜踞網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羅網者的有限的學費。但我總不免也如別人一樣,不覺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買幾本,弄得很覺得懷里有些空虛。但那破舊的半月刊《文學的反響》,卻也從這樣的處所得到的。
我記得那時買它的目標是很可笑的,不過想看看他們每半月所出版的書名和各國文壇的消息,總算過屠門而大嚼,比不過屠門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進而購讀群書的野心,卻連夢中也未嘗有。但偶然看見其中所載《小約翰》譯本的標本,即本書的第五章,卻使我非常神往了。幾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買,沒有這書,又跑到丸善書店,也沒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國去定購。大約三個月以后,這書居然在我手里了……
“蜘蛛”的比喻極妙,它專吃窮學生很有限的幾個錢。數十年前筆者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常常到海淀舊書店去,偶或也進城到琉璃廠、東安市場去淘舊書;海淀舊書店面積最小,人流最旺,擠在相當密集的人群中亂翻,反復挑選衡量,往往弄得滿手灰塵;這時忽然想起魯迅的妙喻來,不覺失笑,于是很高興地去向“蜘蛛”交款,得勝而回。那時通常是花幾毛錢,買三五本很有用的舊書。
如果以為這樣太寒酸那就大錯特錯了,須知看一場電影是五分錢,安排幾毛錢專款來買書,自當反復掂量,精心挑選。當年入藏的舊書,大部分現在還有用。
卻說德文本《小約翰》到手以后,魯迅固然認真讀過,卻沒有翻譯。荷蘭作家望·藹覃在《小約翰》里憂心忡忡地說起人類文明的進步以及由此而來的生態危機,他形容人類種種自以為聰明的胡作非為道:“他們常常狂躁和胡鬧,凡有美麗和華貴的,便毀滅它。他們砍倒樹木,在他們的地方造起笨重的四角的房子來。他們任性踏壞花朵們,還為了他們的高興,殺戮那凡有在他們的范圍之內的各動物。他們一同盤據著的城市里,是全都污穢和烏黑,空氣是渾濁的,且被塵埃和煙氣毒掉了。他們是太疏遠了天然和他們的同類,所以一回到天然這里,他們便做出這樣的瘋癲和凄慘的模樣來。”這究竟是得還是失,乃是一個難以回答的老大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在望·藹覃寫書的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其實并不嚴重,不過才露出了一點點苗頭,而敏感的作者已經覺得問題非常之大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問題在一百多年前,尤其是在那時的中國,應當說都不算是什么當務之急,魯迅沒有立即動手翻譯《小約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到1926年頃,他到底還是把這本書譯出來并出版了。魯迅不僅是戰士,也是一位思想家,看問題一向富于前瞻性。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國北方“沙漠之逐漸南徙”,憂心忡忡地說起“林木伐盡,水澤湮枯,將來的一滴水,將和血液等價”(《二心集·〈進化和退化〉小引》),至今讀去,仍覺發人深省。
買一本書,藏一本書,讀一本書,有的關系不大,有的卻大有影響,盡管其表現有時會遲至很多年之后。
周作人也有一件類似的事情。他翻譯日本作家文泉子的《如夢記》,也是原書得之于數十年前,而譯本完成于數十年之后。1935年周作人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我最初還是在日本書中見到描畫兒童生活的詩文……維新以后有坂本文泉子的《如夢》一卷,用了子規派的寫生文紀述兒時情景,共九章,明治四十二年(1909)印成單行本,現在卻早絕板了。二十多年前在三田小店買來的紅布面小本至今常放在案頭,讀了總覺得喜歡,可是還不敢動筆譯述”(《苦竹雜記·兒時的回憶》)。到1940年他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介紹《如夢記》,并回憶往事道:“庚戌年(按即宣統二年,1910)秋日從本鄉移居麻布赤羽橋左近,與芝區鄰接,芝公園增上寺為往來經由之路,買雜物則往三田,慶應義塾所在地也。《如夢記》即在三田所購得,而此書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學兒童為主顧者,于其小書架上乃不意得見此冊,殊出意外,以此至今不忘,店頭狀況猶恍忽如見”(《藥堂語錄·如夢記》);1943年9月至次年6月,周作人終于譯出了《如夢記》的全文,稍后在《藝文雜志》(第1卷第6期至第2卷第9期)上連載,其第一章的譯者附記提到,原書在自己手頭已歷三十三四年之久,又道:
我們在明治時代留學日本的人,對于那時自然更多有懷念,文泉子此書寫兒童生活與明治風俗,至為可喜,又與我有不少情分,因此總想譯述出來,雖然自己深知這是很不易的事。語學與文才俱優的可以委托的人,找起來未必沒有,只是他們所知的大抵是近今更西洋化了的日本,對于明治時代恐怕有點隔膜,有如請西裝的青年陪了穿繭綢夾袍的老人談話,這其間有三四十年的空氣間隔著,難得談的投機的。我之所以不顧能力不足,或閑暇不多,終于決定自己來動手者,其原因即在于此……假如我在文學上有野心的話,這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臘神話的注釋做成……
周作人把翻譯此書的意義看得如此之大,頗可玩味。青年時代讀過而又大感興趣的書,往往會非常強烈地影響此后的工作,其程度之深,有如此者。
現在的讀者往往喜歡看電子本的書,時代不同了,情形自然會有些改變。但紙本書尤便于收藏,容易引出回憶,有些好書雖經幾十年仍然很有用,二周兄弟的故事至今還能給我們令人神往的啟發。
(作者為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