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思辨與行動——關于生態寫作的三個關鍵詞
一個作家,在創作生涯中將部分精力分配給生態主題,或者說在作品之中悄然融入對生態的凝思、對自然的觀察,想必再也自然不過。這應該是一種本能性召喚,是一種基于情感和理性雙向驅動的反哺實踐。如果一個作家生活在“邊地”,曠野、大漠、森林、海洋或河流的風景與風情是其生命所系,是寫作上最可倚靠的最大“背景”,也是最具價值、最有辨識度的在地“資源”。如果一個作家蝸居在大都市,大自然深處的風、雨、云、霧是遙遠的夢境,花、鳥、蟲、魚就是念茲在茲的伙伴,他/她的心恐怕一時難以落地,他/她的筆只好執著向遠處探尋。作家總是要對“人”感興趣,筆下的人物搖曳多姿、活色生香,兜兜轉轉再回望,這些“紙上的精靈”都逃不脫各自所處“環境”的手掌心。有時想,生態寫作就是一次休息,與人周旋太久,與自我周旋太勞累,幸好還有這么一個契機把大自然邀約至筆端,得以尋找安詳和慰藉。
生態寫作是在紙面上回到大自然的懷抱,是對廣闊生態空間的詩意凝眸,是“赤子之心”的文學呈現和審美表達。我時常將生態題材寫作和兒童題材寫作、故鄉題材寫作并置在一起打量,以為三者都屬于返本的寫作。寫作者隨著年歲的增長,多數都有重返童年的沖動,陡然發現孩童歲月儲存著大批量的素材可供調取,而且成人世界里的愛與憂傷在童年時期都有深沉的回響。這是時間維度上的回望,在空間維度上,故鄉的影子越發清晰。故鄉是支點,是起點,是一切情感的萌發地,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縷光亮,也是向上走的底氣、往外走的勇氣來源。故鄉的大自然深處往往藏匿著童年所有的秘密,童年往往在故鄉的生態視野之中展現多彩的姿態;記憶中的故鄉面目豐富、駁雜,起先在腦海里浮現的很可能就是周遭的自然環境;孩子的世界就是跟自然萬物打交道、處朋友,在與花草樹木、雞鴨豬狗的天然親近中開啟人生的漫長旅程。總的來說,三者是“合謀”的,也是“交融”的。
從事生態寫作往往有著強大的內驅力,屬于個體的功能性需要,跟故鄉和童年“耳鬢廝磨”良久,進而升騰起蓬勃的創作欲望,不由得對大自然投以深切的目光,試圖探尋其中的內在規律和運行邏輯,追求一種有遠見、有格調的生活方式;也有賴于經驗的累積,滾燙生活現場的摔打、痛擊與磨礪,不說傷痕累累,也是身心俱疲,驀然回首,還是廣闊的自然世界“明明白白我的心”。還有一個因素是責任感的介入,面對生態環境保護進程中出現的新人新事新氣象,作家跟隨時代進程,摸準現實脈動,力求以文學筆觸將這些生態故事記錄下來、傳播開去。當然,一旦生態環境遭遇嚴重破壞,作家也基于正義立場,以激情筆墨進行揭露、控訴和吁請,為地球的健康喊上一嗓子,為天地的和諧盡一份力量。
這就直接導致或者說促成生態寫作的一個顯著特點,即抒情性。情緒飽滿、情感充沛似乎是生態文學的標配。面對廣袤而斑斕的自然世界,創作者一般秉持“人”的強大主體性,正所謂“天人合一”或“物我兩忘”,情感醞釀、情感進入、情感升華都處在一個“絲滑”狀態,彰顯出“登山則情滿于山”這個觀點的普泛性,也符合“一切景語皆情語”的論斷。為何一旦觸及“自然”,情感的滿格發動就變得順理成章?此中可能有對“母性”的天生依戀,“大地母親”“母親河”等形象說法,都是對大自然的深情歌頌;還有就是對本體的敬仰,大自然是“基本”“根本”“本來”“本質”“本真”……朝著大自然放聲歌唱,是做一件正確的事,也是做一件有愛有情懷的事,還是做一件出于本心、守護初心的事。有時覺得生態寫作容易讓人“上癮”,因為寫起來很舒適,也有激情,心中充滿了道德感和神圣感。
問題隨之而來:生態寫作是不是由于“道德至上”而容易陷入“題材至上”“主題至上”的窠臼?身為創作者,有的作家基于個體的“人”的立場,將“生態道德”的旗幟揚起來,對整個“人類”的活動范圍、動機和影響進行穿透式深究。讀這些作品,能隱約感覺到大自然是徹底自足和自洽的,人的行為存在本身就是對自然的一次干擾甚至是傷害,應該加以痛斥、討伐和制止,“人類”居于被審視甚至被審判的位置。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二元對立的,在大自然面前,人天然矮半截,或者說人本身就是“不潔”的。所以,部分生態文學作品中,人的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和剝離。這樣的極端理念融入文學敘事,往往讓作品的價值折損,陷入失效的境地。因為人類不僅享有生存權,還享有發展權。比如,塑料對環境的污染是不爭的事實,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出警告,每一天有相當于2000輛垃圾車裝載量的塑料,被傾倒入世界各大洋、河流和湖泊。然而,如今人類的基本生活難以將塑料徹底排除在外,車胎、溫室大棚、醫用注射器、輸液管、牙刷、手機、電腦……各個場合,都有塑料“在崗”,可以說“無塑料,不生活”。說起塑料,理性的態度不是拉開架勢進行全面圍剿,“一片也見不得”,而是科學對待塑料濫用的問題,主張重復利用、有效處置,盡可能減少塑料污染。“人類中心主義”當然需要好好反思,但“生態中心主義”是否就一定具有天然的正義性?2026年這個夏天,歐洲迎來高溫酷暑,反對安裝空調的聲音依然強大,理由是空調外機將熱量排向室外,形成熱島效應,破壞臭氧層,小動物的日子更不好過。但高溫帶來人的生命損失就可以一筆匆匆帶過?所以說,超越“生態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相互尊重、和諧相處,才是正道,也是大道。
閑時翻讀今年第7期《北京》雜志,有篇文章關注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作者和工作人員交談時得知,每年六月至八月,這片濕地變得躁動不安。為了爭奪交配權,公鹿們不惜大打出手,代價常常是頭破血流,甚至一命嗚呼。想想都是很殘忍的場景。但工作人員的態度很堅定:“我們不救,也不能救。打不過,就是命該如此。”因為野生動物的生存法則從不講情面,人類的過度呵護只會適得其反。生態寫作同樣需要保持思辨與理性。“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這是辛棄疾筆下的詩句。“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這也是辛棄疾的心聲。眼中有“松竹花鳥”,心底也有“人”。
好的生態寫作對“人”形成一種召喚力量,有所觸動進而有所行動。其他的書籍,讀者讀完了,往往也就完了。與生態相關的圖書,價值衡量的一個標準是讀者讀完了,有所思,然后可能要想想應該做點什么,是不是要成為一個環境友好、生態友好、地球友好的人,從身邊做起,從小事做起,起碼對如何處理手頭這本書有所考慮、有所顧忌。就作者來說,其他的書籍,文本結束了,作者的任務基本完結。而對于生態寫作者來說,自然的信仰者、生態的捍衛者、環境的守護者等“人設”無形之中就立起來了。早年看過一則漫畫,說的是有人撰文批評捕捉野生青蛙的行為,獲得一筆豐厚稿費,下一刻就拎著一袋青蛙回家打牙祭。漫畫作品有著強烈的諷刺性,質疑“文如其人”觀念,批判“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現象。生態寫作者在現實生活中也應該是一個環保理念的踐行者,否則就形成尷尬的錯位,直接“罵題”了。更為直觀的是生態主題的書籍本身,在裝幀設計上如何體現出環保理念,包括使用什么樣的紙張,是否用塑封,是否需要腰封,是否有必要精裝……曾經購買過中國環境出版社出版的圖書,發現版權頁上有標注:“中國環境出版集團合作的印刷單位、材料單位均具有中國環境標志產品認證”。而且是“鄭重承諾”,體面又講究。這家出版社的形象頓時就鮮亮了起來。恰好這家出版社就在上班的路上,每次路過,都要多看兩眼。
(作者系《光明日報》文藝部高級編輯、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