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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將中國之聲傳向世界 ——荷蘭導演伊文思的中國情緣
來源:人民日報 | 繳 蕊  2026年08月14日08:35

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

圖片為繳蕊提供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一批來自不同國家的友人,用文字和影像記錄侵華日軍的罪證:英國《曼徹斯特導報》記者田伯烈寫下《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首次向世人系統揭露南京大屠殺暴行;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用攝影機拍攝淪陷后的南京,并由國際人士帶往英國、美國、德國等地放映……

中國戰場上,還有一位來自荷蘭的導演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在拍攝于1938年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中,伊文思記錄中國人民的抗爭與希望,為中國抗戰贏得廣泛的國際聲援。以此為開端,伊文思的中國情緣綿延半個世紀,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變遷,吸引他一次次回到這里,以影像將中國之聲傳向世界。

從“電影詩人”到“電影戰士”

1898年,伊文思出生于荷蘭小城奈梅亨的攝影世家。從小耳濡目染,他對動態攝影情有獨鐘。年輕的伊文思遵從父親安排,在歐洲各地學習攝影技術和經濟學——不出意外的話,他將接手家族企業,度過安穩優裕的一生。

然而,時代的浪潮把伊文思引向另外一條人生道路。1927年至1929年,伊文思拍攝實驗電影《橋》《雨》,影片對思想與詩意的融合為他贏得“電影詩人”的稱號。1930年起,他數次受邀前往蘇聯學習、交流。這段經歷為他一生的社會主義信仰定下基調,在左翼思想洗禮下,“詩人”成長為“戰士”。

20世紀30年代,伊文思帶著攝影機,走進比利時的煤礦、西班牙的戰場。他的鏡頭中,比利時煤礦工人境遇悲慘卻互助團結,西班牙人民奮勇抗擊法西斯勢力。伊文思這樣描述自己的創作理念:“什么地方在燃燒,就去什么地方拍攝。”爆發全民族抗戰的中國,自然吸引了這位“電影戰士”。他不滿西方國家對日本法西斯的姑息,決心前往中國,拍攝一部真實反映抗戰的紀錄片。

1938年初,伊文思與著名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等人一道抵達武漢。在努力獲得國民政府的通行令后,他們立刻前往臺兒莊戰役前線拍攝戰爭實況,隨后輾轉多地,拍下武漢人民獻金抗日、郭沫若在群眾大會上作演講、西安人民抗日游行等場面。

以拍攝為契機,伊文思與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取得聯絡,拍下周恩來、葉劍英等共產黨人在軍事會議上講話和研究軍事形勢的珍貴畫面。雖然前往延安和華北敵后拍攝八路軍的計劃因重重阻礙未能成行,但在離開中國前,伊文思將自己的35毫米攝影機連同2000英尺膠片贈送給了八路軍。1938年秋,延安電影團(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前身)成立,袁牧之、吳印咸等電影人正是用這些設備拍攝了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拉開人民電影事業的序幕。這臺攝影機后來成為延安電影團最重要的拍攝器材,記錄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革命領袖的寶貴影像。

1939年3月,《四萬萬人民》在美國公映,并在此后幾年里于歐洲多國放映。繼馬爾羅《人的命運》、賽珍珠《大地》和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之后,中國的故事又一次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戰爭陰云下的民族苦難、中國軍民的抵抗與堅守打動無數觀眾,也讓國際社會更加了解中國抗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中凝聚道義支持。來自中國的影像和聲音,越傳越遠。

1945年底,伊文思辭去荷蘭政府的電影委員職務,帶著攝影機支援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后來又陸續前往馬里、古巴、智利、越南、老撾等國,以鏡頭記錄第三世界人民的團結與奮斗。伊文思為這些國家培養了大批青年電影人,他為古巴培訓的戰地攝影人員在前線拍攝大量短片,南美紀錄電影網絡的建立也得益于他的長期支持。伊文思希望青年們成為和自己一樣的“戰士”,用電影團結人民,用膠片連成跨國界、跨文化的人民陣線。

以電影創作抒發對中國的深情

最令伊文思牽掛的,還是中國。20世紀50年代,伊文思曾經拍攝過、交往過的許多朋友邀請他造訪中國,記錄這個古老而年輕的國家的奮斗歷程。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伊文思和中國電影人合作完成《早春》《愚公移山》,記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平凡中國人的精神面貌。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前廠長錢筱璋回憶,伊文思曾在零下40多攝氏度的嚴冬踏雪履冰,深入中國東北的海拉爾,也曾前往春寒料峭的江南水鄉。每到一地,他都興致盎然地和當地人交談,謙虛地向他們學習。“伊文思不是感情輕易外露的人,常常是把感情默默地放在心坎里,但是你卻總能從他親切而深情的炯炯眼神中,感受到他心靈里熱愛中國的真摯情意。中國的現實圖景激發著他的創作熱情,使他不停息地醞釀著報道中國的意念。”錢筱璋說。

伊文思與中國電影人的深情厚誼,更浸潤著幕后數十年的交流合作。20世紀50年代后期,他應邀擔任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顧問,為新中國培養電影工作者。曾任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的司徒慧敏這樣回憶:“伊文思把中國電影事業、電影藝術工作中的每一步成功和每一點失誤,都當作自己的成功與失誤一樣關切。”伊文思不光教授拍攝技巧、藝術觀和視聽理論,還廣泛介紹西歐、拉美和亞非地區的電影業發展經驗。他深入人民、真實自然的拍攝方式深深影響了一代代中國電影人,曾與他一同工作的王德成、石益民等人后來都成為新中國紀錄片事業的中堅力量。

在冷戰歷史語境下,伊文思也曾因支持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而遭受質疑。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繼續以電影創作抒發對中國的深情。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愛從來不是抽象的,無論是重要政治人物,還是普通勞動人民,在他的鏡頭下都如此真實、親切而鮮活。

1984年,伊文思前往中國西北沙漠,拍攝自己的封鏡之作《風的故事》。在這部作品中,年逾八旬的導演仿佛再次回到“電影詩人”的位置。他與孫悟空、嫦娥、兵馬俑、長城等中國文化意象展開對話,向它們訴說自己一生的理想與追求,并將自己對電影與革命的思考托付給陣陣勁風,從中國大地吹向世界。這部帶有自傳色彩的電影于1988年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首映,再次向世人證明他對中國愛之深沉。次年,伊文思在巴黎逝世。

終其一生,伊文思以影像記錄20世紀波瀾壯闊的全球革命現場,更為時代巨變中的普通人留存鮮活的精神風貌。回望他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許多內容超越了當時的主流電影理念,在半個多世紀后仍然振奮人心。今天,中國觀眾仍能在《東方主戰場》《勝利》等歷史紀錄片中看到伊文思留下的珍貴影像:臺兒莊戰役緊張的指揮現場,群情激昂的民眾在街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這些畫面記錄了一個國家的歷史進程,也喚起觀眾與時代同行的記憶。

2025年底,紀錄片《伊文思的中國情緣》沿著伊文思的拍攝足跡展開追尋,他鏡頭中的人物與故事再次回到公眾視野。當年他拍攝過的孩子如今已是花甲老人,回憶當年的拍攝場面時,老人仍然感動于伊文思的真誠、友善與對真情實感的不懈追求。

撫今追昔,伊文思與中國人民始于烽火年代的深厚情緣和牢固友誼,正是一段令人難忘的文化傳奇。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