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南遷歷史的文學重構 ——評祝勇長篇小說《國寶·山鳴谷應》
內容提要:《國寶·山鳴谷應》是祝勇《國寶》三部曲的第二部。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故宮博物院成立100周年,作者在開篇題記中標注出這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為小說的故事背景和價值立意確定歷史基調。《國寶·山鳴谷應》以抗戰時期故宮文物南遷為歷史背景,以人為本,通過史實的延展聚焦歷史中普通人物的命運,在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的交錯之中,體現故宮人的典守精神和家國情懷,展現了作者獨特的歷史觀、文學觀和價值觀。
關鍵詞:《國寶·山鳴谷應》 祝勇 文物南遷 歷史寫作 現代價值
祝勇一直以來以故宮題材新散文系列著作而聞名,他的歷史非虛構散文不斷嘗試歷史敘事的連接性和歷史再現,以現代的視角從大歷史觀的高度書寫故宮的歷史和文化。作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北京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憑借扎實的學術研究、豐厚的知識儲備和過硬的文學功力,用幾百萬字的專題著作構建了一座“紙上的故宮”。祝勇寫故宮的建筑空間,寫故宮的古物,寫故宮的歷史變遷和歷史人物,他的筆觸突破時空界限,讓人物更豐滿,讓歷史更生動。祝勇對故宮的書寫不僅豐富了讀者對故宮的認知,更深刻地傳遞著故宮文化的深邃與震撼。馮驥才曾說:“祝勇的
寫作將傳統文化作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歷史的尊嚴、民間的生命、民族的個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跡全都深在其中。”1凝聚了中華文明之美的故宮滋養著他的文筆,故宮深厚的文化底蘊成為他取之不竭的寫作資源。
《國寶·山鳴谷應》是祝勇長篇歷史小說《國寶》三部曲的第二部,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故宮博物院成立100周年,作者在開篇題記中標注出這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為小說的故事背景和價值立意確定了歷史基調。在《國寶·山鳴谷應》中,祝勇以凝練而深情的筆墨著力敘寫中國抗日戰爭背景下故宮文物南遷歷史中一個普通家庭的命運,在結構上以那文松和梅遇影夫妻為主展開雙線敘事,空間上兩條敘事線分別是大后方和淪陷區,那文松參加的故宮文物南遷一路險象環生、出生入死,梅遇影與家人在北平朝不保夕、家破人亡。作品再現了故宮文物南遷這段蕩氣回腸的大歷史,體現了故宮人的典守精神和家國情懷,展現了作者獨特的歷史觀、文學觀和價值觀。
一、歷史寫作的虛構與非虛構
歷史寫作能不能虛構?一直是祝勇歷史文學要直面的問題。作為“新散文”創作的代表人物,他的故宮題材“非虛構”“新散文”頗受關注和爭議。“個人經驗的融入不僅使祝勇的散文擺脫了對民族、歷史和文明的興衰那種大而不當的矯情感嘆,而且讓他獲得了重新進入歷史,解讀歷史的角度。”2這種融入其個人對歷史解讀視角的寫作方式,形成了祝勇特質的非虛構書寫風格,從文學的角度激活了對故宮的歷史敘述。但也有人認為:“對于祝勇的寫作來說,歷史寫作、故宮的主題,以散文的方式書寫歷史,帶來的自我與獨異性,遠遠大于非虛構寫作能涵蓋的范疇,后者只會帶來模糊和混亂。”3非虛構寫作是祝勇散文新形式的嘗試和冒險,還是突破了歷史真實邊界的敘述?面對不同的聲音,祝勇表示真實與歷史之間的距離是永遠存在的,所謂歷史,只是想象中的歷史,而所謂真實,可以最大限度接近,卻永遠不可能抵達。他認為,在他作品里的歷史想象,如同紀錄片的“情景再現”,是歷史必然發生之情景的描述和呈現。4在祝勇的非虛構歷史寫作中,散文的形式帶有小說的情節敘述,他的“新散文”“非虛構”寫作似乎并不拘泥于文體的概念,遵循歷史真實的原則的基礎上,又充滿想象的情節描述,形成了祝勇獨具特色的復調寫作風格,他自由地游走在歷史的氣勢磅礴與日常細節的精微描述之中。
歷史資料和記載本身的缺失,造成了歷史敘事的不完整和斷裂,歷史中“人物與事件的狀態,既千變萬化,又稍縱即逝。它的原始性、復雜性、發展性、延伸性、偶然性、暫時性和混沌性等,是無法把握的”5。新歷史主義代表人物海登·懷特結合西方史學理論和敘事理論曾做過深入探討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之間真實與虛構的話題。在海登·懷特的分析中,現代史學家認為,敘事話語被用來敘述再現真實事件的時候,賦予這些事件一種虛幻的一致性和各種各樣的意義,敘事的真實性與過去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差距。由此,歷史學家呼吁歷史編纂學回歸敘事再現。而哲學家則試圖證明敘事作為解釋歷史方式的正當性,無論歷史學家在敘述時如何的客觀、審慎、謹慎,只要他不能給歷史實在一種故事的形式,其陳述就不能成為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海登·懷特認為歷史敘事中講述的故事,是對歷史所發生的真實故事的“模仿”(simulacrum),模仿是一種真實的描述,而西方歷史編撰學本身是在文學甚至是在虛構話語中產生的。符號學家羅蘭·巴特與朱麗婭·克里斯特瓦也一致認為歷史敘事是各種話語形式中的一種。從語言學的概念看,話語形式的歷史敘事不可避免地存在修飾的可能,歷史寫作勢必具有話語表達的虛構和想象的性質。海登·懷特在綜合研究各學派觀點之后,發出了一連串的反問:“除了一種‘虛構的’方式,還能用什么其他方式在意識或話語中再現這種過去呢?在任何一種歷史理論的爭論中,敘事問題難道不總是最終歸結為一個在特別人類真理生產中想象力的作用問題嗎?”6西方新歷史主義對真實與虛構的解構,打開了歷史寫作關于過去的可然世界。
歷史寫作的虛構與非虛構,在于其內容而非其形式。在歷史哲學的認識中,“敘事遠非僅僅是可以塞入不同的內容(無論這種內容是實在的還是虛構的)的話語形式,實際上,內容在言談或書寫中被現實化之前,敘事已經具有了某種內容”7。祝勇的非虛構敘事建立在他對歷史的宏觀認知和細微的歷史考察基礎上,作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子課題“故宮文物南遷記憶再現與重構”的負責人,祝勇調查收集了故宮文物南遷的各類文獻、檔案及研究資料,采訪了參與故宮南遷人員親屬,如馬衡院長之孫馬思猛先生、梁廷煒先生之孫梁金生先生、莊尚嚴先生之子莊靈先生等,并多次前往南京、重慶、四川等地進行遺址考察和田野調查,探尋故宮南遷文物的存放點,串聯當年文物南遷、西遷和東歸的路線,祝勇在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敘述中穿插大量的圖片、回憶錄、采訪等歷史證據,以翔實的考證還原了史實場景,通過想象連接歷史斷點,呈現出流暢的敘事內容,這種歷史再現是對所再現的事件的真實描述,也是作者求精嚴謹的歷史觀展現。
同樣是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主題,祝勇的長篇歷史小說《國寶·山鳴谷應》流露出作者對這段南遷歷史文學創作的熱切之情。作者依托真實歷史背景,在真實的年代、地點延展歷史事件,重新塑造歷史人物,透過歷史時空,借助想象的自由與輕盈,達成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相融合的藝術呈現。在虛實交融中,突出體現了作者在客觀上把控歷史真相、考察歷史細節、追求有史可考的理性歷史觀,同時在主觀上展現了作者融入個人情感與經驗,書寫具有現代價值的故宮精神、民族情懷的美好愿望。文學是虛構的藝術,祝勇在小說《國寶·山鳴谷應》合理布局真實與虛構,作品中經過藝術點染的人物和事件保留著歷史原貌的關聯信息,依稀可見在《故宮文物南遷》中的影子,賦予小說堅實的歷史真實感,例如《國寶·山鳴谷應》中故宮南遷的負責人馬衡院長是歷史中的原型人物,故宮文物南遷途中以身殉職的唐知微對應《故宮文物南遷》原型人物朱學侃,主角那文松則讓人想到參與文物南遷就再沒回到北京的原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那志良……小說中峨眉山當鋪引燃的那場大火,與《故宮文物南遷》依據《峨眉縣志》檔案資料記載的“6·8火災”事件形成內在重合,在真實與虛構的交錯勾連之間,在歷史意識與文學審美的雙重兼顧之下,祝勇進一步將故宮文物南遷撰寫為史詩長篇的選擇,絕不是從非虛構到虛構簡單形式的跨越,作者深層的意涵在于通過記述國難之下守護民族文化命脈的故宮人,譜寫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升華故宮文化符號里家國天下的理念,表達著作者對這段特殊歷史現代價值研究的高度重視和自覺,充滿了一個文人與學者對于故宮南遷歷史的溫情與敬意。
二、歷史背景下人物的藝術塑造
相比于之前故宮題材的散文和隨筆,祝勇在小說的虛構世界中找到自己向往的自由空間,這種自由讓作者在《國寶·山鳴谷應》中依然將抗戰的歷史設為背景,著力寫人的生活、情感和命運,通過描摹人物性格、刻畫內心活動,敘述事件細節,勾勒出特定歷史時空下人物的現實生存圖景。羅蘭·巴特指出:“像自由一樣,寫作也只是一種時刻。但是,這種時刻是歷史的最為清晰的時刻之一,因為,歷史總是而且首先是一種選擇和這種選擇的極限。”8
祝勇的文學創作來源于對歷史與現實的認知、經驗和想象,又沒有拘囿于對歷史與現實的復制,他沒有被歷史的已完成性所禁錮,寫出了抗戰與南遷史實框定下人物命運走向的未知感和不確定感,以及糾結其中的復雜人性。有別于通過人物的選擇與改變來推動情節的小說,《國寶·山鳴谷應》中的人物緊隨歷史的腳步,以大環境中生存狀況的演變而一步步真實地走向自己的人生。書中的易培基和馬衡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最初的兩位院長有史可依,杜夢齡、蔣鼎文也都是有真實歷史原型的將領,對于這些自身經歷具有強烈故事性的歷史人物,祝勇沒有在他們身上大開大合增添更多的戲劇性,而是選擇尊重歷史本身,保持歷史記載的部分。小說《國寶·山鳴谷應》的整體節奏與當時動蕩不安的時局同頻一致,無論是南遷的走向、北平淪陷的時間等都與史實相吻合,全篇沒有為了配合人物發展而混淆歷史的橋段。小說對于人物的塑造恰當、節制,遵循歷史的嚴謹性和人物的理性,在人物設定上,沒有選擇和時局緊密相關的軍政權臣、社會名流作為小說的主角,而將目光投向被正史敘述省略的“小角色”,這些人物深陷無情的戰火被動而無奈,他們可以做出的選擇和改變非常有限,因戰亂南遷文物的使命改寫了他們的人生。祝勇以小見大“一葉知秋”的寫作手法,從個體生命的掙扎與悲喜中照見整體中國人民在抗戰中的堅守,還原了歷史真實的多向橫截面。
“小說總是寫人的命運,通過對人的命運的展示,揭示生存的意義。”9《國寶·山鳴谷應》從那文松夫婦雙線展開,將文物南遷、北平淪陷,以及那文松夫婦兩條線路的情況一一呈現,散落開那個時代的群像,那段戰火紛飛的歷史為故事定格悲壯的底色,而人物用自己的血淚為故事注入感人的魂魄。小說中的蕭桂花是一位常年生活于后院每日忙于洗衣做飯、日常瑣事的老婦人,但她有自己的尊嚴底線,她選擇一頭撞死而不能受日軍侮辱。梅從云寧可賤賣自己的收藏維持一家生計,也不肯與日本人合作接受他們的物資,為防止畢生收藏的書畫真跡落入日本人手中,最終以決絕的自盡,在一片熊熊烈火中為兒孫斷后路、謀出路。京城著名武生丁鐵竹雖為護全一家人性命被迫為日軍演出,卻斷然在京戲被日本人糟蹋之際化身“活趙云”,以一己之命展現了他的反抗精神和錚錚鐵骨。故宮總務處處長趙庭葦在“置留場”遭受種種酷刑仍寧死不屈,并在自身危機之際助力梅遇影母子出城。文中唯一的沒落貴族愛新覺羅·載濤背負著皇族的盛名,卻餓死不當亡國奴不肯追隨溥儀去“大滿洲國”,流落到擺攤賤賣古玩。哪怕是向日軍低頭討生活的常知白,在梅從云拒絕后他悄悄將兩封光洋留給梅遇影,保留著對梅從云一家的敬仰與善意。這些被歷史簡單類型化一筆帶過的小人物在祝勇的筆下成為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的鮮活人物,在無情的戰爭中演繹著自己的人生與情感,營造出歷史氣息的氛圍感,呈現出帶有強烈歷史感的場景,打開了文學形象審美想象的空間,將讀者拉回那曾經的歷史年代。這些角色的身影在小說中流淌,因為他們獨立的個性與稟性,在那段屈辱的艱難歲月成為生生不息、充滿希望的民族群像。
“文學的本體就是特殊的生存方式,文學的性質應該從生存方式中考察。只有從生存出發,才能揭示文學的本質。”10從單純為生存而生存的現實生存方式,升華到為自由的生存而舍棄生命的“自由的存在”,是超越現實意義的“自由生存”,這種超越在小說的現實空間展開、擴展,充滿真實感、層次感,由表及里、由外而內最終指向精神的追求、審美的境界。《國寶·山鳴谷應》另外一條敘寫故宮人員運送文物的故事線,祝勇對故宮文物守護者的刻畫蘊含著精彩紛呈的故事性,彰顯其對故宮人的獨特情感。馬衡院長一直信奉文物“是血脈,我們民族的精神血脈。沒有了這些精神血脈,我們的民族在這個世界上就失去了立足之地”。11一路殫精竭慮護送文物。唐知微一路顛沛流離在裝運文物的途中踏空撞傷頭部而亡,他出身富庶,家里生意被日本人暗算破敗后,勵精圖治考上清華大學國學專業,畢業趕上國立故宮博物院成立,從此成為故宮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隨車押運文物的北平憲兵司令部中隊長郭之南也是護送文物途中遇難人員之一。在這段長達十二年的國寶遷徙中,日軍的炮火和艱險崎嶇的山路,考驗、磨煉著每一位守護國寶的故宮人。最終收到勝利撤離的命令時,丁彤云將自己舍不得丟棄的明式黃花梨圈椅送給偶然遇見的賣菜老農,呂衣農帶著兩個女兒的骨灰踏上回北平的歸途……正如小說結尾部分所言:“戰爭結束了,笑容又回到了每個人的臉上。然而,人們臉上的笑容已經與原來的不同,此時的笑容只是笑在臉上,心里面卻是空洞的,所以那笑容是沒根的,像一股煙,風一吹就散了。”12這些默默無聞的人物在虛構的小說世界中成為夜空的繁星,在他們身上有中國民族文化的力量,有守護歷史傳承的使命精神,有中華民族風骨的光輝。祝勇在《國寶·山鳴谷應》的創作中,兼顧現實價值和藝術審美,使文學形象流露出真實的生命情感,帶給讀者充滿真實感的生命體驗,在作品與讀者之間產生情感聯結,超越現實生活中的一般感受,超越作品本身的現實屬性,指向自由、指向精神、指向審美,抵達本真的生存體驗和審美體驗。
《國寶·山鳴谷應》兩條主線上的人物各有各的特色,為整部作品增添真實的生活氣息,拐賣人口的張二驢,販賣鴉片的“錢在這”,這些人物身上都有著那個時期的烙印。祝勇不僅在小說中通過人物,貫通歷史的時空,還在想象和再現中,書寫人物的復雜人性和命運的模糊感,增強了歷史小說的真實性,重構文物南遷的藝術世界。著力于對人物的深度刻畫,是小說《國寶·山鳴谷應》成功的關鍵所在,男女主那文松和梅遇影在書中是帶有不確定性、含混性、模糊性、多樣性的人物。那文松在回北平與親人相聚和尋找文物南遷的隊伍時選擇了后者才有了這部小說的開篇,作為妻子的梅遇影痛斥丈夫想拒絕隨故宮文物南遷的安排留在北平照顧岳父,才有了這三部曲的故事。
梅遇影因為父親拒絕漢奸的物資產生過怨懟,她曾背著父親接受常知白的一百元大洋,她對于丈夫和沈芷伊之間的情誼萌生過猜疑,甚至對丈夫收留的孤兒小罍都有過憤懣,覺得對方占有了本該屬于她走失親兒子那小簠的一切……她是梅從云的女兒,那文松的妻子,那小簠的母親,一個被多重社會身份裹挾的女性形象。她有自己的愛恨與情緒,面對苦難內心強大而堅韌,在父母接連自盡后她堅定地選擇攜子出京尋夫,在尋找丈夫的途上與兒子走散,和人販子幾經交手死里逃生最終與南遷途中的那文松相遇。梅遇影面對這些坎坷的經歷唯有接受,她不像爽文中的大女主用自己的傳奇改寫歷史,也沒有因苦難而破碎,她只是戰亂中一個普通、真實的中國女性,以婉約的身姿帶出那段歷史的一個側面。祝勇在小說中對梅遇影形象矛盾性、多面性的藝術塑造,讓人物充滿張力,人性之下是真實感的涌現。如果說梅遇影在小說中是一個反襯角色,那么她的悲苦經歷更容易打破讀者與小說人物的主客體之隔,更加觸發讀者的共情與同情。
那文松是小說整體結構的線索焦點,也是連接兩條敘事的核心人物,祝勇對他的用筆很多,卻用力很少。安伯托·艾柯曾言:“為擺脫心理和文化慣例而工作的藝術,無論如何總是具有進步價值。”13在《國寶·山鳴谷應》那文松不是以往歷史小說中的英雄形象,也不是迅速成長轉變的光輝人物,他是故宮博物院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歷經故宮文物南遷的艱難,他有自己的困頓不解,也有想要逃避責任的瞬間,在失去手指療傷過程中與沈芷伊產生情愫不可否認地動搖過,他在糾結中保持住對婚姻忠誠的底線。在作者筆下他不是一個強者,卻是一個血肉鮮活的人,但他的不完美在理性的維度趨于寫實,在感性維度釋放著人本的欲望。人物性格的含混性和模糊性,恰恰是作者忠于真實,留給讀者想象和體味的空間。祝勇以人物勾勒歷史場景,將文學表達與歷史回望完美結合,踐行了故宮文物南遷史的藝術創作突破。
三、歷史重構中彰顯故宮文化價值
小說《國寶·山鳴谷應》故宮文物南遷是一段真實具體的歷史,“故宮南遷文物得以完整保存是中國抗日戰爭在文化領域的一大勝利,其艱辛的播遷歷程也使故宮文物與國家命運、民族精神緊密聯系”14。祝勇沒有為吸引讀者突出它的傳奇色彩,而是盡可能厘清真實的歷史脈絡,“以人為本”從人文學者的角度重新架構這段過往。在充斥著大量魔改網絡小說和抗戰神劇的當下,尊重歷史事實又不失文學意味的小說尤為難得。歷史是人類有意志的活動結果,對歷史的認識是影響歷史進程的內在因素,用正確的價值觀敘述、回憶和呈現歷史,是祝勇小說《國寶·山鳴谷應》帶有社會責任的歷史意圖。羅蘭·巴特以文本分析的解構主義,認為言語與風格都是客體,寫作是具有歷史連帶性的行為,是“創作與社會之間的聯系,它是因其社會目的而得以改造的文學性的言語活動,它是因其具有的人的意志而被理解并因此與歷史的重大轉折密不可分的形式”15。祝勇故宮題材的文學創作,無論虛構與非虛構,在有史可證與藝術表達之間,充滿了一個學者對故宮文化使命的責任感。故宮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其文化價值不僅限于文物和古建這些有形的文化遺產,故宮文脈的傳承更在于其內在的文化精神。從紫禁城到故宮再到故宮博物院,現代廣義上的故宮完成了從君主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轉型。近些年清宮劇、宮斗劇的盛行,在價值觀虛無或有所偏差的文學、影視作品中,致使紫禁城的威儀在無形中被戲說和庸俗化,是對文化血脈、民族精神的弱化和偏離。
“每個時代都有其意識形態視野的價值中心,意識形態創作的所有道路和意向,似乎在它那里會合。正是這個價值中心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學的基本主題,或者更確切地說,成為各種主題的基本復合體。”16祝勇在《國寶·山鳴谷應》中無論是故宮文物南遷的情景敘述,還是在日本侵略軍統治下北平民不聊生、食不果腹的慘淡生活描摹,作者透過人物串聯出中國抗戰的整體歷史畫卷,頗有“四兩撥千斤”之意。將日軍入城式的路線、京劇文化規矩、茶園文化儀式、“留置場”的酷刑、日軍對于華北糧食的掠奪、日本人建立“新民會”對于中華文化的侵略等細節都在小說中一一據實再現。在書寫梅家歷史的章節,將收復臺灣、甲午戰爭這些史實置于其中娓娓道來。書寫日軍壓迫下北平百姓缺糧少炭時,將老北平點心、老北平窮人與富人平時可以享用的美食一一細數,描繪出北平城往昔人們豐富而熱鬧的生活。曾經的繁華、人們逝去的幸福時光都在破敗與苦難中被銘記。過往的市井氣息與文人梅家的書畫收藏,勾勒出一派生氣磅礴的北平之春景象,那段被冠以傷痛的歷史,在祝勇筆下有了人間煙火的回味,這些記述帶著濃郁的時代氣息不斷與曾經的年代互文,讓現代的讀者深入其中,看到和理解曾經的歷史歲月。
故宮前副院長李文儒曾說:“故宮學研究中的價值觀……歸根結底還是‘當下’如何解讀‘傳統’的問題,還是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含義。”17從故宮傳統文化體系到現代文化體系的轉化,其內在動力必然是對歷史的當時與現時相結合的理性認識,祝勇以現代故宮人、故宮研究者的身份呈現和重構這段歷史故事時,以高度嚴謹的價值觀將故宮人南遷的典守精神、奉獻精神滲透其中,強調故宮南遷歷史與故宮當代價值體系的融合。小說中那文松為了護送文物放棄歸家;呂衣農在痛失兩個女兒之時,想到西遷任務沒有完成,自己還有工作和責任;趙庭葦歷經日軍的酷刑迫害,依然以維護故宮的權利為重,是他們的守護使國寶能夠平安存世,是他們的奉獻使民族精神永久流傳。“歷史都是昨天的,但作家的眼光則是現代的。以現代的眼光去發現昨天的歷史,所發現的精神是與我們今天時代的需要息息相關的。”18尤其是在“技術平權語境下以大眾為創作主體、面向大眾的”新大眾文藝語境中,19講好故宮歷史故事,以現代的視角重構這段特殊歷史時期故宮文化使命和精神的時代價值,是祝勇的小說《國寶·山鳴谷應》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和故宮博物院成立100周年的獻禮。
結 語
故宮文物南遷作為中華民族抗戰的一部分,祝勇在《國寶·山鳴谷應》中,再現了民族危機關頭故宮人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偉大壯舉,在歷史與想象之間塑造鮮活的人物,在虛構之中升華生命情感體驗的審美境界,在歷史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之維確立正確的價值觀,以文學藝術重構文物南遷歷史,具有深遠的文化價值。
注釋:
1 馮驥才:《祝勇:文化的情懷》,《人民公安》2003年第10期。
2 郭冰茹:《論祝勇的“新散文”創作》,《文藝爭鳴》2008年第4期。
3 項靜:《在白與黑的交集地帶——淺談非虛構寫作與散文的關系》,《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年第4期。
4 祝勇:《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31—239頁。
5 18童慶炳:《童慶炳文學專題論集》,趙勇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373頁。
6 7 [美]海登·懷特:《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董立河譯,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79、3頁。
8 15[法]羅蘭·巴特:《羅蘭·巴特隨筆選》,懷宇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頁。
9 楊春時:《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思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67頁。
10 楊春時:《文學理論的現代重構》,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頁。
11 12祝勇:《國寶·山鳴谷應》,《收獲長篇小說·2023冬卷》。
13[意]安伯托·艾柯:《開放的作品》,劉儒庭譯,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頁。
14鄭欣淼:《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16[蘇]巴赫金:《文藝學中的形式主義方法》,李輝凡、張捷譯,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頁。
17李文儒:《故宮學研究中的價值觀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2期。
19彭民權:《走向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大眾文藝》,《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期。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