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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事件”的社會主義文學實踐 ——關于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的評述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4期 | 王堯  2026年08月13日11:29

內容提要: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在北京召開,時值“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到來之際,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文學”成為會議的主題。周揚的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確定了會議的基調,并且初步論述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會議還就培養青年作家和發展兄弟民族文學的問題進行了充分討論;中國作協主席團向大會提交并經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工作綱要》,這一綱要是1950年代關于當代文學制度最完整的一次設計。這次會議對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是建構社會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事件”。

關鍵詞:1956年 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 社會主義文學 文學制度

1956年是中國當代文學建構“社會主義文學”的關鍵時間點,其標志性的事件之一是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時值“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到來之際。根據《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紀要》載,會議期間,3月2日下午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政治局負責同志接見了出席會議的作家并共同合影。3日上午,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到會講話。是日晚,中國作家協會、共青團北京市委、北京市文聯聯合舉辦文學晚會,出席理事會的作家們和首都青年聯歡。這一系列安排足見此次會議之重要。時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在簡短的開幕詞中,將文學事業置于“國家已經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之中,分析1953年9月中國作協第一次理事會后兩年半時間內,文學事業的發展成就和存在問題。茅盾對文學成績的評估是:“我們一方面跟文藝領域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傾向進行著堅決的斗爭,一方面積極地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1這里表述的是當代文學最初階段的結構性沖突,即“文藝領域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沖突。往前追溯往后延伸,文學的這一結構性沖突幾乎貫穿1950—1960年代文藝思潮之中,盡管在1950年代末就明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再是唯一的創作原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長期的論述中不僅是創作原則或方法,還包含了對社會主義文學的種種理解。隨著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到來,文學的“基本矛盾”也在發生變化。茅盾同時認為:“我們的文學,和飛速發展的現實斗爭比較起來,和人民的需要比較起來,就應該說還是非常落后的。”2這也是這次會議的基本判斷。因此,他明確這次會議主要討論的中心問題是:“迅速地多方面地反映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迅速地以更多、更好的文學作品來滿足人民的需要,就是我們的作家和作家協會所面臨的重大任務。”3

關于這一“中心問題”,茅盾分解成兩個方面,一是文學創作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更進一步的提高,二是為進一步繁榮創作樹立必要的條件。關于前者,他希望會議能夠對兩年多來的思想斗爭做出總結,同時對這個時期的文學發展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關于后者,主要是討論作家協會的工作,作協主席團向大會提文并經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這一綱要是1950—1960年代關于當代文學制度最完整的一次設計。會議還就培養青年作家和發展兄弟民族文學的問題進行了討論,茅盾和老舍分別作《培養新生力量,擴大文學隊伍》和《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關于這次會議,中共中央在中國作協黨組《關于作協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和全國青年創作者會議的報告》的批示中給予了充分肯定:“中央認為作家協會黨組關于作協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和全國青年創作者會議的報告中所提出的有關發展文學創作的各項意見是正確的,特將此報告發給各地參考。” 因此可以說,這次會議是對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一次動員,也是一次文學制度設計。

在這次會議不久后,毛澤東于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講話中,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八個問題中的第五個提了出來,明確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4在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毛澤東又再次強調實施“雙百方針”是“有必要的”。9月中共八大召開,會議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國內的主要矛盾,對當代中國影響深遠。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的“過渡性”特點十分鮮明。

一

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到來之際,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文學成為會議的主題。周揚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確定了會議的基調,并且初步論述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

和茅盾《開幕詞》一致,周揚報告提出的問題是:“在這樣一個天翻地覆的歷史變革的形勢面前,我們的文學藝術事業應當怎么辦呢?它將如何來適應這種形勢呢?人們經常談論和慨嘆文學藝術落后與生活的現象,我們能夠讓這種現象長久地、合法地存在下去嗎?人民迫切地期待作家用優美的藝術形式真實地反映他們各方面的生活,期待優秀的作品源源不斷地產生,我們能夠辜負這種正當的、合理的期望嗎?”5文學藝術落后與人民的期待,這一判斷與中國共產黨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發生變化有關。盡管周揚并未清晰地界定什么是“社會主義文學”,但從他對作家任務的闡釋中可以見出端倪:“作家的任務,是創造出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無愧于我們的祖國和人民的作品。這些作品,應當真實地反映出在一個六萬萬人口的大國里正在發生的空前未有的歷史變化,把我國人民長期革命斗爭歷史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豐富經驗,概括在宏大的藝術畫卷里;這些作品不僅要具有社會主義的內容,而且要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我們應當把我國兩千多年來全部文化的精華和世界文化的一切先進經驗都融合在我們的藝術創造中。我們應當創造出夠得上稱為偉大的作品,至少為產生偉大的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礎。這是我們這一代的作家光榮的職責。”6周揚對“社會主義文學”的初步勾勒,我們可以提煉出這樣幾個關鍵點:革命斗爭歷史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是內容;民族形式;融合中西文化的精華;為一切勞動人民服務。

“作品應當最廣泛地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勞動人民服務”這一關鍵表述是值得關注的一個要點。不再將“人民”限定為“工農兵”,而是擴大到“知識分子”和“一切勞動人民”,在相當程度上調整了文學發展的方向。之后幾年,文壇風風雨雨。到了1962年2月至4月,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中宣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會議,議題之一是起草紀念《講話》的社論。林默涵根據多次討論的意見,提出了社論內容的初步想法。周揚審閱社論初稿后,召集林默涵、何其芳、張光年和袁水拍等,否定了社論初稿,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依據周揚談話的中心思想,張光年等重新起草并經林默涵修改的《人民日報》社論《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于5月23日發表。社論對《講話》的再評價是:“最根本的是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方向,并指明了文藝為群眾服務的途徑。黨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方向,以及后來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推陳出新的方針,經過文藝界的實踐,已經形成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路線。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最富于戰斗性的正確路線。”社論認為,當年提出“為工農兵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服務”是正確的,但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后,情況和1942年不同了:“現在,各民族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其他勞動人民,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愛國僑胞和其他一切愛國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結成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積極地參加和支持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因此,這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的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全體人民都應當是我們的文藝服務的對象和工作對象。”7社論對“廣大人民群眾”做出了全新的定義,即“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的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全體人民”。如果參照這一突破性表述,周揚在1956年的報告中將文藝的服務對象由“工農兵”擴大到“知識分子”和“一切勞動人民”具有重要意義。“文革”結束后確定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承接的正是這一歷史脈絡。

重讀周揚這篇未收入《周揚文集》的報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文學和文化的分析框架,這便是經濟、政治與文化三者關系的結構性互動。這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形成的成熟的方法論。周揚在“社會主義原則基礎上的新的相互關系”中,著重討論了人和思想觀念的變化:“我國生活中正發生著從基礎到上層建筑的一連串的變化,其中最深刻的最根本的一個變化,是人的變化。人民正在改造社會的斗爭中同時改造著自己。他們從封建的、資本主義和小生產者的種種舊思想和舊習慣的束縛中逐步地擺脫出來。在人們中間已經開始形成建立在社會主義原則基礎上的新的相互關系。以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思想日益支配人們的一切行動,而資本主義思想和小生產者的私有觀念和習慣已被公認為落后的標志了。人們對待勞動、公共財產、友誼、愛情有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態度。在人民中的先進分子身上,可以看出新的社會主義個性形成的過程。這是千千萬萬人民群眾靈魂改造的過程。而我們的文學藝術的使命,就正是要反映人民改造社會的斗爭和建設新生活的熱情,培養新的社會主義個性。”8在這里,周揚使用了“新的社會主義個性”這一重要表述,這是我們理解1950—1960年代文學“社會主義新人”的關鍵點。

“新的社會主義個性”是人民在改造社會的斗爭中同時改造自己的過程和結果。在“新的社會主義個性”的背后,是兩種思想的搏斗,只有從封建的、資本主義和小生產者的種種舊思想和舊習慣擺脫出來,在社會主義原則基礎上建立起新的相互關系,才能培養新的社會主義個性。周揚將這個原則在報告中表述為“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相結合”,也就是說“個人利益”的合法性是不能離開“集體利益”的。在周揚看來,正是因為社會主義思想日益支配人們的一切行動,人們對待勞動、公共財產、友誼、愛情才有了新的態度,這種新的態度是新的社會主義個性的體現。因而,周揚進一步從這些方面評價了文學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重要特征和成績:“現在我們的作品中直接描寫了人民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表現了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情,出現了具有社會主義個性的先進人物的形象。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成了作品中的主要主人公。作品中的農民已不再只是為了從地主手中奪回的一小片土地而自滿自足,他們為擺脫小農經濟的束縛,擺脫對土地私有制的迷戀,擺脫資本主義對他們的誘惑,經歷了種種的矛盾斗爭和苦惱而終于走上集體化的康莊大道。作家筆下的婦女不再只是為了爭取個人的婚姻自由而斗爭,她們正和男子一樣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的勞動和各種社會活動,并且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處理最復雜的戀愛情感的問題。”9這一評價呼應了“人們對待勞動、公共財產、友誼、愛情有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態度”的觀察。

如果在思想史視野中討論當代文學發生、發展和轉型的內在結構,我們就會發現在周揚這樣具有代表性的論述中,始終存在著一條思想沖突的線索: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小生產的與社會主義思想的搏斗。這種沖突又可表述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斗爭。怎樣認識判斷這一沖突,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思潮運動和制度性文學批評的內在邏輯。1950—1960年代將個人融于集體,1980年代將個人從集體中剝離,當代文學中關于個人的現代認同一直是個重要的問題。1950年代關于“新的社會主義個性”的表述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反映在:文學作品需要塑造體現新的社會主義個性的人物,作家需要在與現實的廣泛聯系中形成新的社會主義個性。前者是關于“社會主義新人”創作的要求;后者是要求作家形成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特定的階段則是“思想改造”的問題。為此,周揚在報告中強調為作家創造條件和加強對作家政治思想教育兩個方面的要求:“它應當用一切方法來推動創作,保證作家和人民經常生活在一起,鼓勵各個作家進行創作競賽,同時經常地相互交流經驗,保證作家在進行創作時所必需的條件。同時應當加強對作家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和作家隊伍中資產階級思想的各種表現及道德敗壞的行為進行斗爭,特別是和對我們的作家有致命影響的個人主義的驕傲自滿的情緒進行斗爭。”10這些論點在茅盾和劉白羽的報告中也有比較充分的論述。

如果說思想沖突是一條線索,另一條線索則是在藝術上克服公式化、概念化、自然主義傾向,以及其他一切脫離現實主義的傾向。在談到文藝創作的“困難”時,周揚在報告中用了很大篇幅來說兩個方面的“斗爭”:“我們一方面要和危害文學藝術發展的各種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反人民的思想和傾向作斗爭,另一方面要和我們的文藝創作成長過程中所產生的,相當普遍存在的最有害的毛病之一——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作斗爭。”周揚深入分析了這種傾向產生的原因及其在創作上的反映:“這種傾向的產生,主要是由于年青的作家缺乏創作經驗,而有經驗的老作家對人民的新生活又還不夠熟悉;很多題材是新穎的,前人所沒有寫過的,作家不容易駕馭它們;同時也由于一些作家對文藝創作的特點缺乏正確的理解。”于是文藝創作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公式主義使得我們的許多作家把我國豐富的色彩斑斕的現實生活描繪成了單調的、灰色的、乏味的東西;他們的作品中缺少鮮明的、生動的人物形象,缺少引人入勝的情節,缺少藝術作品應有的振動人心的力量。公式主義限制了作家的不同的個性、風格和才能的發展。”11周揚區分了對待公式主義的兩種不同態度:“為了克服這種公式主義,我們的作家們做了很多的,而且已經可以看出成效的努力。但是有些作家卻走上了抵抗最少的路線;他們用對于瑣細的、外表的生活真實的追求來代替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創造,因而就走上自然主義的錯誤道路。”12周揚因此把公式主義和自然主義視為“目前妨礙文藝創作進一步提高的主要障礙”。

往前追溯,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和自然主義傾向一直是中國當代文學發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制度性要求。馮雪峰在1953年的《關于創作和批評》一文中深入分析了概念化在理論和創作上的反映,反對以“寫政策”代替生活,反對將生活抽象為“概念”。他在1953年6月全國文協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學習座談會的總結發言中尖銳地說:“要作家拿著概念去體驗生活,給作家馬糞紙的船,他們怎么敢下到波濤洶涌的揚子江去呢?作家不是怕被淹死,而是怕政策、概念。領導的人怕作家思想未改造好,但改造思想要到生活中去改造,讓我們到生活中去,現在去的是概念,來的是概念,搞來搞去還是概念,政策、概念已經概括得很夠了,有些作者這幾年除了政策、概念外,沒有什么積累。”他認為這種創作路線影響了有才能的作家,并以老舍《春華秋實》的失敗為例,要求“我們要把老舍先生走得很苦的道路停下來”13。

可以說克服公式化、概念化、自然主義傾向是這次會議的主調之一。尊重藝術規律和深入生活,是討論相關問題的基本方面。到生活中去,成為會議發言的主旋律。

二

隨著社會主義文學的倡導和實踐,如何認識和評價“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以及中國古代文學,是建設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重要內容。周揚和作協領導人的報告以及大會的一些發言,都涉及文學批評問題,其中的一個重點是文科教材的編寫。

既然歷史已經區分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怎樣在整體上論述這兩個階段的文學,周揚用了“社會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傾向”這兩個概念。他認為自“五四”以來,“社會主義理想”一直是鼓舞一切正直的進步的作家的精神力量。他對現代文學史上的“革命敘事”作品的判斷是:“許多進步作家的作品真實地表現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實現民主主義革命而進行的各種形式的斗爭。由于整個世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中國民主革命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在這個民主革命中社會主義因素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同時又由于許多進步作家逐漸掌握了共產主義世界觀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了日益明顯的社會主義的傾向。”14周揚用“社會主義因素”以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來闡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的“社會主義傾向”,仍然是在新民主主義理論框架中談論現代文學,這個分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中尤為重要。關于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周揚強調作品中出現了許多“新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不再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相聯系,而是和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相結合了”。周揚對這一階段文學的整體判斷是:“作品的整個內容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過程。作品彌漫了新的、濃郁的社會主義的氣息。”15

此時“當代文學”尚未正式命名,但會議的報告和發言已經不時出現“現代文學”的說法。1950年代以后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以及關于這些研究的爭議,涉及的最主要問題:是重視和呈現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傾向”的文學,還是以“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傾向”來衡量整個現代文學?周揚以“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傾向”“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原則”“社會主義的氣息”這樣的措辭,分別談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的文學,實際上將“新文學”分成了“現代”和“當代”。到了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前后,也就陸續出現了“新中國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這樣的命名。

文科教材的編寫,是這次會議上提出的任務。周揚從思想斗爭的角度,在如何以科學方法整理中國歷代文學的豐富遺產,如何研究和總結現代文學運動的生動經驗的基礎上來建設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他認為文藝理論戰線仍是工作中一個“比較薄弱的部門”。“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的比較完善的中國文學史,特別是現代文學史,幾乎還沒有一本;雖然高等學校的教師們已經開始在這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對我國豐富的文學遺產,包括理論批評遺產,還沒有給以科學的整理和發揚。對現代作家的豐富的創作經驗也沒有系統地加以研究和總結。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探討是很少的。這種落后狀況,必須改變。”16在這之前,王瑤已于1953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稿》。按照報告的說法,這部著作算是“努力”,但不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寫的比較完善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周揚特別批評了文藝理論批評對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他以古典文學研究為例說:“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情形并不更好一些。有些研究者簡單地根據作家的階級出身來判斷作品的進步性或反動性,或者以任意杜撰的什么‘現實主義’、‘愛國主義’、‘人民性’貼在作家和作品身上,而完全忽略對作家作品作具體分析的歷史的、思想的、藝術的分析。這種研究當然不能作出關于我國文學遺產的正確評價。”17周揚所說的這種簡單化、庸俗化傾向,廣泛存在于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史研究中,即便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反對簡單化、庸俗化仍然是文學研究的任務。可以說,周揚的這一論述是1950年代建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的重要收獲。

茅盾在大會上的報告《培養新生力量,擴大文學隊伍》,從培養文學后備力量的角度,也談了高等學校文學系的文學史和文藝學教材編寫問題。“作家協會應該配合有關方面(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組織力量,爭取在較短時間內編寫一部簡單的漢語文學史和漢語現代文學史以及文藝學的教材。”18茅盾在這里使用了“漢語文學史”“漢語現代文學史”“文藝學”等概念。前兩者均冠以“漢語”二字,顯見茅盾的嚴謹,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是討論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問題。近幾十年來,學界在討論當代文學的命名問題時,也有學者主張使用當代漢語散文、當代漢語詩歌這樣的概念。

一些與會者呼應了周揚、茅盾提出的文科教材編寫問題。時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散文家吳伯簫談到了中學文學教科書的編寫情況和困難所在,強調文學教科書在文學教育中的重要意義,以為教科書是“百年大計”。吳伯簫重點是說中學的文學教科書,但他談到的困難可以說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文學教科書的編輯工作非常困難,因為它的內容包括的很廣泛:文學理論的知識,文學史的知識,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中國文學作品、外國文學作品,都要正確地系統地加以講述論列。可是直到現在,我們國家文學理論還沒有現成的專籍出版,文學史也缺乏有定評的論著。中國古典作品,爭論很多,外國作品,除了蘇聯的,更缺乏研究整理。”19這大致反映了中國文學作為“學科”在1950年代的建設情況。許杰則結合自己的教學工作談了教材之重要,他特別提到中國文學史和文藝學兩門課的教學大綱和教材的編寫,建議作家協會盡早和高等教育部、文學研究所協商。在這兩門課之外,許杰還談到蘇聯文學、西洋文學、兒童文學、民間文學等課程的教材問題。從這些發言可以看出,文藝學學科的加速發展與這次會議關系很大。

文學的門類在1950年代是廣泛的。在小說、詩歌、散文之外,戲劇、電影與兒童文學的創作也在討論之列。趙尋的發言以話劇創作為例,回顧了新中國成立六年來的發展狀況。概述了話劇的成績后,趙尋還提到了喜劇、諷刺劇、兒童劇、木偶劇和廣播劇的發展。趙尋還提到了一個有意義的話題:稿費與版稅。他說:“不提高劇本的稿費、版稅,不能實行上演稅、獎勵制度,劇作家的職業化只有空談。演出最多的《萬水千山》,作者花了十年的精力。只拿了三千元稿費,曹禺是最有讀者的劇作家,如果靠版稅生活,也不行,這些問題急待解決。”20曹禺批評了話劇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自然主義傾向,但他對話劇創作保持了樂觀的態度,在肯定了一些“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展的好作品”后,他談到了戲劇家隊伍空前壯大的意義:“解放以前,中國的話劇作者不過是二三十個,真是少得可憐。然而今天呢?有一位同志算了一算,老一點的劇作家仍然是十幾個,中一輩的就有四十多,青年劇作者有四五百個,業余的劇作者有三千多個,中國兩千年來的戲劇史上,哪一個時代能夠擁有這樣巨大的創作力量?從這三千多人里,誰能否認,今天的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自然,在藝術上必然還要超過他們的光輝的劇作家們不會產生呢?”21陳伯吹在發言中,借高爾基的話懇切地要求作家“為小孩子寫大文學”。他肯定了1955年9月《人民日報》社論《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對兒童文學創作的巨大影響,認為“為了更好地培養、教育我們下一代,要求有更多更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22。陳荒煤則代表中國作協作了“補充報告”《為繁榮電影劇創作而奮斗》,在總結了第二次文代會以來電影文學劇本的成就和存在問題后,他提出了發展電影事業的六項措施,其中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優秀作品的改編。由此可見,此時的文學門類包含了兒童文學、戲劇與電影文學。

從1949到1956年,“當代文學”尚無寫史的問題,但專題研究逐漸增多。1976年6月香港晨風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文學十年(1949—1959年)》,收錄了邵荃麟等人的專題文章,這些文章大都發表于1959年《文藝報》專欄,是為新中國十年而寫。從這些文章的題目可以看出當時的學者作家對“當代文學”范圍的理解:陳聰《十年來的文學新人》、馮牧《十年來長篇小說的豐收》、宋爽《五彩繽紛的短篇小說》、袁水拍《成長發展中的新詩》、卞濟遠《十年來的話劇創作成就》、陳荒煤《電影文學》、鄧紹基《十年來老舍的話劇創作》、賀宜《兒童文學》、唐梅《中國文學在外國》、黃昭彥《突飛猛進的兄弟民族文學》、曉雪《兄弟民族間的敘事詩》和鄧紹基《古典文學的研究和整理》等。值得注意的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之外,兒童文學、電影文學、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以及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都被歸到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中,這與中國作協第二次會議(擴大)的話題是一致的。邵荃麟的文章《文學十年歷程》具有總論性質,在基本觀點上與周揚的《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相呼應,從內容和形式上分析了各個文學門類的成就。邵荃麟側重講了現代文學三十年所包含的社會主義思想對新中國十年文學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文學在現代文學三十年末期中已經“孕育成熟了”:“這年輕的社會主義文學是繼承過去三十年革命民主主義文學而發展過來的。我國革命民主主義文學,一開始就由無產階級所領導,因此在當時的文學中,就已經包含著社會主義思想的主導因素。三十年來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運動的豐富經驗、偉大的魯迅的傳統、國際社會主義文學的影響以及在那個階段中就逐漸形成的無產階級文學隊伍,都為現階段的社會主義文學準備了充分的條件;特別是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奠定了卓越的理論基礎,指出了為工農兵服務的實踐方向。社會主義文學在前一階段的末期中已經孕育成熟了,當革命一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它就立刻以一種生氣勃勃的姿態,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量。”23邵荃麟文章的重點是講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文學的巨大變化,他在兩個階段的關聯中突出了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過程。與周揚的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相比,邵荃麟文章提高了對現代文學中“社會主義因素”比重的認識。

從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的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到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幾個報告,再到邵荃麟的《文學十年歷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論述中國當代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基調和闡釋模式,其中包括以1942年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發生的起點。這些論述的影響,在1950—1960年代的當代文學研究(包括教材編寫)以及1970—1980年代文學史教材編寫中得以充分體現。

三

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偉大實踐中,中國作家協會如何開展工作是本次會議重點討論的內容。

周揚報告對作家協會職能的定位是:“要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文學偉大任務,作家協會,作為作家通過集體領導來推動創作和實行自我教育的戰斗性的創造性的社會團體,應當負主要的責任。”他明確作協的中心任務是:“作家協會是以創造無愧于這個偉大時代的藝術作品作為奮斗目標的,因此,它的全部工作都應圍繞于發展文學創作,提高文學中的思想和藝術水平這個最中心的任務。”他為此提出這些方面的要求:“不能用行政方式來處理思想和創作的問題;在工作中克服和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各種表現及道德敗壞的行為進行斗爭,特別是和對我們的作家有致命危險的個人主義的驕傲自滿的情緒進行斗爭;采取一切措施擴大文學和廣大人民的聯系,爭取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的聯系和幫助;積極地培養青年作家是作家協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發現和培養地方的和各少數民族的作家;加強文藝批評工作,建立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戰斗性的文藝批評”24等等。

如何培養青年作家是這次會議討論的重點工作之一。周揚在報告中高度評價了青年作家的創作:“文藝界最值得注意的、突出的現象之一是新生力量正在迅速地成長;他們表現了無限豐富的創造力;他們正在成為一支強大的社會主義文藝的新軍。現在全國出版和發表的文學作品,絕大部分是出于青年作家的手筆。”25茅盾在社會主義制度層面上強調培養新生力量、擴大文學隊伍的重要性,他認為:“新人的不斷涌現,年青一代的迅速成長,是我們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26。在《培養新生力量,擴大文學隊伍》報告中,茅盾首先肯定了文學新生力量出現的意義:“這些新的作者給我們的文學隊伍帶來了新的聲音,注入了新的血液。他們的共同的特色,是對新事物具有敏銳的感覺,對生活和斗爭懷著充沛的熱情。他們不愧為我們文學事業中的生力軍。”和周揚在報告中的觀點一致,茅盾也從業務和政治兩個方面指出青年作者存在的問題:“對生活的理解不深,缺乏獨創性和獨特的風格,有許多作品留有模仿的痕跡,還不能熟練地運用語言,藝術的表現力不強等等。在他們當中,有些人還沾染著相當濃厚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他們對文學事業缺乏正確的認識,把創作看作達到個人名利的手段,或者剛發了幾篇文章,就自命不凡、驕傲自滿、脫離群眾;而不問政治、輕視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傾向也是相當普遍的。所有這些,都是妨礙青年作者的成長和發展的。而這也正好說明:他們迫切需要幫助,需要得到政治上和業務上的幫助。”27茅盾在講話中批評了以培養文學青年為主要任務的文學講習所,在肯定了講習所“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后,他不點名批評丁玲的錯誤:“在學員中間,散播了一種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們離開文學的黨性原則,而提倡所謂‘一本書主義’,鼓勵青年作者以取得個人的名譽地位,取得個人的‘不朽’為創作(一本書)的目的;他們公然提出個人崇拜;公然提倡驕傲,說什么‘驕傲的人才有出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文學講習所的不少學員中滋長了個人主義的思想,產生了脫離政治的傾向。作家協會主席團對這種現象也沒有能及早地加以檢查和糾正。”28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定要反映在文學制度的設計和實踐中,茅盾檢討了中國作家協會在這方面工作存在的“嚴重缺點”。茅盾用了很重的語氣和措辭來談這個問題:“作家協會在培養青年作家這個工作中的基本缺點,是領導落后于群眾、認識落后于實際。長時期間,我們對青年作者的力量估計不足,因此沒有認真地進行培養青年作者的工作。相反地,在作家協會的工作中,以及在作家協會所領導的有些刊物中,卻經常對新生力量采取的貴族老爺式的冷淡或打擊的態度。這種惡劣的思想作風,確實嚴重地阻礙了我們文學的新生力量的生長。”29他提出了從這些方面來加強青年作者的培養工作:(一)在各個中等以上的城市總建立文學小組,使廣大的青年文學愛好者的文學學習能夠有組織、有領導地去進行;(二)改進文學講習所的工作,舉辦短期訓練班,以便更廣泛地訓練青年作者,同時準備條件,創辦正規的文學院;各大中城市有條件時可舉辦文學講座;(三)每隔一兩年召開一次青年文學創作會議,討論青年作者的作品,交流創作經驗,請有經驗的老作家作報告答疑解惑;(四)組織、動員、督促從事具體幫助青年作者的工作;(五)文藝刊物是團結青年作者,培養青年作者的中心;(六)加強對青年作者作品的評論工作;(七)培養理論批評工作的新生力量。(八)高等學校的文學系是培養文學后備力量的重要部門;(九)各省市日報考慮增設每周一次或三日一次的“文學副刊”,作為專供青年作者發表作品的園地。劉白羽的報告《為繁榮文學創作而奮斗》,呼應了茅盾的報告,強調培養青年作家是作協的中心任務以及老作家在這方面必須承擔的責任。

茅盾提到的這九個方面的工作,在大會結束后陸續落實。1956年3月15日至30日,第一次全國青年文學創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的目的是迎接即將到來的文化建設高潮,繁榮創作,鼓勵創作,積極培養青年作家,擴大創作隊伍,反對限制和排斥青年從事業余創作的宗派主義態度和粗暴作風。參加這次會議的許多作家在當時已經嶄露頭角,后來以“重放的鮮花”在“文革”結束后復出,成為1980年代文學的中堅力量。

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也是大會重點討論的工作。周揚的報告對少數民族的文學創作給予了肯定:“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的作品,不但在詩歌方面,而且在戲劇小說方面,都在增多起來。少數民族的民間口頭文學不斷地被發掘和整理。《阿詩瑪》和《白衣鳥》兩首長詩就是經過整理和改編的民間創作的珍品。”30在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召開的上一年,1951年五一后,中國作家協會召開了一次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小型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十一位少數民族作家,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央民族學院、《人民日報》、人民文學出版社、民族出版社、《文藝報》《人民文學》和其他有關的機關也都派人列席,顯見座談會之重要。老舍作了《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的報告,在回顧這次座談會后,他從這樣幾個方面介紹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情況與問題:(一)民族文學遺產和新文學的興起;(二)開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三)翻譯問題:翻譯是個關鍵問題,沒有翻譯就沒有各民族間的文學交流;(四)創作問題;(五)克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在此基礎上,老舍提出了開展各民族文學工作的八項措施。31在大會上發言的納·賽音朝克圖、布哈拉等也從不同角度肯定了黨的民族政策,感謝了文學界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關切和支持。

為了做好中國作協工作,促進社會主義文學的繁榮,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的重要收獲之一是當代文學制度的設計。

在組織機構方面,這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成立中國作協書記處的決議,這個決議說明了設立書記處的理由、職能和組成:“為了加強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根據理事會主席團的提議,決定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下設立書記處。書記處是一個集體的工作機構。它的任務,是負責處理作家協會的日常工作,書記處由書記九至十一人組成,書記由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從理事中遴選。”32這是中國作家協會體制建構的一個重要舉措,在“文革”結束后文學制度重建過程中仍然行之有效。

制度設計的成果集中體現在會議(擴大)通過的《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中。劉白羽代表作協理事會所作的報告《為繁榮文學創作而奮斗》,圍繞組織創作的工作,對《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草案)做了一些解釋性的說明。關于制定背景、目標、主要任務和如何實現《綱要》,《綱要》開篇的總論做了概述:“全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正在推動文化高潮的到來。為了適應人民群眾對文學藝術的日益增長的需要,中國作家協會必須制定出一個文學事業的長期規劃。為此,中國作家協會擬定了一個從目前到第三個五年計劃結束(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這段時期中的工作綱要,作為我們的工作依據和奮斗目標。為著實現這個綱要,我國作家及廣大的文學工作者必須團結起來,努力發展創作,提高文學藝術的思想藝術水平;繼續與資產階級思想,與脫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的傾向進行斗爭;爭取在十二年內幾倍地擴大我國作家的隊伍,創作大量的無愧于我們的人民和時代作品,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人民,幫助促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完全勝利。”33《綱要》凡四十四條,涉及七個方面的工作:(一)關于發展文學創作;(二)關于開展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工作;(三)關于培養青年作家的工作;(四)關于發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學;(五)關于國際文學交流工作;(六)關于編輯、出版工作;(七)關于加強作家協會的工作。《綱要》七個方面的設計,吸取了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尊重文學創作規律,是社會主義文學實踐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制度性文件。后來隨著時事的變化,《綱要》的實施也曾遭遇挫折,但其歷史意義是值得肯定的,新時期文學制度的重建在相當程度上是從這一《綱要》出發的。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文章學’傳統與百年中國散文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4&ZD23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2 3茅盾:《開幕詞》,《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1—2、2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頁。

5 6 8 9 10 11 12 14 15 16 17 24 25 30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3、7、4、5—6、38、18、18—19、5、6、17、17—18、37—38、6、24頁。

7 《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人民日報》1962年5月23日。

13馮雪峰:《關于目前文學創作問題》,《馮雪峰選集》(論文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90頁。

18 26 27 28 29茅盾:《培養新生力量,擴大文學隊伍》,《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52、39、42、45、43頁。

19吳伯簫:《吳伯簫的發言》,《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02頁。

20趙尋:《趙尋的發言》,《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98頁。

21曹禺:《曹禺的發言》,《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28頁。

22陳伯吹:《陳伯吹的發言》,《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06頁。

23邵荃麟:《文學十年歷程》,《文藝報》1959年第18期。

31參見老舍《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頁。

32《關于成立書記處的決議》,《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427頁。

33中國作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98頁。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 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