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與故事 ——以《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為中心
內容提要:莫言將自己的小說家身份定性為“講故事的人”,在他和他的文學王國與故鄉之間建立起一種血緣關系。這個源于“高密東北鄉”又超越“高密東北鄉”的文學王國,從《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紅蘿卜》到《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從《酒國》《檀香刑》到《生死疲勞》《蛙》,見證了莫言與“高密東北鄉”故事的成長與豐富,其主脈是世事變遷、命運莫測、人物沉浮,并帶有作者自傳的性質。莫言講述故事,故事也在講述著、塑造著莫言。講故事的莫言和故事中的莫言互為鏡像,在相互定義、相互豐富中塑造了一個豐滿的莫言形象。
關鍵詞:莫言 講述 故事 高密東北鄉
莫言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是莫言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文學院發表題為“講故事的人”的演說時說的兩句話。兩句話一抑一揚:第一句話把自己的小說家身份壓得很低,謙虛地稱自己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在他看來,所有作家都是講故事的人。第二句話則底氣十足、非常霸氣,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這句話莫言沒有說透,隱去了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原因,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替他說了,大意是:莫言有著奇特的想象力,他用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將魔幻現實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下融合在一起,創造了一個令人聯想神話原型與象征的世界,這是他對祖國及其他國家的現實的深刻洞察。因為寫了這樣的故事,莫言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演說中,莫言將自己的小說家身份定性為“講故事的人”,在他和他的文學王國與故鄉之間建立起一種血緣關系。莫言深情地講述了他童年從迷戀、聆聽民間故事到復述、編造民間故事的才能,作為小說家從講述民間故事到建構“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的過程。這個源于“高密東北鄉”又超越“高密東北鄉”的文學王國,從《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紅蘿卜》到《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從《酒國》《檀香刑》到《生死疲勞》《蛙》,見證了莫言與“高密東北鄉”故事的成長豐富,其主脈是世事變遷、命運莫測、人物沉浮,并帶有作者自傳的性質。莫言小說里包含很多自傳的內容,或者說,作為作家的莫言,其完整的自傳體現在他所有的作品里。由“高密東北鄉”的民間傳奇(包括莫言及其家族的傳奇故事)和中國近百年社會變遷等內容合力構建的中國故事,終于從鄉野民間登上文學的峰端,從中國走向世界。論其影響,其中的《紅高粱家族》最震撼,《豐乳肥臀》最沉重,《生死疲勞》最深刻。
一
198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在西直門總政招待所召開了一個軍事文學創作座談會。會上,軍隊很多老一代作家對中國軍事文學創作的現狀憂心忡忡,他們拿蘇聯的戰爭文學同中國的戰爭文學作比較,說蘇聯的衛國戰爭只打了四年,可反映衛國戰爭的小說層出不窮,而且好作品很多;描寫衛國戰爭的作家一代接著一代,已經出了五代。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長達28年,還不包括后來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為什么我們就產生不了像蘇聯那么多那么好的戰爭小說呢?為什么像《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這樣的世界經典之作我們一部也沒有?分析之后得出結論:這些老作家有非常豐富的生活經驗,有很多素材,因為其創作的黃金時代被“文革”耽擱了,現在想寫卻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年輕作家雖然精力旺盛,有才華有技術,但沒有經歷過戰爭,沒有生活經驗,因此他們對軍事文學創作很憂慮、很著急。言下之意,中國的軍事文學創作出現了危機。
莫言初生牛犢不怕虎,他站出來反駁:蘇聯的五代作家有很多并沒有參加過衛國戰爭,我們盡管沒有像你們老一代作家一樣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但是從你們的作品里也知道了很多戰爭的經驗,從身邊的老人嘴里也聽到了很多關于戰爭的傳說,完全可以利用這些資料來彌補我們戰爭經驗的不足,完全可以用想象來彌補我們沒有親身實踐的不足。譬如,盡管我們沒有像你們一樣在戰場上同敵人搏斗拼刺刀、親手殺過敵人,但是我們小時候見過殺豬甚至親手殺過雞,完全可以把殺雞的經驗移植到殺人上來。因為小說家的創作不是要復制歷史,那是歷史學家的任務。小說家寫戰爭,他所要表現的是戰爭對人的靈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戰爭中的變異。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也可以寫戰爭。
莫言發言之后,當場就有人對其嗤之以鼻,事后更有人說他狂妄無知。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莫言說我把自己逼到了懸崖上,我必須寫一部戰爭小說。但在落筆之前,很是費了一番斟酌。我發現“文革”前大量文學實際上都是寫戰爭的,但當時的小說追求的主要目標是再現戰爭過程,突出正義戰爭對非正義戰爭的勝利。新一代作家如果再這樣寫,絕對寫不過經歷過戰爭的老作家。我認為,戰爭無非是作家寫作時借用的一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來表現人在特定條件下感情所發生的變化,把人放進去進行試驗。1比如前蘇聯作家拉夫列尼約夫于192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第四十一》,描寫紅軍女戰士馬柳特卡與作為俘虜的白匪軍官戈沃魯哈·奧特羅夫被海浪沖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孤島之后,他們之間發生的出乎意料的人性變化。
有了這樣的想法后,莫言決定把抗日故事和愛情故事放到家鄉的高粱地里去表現,間接地把“高密東北鄉”故事和自己家族故事演繹成《紅高粱家族》。“《紅高粱家族》好像是講述抗日戰爭,實際上講的是我的那些鄉親們講過的民間傳奇,當然還有我對美好愛情、自由生活的渴望。”2
《紅高粱家族》由《紅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殯》《奇死》五部中篇小說組成。先出的《紅高粱》一炮而紅,一步登頂。《紅高粱》是“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1930年代初,山東高密地區土匪橫行、民不聊生。“我”奶奶戴鳳蓮16歲被貪財的父親做主,嫁給了高密東北鄉開燒酒坊的有名財主單廷秀的兒子單扁郎——一個患有麻風病的男人。在迎親路上,遇到了劫匪,孔武有力的轎夫余占鰲受到我奶奶亢奮眼光的激勵,打死了劫匪。在我奶奶三天回門的路上,我爺爺余占鰲將我奶奶夾進高粱地,我父親就來源于他們的那次歡愛野合。三天后她回來,單家父子已經被我爺爺暗殺了。我爺爺成為我奶奶的情人,也因此正式當上了土匪。在我奶奶家做長工的羅漢大叔被日本鬼子抓去,殘遭酷刑而死,我爺爺憤而拉起隊伍,與抗日支隊合作擊潰了鬼子。我奶奶被敵人的子彈射倒而犧牲。
這就是莫言后來一再強調的“把好人當作壞人寫,把壞人當作好人寫,把人當作人來寫”的創作理念。小說中的我爺爺既是一個殺人越貨、到處綁架的土匪頭子,又是一個名滿天下的抗日英雄。我奶奶雖然不是什么良家婦女,但她敢愛敢恨,不僅是抗日英雄,還是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獨立的典范。
血紅腥甜的紅高粱是悲壯、神圣、永恒的象征,原始野性的生命力在高粱地里被激活,化為不屈的靈魂,凝結成民族精神。《紅高粱家族》歌頌了個性張揚的精神,也為戰爭小說開辟了一種新的觀念、新的寫法,具有文學史意義。
或許是受《紅高粱家族》的啟示,1990年代初,一批新的土匪形象出現在眾多小說中,如《五魁》中的唐景和五魁、《白朗》中的白朗、《美穴地》中的柳子言、《晚雨》中的天鑒、《白鹿原》中的大拇指和黑娃、《最后一個匈奴》中的黑大頭、《金龜》《石門夜話》《石門囈語》《石門絕唱》中的二爺、《十九間房》中的春麥、《土匪》中的姬友申,等等。這些民國時期的土匪形象一改往日丑惡兇狠的面目,良善義氣,重情重德,英國學者貝思飛稱其為“社會土匪”即“好的土匪”。這些小說描寫了土匪的無奈與悲傷、憤怒與反抗,揭示了他們為匪的合理性,理解他們,同情他們,同時敘寫他們行俠仗義、良善剛勇的品德,是這些小說共同的藝術傾向。自此,這種土匪形象源源不斷地出現在許多文藝作品中。
《紅高粱家族》的發表轟動全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當張藝謀將其拍成電影《紅高粱》上演時,其轟動效應前所未有,它以強烈的視角沖擊力震撼了中外觀眾,一首“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的插曲吼遍大江南北、大街小巷。它于1988年在西柏林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金熊獎,這也是中國當代電影第一次在國際A級電影節上獲得的大獎。導演張藝謀、主演鞏俐和姜文遂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
張藝謀也許沒有想到,自導演了《紅高粱》及其后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著》等電影后,他的名氣在海外越來越大。莫言于2004年12月在北海道大學的講演時說到了一個他親身經歷的趣事:你在街上隨便拉著一個美國人,問他中國的總理是誰,他可能不知道;你問他,知道張藝謀嗎?他肯定知道。我今年秋天去美國使館簽證,他們問我,你知道張藝謀嗎?我說,不認識。遭到拒簽。我馬上給美國邀請我去的人打電話,說,他們拒簽了,他們說我不認識張藝謀,不讓我去。對方聽了很憤怒,說,你馬上再去簽,你拿著《紅高粱》的影碟去。第二次,我再去,他們又問我,你認識張藝謀嗎?我說,我不僅認識張藝謀,我還認識鞏俐。結果,他們給了我一個三年內多次往返。簽證官說:隨時歡迎你到美國來(眾笑)!你看,哪有一個中國人像張藝謀這么有影響力。3
二
1995年莫言回憶:十幾年前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院讀書時,在一節美術欣賞課上,觀看一部幻燈片。幻燈片的第一張讓我很震撼,這是很古時代的人類不知用什么工具雕出來的石雕像,一個女人的石雕像。乍一看這雕像既粗糙又丑陋,兩只碩大的乳房宛如兩只水罐,還有豐肥的腹部和臀部。雕像的面部模糊不清,她立在那兒簡直穩如泰山。據授課的孫教授說,這雕像是母系社會時期的作品,是生殖崇拜,自然也是母性崇拜的物化表現。“那尊女性雕像,其實是我們共同的母親,是母親最物質化、最形象性的表現。”
雕像的作者是誰,已經不可考。但可以肯定,在遠古時代,即在雕刻“老祖母”的時代,一切幾乎都沒有被道德包裝,雕刻者們是最不講“道德”的最道德者。原始人的審美觀源于樸素的自然主義:乳房是哺育的工具,臀部是生殖的工具。豐滿的乳房哺育出健壯的后代,肥碩的臀部是多生快生的物質基礎。性是自然的行為,也是健康的行為,而自然和健康正是真美的搖籃。那時候的人類對豐乳和肥臀充滿敬畏,視若神明,只是到了后來,別說一見到實物的豐乳肥臀,就是一見到這四個字,馬上就聯想到性,想到下流,想到卑鄙4。
人世間沒有比母親更神圣的了,莫言由此而想到自己的母親:母親15歲嫁給14歲的父親,從此開始了長達六十多年的艱難辛苦的一生。母親身材矮小,纏了小腳,繁重的體力勞動和貧困的生活,以及繁重的生育使她很快就衰老了。母親一生中生過八個孩子,夭折了四個,我是她最后一個孩子。母親對我溺愛,允許我吃奶到五歲,現在想起來,這件事殘酷而無恥,我感到欠母親實在是太多了。母親一生多病,沒錢買藥,只能苦撐著。在她最后十年歲月里,我每次探家,幾乎都要陪她進醫院,她在死亡線上掙扎了十年,1994年元月病逝。
母親去世后,莫言萬念俱灰,情感漸漸平復后,他決定寫一部小說告慰母親在天之靈。好幾次拿筆,但不知道從哪里動筆。這時候他想起幾年前在北京地鐵口看到一位母親給兩個孩子喂奶的場景5,他知道該怎么寫了。
莫言說,這部小說的腹稿我打了將近十年,但真正動筆寫作只用了不到九十天,寫出了五十萬字的初稿,那是1994年春天,母親去世不久,取名“豐乳肥臀”。我覺得沒有什么名字比“豐乳肥臀”更好,“母親之恩,大莫大過養育之恩。養用什么養?育用什么育?用臀,用乳。”“豐乳和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麗、最神圣、最莊嚴,當然也是最樸素的物質形態,她產生于大地,象征著大地。”6
《豐乳肥臀》從母親上官魯氏生育最后一胎寫起,一直寫到她去世。自從嫁給上官家后,她就忍辱負重,不停地生育,孩子卻來自不同的父親。因丈夫不能生育,她要獲得起碼的做人的權利只能與各種男人茍合。她在生下八個女兒——來弟、招弟、領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玉女之后,最后生下兒子金童。玉女和金童是雙胞胎,玉女為姐,金童為弟。他們的生父是牧師馬洛亞。她的女兒們長大后有的嫁給了國民黨,有的嫁給了共產黨,有的嫁給了偽軍。因此,她忽而是窩藏反革命的敵對分子,忽而又成了革命烈士家屬。戰爭年代里,她的女兒女婿之間經常刀槍相見、誓不兩立,但他們生了孩子都送到她這兒來。她養育著共產黨的后代、國民黨的后代、偽軍的后代,對他們送來的孩子,她一視同仁,而不管他們的父母屬于哪個陣營、哪個階級。對一個母親來說,他們都是一樣的。
革命如同走馬燈,城頭不斷變幻大王旗,唯有母愛超越一切,用愛撫慰著這個悲慘世界。一切都是虛幻的,唯有象征著母親和大地的“豐乳肥臀”具有神圣永恒的意義。
上官家陰盛陽衰,女人們的命運悲慘卻落地瘋長,男人們猥瑣缺失。作為上官家唯一后代的金童,在姐姐們的簇擁下長大,養成了膽小懦弱的性格,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男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巨嬰。他還有嚴重的戀乳癖,到了六歲還不能斷奶。這個形象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種文化心理的隱喻,1999年7月莫言與《豐乳肥臀》日文譯者吉田富夫對話時說:“盡管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一個上官金童,但上官金童性格中的缺陷,卻幾乎可以在我們每個男人身上找到,或者說,我們每個人心中都隱藏著一個小小的上官金童。”2002年12月莫言與王堯對談,他不無自豪地說:“上官金童是中國文學中從來沒有過的一個人物形象。”7
莫言有多部經典之作,根據他在多處的表述,他最看重的是《豐乳肥臀》和《生死疲勞》,“毫無疑問,《豐乳肥臀》是我的文學殿堂里的一塊最沉重的基石,一旦抽掉這塊基石,整座殿堂就會倒塌。”8“假如我能有兩本書得以流傳,《生死疲勞》肯定是其中之一。”9莫言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正是因為這部小說,把2012年的“諾獎”給了他。
三
從抗日戰爭開始,我們曾經根據戰爭和革命的需要,將社會上所有人劃分為“敵”與“我”兩個階級。在1930—1970年代的多數文藝作品中,異己的敵對階級專指地主、富農和封建貴族。1980年代以前的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地主、富農和封建貴族,除少數叛逆者和開明人士外,絕大多數是作為反面形象出現的。戰爭年代的地主、富農和封建貴族屬于剝削階級,不是土豪惡霸,就是漢奸與還鄉團的骨干分子。這種政治的階級論形成的正統歷史觀為文學描寫地主、富農和封建貴族規定了不可逾越的創作原則。在過去的文學作品中,地主是無惡不作的壞人,就像黃世仁那樣欺男霸女、像劉文彩那樣殘酷剝削農民。
正如土匪有“社會土匪”即“好的土匪”與惡匪即“壞的土匪”之分,地主、富農和封建貴族也有好壞善惡之分。莫言聽他爺爺說,他家鄉的地主,很多是勞動能手,他們的財富都是通過干活和勤儉掙來的。而這樣的人能贏得周圍百姓的尊重,他們自己也在勞動中得到樂趣。到割麥子季節,他們雇工割自家的麥子,而自己卻去為別人家打工割麥子。他們把割麥子當作一門技藝,實際上是以割麥子會友炫技,就像武林中人炫耀武藝一樣。他爺爺就是割麥子高手,一到割麥子季節,他就領著高密東北鄉的割麥高手,穿著白色的紡綢褂子,拿著鐮刀,背上斗笠,去給別人家打短工割麥子。他爺爺的割麥技術已經很好了,是真正的高手,但他說自己還不行,真正的高手都是提著畫眉籠子,搖著芭蕉扇,身后跟著跟班的。鐮刀的柄上鑲著象牙的,都是大地主。也許有人會問,大地主也會干活?其實很多地主都是干活高手,從小勞動出來的。
還有,過去的作品中,都是說窮人給地主干活,吃的是豬狗食,住的是牛馬棚,而東家在一旁喝酒吃肉,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這么一回事。這長工、短工,要是伺候不好的話,是不會給你好好干活的。事實上,東家都會把家里最好的東西做給雇工吃,自家反而舍不得吃。
《生死疲勞》描寫:高密東北鄉地主西門鬧在“土改”中被誤殺,他感到很冤枉:“想我西門鬧,在人世間三十年,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高密東北鄉的每座廟里,都有我捐錢重塑的神像;高密東北鄉的每個窮人,都吃過我施舍的善糧。我家糧囤里的每粒糧食上,都沾著我的汗水;我家錢柜里的每個銅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勞動致富,用智慧發家。我自信平生沒有干過虧心事。可是——像我這樣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大好人,竟然被他們五花大綁著,推到橋頭上,槍斃了!”在陰曹地府,西門鬧的亡靈受盡了人間難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審他都鳴冤叫屈,向閻王告狀。他請求閻王放他生還,然后向殺害他的人復仇。
閻王見他的心被復仇所俘,就將他轉世為畜生,讓他在畜道承受苦難,這樣就會慢慢地忘記人類的仇恨。他不斷地轉世,歷經驢、牛、豬、狗、猴的輪回,終于泯滅了所有的煩惱和仇恨,最后轉世為人——一個帶有先天疾病而極頂聰明的大頭嬰兒藍千歲。而這部小說,正是西門鬧的再世藍千歲從五歲生日那天開始敘述的故事,從1950年1月1日講到2000年的故事。
西門鬧“六道輪回”的故事從動物的視角觀照五十多年來中國當代鄉村社會的變遷,魔幻的現實力量擺弄著人物的命運,荒誕的喜劇性的舞臺上演著人物的悲劇。現實的直指既是歷史的反思,更是諷刺與否定。而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力與時代潮流對抗、堅持單干的藍臉,在莫言看來,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莫言鄰村的一位姓藍的單干戶農民。莫言說: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經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小腳的妻子。這個奇特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社會里,顯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時宜。我們這些孩子對這個頑固地堅持單干的落后分子充滿了反感與鄙視,把他看成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于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都會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這個農民一直抗爭到1966年,終于忍受不了殘酷的迫害而自尋短見。莫言一直想把這個單干戶的事跡寫成一部書,“尤其是當80年代人民公社解體、分田到戶,農民又實際上恢復了單干時,他感到藍臉是個了不起的,敢于堅持己見,不惜與整個社會對抗,最后用生命捍衛了自己的尊嚴的人”。藍臉如同大頭嬰兒藍千歲、上官金童,“這樣的人物形象,在中國當代文學中,還沒有出現過”10。直到2005年夏天,當莫言在一座廟宇里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他茅塞頓開,知道怎樣寫西門鬧和藍臉了。
現實中姓藍的單干戶農民與小說中名叫藍臉的單干戶農民重合了,現實的故事與小說的故事互文,彼此給歷史留下了一道沉重深刻的傷痕。
四
回到講故事的人。莫言講述故事,故事也在講述著莫言,塑造著莫言。“一個作家一輩子可能寫出幾十本書,可能塑造出幾百個人物,但幾十本書只不過是一本書的種種翻版,幾百個人物只不過是一個人物的種種化身。這幾十本書合成的一本書就是作家的自傳,這幾百個人物合成的一個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11作為講故事的莫言,無論是從早期作品他作為潛在者隱藏在故事背后,還是從《檀香刑》開始他作為虛構人物由后臺跳到前臺,他始終都是一個無處不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在《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小說中,都站立著一個莫言——一個在性格行為上天馬行空、浪漫傳奇,情感思想上憤世嫉俗、疾惡如仇,精神質地上有聲音、有靈魂的莫言。
《紅高粱家族》是他積累的精神力量對長期的意識形態壓抑的一次大爆發,座談會上頂撞老一代作家的狂傲之舉與賭氣寫作正好為他情感的大爆發提供了契機。他贊美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最能愛的高密東北鄉英雄好漢,贊美風流萬種、敢愛敢恨、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獨立的典范的“我奶奶”,贊美既是殺人越貨、拉驢綁架、壞事干盡,又是名滿天下、八面威風的抗日英雄“我爺爺”,贊美那些吸附了紅高粱精魂而在抗擊侵略者之戰中犧牲的英靈。《豐乳肥臀》是獻給母親的一部大書,莫言站在超階級的立場和觀點上,塑造了一個忍辱負重、寬宏大度、無私奉獻、像大地一樣寬厚沉穩、神圣永恒的母親形象。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把積壓多年的憤怒和痛苦發泄出來,表達了對官僚主義的批判和對農民的同情。《酒國》對人類墮落的惋惜和對腐敗官僚的痛恨,直指社會中黑暗惡劣的現象。《檀香刑》描寫清末酷刑的“檀香刑”,揭示了一群異化的人和一種變態的文化現象,“那觀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來定義的百姓。但那些劊子手,之所以要那樣夸張地表演,就是為了滿足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夠那樣慷慨悲歌,視死如歸,其中也有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這樣,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種合謀的關系”。當然,“在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背后,還站著一個集團,這些人,是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12。揭示異化的人和變態的文化現象,如同魯迅,揭示國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意在“暴露國民的弱點”,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其中充滿著悲憫精神。
《生死疲勞》是一部悲憤之作,“悲”鄉間大善人西門鬧因地主身份在“土改”中被冤殺,“憤”魔幻現實對人的肆意踐踏,反思中國當代五十多年的歷史。《蛙》不僅是一部悲憤之作,還是一部具有反諷意味的懺悔之作,“悲”被高密東北鄉百姓譽為“活菩薩”“送子娘娘”的姑姑在執行計劃生育中變成奪人性命的惡魔,“憤”二千多個嬰兒被姑姑活活地扼殺,而姑姑晚年的懺悔,既是對自己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惡的救贖,又是對這段歷史的反諷。兩部作品的莫言豈止是跳到了前臺,儼然是憤怒的西門鬧和懺悔的姑姑的化身,分別出現在兩個故事的場景中。
講故事的莫言和故事中的莫言互為鏡像,在相互定義、相互豐富中塑造了一個豐滿的形象——一個個性彰顯,站在超階級、超民族、超政治的立場,“把人當作人來寫”的具有悲憫情懷的人道主義作家莫言的形象。
注釋:
1 參見莫言《莫言講演新篇》,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203頁;《莫言散文新編》,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頁;《我為什么要寫“〈紅高粱〉家族”》,《莫言作品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257頁。
2 3 5 9 10 11莫言:《莫言講演新篇》,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17、128、73、73、86頁。
4 6 莫言:《〈豐乳肥臀〉解》,《莫言研究資料》,路曉冰編選,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34—35頁。
7 8 12莫言:《莫言對話新錄》,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94、240、433頁。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