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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結、療愈與突圍 ——論新大眾文藝中的“情緒共同體文學”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4期 | 劉月悅  2026年08月13日11:28

內容提要:隨著數字媒介的興起與大眾參與的深化,新大眾文藝的生產與接受機制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本文提出“情緒共同體文學”這一概念,指涉以凝聚集體情感、回應現代性困境為宗旨的文本形態。文章結合代表性作品,具體分析了“情緒共同體”多樣化的敘事策略與情感治理功能,本文認為,“情緒共同體文學”為新大眾文藝提供了關鍵的情感架構范式,有效承擔了情感聯結與社會修復的功能。然而,其解決方案常具象征性與代償性,未來創作需在情感共鳴與現實洞察之間尋求更具張力的平衡。

關鍵詞:新大眾文藝 情緒共同體 蔡崇達 李娟 馬伯庸

自2024年7月《延河》雜志發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以來,“新大眾文藝”始終是文藝界和研究界熱議的話題。關于新大眾文藝的諸多面向,研究者或許人言人殊,但至少在兩點上已形成共識:一方面,它以數字媒介為基本載體;另一方面,它以大眾參與為核心特征。正是基于這兩大支柱,新大眾不再局限于靜觀審美的傳統模式,轉而強調情感共鳴、集體互動與文化共創,極大地改變了文藝的生產與接受機制。這種對共情與參與的高度重視,催生了一種新型的文藝實踐——它以建構“情緒共同體”為核心情感機制,旨在實現受眾的情感聯結與集體療愈。我們或可將這類實踐稱為“情緒共同體文學”。在這類創作實踐中,文藝的功能從審美教化向情感聯結與集體療愈轉向,成為回應現代人精神困境、介入社會情緒治理的重要路徑。

一、 情動、媒介與共同體的當下轉型

與“情緒”相關的研究可追溯到斯賓諾莎提出的情感理論。他強調身體總是同外界的身體(外界的人或物)發生感觸,而情感就誕生于身體的感觸經驗1。德勒茲將這一理論發展為“情動”理論,即“情動(affect)是存在之力(force)或行動之能力(puissance)的連續流變”2。并且,一個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他的情感變化,我們可以從情感、情感運動、情感變化的方式來確定一個人的存在3。

在前現代社會,“情動”生成的基本情境是個體所深植的共同體。此類共同體以血緣和地緣為基本組織形態,憑借地理上的鄰近性與勞動場所的穩定性維系著成員之間頻繁而深入的互動關系。在這樣一種具身共在的場域中,基于身體鄰近與頻繁互動的情感觸動得以自然發生。所謂“歸屬感”,正源于共同體成員間的情感共鳴與共情機制——樂他人之樂,痛他人之痛,在彼此的情感回應與共享中形成認同。然而,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城市化和技術替代,逐步瓦解了傳統共同體的物質基礎。人們脫離鄉土,機器取代大量人力勞動,物理上的持久聯結變得越來越艱難。因此,“情動”所依賴的那種原初、有機的聯結逐漸斷裂,情感的流動機制也隨之發生阻滯。在繁重的宰制性壓力與孤立無援的處境共同作用下,“現代性焦慮”由此深植,為都市生活中的個體埋下了心理癥候的種子。對此,社會學家曾提出過“重回古典共和主義”的構想,試圖通過重建傳統形式的共同體,為“流浪的現代人”重新尋獲精神家園4。但顯然,傳統共同體在現代性的劇烈沖擊下,早已喪失了存在的社會基礎與結構條件。

事實上,現代人所眷戀的,并非某一具體、有形的共同體組織,而是共同體曾經提供的“情動”得以自由發生與流動的情感場域。于是,在傳統共同體漸趨瓦解的背景下,一種以情感共鳴與情緒共享為紐帶的新形態——“情緒共同體”——應運而生。“情緒共同體”并不以物理空間的鄰近或成員身份為基礎,而是建立在共享的情緒體驗與動態的情感回應之上。它強調情感的通達、反應的即時與互惠,憑借成員間處境的同構性、情感經驗的真實性以及回應機制的多樣性,構建出一種具有現代適應性的新型歸屬形態,使個體即便置身于去中心化、脫域化的現代社會結構中,仍能獲取有效的情感認同與心理支持。

“情緒共同體”的生成機制,緊密依托于數字媒介尤其是社交媒體所提供的情感公眾化與情緒可共享性——這也正是新大眾文藝賴以存在的媒介基礎。互聯網打破了情緒共享的空間阻隔,而移動互聯網則進一步消除了時間上的限制,人們得以隨時隨地接入情感交互的網絡。在數字媒介尤其社交平臺的助推下,私人情緒迅速進入公共視域,并因“同頻共振”而實現情感聯結,在陌生人之間建立起短暫卻真實的情感聯盟。如今,持有移動設備的個體能夠輕易在虛擬空間中模擬“在場”體驗,為“情動”的發生創造了持續而便利的條件。二次元社群、微博超話、“搭子文化”等,均可視作新大眾文藝背景下情緒共同體的具體形態。

在此背景下,一類旨在承載與塑造“情緒共同體”的文學文本逐漸形成。憑借數字媒介實現的即時互聯,此類文本構建出一種新型的“情動”關系:情緒與情感不再是由作者生產并單向流向讀者,而是首先在大眾中醞釀并發生,繼而經作者捕捉、提純和敘事化,最終以文本的形式固化、傳播并在更廣闊的圈層中獲得共鳴。換言之,此類寫作的情感策略重點并不在于“抒發”,而在于“重現”。它將目標讀者群體所共享的生命處境與情感結構,通過文學手段進行識別、再現、變形與強化,從而完成情緒共同體的凝聚與表達。“情緒共同體文學”始終將“情動”的傳遞與共鳴視為文本構建的出發點與最終歸宿,形成了一種“以終為始”、具有自覺導向的創作范式:作者在敘事初期即預設情感目標的實現路徑,使情節推進、人物塑造乃至符號系統,皆服務于引導讀者進入特定的情感情境,最終實現集體性的情緒識別與情感動員。

當前,“情緒共同體文學”已成為新大眾文藝中一個顯著現象,蔡崇達的“故鄉三部曲”、馬伯庸的歷史小說與李娟的散文系列等實現“破圈”的作品均是其代表。這類作品之所以能夠廣泛引發共鳴,正是由于其精準觸及了現代性境遇中的某種集體情緒并以此作為文本生產的核心動力。作品所構建的“情緒共同體”,成為讀者辨認自身處境、宣泄內在焦慮,并獲得情感慰藉的重要媒介。通過敘事組織與象征重塑,這類文本為讀者提供了情感補償與集體認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此類文學超越了傳統審美載體的功能,主動介入到現代人的情感修復與社會性重建之中,扮演起“情感治理機制”的角色。下文將結合具體作品,分析“情緒共同體”在不同文本中如何被構建、傳達與接收。

二、《草民》:鄉土倫理的復歸與歸屬感的重建

《草民》是蔡崇達“故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自2024年發表以來,收獲了“上市32天,發行32萬冊”5的驚人成績。從內容上看,《草民》與此前的《命運》《皮囊》共同構成了蔡崇達筆下的閩南故鄉全景圖,它延續了現當代鄉土小說的寫作脈絡,卻憑借其對“情緒共同體”的建構,實現了此類主題寫作中罕見的熱度。

《草民》所描繪的“東石鎮”,是前現代中國鄉村共同體的一個典型樣本。這里以宗族為基本構成單位,依托千百年來形成的禮法、道德觀念與宗教信仰,在共同體內部實現了一種道德自治。

小說并未將敘事重心置于宏大的歷史變遷或社會變革,而是通過七位普通小人物的日常命運,展現了一種“命運集體化”的共同體生存倫理。他們的生活既是屬于個人的,也是屬于“東石鎮”這個整體的,鎮上的人們清晰地見證著他們的命運軌跡,也參與著他們的生活。比如《曹操背觀音去了》一篇,作者通過趕海的“曹操”描述了東石鎮人的“生活圈”,曹操每天的行蹤,便是東石鎮人的生活半徑,他那句“你今天感覺好嗎”的問候,曾經治愈了作者的母親,亦是東石鎮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片段,最后成為熬煎的日子里不變的恒常與安穩。更為典型的是《秋姨的賭博》一章,秋姨將家族希望寄托于孫子能否擺脫癡呆癥的“賭局”,成為全鎮人共同見證并參與的事件,作者寫道:“秋姨的賭博,是從十幾年前就開始了。東石鎮上的人也跟著揪了十幾年的心。”6作者所細膩描摹的,不止秋姨一家的辛酸歷程,更是一個鄉土共同體如何集體介入、守護甚至共同承擔某個成員命運的過程——從最初的不解,到后來宗族長輩合力協調“出殯與娶親同日舉行”的難題,再到“我”為秋姨的孫子行“開智慧”的儀式。正如文中所言:“面對著生活他們根本沒分什么大家小家,只是簡單地把所有人都當戰友。”7

這種高度互嵌的生存狀態,是中國傳統鄉土社會最基本的日常行為邏輯和人情網絡構成方式。它既是日常中瑣屑的流言與窺探,也是危機時刻的無條件支援。經由這種互嵌性,一個人的遭遇,牽動著整個共同體的情感,命運也就從“個人的”轉變為了“大家的”,共同體中的成員由此獲得了瑣碎卻穩固的精神支撐。蔡崇達出生于泉州,離開家鄉后常年在北京從事媒體工作。閩南向來以注重宗族傳統而著稱,這使得他熟悉鄉村共同體的運作方式和情感強度,而“北漂”的切身經歷和媒體人的工作特性,使得他能夠深探并把握現代人的精神癥結——“都市異鄉人”的孤獨與恐懼。對于大多數遠離故土生活在大都市的人而言,鄉村共同體曾經所提供的支撐和溫情是遙不可及的,也是不斷去追索和懷戀的。正如作者在開篇的“灘涂與沙灘”中所暗示的,在鄉村共同體中,與命運的撕咬不僅僅是一種掙扎,而是一種血肉清晰的生長8。而脫離鄉村共同體來到城市,個體命運不再與集體相關,與鄉村的血脈聯系不再清晰,生長斷裂開來,拼搏的意義、個體的價值變得面目模糊。更進一步而言,從傳統鄉土社會向現代都市社會的轉型,是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中的核心經驗之一,而轉型中的個人也必然面臨著生活方式從鄉土到現代的轉型。《草民》中的“東石鎮”之所以能夠引發廣泛共情,正因為它將轉型中這種模糊而廣泛的痛感聚合并具象化,使讀者得以在敘事中識別出深切的歸屬渴望并參與其中,從而獲得情感上的慰藉與治愈。

從敘事上看,《草民》的成功,是通過一種特殊類型的“返鄉書寫”來實現的。與傳統的鄉土文學不同,蔡崇達并未采用精神性或象征性的返鄉敘事,也未將故鄉烏托邦化為理想性的存在或對象化為批判的客體,而是強調現實意義上的“歸來”與物理意義上的實證,為讀者制造沉浸式的情緒代入空間。通過對東石鎮氣候風景、道路建筑、民間信仰與宗族禮儀等細節不厭其煩的刻畫,蔡崇達構建出一部記錄式的“東石鎮風物志”。這種“非虛構式”的書寫策略,有效地“拉近讀者情感距離、增強讀者心理認同”,從而降低了讀者情緒進入的“排異反應”9。“東石鎮”不只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閩南地方,而是成為一個可感知、可進入的,空間與情感雙重意義上的“情緒共同體”。讀者不僅在閱讀他人、他鄉的故事,更在閱讀中代入、沉浸,暫時重返一種人與人深度聯結的生命狀態。在娓娓道來、克制扎實的敘事中,讀者感受東石鎮人的休戚與共、歸屬相聯,在認同與代入的過程中逐漸生成情感共振。也正因如此,《草民》所提供的,不僅是一個個關于鄉土的故事,更是一場場關于歸屬的情感實踐;它為處于原子化、高流動性處境中的都市人,提供了一種代償性的情感聯結可能,讓讀者在閱讀中重新體驗“共同體”的溫度,并在情緒層面完成一種象征性的返鄉。

三、《我的阿勒泰》:功績焦慮的療愈與異托邦的建構

隨著同名改編電視劇的熱播,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取得了散文作品難得一見的可觀銷量,甚至帶動了以阿勒泰為首的新疆文旅經濟的發展。《我的阿勒泰》劇組官方宣傳語為“馬蹄丈量自然風光,駐足眺望遠方的呼喚。停一停,看一看,那山野間藏著無盡的詩意與浪漫”。顯然,劇集的自我定位,便是對“生活不只眼前的茍且,還有詩與遠方”等網絡流行語的回應。《我的阿勒泰》劇集的走紅,其實并非個例。在此之前,改編自獸醫吉米·哈利《萬物既偉大又渺小》的英劇《萬物生靈》也同樣以英格蘭的田園風光治愈觀眾,被稱為“心理按摩神劇”。與《我的阿勒泰》更相似的或許是日劇《小森林》——無法融入城市生活的女孩市子,回到位于日本東北地區的故鄉小森村生活。沒有被過多都市文明浸染的地方風物、當地人傳統而淳樸的生活方式打動了觀眾,“夏秋篇”和“春冬篇”都在“豆瓣網”上獲得了9.0的高分。可見,《我的阿勒泰》實際上是世界范圍內“田園迷你劇”流行的一個中國樣本。這類劇集之所以能夠成功,其根本是韓炳哲所謂“倦怠社會”中“工作的”“不自由”的人,擺脫“商品的堆積和大眾化填滿了一切空白”的“商品化的世界”10的追求,以及對探索與“倦怠社會”相異的生命形式的渴求。

本質上看,李娟的散文及其影視改編作品所構建的“阿勒泰”,是一個典型的福柯意義上的“異托邦”(Heterotopia)。福柯認為,“烏托邦究其本源是指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地方,而異托邦則是現實中實際存在的空間,是與現實對立的地方,它們在特定文化中共時性地表現、對比、顛倒了現實。這種類型的空間是外在于所有空間的,因為這些空間絕對有別于他們反思和言說的場所,為了與烏托邦(Utopias)相區別,我把它們稱為異托邦(Heterotopias)”。“阿勒泰”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空間,但是對于當地人的真實生活而言,它又是虛幻的。李娟所提供給讀者的,是一個理想的“逃離都市之后的居所”:那里有與逼仄的城市迥然有異的遼闊,有與鋼筋水泥截然不同的雪山草原,有與城市生活的內卷和快節奏恰乎相反的慢生活——這里的一切都與功績社會對效能無節制的追求背道而馳。因而,盛放在這個空間里的事實上是屬于都市人的逃離的情緒和反叛的情感。阿勒泰由此成為一個在文化上異質、在功能上補償、在情感上顛倒日常的他性空間。

在建構這一“異托邦”的過程中,“阿勒泰”首先是作為一個以“壯闊之美”為特征、符合小布爾喬亞審美的觀賞對象而存在的。作者以大量筆墨描寫了阿勒泰的自然風光。《坐班車到橋頭去》中描寫天空:“荒山上方的天空卻是那樣藍,凜冽地藍著,比剛才在高原上看到的天空更藍,藍得——飽和得——似乎即將要滴下來濃重的一大滴藍似的”12;《摩托車穿過春天的荒野》中描寫戈壁灘風貌:“草色遙看近卻無,我們腳邊的大地粗糙而黯淡。但在遠方一直到天邊的地方,已經很有青色原野的情景了。大地上雪白的鹽堿灘左一個右一個,連綿不斷地分布著,草色就團團簇簇圍擁著它們,白白綠綠,斑斕而開闊。”13類似的景色描寫在散文集中俯拾皆是,在電視劇的改編中則經由蔡司 Supreme Prime鏡頭和寬畫幅呈現出令人驚艷的質感。“壯闊之美”對現代人具有特別的吸引力,21世紀之初的“西藏熱”,近年來的“西北熱”莫不如此。“壯闊之美”使得我們“為這些超越自身的東西所感動,并在回憶中歸返這些我們精神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壯美的景象。14”而越是在激烈的競爭中感到焦慮和壓抑,人們就越渴望這種壯闊之美提供的某種超然性的東西:“它們會幫助我們心服口服地接受那些無法理解而又令人苦惱的事情,并接受我們最終將化為塵土這一事實”15。由此,《我的阿勒泰》構建出一個以“壯闊之美”為情感紐帶的“情緒共同體”。在現代性所帶來的競爭焦慮與個體孤獨的背景下,阿勒泰的遼遠天空、荒原與秋林提供了一種集體性的精神補償——它不僅使人們在審美上獲得震撼,更在情感上體驗超越與釋然。讀者/觀眾不再是孤立的審美者,而是通過審美上的接近實現情感上的同在,進而確認彼此對逃離、寧靜與超越的共同向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阿勒泰”從被觀賞的對象,升格為囿于都市之中的讀者/觀眾安放焦慮、尋找慰藉的情緒共同體,在壯闊的自然之美中,人們獲得了短暫卻真實的情感團結。

“異托邦”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連結,是通過情感中介者“李娟”/“李文秀”來完成的。在《我的阿勒泰》中,李娟所采取的,是一種“在此又不在此”的觀察者視角。與真正的在地視角迥然有別,這是一種特殊的“旅行者”視角,它與讀者/觀眾(以及由他們轉化而來的游客)相近,是外在的,但又因為一定的生活參與而具有一種虛幻的內在性,這與《小森林》中的市子、《萬物生靈》中的獸醫吉米·哈利都是高度類似的。這或許正是這部作品能夠成為散文這一文類中難得一見的影視改編對象的根本原因。在哈薩克族生活的牧場,身為漢族人的“李娟”是此間的“另類者”,所呈現的是外來者看到的阿勒泰風景和牧場生活。在《羊道·深山夏牧場》中,作者寫道:“我永遠也不曾——并將永遠都不會——觸及我所親歷的這種生存景觀的核心部分。它不僅僅深深埋藏在語言之中,更埋藏在血肉傳承之中,埋藏在一個人整整一生的全部成長細節之中。到處都是秘密。……我無法進入。”16電視劇的改編更是刻意強化了這一機制,觀察者從“我”,變成了“李文秀”——作為一個在大城市打工的失敗者,她回到故鄉,重新觀察和審視故鄉的風景人情,并與俊美的哈薩克青年巴太戀愛。都市逃離者的身份,使她能夠更迅速地構建起與觀眾的情感連結,而愛情橋段的加入則繼續鞏固和加強了這一連結,“李文秀”從而成為觀眾情感投射的有效中介。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電視劇重現了原著中李娟的媽媽“發明”的哈薩克語與漢語的雜糅詞匯,如絲布棉布料被稱為“塑料的”、木耳被喚作“喀啦(黑色)蘑菇”等。這些詞匯不僅生動有趣,更是一種顯性的敘事提示,標識出講述者與這片土地之間既親密又疏離的復雜關系。可以看到,從文本到影像,《我的阿勒泰》始終未曾試圖隱藏其外在性。恰恰相反,它自覺誠懇地采取了一種與讀者/觀眾平行的外在視角。觀眾跟隨李文秀/李娟以一種有限卻真誠的方式觀看、聆聽、感受阿勒泰。他們不必成為“真正的”哈薩克人,不必體會游牧生活的艱辛,卻得以在這個被講述出的時空中短暫地脫離現代性的倦怠,獲得一種象征性的歸屬與安寧。

“壯闊之美”的風景、“觀察者”視角與“異托邦”在此形成了一種緊密的共生關系:“異托邦”提供了情感偏離的空間載體和與現實對照的秩序框架,“觀察者”視角構筑起讀者得以代入的視覺與心理通道,而“壯闊之美”正是觸發這一情感過程的初始媒介與審美紐帶。讀者/觀眾借李娟或李文秀之眼凝視草原、感知風雪、體會人際的溫度與儀式的莊重,在對崇高自然的凝視與仰望中暫時懸置都市生活的績效邏輯,并在情感層面重建與自然、他者乃至某種超越性存在的聯結。《我的阿勒泰》由此成為一個功能完備的“情緒共同體”。它并不旨在完整、客觀地再現地方性知識,而是通過“壯闊之美”的審美召喚、觀察者的敘事引導與異托邦的空間隱喻,建立起一種強烈的情感結構參照系,喚起廣泛的情感共鳴,為現代個體提供對抗孤獨與倦怠的精神資源。

四、馬伯庸歷史小說:職場困境的戲仿與主體性的突圍

馬伯庸歷史小說創作始于2006年發表的《風起隴西》,自2019年改編為電視劇的《長安十二時辰》而成功“破圈”。2024年長篇小說《大醫》獲得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2025年夏天,《長安的荔枝》改編的電視劇與電影先后上映,電視劇取得了全網有效播放量破3億的可觀成績17,電影也斬獲了6億多的票房18。馬伯庸的歷史小說之所以能夠獲得廣泛讀者的接受與共鳴,關鍵在于他對其目標讀者——都市中產階級——的生存處境進行了細膩的觀察與創造性戲仿。

歷史小說一直是中國通俗小說中的重要一支。1990年代到新世紀初,以二月河的《雍正王朝》、熊召政的《張居正》為代表的“帝王將相歷史小說”風靡一時。而馬伯庸的歷史小說在敘事視角的選擇上與這類歷史小說迥然不同,他的主人公都是一段宏大歷史中的小人物。從社會地位上看,他們或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低級辦事人員“吏胥階層”19(如《兩京十五日》的主角應天府快班捕吏吳定緣、《長安十二時辰》的主角萬年縣不良帥張小敬);或是一些品階低下的官員(如《長安的荔枝》中“從九品下”的小官李善德和《食南之徒》中的縣丞唐蒙)。這些主人公處于中國古代權力體系的末梢,只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承擔著整個權力體系層層堆積的壓力,奉行謹小慎微、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則,儼然是歷史人物外衣之下的“打工人”。馬伯庸經常通過史料的考據描摹主人公所處時代的政治環境,以求為主人公設置一種真實的“古代職場”。例如,《兩京十五日》主人公吳定緣押解“欽犯”回衙署復命的情節中,就插入了一段對明代南京多重治安系統的梳理:

南京城內的治安力量頗為復雜。五城兵馬司歸南京兵部管,十八衛所親兵由五軍都督府統轄,應天府控制著三班,守備衙門掌握著諸城門鎖鑰,皇城里還趴著一支年初從京城調來的禁軍。這幾套城防班底各有統屬,平日互不買賬……他現在手握著一名朝廷欽犯,居然無處可以解送。20

這段文字呈現出官衙冗置、權力交錯帶來的制度性問題,使讀者得以切身感受小吏在官僚體制縫隙中的掙扎,更映射出當代讀者所熟悉的工作中的“踢皮球”現象。從傳統社會集中式的宏觀權力結構,到功績社會中彌散而內化的微觀規訓,權力的形態發生了變化,但個體在謀生過程中所體驗的壓抑、無助與異化卻是相似的。歷史在這里不僅作為敘事背景而存在,更承擔著“延宕”與“間離”的功能。作者制造出了一個陌生而遙遠的時空,讀者卻因與角色高度同構的結構性困境而產生共情。

而在最近的創作中,馬伯庸顯然有意識地通過一系列有意識的語言與敘事策略加強了“情緒共同體”的建構。例如《長安的荔枝》中李善德為購房而背負的“香積錢”,明顯戲仿了當代都市人的房貸壓力;《太白金星有點煩》則將觀音、太白金星等神話人物“降格”為仙界打工人,上演了一套完整的職場績效文化與辦公室政治。其中諸如閻羅殿生死簿“系統崩潰”,穿著“斑斕方格道袍”(對應程序員刻板印象中的“格子襯衫”)的道士“沒日沒夜地作法,若不是已經在陰間,早活活累死了”21等橋段,在令人為作者的想象力捧腹之余,更喚起讀者對自身職業痛點的聯想與共鳴。類似的創作手法,在近來新大眾文藝的文化生產中也很常見。2025年的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浪浪山小妖怪》中都出現了“甲方式改稿”的橋段,顯示出與馬伯庸相似的情緒動員策略。

如果說馬伯庸對都市職場人精神痛點與心理結構的捕捉是構建“情緒共同體”的情感基礎,那么他為這種現實困境所提供的想象性解決方案則進一步強化了共同體的價值認同與精神凝聚力。即便深陷“系統之困”,大多數人仍不得不竭力維持其運轉并生怕被系統所淘汰,如何破局由此成為現代人普遍的精神訴求。而馬伯庸筆下的主角既懷揣樸素理想,又不得不委身于瑣碎庸常的系統中謀生;雖心存道義,卻往往被動成為權力對普通人碾壓的觸手。讀者在與角色共情的過程中,也跟隨著他們一次次做出艱難抉擇,敘事的重心由此從“同病相憐”的情感共鳴,上升至世界觀、價值觀的認同。在故事邁向高潮之際,這些平日庸碌的主人公往往迎來“覺醒時刻”,毅然向宰制性系統宣戰,作者通過高度戲劇化的場景,極力渲染其“主體性回歸”時迸發的精神力量:如《長安的荔枝》中李善德面對楊國忠時那段慷慨激昂的對質:

不,下官必須說明白,不然右相還沉浸其中,不知其理!”李善德彎著身子,壓抑了近二十年的能量,從瘦弱的身軀里爆發出來,令堂堂衛國公一時都不能動彈……

“你……你瘋了!”楊國忠揮起玉杖,狠狠砸在了李善德的頭上,登時打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李善德不避不讓,目光炯炯:“為相者,該當協理陰陽,權衡萬事。荔枝與國家,不知相公心中到底是如何權衡,圣人心中,又覺得孰輕孰重?22

小說的主旨伴隨主人公的吶喊噴薄而出,情感張力被推向頂峰。讀者所目睹的,不只是虛構角色的精神飛躍,更是一場主體性的象征性重建儀式。這種高度戲劇化的情節設置,一方面契合了互聯網時代對“爽感”的閱讀期待,另一方面,也通過強烈的情感動員,使讀者在情緒沸騰的狀態中,潛移默化地認同并內化角色所捍衛的價值理念。“情緒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其更深層的功能:它并未止于共情困境,而是更進一步引導參與者完成價值抉擇與信念重啟。讀者為李善德們的抗爭吶喊而動容、而振奮時,也在情感層面參與了一場關于尊嚴、正義與抵抗的集體戰役。敘事高潮由此成為共同體情感的凝聚點,它不只提供宣泄性的快感,更賦予讀者以道德上的優越感和行動上的勇氣。

事實上,為處于宰制性壓力下的個體提供理想主義式的解決方案與想象性的情感出口,已成為新大眾文藝生產中的重要主題。無論是《年會不能停》《逆行人生》等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中個體突破現實困境、重拾信念的高光時刻,還是《哪吒之魔童鬧海》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抗爭宣言,都是通過戲劇化的情節設計與情感動員,為觀眾提供情感宣泄與價值認同的通道。2025年夏季獲得票房佳績的動畫電影《浪浪山小妖怪》,正是對“情緒共同體”生成機制的生動演繹。“浪浪山”的意象來自2023年的動漫《中國奇譚》之《小妖怪的夏天》,被網友解讀為具有職場內卷、地域發展差異等多重現實隱喻,主角小豬妖的臺詞“我想離開浪浪山”因此形成跨圈層傳播效應。2023年,音樂人王小帥創作的歌曲《我想離開浪浪山》走紅,歌詞以“我想離開浪浪山/去遠方看看/畢竟人生苦短/怕什么兜兜轉轉/就算這一路上,多少磕磕絆絆/向前看,就能找到答案”抒發掙脫現實束縛,去更廣闊天地闖蕩的宣言。網易云音樂用戶生成歌單中,《我想離開浪浪山》與《你曾是少年》《平凡之路》等勵志歌曲形成關聯推薦矩陣。電影《浪浪山小妖怪》正是看準了“浪浪山”這一已經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情緒IP”并加以放大。影片主角從馬伯庸的“仙界打工人”下沉至“打工小妖”,進一步縮短了主角與“打工人”讀者的情感距離。幾只無名小妖渴望“走出浪浪山”與唐僧師徒一樣“取經上岸”,體現了“打工人”群體的普遍愿望——不做功績社會中一顆平平無奇的螺絲釘,找回屬于自己的價值和尊嚴。從影片的英文片名“Nobody”, 到兩個小妖的對話“你到底想要什么——我想要活成我自己喜歡的樣子”,再到電影結束后字幕打出的“敬每一個勇敢出發的自己”,電影始終緊扣“找回主體性”這一核心主題,完成了一場從情緒共鳴到價值凝聚的“情緒共同體”建構。

由此可見,從馬伯庸到“浪浪山”,實際上共享著同一套敘事策略,即以“打工人處境”為共鳴起點、以“主體性覺醒”為價值出口的“情緒共同體”的構建。通過符號化和戲仿化的敘事手段,分散壓抑的個體情緒被轉化為了集體性的情感實踐,當主角歷經波折與困頓最終選擇了正義和良知,讀者也仿佛經歷了一場自我的精神覺醒。正是通過這種情感代償與價值認同的雙重機制,此類文本構筑了一個既能回應現實焦慮,又能提供象征性出路的“情緒共同體”,成為應對現實困境的一種重要手段。

五、“情緒共同體文學”的情感治理功能及其局限

總而言之,“情緒共同體文學”的興起,是新大眾文藝在數字時代對個體情感結構變遷的一種熱切回應。它憑借獨特的情感動員與共情機制,成功構筑起連接作者、文本與讀者的情感場域,逐漸演化為新大眾文藝創作中不可或缺的情感架構方式。

這類文學的顯著價值在于為高度原子化、流動性的現代社會提供了新型的情感聯結方式。通過將分散的個體情緒聚合為集體性的情感實踐,它緩解了現代人普遍面臨的孤獨、焦慮與無意義感,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歸屬感,從而承擔起“情感治理”的功能。與此同時,這類作品也推動文學功能自身發生轉變——從傳統的審美靜觀轉向情感介入與社會修復,凸顯出新大眾文藝回應現實、參與社會精神建設的積極姿態。諸如《草民》《我的阿勒泰》以及《長安的荔枝》等作品,通過非虛構美學、遠方想象或歷史戲仿等敘事策略,成功地將私人情緒轉化為公共話題,引發廣泛討論與反思,甚至帶動文旅經濟等現實層面的衍生活動,顯示出文化生產與情感消費在新大眾文藝生態中的深度融合。

然而,“情緒共同體文學”也面臨其內在局限。其提供的解決方案往往具有想象性與象征性。無論是東石鎮的溫情守望、阿勒泰的壯美逃離,還是“小人物”的戲劇性反抗,更多實現的只是情感代償與心理宣泄,并未真正觸及或解決深層的結構性困境。《浪浪山小妖怪》在獲得票房成功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如“普通人并沒有一生只能用一次的大招”“離開浪浪山,只能去取經嗎”23等質疑。反復運用類似的“壓抑—覺醒—反抗”的敘事范式,也容易導致審美上的程式化和情感動員的疲勞,使“共情”逐漸蛻變為一種被預置甚至被操縱的文化消費。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過度依賴這種“情緒捷徑”,讀者可能沉溺于情感上的爽感而鈍于現實批判,反而在不知不覺中弱化了真正改變現實的意愿與能力。因此,在肯定“情緒共同體文學”作為新大眾文藝重要形態的同時,也應清醒認識到其功能邊界。未來的創作或許需在情感共鳴與思想深度之間尋求更富張力的平衡,既要提供慰藉,也應避免淪為重復的文化快消品;批評實踐則既應當看到其凝聚情感、形成共識的潛力,也應警惕其可能簡化現實、遮蔽真問題的風險。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選本學’研究”(項目編號:23&ZD28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荷蘭]斯賓諾莎:《倫理學》,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1、147—150頁。

2 3 汪民安、郭曉彥主編《生產:德勒茲與情動》(第11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2頁。

4 吳玉軍:《共同體的式微與現代人的生存》,《浙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11期。

5 參見《新快報》報道《蔡崇達“金色故鄉三部曲”粵港澳大灣區首發式舉行》,引自https://k.sina.com.cn/article_1652484947_627eeb5302001kwr6.html。

6 7 8 蔡崇達:《草民》,廣州出版社2024年版,第197、219、v頁。

9 李壯:《何以“真實”,如何“確定”:蔡崇達“故鄉三部曲”與碎片時代的文學可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11期。

10 [德]韓炳哲:《倦怠社會》,王一力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頁。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in Diacritics, 16/1(Spring, 1986)。

12 13李娟:《我的阿勒泰》,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171—172、28頁。

14 15[英]德波頓:《旅行的藝術》,南治國、彭俊豪、何世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185頁。

16李娟:《羊道·深山夏牧場》,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2年版,第176頁。

17數據源自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長安的荔枝/59133933。

18數據源自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長安的荔枝/62443860?fr=ge_ala。

19關于吏胥階層的內涵,參見祝總斌《材不材齋文集:祝總斌學術研究論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0頁。

20馬伯庸:《兩京十五日》,湖南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頁。

21馬伯庸:《太白金星有點煩》,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206頁。

22馬伯庸:《長安的荔枝》,湖南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193頁。

23吳俊燊:《離開浪浪山,就一定得去取經嗎?》,參見北京文藝觀察公眾號2025年9月5日,https://mp.weixin.qq.com/s/QJ0WS-Q65P9-1QXPHDU2uw。

[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