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論非虛構寫作的敘事機制、文類契約與公共倫理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4期 | 劉小剛  2026年08月13日11:28

內容提要:在非虛構寫作中,虛構性是文本生成的重要內在機制,而不僅僅是一種修辭策略。作者通過必要的情節建構、視角轉換與時間重構,將零散的經驗材料組織為具有邏輯關系的敘事結構,從而營建了相對完整的非虛構世界。經由虛構性參與的非虛構文本,與外部世界構成了相互映照的“對應式關系”。文本中的人物、事件、空間在現實世界中有可追溯的真實指涉,但作者可以在不脫離現實錨點的前提下,對真實材料進行敘事重構與修辭加工,使真實與虛構在文本中形成互釋互構的關系,并由此形成非虛構寫作得以成立的“文類契約”。非虛構寫作中的倫理訴求,其實已成為敘事的核心目的——當個體經驗通過虛構性的敘事轉換進入公共領域時,虛構性在敘事層面、情感層面和審美層面,有效推動了見證倫理向公共倫理的轉換。

關鍵詞:非虛構寫作 虛構性 敘事機制 文類契約 公共倫理

作為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壇最為矚目的寫作潮流之一,非虛構以張揚“真實性”與“現場感”的寫作姿態,或鉤沉史實,查證檔案資料,或調查田野,進行訪談口錄,以特有的敘事形態呈現歷史文化信息,探討現實社會問題,展示了文學內在的“求真”理想。但是,真實與虛構并非涇渭分明,非虛構寫作在敘事模式、文本結構、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呈現出顯著的虛構化傾向。正如楊慶祥所說:“非虛構不是‘反虛構’‘不虛構’,而是‘不僅僅虛構’。它需要原材料,而對這個原材料的書寫和加工,還需要借助虛構和想象力。”①非虛構作家并不將“真實性”單純地理解為還原事實,而是通過主體介入等方式,來建構具有虛構性特征的“文本真實”。在此背景下,“虛構性”逐漸成為非虛構寫作中一個重要的敘事特質。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虛構性”進行深度探析,考察其在生成機制、文本樣態以及倫理體系等方面的作用,以揭示非虛構寫作中虛構性的特有價值。

一

“虛構”與“虛構性”是兩個關系密切卻又內涵不同的概念。虛構指向文本的文類屬性,是作家建構的不以真實性為首要承諾的敘事世界,如文學作品有虛構和非虛構之分;虛構性則指涉文本的生成與理解的動態機制,是應用修辭、想象、敘事等策略對材料進行加工組織,形成意義的結構性框架。

虛構性在非虛構寫作中的生成機制,體現在敘事學的三個核心維度上:情節化、視角化與時間重構。其中,情節化在生成機制中處于最為核心的位置。作家在面對零散、偶然、未經組織的生活片段時,必然要以文學化、個性化的方式將其整合為情節,使之成為具有因果邏輯關聯的敘事結構。海登·懷特曾明確指出,故事是被創造的,而不是被發現的,“敘事本身本質上已被證明是虛構的”②。換句話說,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并不會自發呈現邏輯關聯,人們之所以能夠理解、講述世界,恰恰是因為在講述中進行了某種自覺或不自覺的組織與調度。將混沌無序的現實轉化為敘事鏈條,便是情節化的過程,也是虛構化的過程。梁鴻在《中國在梁莊》中對此有過極為明確的表達:“所謂的‘事實’是由論者先驗的意識形態、文化觀念所決定的。……你必須要進行語言的‘編碼’,要把許多毫無聯系的、沒有生機的材料變成故事,要經過‘隱喻’才能呈現給大家。這一‘隱喻’的過程本身已經決定,你的敘事只能是文學的,或類似于文學,而非徹底的‘真實’。”③這一論述,揭示了情節化的虛構性本質,即在情節化進程中,作者將自己的主體意識、主觀意圖滲入故事之中,同時也建構了一個意義的闡釋框架。

中國非虛構寫作的情節化模式大致呈悲劇和喜劇兩種結構。所謂悲劇性敘事,通常由美好、平和、穩定的局面逐漸滑入令人擔憂的、不穩定的現實處境。許多直面社會問題、具有強烈現實指向的非虛構作品,都采用了悲劇性故事模式。南帆在《村莊筆記》中講述曾經充滿生機的鄉村如今空寂荒涼,“村莊不再有泥土的氣息和曬谷場上的稻香,不再有扁擔壓在肩上的痛感和灌一肚子涼水躺在樹蔭下的愜意”④。李娟對北疆冬牧場的未來憂心忡忡,草畜失衡的擔憂揮之不去,“今年是羊群進入冬窩子的最后一年”⑤。這些書寫既指向現實問題,也折射出作家主體試圖解決問題的急迫之感。喜劇性敘事往往以不穩定的狀態為發端,隨著敘事的推進,矛盾得以化解,并最終抵達一種修復性的、圓滿的結局。陳福民的《北緯四十度》講述了以長城為標志的地理帶,“在歷史演進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族群與生活方式,最終完成了不同文明類型的區隔、競爭與融合”⑥。海斯勒的《尋路中國》以長城、三岔村、麗水三個看似沒有關聯的空間為敘事線索,按照“衰敗—生長—繁盛”的邏輯序列展開敘事,從內地長城的凋敝,到北京郊區村落的興起,再到東南城市的現代躍遷,作者的樂觀主義調性顯而易見。可以說,具有虛構性特征的情節化,是人們理解與解釋世界的重要的認知方式。非虛構寫作將無序的世界按照悲劇或者喜劇的模式加以排列組合,使讀者能夠在一定的認知框架中理解多元、繁復、無序的世界,進而思考人的處境與存在方式。

情節化不僅僅體現在敘事的重構中,它還往往聯動著視角化與時間重構兩種次級生成機制。視角化主要體現為作家主體在敘事中的自覺介入。作者或以第一人稱敘事帶著敘事者強烈的個人情感與主觀體驗進入敘事來引導讀者,或與敘事者合二為一,插入敘事者評價,引導讀者按照既定的敘事框架進行理解。布思所謂的“講述性”的敘事方式,在當下非虛構寫作中尤為常見,其具體表現,就是作家往往將自我對于社會事件與歷史事件的觀念和看法、倫理態度、主體情感傾注于敘事之中,使人物與事件帶有強烈的主體色彩。如伊險峰和楊櫻的《張醫生與王醫生》交融了田野調查史報告、文學性敘事以及學術性評論,語言風格在幾種文體中不斷游移。文本在描述“不社會”的張醫生時,選取了賣門、打醬油、被老師誤解等片段,使用高度口語化的語言來表現人物性格,如在賣門時“曉剛心里樂,顧不上沉吟”,刻畫出不善應變的形象。口語化修辭以生活化語態,呈現出知識分子社會性欠缺的身份特征。此外,作者還插入大量的學術性話語,對社會現象加以解釋,切換著記錄者和解釋者的敘述聲音。作者將兩位醫生稱作“被保護起來的‘獎學金男孩’”,便是將先前的“不夠社會”的形象納入到概念體系中,從而完成了從事實到意義的虛構性躍遷。因此,文本中的虛構性并不體現在事件的虛構,而是體現在語言修辭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理論解釋框架對現實的闡釋。

與視角化并行的另一機制是時間重構。作家對現實時間加以切割、選取、拉伸、擠壓,將平均刻度的線性時間轉換為具有輕重緩急、迂回分岔的非線性時間,將真實生活中紛繁混沌的經歷時間轉化為具有邏輯性與關聯度的敘事時間,既是情節化的需求,也是虛構性的重要體現。像齊邦媛的《巨流河》以“我”一生的記憶作為敘事主軸,將個人往事與民族歷史交織為一個復合時空。作者站在“當下”的視角書寫“過去”,敘事進程中不時插入現在的評述,形成“雙重時間的疊置”。在敘述日寇追擊下中山中學西遷途中抽空上課時,作者插入“現時”評論:“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師隨時上課的樣子,深深感到他們所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希望和信心。”⑦此處“今天回想”的時間標識,將敘事從事件當時的外部視角轉向當下的內在意識,賦予了歷史事件以價值性詮釋,也對歷史經驗進行了意義重構。雙重時間在歷史真實與意義真實之間建構了關聯,同時也形成了非虛構寫作中虛構性的一種時間機制。類似的作品還有萬方的《你和我》、薛海翔的《長河逐日》等,它們都是通過歷史現場的征詢、個人記憶的復現和當下現實的敘述,借助虛構性的機制,在時間的重新編碼中,完成了故事的整體呈現。

所以說,非虛構寫作通過情節化、時間重組與主體性介入等多重調度,使虛構性不再僅僅是文本的修辭性策略,而是構成了文本敘事的內在生成機制。這一機制在文本生成中重塑了各種經驗,將散落的材料組織化、結構化為非虛構敘事,營建了非虛構的“真實”世界。

二

如果說“虛構性”之于非虛構寫作,首先體現為文本的生成機制,那么它對于所生成文本形態的影響,就繞不開真實與虛構的關系。非虛構中的虛構并非傳統文學觀念中的“再現”真實,而是在不舍棄真實指向的前提下,通過重組、想象、介入等方式與真實并存于文本之中。非虛構作家以“虛構性重建”的方式生成文本,卻并不破壞其基本的現實指向,文本內部的人物、空間、事件等要素與現實世界中的要素相互映照,由此形成以指涉體系為基礎的“對應式關系”。與此相對,虛構文學所構建的“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卻構成“非對應關系”。虛構作家以真實的人物、空間和事件為原型,所生成的文本固然有可能與現實世界形成部分對應,但并不承擔對應性義務。艾柯曾用“符號客體”來指稱符號與客體之間的對應關系:“被記錄在一種文化的總體知識上的、以特定表達方式(字詞、形象或其他)來傳達的一整套屬性。”⑧從這一角度看,“路燈”是在現實世界中有對應物的符號,而“安娜·卡列尼娜”則屬于艾柯所謂的“絕對意向性客體”——在現實中沒有對應物。

當然,所謂對應式關系,并非簡單的靜態對應,而是一種在“同一”與“偏離”之間不斷游移的動態重構機制。文本中的符號客體,包括人物、空間、事件等,固然與現實相對應,卻經過篩選、刪減與重組,帶有虛構化印記。就人物的對應式關系而言,萬方在《你和我》中以女兒的視角勾勒了父親曹禺和母親鄧譯生的風雨一生,尤其透過回憶與內聚焦的敘事策略,呈現了一個帶有強烈的生活化、情感化色彩的父親形象。大量的場景化、細節化描寫,將人物的表情、動作、言語濃縮為“典型化片段”,使曹禺成為一個“文本人物”。曹禺病重時談到戲劇排演,“高興地笑著,眼睛熠熠發光,連牙齒都在閃亮”⑨。這一描寫并非客觀呈現,而是帶有萬方的情感濾鏡;“連牙齒都在閃亮”是一種夸張和擬人的虛構性修辭調度,是女兒作為敘事者基于情感記憶和審美感知,對父親戲劇生命力的感性重構。非虛構世界中的人物從現實中“移民”而來,在移居過程中,無法攜帶原有世界所有信息,導致其信息量要遠遠少于現實中的人物信息,而“移民”能夠攜帶的信息,又經過了作者敘事策略的“編寫”。正是由于“移民”的選擇性呈現,文本中的曹禺和現實中的曹禺既有對應,又有背離,體現了對應式關系的內涵。

在空間的生成機制上,非虛構寫作和虛構寫作同樣依賴敘事建構,但在對應與非對應關系上呈現出明顯的分野。虛構文學中的空間,或有現實的對應空間,如狄更斯的倫敦和雨果的巴黎;或以現實空間為原型加以變形,如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和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或完全出自想象,如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非虛構寫作也建構了具有作者標識的文本空間,如梁鴻的梁莊、李娟的新疆牧場、海斯勒的涪陵、阿來的瞻對等,且這些空間的布局、建筑等均有現實的指涉。但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的空間并不等于現實空間:現實空間是一種客觀存在,非虛構空間卻浸潤著作者的情感、記憶和倫理姿態,是被“意義化”的空間。梁鴻的梁莊并非地理意義上的村莊,而是承載著鄉愁、衰敗、尋根等情感倫理的精神場域;李娟的新疆牧場也不是自然地景,而是由女性體驗、生存感受和游牧記憶構成的情感空間。空間本質上是意義建構和生成的場域,非虛構寫作中的空間特殊性,則在于其真實性對應與虛構性書寫的巨大張力。

非虛構寫作中的事件同樣具有雙重結構:一方面對應著歷史或者現實中真實發生的事件,另一方面又經過作者的敘事加工與細節重構。王樹增的《抗日戰爭》以全景化的方式呈現中國人民的抗戰歷程,在盧溝橋事變等重大事件的敘事中,直接引用了大量的檔案、口述史、國際史料,保證與歷史事件的高度對應。然而,可信的歷史事件在文本中也經歷了敘事加工,表現出一定的建構性和虛構性。各種事件并非直接進入文本,而是經過了取舍與組織,被突出或者忽略的事件,呈現了作者的敘事意圖和價值觀。譬如,在百團大戰的宏大敘事中,作者插入了一個看似“邊緣”的事件:八路軍在猛烈的炮火中營救兩名日本女童,并由聶榮臻托人將其送往石家莊日軍兵營。這一別具深意的細節性事件凸顯了家國敘事中的人道主義維度,顯示出事件選擇的建構性。在敘事視角上,作者采用了第三人稱的全知敘事,但又有大量的直接引用,形成了視點轉換。如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的直接引用,就包括交戰雙方的作戰計劃、師長方先覺寫給妻子的遺書、日軍潰逃的軍事電報,以及海外媒體的戰后評述等。這種視角的轉換,使不同立場多點透視,各種聲音多音復調,不僅揭示了殘酷戰爭的全貌,而且將戰爭事實編織為具有倫理指向與家國想象的歷史敘事。

對應式關系打破了真實與虛構的二元對立,將真實與虛構融為一體,使之形成互釋互構的動態關系——真實需要通過虛構來表達,虛構則通過敘事模式、情感機制等方式提升文本閱讀的“真實感”。作者對事件、時間進行重新組織,賦予事件以起承轉合與因果邏輯,讓敘事變得清晰流暢,從而提升讀者對文本的信任度。在真實材料的基礎上,作者采用第一人稱或者第三人稱敘事視角,對場景氛圍、人物心理、動作細節進行合理性想象,使讀者獲得“親歷感”與“在場感”。正是這種可辨識的真實與虛構的互動結構,使真實在“不完全真實”表達形態中得以維持,也使非虛構寫作區別于其他文類的特征得以凸顯。

因此,非虛構寫作與虛構寫作的文類分野,其實就存在于對應式關系中,并由此產生了作者與讀者默認的“文類契約”。非虛構的創作不能無中生有,人物、空間、事件等需要有現實或者歷史中的指涉,作者固然擁有對真實材料進行敘事重構與修辭加工的權力,可以使用化名人物,提煉濃縮情節,卻只能是“戴著鐐銬跳舞”,不能脫離現實錨點,改變基本的事實走向。對讀者來說,這種“文類契約”構成了文類辨識與認知的標準,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不斷將文本與現實加以對照,并以此為基礎來理解文本中的情感、審美與倫理表達。與之相對,虛構寫作卻不受這一契約的約束,讀者也不會在閱讀中進行現實的驗證。可以說,“文類契約”的形成,是虛構性在非虛構寫作中合法性得到承認的明確保障,也構成了非虛構寫作區別于虛構文學的文類邊界。

三

對應式關系中真實與虛構的結構性張力,不僅明確了非虛構寫作的文類邊界,也為其倫理目標的達成提供了重要的內驅力。就中國當前社會語境而言,非虛構寫作自發軔之初便攜帶著公共使命與社會關懷,其倫理訴求內在于文本生成和流傳的全部過程。非虛構作家以“在場者”“親歷者”的身份,展開田野調查,探究社會問題;或者爬梳歷史資料,揭示歷史真相。寫作者的“見證”,不僅是寫作前的準備實踐,而且是一種倫理姿態,要求寫作者忠實呈現個體的記憶和經驗,客觀記錄社會事件與變遷,如實揭示歷史史實與真相。

見證倫理并非僅僅是真實倫理,而是與書寫對象、敘事立場和公共性目的存在著深度勾連,在不同的非虛構寫作類型中呈現出差異化的倫理要求。在現實性非虛構寫作中,作者往往擁有較強的話語資源和文化資本,被書寫者則處于弱勢或者相對失語狀態,因此,要實現事件與話語的真實性,在田野調查中須保持平等對話,警惕權力凝視。在回憶性非虛構中,真實不僅關涉事實的準確記憶,還包括情感真實以及合理的自我認知與反思。記憶具有情緒性、選擇性和重構性的特點,作者需要明確自己的敘事立場,既不能掩飾事實,也要避免侵犯他人隱私。歷史性非虛構寫作則要保障史料、檔案、口述等來源的全面性、嚴謹性和可勘證性,作者對史料的選擇,要保持公正、客觀的態度。

當個體經驗以敘事的方式進入公共空間,見證便獲得了公共性,其倫理指向也從個人立場轉向社會價值。這一轉化同樣是依賴虛構性在敘事層面、情感層面以及審美層面的參與,使見證材料轉換為具有傳播力的公共話語。事件經由情節化、視角調度等方式編織為故事,方能形成可理解的倫理表達,敘事機制也就成為公共倫理生成的核心推動力。蔣韻的《北方廚房》以奶奶、母親、“我”三代主廚的烹飪史為敘事主線,串起了個人記憶中的家族變遷與社會發展,其倫理表達也就不僅僅是對食物的敬畏,而且包含著女性經驗、愛的傳承以及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相處等公共價值。阿來的《瞻對:終于融化的鐵疙瘩——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以時間線為基準描述了作為鐵疙瘩的瞻對兩百年來與政府對抗的故事,其敘事交織著正統史學與民間敘述、客觀呈現與主觀評價、過去與現在等多重聲音,不僅在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視野中揭示了民族交融的大勢所趨,而且通過彪悍民風的描摹,展示了邊地族群內在精神的重要價值。

作家主體情感的滲透與彰顯,是非虛構寫作的重要特征,也是作家進行倫理表達的載體與動力。虛構的情感表達主要表現在共情與移情兩個方面。共情是通過想象和換位思考,來理解他人的立場、動機與情感,并產生與他人相同情感體驗的情感能力。非虛構寫作固然要從歷史史料、社會調研出發,但作者需要從事實中感受、揣摩、想象他人的情感處境。在薛舒《遠去的人》中,身患阿爾茨海默病的父親逐漸喪失了記憶、時間感和語言能力,薛舒以想象性共情的方式進入父親的內心,理解父親混亂的邏輯世界,用文學敘事重構父親破碎的意識流,從而表達他無法自我表達的經驗。父親抗拒手術,“我”突然意識到他在“爭取他的自由和自尊”⑩,正是這種理解與愛的倫理推動了共情的產生,而共情的表達也反過來強化了愛的倫理。移情則是作者將情感投射、移情于客觀事物之上,如鄉村、大河、道路、牧場,讓這些事物具有情感特質。徐海蛟的《山河都記得》追憶去世的父親,同時也在尋根如同父親一樣無法對抗時間的古老村莊,嘆息曾經“豐盈歡暢”的小溪“嗓音暗啞,幾近干涸”,曾經“光潔清亮”的石子路“覆蓋了水泥,草率而平庸”11。村莊被移情為父親的化身,寄寓了作者的思念與哀傷,傳遞了鄉村文化被邊緣化的倫理困境。

進一步說,對于公共倫理的表達有著重要推動作用的,是非虛構寫作的審美性,但文本審美目的的達成,同樣有賴于虛構性的藝術表達。與虛構作品相比,非虛構寫作在審美體驗上有著天然的劣勢,尤其是插入的人物訪談、田野調查、史料,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敘事的藝術性。但是非虛構寫作充分應用敘事節奏的變化,采用對比、重復、突轉等敘事技巧,在敘事時間上回溯、跳躍、翻轉,在細節上加以想象性重構,形成了交錯性、跨越性以及碎片化等獨具特色的虛構性審美表達。審美性與真實性之間的內在張力,使非虛構寫作的公共倫理表達既有事實的支撐,又具有感性化、秩序感、陌生化的效果,從而使見證不流于客觀平鋪的記錄。譬如,李蘭妮的《曠野無人》具有明顯的碎片化美學特征。她將抑郁癥病人的“認知日記”、自況“散文隨筆”、診療病歷、檢驗單“鏈接”以及補充性的“補白”雜糅在一起,形成了文體雜糅、身份雜糅、風格雜糅的獨特審美表達。碎片化書寫并不意味著混亂,而是對抑郁者非線性語言的再現,是對斷裂生命狀態的逼真呈現,其虛構性的藝術表達讓抑郁癥從隱秘、羞恥的私人困境進入公共倫理視野,并傳遞了疾病的“去污名化”、沉默者的發聲、社會性關懷等倫理取向。

公共倫理能否成功表達,取決于作者如何進行在對應式關系中進行事實與虛構的調度。易小荷的《惹作》中,為了看到“被遮蔽的女性”,作者用一年的時間深入涼山彝族,選擇了18歲服毒自盡的惹作的一生為其敘事脈絡,揭示了惹作所經受的包辦婚姻、教育缺失、經濟依附、信息封閉等苦難。作者意在通過個體命運折射群體的困境,昭示遠在“世界盡頭”的底層彝族女性的生存境遇。然而,易小荷的倫理表達卻引發了質疑,“結繩志”匯編的文章,就從真實性偏差、作者的權力凝視、苦難敘事的預設、形象單一等角度對《惹作》進行了批評。12這些質疑表明,一旦對應式關系中的事實發生錯位,文本的倫理表達效度就會減弱,讀者便會懷疑作者在見證實踐中的效度。易小荷努力使自己“不要只是聽說涼山,要聽涼山說”,但作為一個外來的“觀察者”,卻始終難以融入當地文化,“就像山間隨處可見的苦澀樹葉,我只是淺淺地嘗了嘗,而她們必須終生以此為食”13。此外,惹作單一的苦難敘事固然能夠強化倫理的表達,但也遮蔽了女性生存的多面向性,忽略了女性面對男權的能動作用。《惹作》的爭議充分表明,倫理機制的建構與實施有賴于對應式關系的遵守以及虛構性的有效表達,反之,則會面臨合法性危機。

對于中國新世紀以來的非虛構寫作來說,虛構性是深度介入敘事生成、文本結構、倫理體系的重要機制,并形成了非虛構寫作由內而外的“存在邏輯”:在文本生成中奠定了敘事基礎,在結構樣態中消解了真實與虛構的二元對立,在價值維度上確立了倫理取向。由真實與虛構之間內在的張力所形成的“對應式關系”,在構成非虛構寫作文本樣態的同時,也確定了非虛構的文類契約。也正是虛構性,使個人經驗、田野調查與歷史史實進入公共視野,轉化為社會記憶、公共議題與文化價值,從而實現其公共倫理的有效訴求。虛構性研究不僅為非虛構寫作的理論范式和實踐行動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我們思考虛構與真實的關系、文學的公共倫理等問題打開了新的討論空間。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清末民初翻譯文學中的情感倫理及本土化影響研究(1898—1916)”(項目編號:24BZW10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楊慶祥:《“非虛構寫作”的歷史、當下與可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7期。

②[美]海登·懷特:《敘事的虛構性:有關歷史、文學和理論的論文》,羅伯特·多蘭主編,馬麗莉、馬云、孫晶姝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59頁。

③梁鴻:《前言》,《中國在梁莊》,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④南帆:《村莊筆記》,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頁。

⑤李娟:《冬牧場》,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276頁。

⑥陳福民:《自序》,《北緯四十度》,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頁。

⑦齊邦媛:《巨流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58—59頁。

⑧[意]安貝托·艾柯:《一位年輕小說家的自白:艾柯現代文學演講集》,李靈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頁。

⑨萬方:《你和我》,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00頁。

⑩薛舒:《遠去的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4頁。

11徐海蛟:《山河都記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02頁。

12結繩志:《反對不負責任的寫作——〈惹作〉在涼山內外的回聲》,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q7i7ff8QNtVLQzZiZfX4wA。

13易小荷:《惹作》,文匯出版社2025年版,第261—273頁。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