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旅與繪卷:論《北上》的冒險敘事與歷史書寫的突圍
內容提要:徐則臣的《北上》常被置于“運河史詩”的文化脈絡中解讀,但既有研究往往忽視了其歷史敘事方式的美學創新。本文從視角、結構、意義三個維度切入,剖析《北上》如何通過一次地理上的北上之旅,實現了歷史認知領域的敘事突圍。《北上》以冒險之旅深入中國近代史,借運河所象征的“自然史”時間瓦解線性史觀,以懸置目的性的敘事策略生成流動的文化認同形態,從而松動了傳統歷史敘事的宏大框架,為當代歷史地域題材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敘事路徑。這一敘事探索所蘊含的開放性與對話性,亦為文化出海語境下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提供了可供參照的美學經驗。
關鍵詞:《北上》 徐則臣 旅行文學 歷史書寫 文化出海
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近代史書寫,常與國族命運、現代性進程等宏大敘事緊密相連。近年來,越來越多文學作品選擇依托特定地域展開歷史敘述,以新的形式延續了這一文學傳統。
徐則臣的《北上》常被置于這一脈絡中解讀。有學者將其視為史詩型寫作,如李德南將其解讀為一部回望近現代中國如何艱難轉型的抒情史詩1,陳思深入探討了其“民族史詩-元小說”的織體形態2。亦有研究延伸至文本的物性維度,如孟繁華將《北上》視為北中國的“風物志”與“風情書”,認為物中承載著民族精神與性格3,徐勇則指出,作品通過運河相關的物與物之間的聯系,維系了敘事的虛構性4。然而,這些解讀往往沒有關注小說在處理歷史時所采用的敘事方式與美學創新。作者并非挑戰現有歷史觀,而是在充分尊重歷史確定性的基礎上,開辟出一條通向未知的敘事路徑,并在多個層面悄然松動甚至挑戰了固有宏大敘事的穩固框架。
歷史敘事在指涉歷史事件的同時,也將其轉變為意義模式的暗示。這種意義并非直接來自于歷史事件本身,而是通過敘事方式被賦予內在維度。海登·懷特指出,虛構作品的形式需要受到敘事歷史編纂學的檢驗,而歷史敘事所檢驗的,正是一種文化的虛構作品為真實事件賦予意義的能力5。《北上》展現了當代文學敘事的一種可能,它能夠向看似充滿確定性的近代史延伸,以冒險的方式進入未知領域,從而打開全新的意義空間。文學由此擺脫作為歷史注腳的從屬地位,而以主體之姿,無盡探索著世界的本相與可能。本文將以《北上》的敘事策略為對象,具體考察這一過程的發生機制。
一、異己之眼:有限視角下的探求性歷史敘事
《北上》的敘事革新,首先體現為將歷史認知主體,從全知敘述者置換為充滿內在局限的有限探索者——意大利人小波羅。這不是單純的視角轉換,而是一種主動的敘事方法論。通過外來者引領的探險旅程,讀者被迫放棄基于對近代史了解的透明性既定想象,轉而進入一種伴隨性的、未完成的認知過程。文本由此維系了對歷史理解的不確定性,也使旅行文學這一跨文類形式,獲得了重構歷史敘事的當代活力。旅行文學本身長期游移于史詩、游記、小說與航海記之間,其文類邊界并不清晰6,正好契合了小說試圖呈現的歷史本身的物質性特征與其存在的裂隙與游移。
小波羅的北上之旅,是一段立足他者視角的傳奇。他表面上為考察運河而來,實則追尋失散的弟弟。作為異域來客,語言與文化隔閡構成了他的認知局限,使他的觀察始終是片面的、具身性的。這種局限伴隨著他的漂泊探求,持續為熟知歷史的讀者制造著不確定性,以至于讀者無法預知他的人物命運將如何與宏大的歷史敘事交織。
通過小波羅的眼睛,小說建立起不同于地圖標識的歷史—地理空間秩序,他被吊在空中目睹“大清國的天是怎么黑下來的”7。北上途中,他“看”運河,也透過運河“被看”。如書中孫過程所言,他想不通“世界上竟然有小波羅這種職業,就是坐在船上到處亂看”。在半空俯瞰無錫城時,小波羅獲得一種“雄踞人間煙火之上的感覺”,那些房屋、河流、炊煙、孩童與狗吠,組成了一幅陌生而又熟悉的鄉土中國圖景。他觀察中國女性、注視邵伯閘、品嘗美食,用陌生眼光審視人情世故,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思緒卻常飄向“世界”。這種既貼近又疏離的視角,使讀者得以通過一種新鮮的感知,窺見歷史洪流下個體命運的渺小,而非被動接受既定的歷史結論。
作為視角的補充,小波羅的同行者幫助讀者“看”到更翔實的歷史樣貌。翻譯謝平遙在得知康梁變法時,感嘆“真想去京城看看,見證一個偉大的時代的到來”,他親眼看到華北旱災的災民們順運河南下,也看小波羅嘗辣椒、數茶葉、吃米飯和燒餅,并被中國的語言文化所調侃。
與此同時,一行人向義和拳的腹地行去。宏大的歷史在這些互看的日常生活線索中悄然隱退,卻又偶爾驟然顯現。妓院里謝平遙一句“康南海也罷,徐桐也罷,李中堂也罷,跟咱們有關系嗎?咱們三個就是嫖客”;耶穌堂里神父講述出埃及記;小波羅受傷后所服的鴉片膏……這些細節并不服務于某種確定的歷史解釋,而是在東西文化的碰撞中,折射出人性、鄉愁與精神寄托等永恒命題,呈現出歷史的多重面相。
小波羅的冒險之旅最終以近乎偶然的方式被斬于義和拳民的刀下,他的生命終結于幾個歷史深處的蒙面遺民之手,一切像是意外,又似乎帶有某種歷史的必然。他未能親身卷入中國近代史的血雨腥風,卻通過途中的“看”,讓讀者獲得對近代史更為立體的感知。這是作者徐則臣進入歷史的方式,借助一個外來者有限視角的引領,重新打開被既定敘事所覆蓋的歷史現場。
小波羅的觀察還具有鮮明的世界性維度。依據《楞嚴經》,“世為遷流,界為方位”8,“世界”本是一個時空統一的整體。在現代語義的流變中,“世”的時間維度逐漸隱退,“界”的空間性取而代之,成為“世界”的主導意涵。9小波羅的世界性視野在于他能通過空間跨越實現情感認同。他能從北京的遠景聯想到故鄉維羅納,能在異鄉的油菜花田中辨認出與故土相似的線條與色彩,進而想起已逝的幼弟。對他而言,鄉愁不是抽象的情懷,而是埋藏在土地、氣味與光線中的真實存在。當東方太陽升起,他聞到河水中的便溺味,卻也從中辨出人間的氣息。根據圖像學的觀點,我們所見的形象之中,始終存在著一種原始感覺,即總是要把形象理解為內在的和看不見的世界10。小波羅的“看”實現了這種感覺,他把中國大地以外來者的視角轉化成一種可感可觸的體驗。
然而,正如“世界”一詞中“世”的時間維度在現代語義中逐漸隱退,小波羅的視角,也因缺乏與本土時間維度的深層共情,而難以真正扎根于中國大地。他的“看”形成一種并置,鄉土中國與近代戰火在同一片土地上交錯。小波羅在運河之上看到的景色,對讀者而言是如此親切熟悉的鄉土中國,而熟知近代史的讀者,必然將這位外來者的冒險與中華大地的深層記憶交織為一體。
另一方面,小波羅的北上之旅充滿延宕,他沉浸于“看”的體驗本身,對運河、中國與歷史的理解在不斷變動與調整中,從未抵達終極答案。一路沿河北上,他艱難建立的空間秩序感,總是很快被沿途的風物與事件徹底擾亂,歷史如潮水般涌來,將他卷入不確定的洪流之中,展現出歷史洪流對個體認知的強烈沖擊。原本清晰的時空認知逐漸混亂,讀者也跟隨著他一起陷入迷失與不確定。正是在這種錯位中,小波羅透過運河再次感知到了一種超越國族界限的“世界性”,此刻的“世界性”不再意味著一種聯系,而來自于對個體渺小的認識,當世界在他眼前急劇縮小,只剩下腳下的土地和眼前的河流時,一種“強烈的被遺棄感”油然而生。在這種錯位與斷裂中,小說再次揭示出歷史的混沌與浩瀚以及個體在其中的微小。
小波羅逝世后,其尋找目的煙消云散。敘事反復強調的是他在運河上的觀察、他的筆記、身邊人的種種經歷。當小波羅終于即將抵達運河終點,其生命也伴隨著清代漕運廢止的政令一同逝去。至此,北上的目的,似乎僅僅為了北上的冒險本身。而他留下的信物,諸如羅盤、日記、信件等,散落于時空之中,等于交付給了讀者。
這一視角主動建構了一種不確定且復雜的歷史認知,迫使讀者跟隨一位冒險者,共同經歷歷史的迷霧,而非直接接受一個已被厘清的過去。然而,小波羅視角的漂泊性難以完全支撐故事的歷史縱深感。作為他者,小波羅的觀看本質上是一種中華文化的自我想象,是文化內部生出的“異己之眼”,其落地需要更為堅實的敘事支撐。因此,弟弟馬福德(費德爾·迪馬克)的故事線索顯得更為重要,馬福德不僅在中國持續生活,更死于近代史的戰火,其血脈后人馬思意雖從未踏足祖源故鄉,卻始終懷揣對故土的思念。代際的延續讓原本浮于“看”的表面的異國冒險,得以牢牢釘在中國大地上,形成一種具有歷史縱深感的堅實敘事結構。小波羅與馬福德兩條線索共同構成了一種有限視角下的“探求性歷史敘事”,從而松動了既有的宏大敘事,它不追求全知全能的歷史定論,而是通過暴露認知的局限與漂泊的狀態,讓讀者在伴隨性閱讀中自行拼湊出歷史的圖景。
二、運河繪卷:復調結構與時空敘事的自然史隱喻
《北上》以一份考古報告開篇,為整部小說奠定了探究個人史與宏大歷史如何交織互文的基調。全書的結構分為三個部分,歷史敘事居于主導地位。運河作為貫穿文本始終的地理與文化符號,不僅是承載航運功能的物理實體,更是中國從傳統農耕文明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深刻隱喻,承載著民族的集體記憶與文明嬗變的深層命題。誠如學者所指出的,“北上不只是從當代去看運河,也從當代去回望近現代以來的中國如何實現艱難的轉型”11。
為實現這種跨世紀的回望與反思,小說采用復調敘事手法。一條主要線索追隨1901年小波羅沿運河北上的旅程,在空間移動中記述近代中國的風物與歷史圖景;另一條線索則聚焦當年隨行翻譯、船工等人以及小波羅的弟弟馬福德的后代們,他們仍居運河畔,通過家族傳承的信物,在當代展開一場拼貼歷史碎片的“尋寶游戲”。這兩條明線在時空交錯與主題呼應中,構建起歷史與當下之間持續而開放的對話,形成結構上的對稱與意義上的互文。
如果說復調結構在形式上保證了多聲部的并存,那么“自然史”視角則在意義層面賦予運河超脫線性時間的結構性地位。小說通過將人類歷史置于天地萬物演進中加以審視,令運河敘事得以超越線性時間。在第一部分中,敘事在1901年小波羅的冒險故事與2012年邵家“船婚”之間悄然切換。這一切換并未刻意凸顯2012年的現代性特征,反而營造出一種時間的凝滯感。一百多年過去,運河人家仿佛被遺棄在時間的岸邊。邵秉義執意要在徹底告別航運之前,在船上為兒子舉辦“最后一次婚禮”以“對得起祖宗” 。按文中邵秉義的說法:“運河的水運跟這個風馳電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往前走,實際上在背道而馳。”而在邵家最年輕的成員邵星池眼中,高祖父在船上做廚子、做師爺、“陪人聊天,出謀劃策”的歲月,已被浪漫化為一段已然閉合的傳奇。歷史在此并非線性前進,而是凝結為自然循環中的一個片段。
運河之水逆自然地理流向而行,隱喻了現代化進程的悖論。當時代裹挾著人們向現代疾馳時,總有一股如運河般沉靜而逆向的力量,承載著被主流敘事所忽略的記憶,構成了前進與回望之間的張力,這一結構又置于更大的自然史之中。正如學者陳曉明所指出的,“自然史”是中國文學展開20世紀歷史的一種重要方式12,運河作為人造工程,其興衰置于更廣闊的自然進程之下,便構成了自然無限演進中的一個無意識片段,運河作為歷史的一部分因此也呈現為其自身“徹底的非連續性13”。
繼而,小說第二部分的結構安排使敘事焦點得到了升華,其中《沉默者說》一節尤為關鍵。在此節之前,小波羅的冒險之旅與近代中國的動蕩相遇,隨著他的病逝,這位外來者的凝視似乎已畫上了句號。然而,潛伏已久的歷史敘事暗線此刻才徹底浮現。馬福德作為從八國聯軍戰場逃亡的意大利士兵,見證了聯軍侵華、清軍與義和團的交鋒等重大歷史事件,隨后在包容的中國鄉土社會中被收留、隱居、找到伴侶,成為運河上失語的擺渡人,最終在日軍侵華的慘痛歷史中走向悲劇。他的故事如同一塊沉入水底的基石,使得此前所有零散的敘事碎片獲得了歷史的重量與縱深感,構成自然史視角下歷史碎片化的極致呈現。
這條暗線不僅自身完整,更留下綿長的尾聲。在馬福德的后人馬思意臨終前的意識流動中,敘事被引向血緣深處更為遼闊的世界性認同。更年輕的后輩胡念之對運河的考古挖掘,將敘事引向中華歷史的更深處。
綜上所述,《北上》以運河為樞紐,完成了一次結構精密的敘事冒險。小說構建起“北上”這一行動目標,又主動將其懸置。小波羅的航行并未抵達明確的地理終點或意義歸宿,敘事重心便悄然滑向作為時空紐帶與意義載體的運河本身。運河作為核心象征,不僅串聯起跨越百年的家族群像,更使所有人物都成為運河上的移動冒險者。小波羅的冒險之旅、后人的尋寶游戲與讀者的閱讀追尋,最終交會于馬福德這一沉默的歷史承載者身上,完成了敘事線索與意義深度的匯流。
小說由此避免了讓外來者簡單見證歷史的膚淺處理。如果將馬福德的故事獨立成篇,由于近代史的翔實記錄,或許并不會讓讀者感到故事將有多么陌生。但《北上》的野心顯然不滿足于對近代史的還原式書寫,其故事始于考古報告,亦終于考古報告,賦予敘事以發掘與重構的雙重意味。運河所代表的自然史意義,在沉默者馬福德的故事背后起到結構性支配作用,令作品得以超越時空限制,升華為一種恒常的、承載時間與記憶的流動本體。
“自然史”時間打開了更為廣闊的天地,也令《北上》具備了世界性的特征。作者徐則臣坦言多年來一直有“到世界去”的沖動14。他在《耶路撒冷》一書中反復強調著所有人都想“到世界去”15,《北上》把“世界”擴張為橫跨古今中西的場域。在《沉默者說》中,馬福德開始背誦他熟悉的《馬可·波羅游記》之時,正是他與秦如玉真正開始定居、扎根、生育之際,他此時徹底遠離了故鄉意大利,卻通過語言的路徑往返于現實與內心深處。當他在中國的根扎得越深,書中文字的回憶涌現得越頻繁。當他生活在他從前向往的遠方之后,卻發現遠方變成了更遠方的故鄉,直到他帶著十五歲的兒子再次站到意大利大使館前,馬福德關于《馬可·波羅游記》的記誦停止了,他已徹底變成了中國人。
小說借由故事的明暗線交疊挑戰了線性、確定的歷史認知模式,凸顯出歷史理解中固有的斷裂、沉默與流動性,故事也被置于更廣闊的天地之下。《北上》的獨特貢獻在于,它讓運河本身成為最為堅韌的敘事者與結構者,將最核心的歷史創傷層層包裹于自身的結構之中,在時空的斷裂處構建起一座屬于流動與追問的精神航標。
三、未竟之旅:流動的認同與世界文化脈象
《北上》的意義建構并非指向封閉的歷史定論,而是在敘事進程中主動懸置目標,由此生成一種流動且開放的認同形態。小說將意大利逃兵馬福德在中國扎根、家人罹難于侵華日軍,最終因復仇而亡的悲劇故事,嵌套于其兄小波羅沿運河北上的傳奇航程之下。這一嵌套結構本身便構成了一次意義的冒險:它使一個可能沉于民族史宏大敘事的創傷內核,轉化為一場在歷史迷霧中逆向尋根的開放性旅程。在敘事進程中,意義的生成始終伴隨著行動的未完成性,“北上”這一地理目標被持續懸置,一種超越國族的、流動的認同感卻在過程中悄然滋生。
“冒險”在懸置的空間旅行與疊加的時間加持下,成為小說意義生成的核心機制。冒險的本質關聯著對確定性的探問,是在空間與時間維度上進行的一種開放性探索。當代文學中對于歷史的書寫需要引入這種充滿豐富性意味與可能性的未知維度,以此與純粹的歷史敘事形成區分,同時亦如海登·懷特所言,能夠經受歷史編纂學的檢驗與對話。《北上》正是在此意義上,完成了一次以地理發現為表、以近代史回溯為里的敘事實踐。
飛速發展的當下已使我們對于世界的認知截然不同,以發現新世界為目標的現代地理冒險正變得越發不可能。與之相對,如人文地理學研究所揭示,在人類知識的早期階段,傳說遠多于已知。“彼時,一切都只是傳說,是巨大的開口,是虛擬地圖上的白點。”16《北上》中的冒險,正是從對歷史傳說的追尋開始,它源自馬可·波羅記述中的遙遠東方,由沉船、日記與家族秘事交織成為一幅被撕分為尋寶拼圖的繪卷。
要理解這場冒險的獨特性,需將其置于中西旅行文學傳統中加以觀照。中國文學中的旅行常以“游”為內核,冒險往往服務于更高的道德、社會或精神訴求。從孔子周游列國到《西游記》的心性修煉,冒險很少作為純粹的目的存在。而西方文學的冒險傳統,則更多以冒險本身為目的,強調對空間的征服與個體力量的彰顯。從奧德修斯的航海探險到地理大發現時代魯濱孫、格列佛們的冒險與開拓,呈現出一種外向的、對抗性的英雄敘事。
《北上》的冒險具備中國地理特色,同時將西方探險形式轉化為一種時間性的向內探索。它不指向地理空間的未知征服,而是溯時間之流而上,完成一場歷史的回溯與精神的尋根。小說通過外來者小波羅的視角闖入中國近代史的悲愴現場,其目的卻非提供某種確定的歷史結論,而是試圖松動被固化的歷史認知,在陌生化的回溯中重新打開意義的可能,邀請讀者參與意義的共建。《北上》由此揭示出一種深刻的歷史觀:過去無法全然界定現在,現在也難以徹底理解過去,但在河流、土地與血脈的綿延中,總有一些超越時空的確定性存續下來,甚至能達成古今中外的情感、記憶與文化認同的深刻共識,這是《北上》所具備的世界文化眼光,也是所有歷史敘事與歷史題材的文學敘事所共同追尋的,能夠穿越時間、在斷裂處重建連接的對話。
小說中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細節,是周家后人代代相傳的書形吊墜上刻著一個意大利語單詞——“語言” 。這不僅僅是一個信物,更隱喻著言說與敘事作為穿越異質文化與重建聯結的關鍵路徑而存在。馬思意臨終前跨越重洋感知到幻象,她仿佛看見意大利的龐大家族景象,瞥見父輩們漂泊的一生,昭示著有些精神聯結能夠超越歷史—地理與生命的隔閡。敘事在此種意義上掙脫了民族傷痛史詩的框架,升華為對漂泊、根性與人類共通命運的思考。這種意義的延伸,賦予了文本一種獨特的世界性氣質,使其得以與世界文學進行對話。也正是這種意義的開放性,使小說最終拒絕提供任何凝固的、塵埃落定的家園認同,轉而呈現一種始終“在路上”的、流動且復合的歸屬狀態。
然而,小說在完成這場精神冒險的同時,其內部的文化認同卻在敘事流程中被處理得異常安穩。作品虛構了一個外來者親眼見證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罪行,但歷史的尖銳創痛被精巧的敘事結構所包裹,并未真正揭穿個體與宏大歷史碰撞時所能遭遇的種種心靈困境,而馬福德對《馬可·波羅游記》的不斷復述,則使敘事如運河航道般,平穩滑向千古運河之子共源的和諧情感。這成就了小說的藝術高度,也構成了其影視化改編的難度。
電視劇《北上》抽空了原著中作為精神母體與敘事動力的“運河”所攜帶的豐厚象征意蘊,將其置換為一個能夠承載青春成長與商戰故事上演的物理布景。原著故事被淺層利用,嵌入高度類型化、去歷史化的懷舊青春劇框架之中,致使運河從文本的內生靈魂變成了可替換的外部背景。盡管劇集制作成熟、敘事精巧,取得了可觀的收視率與主流媒體的廣泛推介17,但它所帶來的現實溫度與共情力,是以稀釋原著深邃的歷史質感與精神維度為代價的。徐則臣筆下那種與土地河流血脈相連的世界氣質,那種北上逆流所承載的沉甸甸的歷史回溯與身份質詢,在現代青春敘事中不可避免地被淡化。
《北上》的創作方式及改編過程也迫使我們回到一個更本質的問題:一種深植于中華文化的表達方式,如何能夠獲得超越地域的普遍認同?這并非僅僅依賴創造性的敘事方式便能達成。真正的文化出海與認同,根源在于挖掘并呈現地域性中那足以撼動普遍人性的精神力量。徐則臣筆下那種北上逆流的精神,其世界性潛力正在于它觸及了人類共通的關于探索、歸宿與文明交融的生命體驗。如何在跨媒介敘事中更深刻、更忠實地捕捉并傳達這種力量,或許也是所有文學與影視創作共同面臨的持久課題。
結語:從未抵達的旅途
《北上》的啟示在于,它通過跨越歷史長河的宏大敘事與獨特外來者視角相融合,使運河精神從抽象的文化符號轉化為可感可知的文學形象。
運河作為時空紐帶,更讓小說的文學表達突破了民族與地域的界限,在文化的“模糊地帶”中構建起超越國族的情感結構。無論是小波羅從運河風光中辨認出鄉愁,還是當代運河人家對傳統的堅守,都指向人類共通的情感體驗,并最終完成對現代化加速的深沉發問:當我們在追求現代的道路上不斷前行時,該如何對待被拋下的歷史與傳統?如果說歷史有一面朝向過去,一面朝向未來的面孔,18那么《北上》最珍貴的嘗試,在于敢于讓過去主動闖入現在、讓遠方真誠看向此處。這種反向的觀照,既是對歷史的敬畏,也是對當下的反思,更是文學獨有的、對時代深層命題的回應。它提示我們:文學最終要回歸的,不是確定的答案,而是對歷史的探究、對未知的關切、對異己的理解,以及在這條永恒的敘事運河上,持續前行、逆流而上的勇氣。
注釋:
1 11李德南:《抒情的史詩——論徐則臣〈北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1期。
2陳思:《“民族史詩—元小說”織體形態——一種對徐則臣〈北上〉的社會史讀法》,《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3期。
3孟繁華:《北中國的風物志和風情書——評徐則臣的長篇小說〈北上〉》,《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3期。
4徐勇:《物的關系美學與“主體間性”——徐則臣〈北上〉論》,《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
5[美]海登·懷特:《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董立河譯,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6田俊武:《論旅行文學的定義之維》,《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1期。
7徐則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下文引用皆出自于此,不再一一標注。
8賴永海主編《楞嚴經》,劉鹿鳴譯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88頁。
9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頁。
10 [美]W.J.T.米歇爾:《圖像學:形象、文本、意識形態》,陳永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3頁。
12 13陳曉明:《鄉村自然史與激進現代性——〈白鹿原〉與“90年代”的歷史源起》,《學術月刊》2018年第5期。
14樊迎春、徐則臣:《信與愛的烏托邦——徐則臣訪談錄》,《寫作》2021年第5期。
15徐則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
16[法]貝爾唐·韋斯特法爾:《地理批評:真實、虛構、空間》,高方等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第156頁。
根據中國視聽大數據(CVB)顯示,《北上》首播收視率達3.939%,全劇平均3.615%,位列央視黃金檔收視前列。參見“中國視聽大數據”平臺,https://www.cavbd.cn/information.html。
18[德]瓦爾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選》,陳永國、馬海良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