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勞動的再發現:新工人勞動書寫的可見性實踐
內容提要:文學自古以來與勞動有千絲萬縷的關聯,勞動不僅構成文學的重要題材來源,也形塑著文學的敘事倫理與感受結構。然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調整,具身的勞動經驗一度從文學領域隱身。本文以北京新工人文學小組成員的勞動書寫為研究對象,結合文本細讀與媒介傳播語境,考察新工人勞動書寫如何通過文學重現被遮蔽的身體經驗與勞動細節,實現勞動可見性的再建構,使具身的勞動經驗重新進入公共文化視野。
關鍵詞:新工人 勞動書寫 非虛構寫作 勞動可見性
在文明的演進過程中,勞動始終占據核心地位,這構成了人類實踐的起點與基礎。勞動不僅塑造了物質世界,也塑造了人類自身,使之具備文化、倫理、認知等多維度的發展可能。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勞動更是社會結構、文化秩序及主體意識生成的原型與發源地1。勞動不僅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源頭,為文學注入了豐富的現實基礎與生命力,也生動展現了勞動者的尊嚴與韌性。
隨著科技水平進步,傳統意義上的肉身勞作在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體系中正在相對地縮小自己的范圍和邊界,傳統體力勞動正逐步被機器取代,成為與現代生活日益疏離的歷史性記憶。文學不僅應該正視這種變化,而且要重新理解、探索在當下書寫勞動尤其是傳統體力勞動力與美的可能。面對著勞動概念的泛化,本文依然堅持以“活”勞動,即“一種絕對地增長和壯大改造自然力量的活動”2為定義展開闡述。
近年來,越來越多以勞動為主要敘述對象的文學作品和紀錄片等在公共場域里引起廣泛關注,非虛構作品如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遞》、張小滿《我的母親做保潔》、袁凌《我的皮村兄妹》,新工人文集《勞動者的星辰》《大口呼吸春天》,紀錄片如《我的詩篇》,網絡訪談節目《十三邀》與詩人陳年喜就早年從事爆破工作的對談等,均呈現了勞動經驗的詩性表達。勞動者的生存經驗及其主體性表達逐漸進入公共話語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主流敘事長期以來對勞動的遮蔽與邊緣化。
有學者曾經質疑過“新工人”的觀點,認為沒有必要從源頭上做“新”工人的區分,認為工人群體所面臨的根本性矛盾并未發生本質改變,后續研究的重點應放在工人階級歷史角色的延續性與結構性特征上。筆者對此觀點深表認同,但這種階級角色的延續并不意味著“新工人”一詞的使用應被完全否定。事實上,“新工人”的“新”并非僅僅著眼于命名策略的革新,而是體現于當代工人群體在勞動形態、生活經驗、媒介環境與表達方式等多重維度的轉變之中。身份上,“新工人”主要由外來務工人員、靈活就業者、新興制造業及服務業的勞動者構成。他們既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的產業工人,也有別于傳統手工業者,而是隨著市場經濟、產業升級和城市化進程而出現的新型勞動群體。勞動形態上,新工人的工作內容已不局限于傳統制造業,而是廣泛分布在物流、外賣、快遞、家政、平臺經濟等新興行業。尤其在數字經濟的推動下,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新農人等逐漸成為新的勞動者代表。他們的工作方式更趨靈活,但勞動權益保障問題也更復雜。正如學者呂途所總結的,“新工人”的“訴求”包含著一種“渴求創造新型工人階級和新型社會文化的沖動”3。
在此背景下,新工人文學小組(原“北京皮村文學小組”,于2020年更名)的文學實踐尤為值得關注。自2014年起,小組成員每周定期組織文學小組寫作研討,編撰內部刊物《新工人文學》,自費為優秀創作者出版作品集。其文學創作不論是在規模、持續性、寫作水平、主觀能動性及社會影響力上,都具備充分的代表性。從他們中走出的范雨素、李若、李文麗、萬華山等作者,從各不相同的生命經驗出發,用個體的寫作探索重新將勞動帶回公眾視野。這種對于勞動書寫的“再發現”評價不一,但正如該文學小組成員在一次討論中所言:“有討論度就是好事,最怕的就是沒有聲音。”正因如此,本文選擇新工人文學小組作者群及部分典型新工人知識分子的勞動文本為主要研究對象,不僅關注他們如何書寫勞動與自身經驗,更試圖深入理解其寫作實踐在當代社會結構與文化語境中的復雜定位。進而探究新工人知識分子作為文學表達與實際勞動者的雙重身份,尤其是他們在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文化使命與歷史責任。
一、從歷史到當下:重新定義勞動書寫的新工人知識分子
勞動的書寫貫穿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史。從《詩經》中“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到當代文學對勞動技能的詩意再現。勞動作為一個文學母題,不僅反映了社會生產方式,也折射出勞動者的尊嚴與韌性。“文章合為時而著”,1918年11月,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借“勞工神圣”的發言,對勞動群體的地位加以肯定,甚至將原本處于社會底層的勞作群體拔升至“神圣”的高度4。與此同時,以魯迅為代表的作家們也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聚焦于鄉土社會中的勞動人民,其創作內容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自然回應了勞工神圣的社會思潮。魯迅前期鄉土文風的小說,尤其是《故鄉》《祝福》等作品,揭示了鄉村文化中的壓抑與困頓;許欽文則借助短篇小說集《故鄉》中多樣化的人物塑造,描繪了底層勞動者在社會變遷中的無力感;蹇先艾以《水葬》《鹽巴客》等,聚焦于貴州地區勞動者在自然與社會夾縫中的生存境遇。這些創作不僅拓寬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敘事領域,也深化了對“勞工神圣”思潮的文學表達,使得鄉土勞動書寫與社會思潮之間形成了一種有力的對話關系。
我國近現代的歷史語境中,勞動書寫大致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首先便是1940-1970年代的“人民美學”時期,這一時期的勞動者形象,既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體現,也是國家敘事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者被塑造成時代的“主人翁”,其勞動高度可見,但往往是政治化、符號化的呈現。其視角與思考路徑亦難以多元展開。并且,這種先入為主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往往將復雜的社會矛盾機械地歸結為城鄉對立的刻板框架,陷入“鄉村善、城市惡”的意識形態預設之中5。
198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經歷了史無前例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文學領域中關于體力勞動的直接書寫明顯減少。1990年代后期至21世紀初是勞動書寫的“遮蔽期”:勞動者主體性在文學、影視等媒介中逐漸邊緣化,“處于弱勢位置的都市景觀中的他者”6。這一時期涉及勞工寫作的創作者也以精英作家為主,勞動在其筆下是作為敘事背景而非核心議題出現。他們沉湎于痛苦書寫的溫柔痛感,咀嚼底層民眾的哀傷,卻往往忽視了底層民眾從生命創傷中破土而出的重構力量,以及勞動中所蘊含的堅韌生命意志與主體覺醒的可能。
進入21世紀,農民工群體從鄉村遷徙至城市,融入新的生活形態和生產體系,逐漸演化為“新工人”。這一群體的勞動經驗,既承載了鄉村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歷史記憶,又體現出當代勞動的多重矛盾與復雜性。一批反映新工人勞動生活的打工詩歌及非虛構作品應運而生,它們重新發現了勞動的力量與美感,將勞動從邊緣帶回了聚光燈下。2010年至今,越來越多的新工人開始嘗試以自己的視角書寫勞動。相比起他們的父輩,當代新工人的勞動形態已不再局限于單純的體力付出,而是成為身體勞作、流水線生產與信息傳播交織的復合體,因此,他們的書寫既記錄了勞動現場的現實處境,也折射出技術時代勞動經驗的異化與轉變。這種以自我經驗為核心的書寫實踐,不僅重塑了勞動的可見性,也為新工人文藝的發生提供了現實土壤與精神基礎。
借用學者李云雷的觀點,新工人文藝創作的萌芽及美學可能性植根于三個維度:首先,新工人知識分子有著清醒的身份與階層意識,試圖以文藝方式凝聚起工人階級的經驗與情感。其次,新工人美學實踐不僅探索著新工人的出路,也在探索著新型城鄉關系和人際關系的可能,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有積極正面的影響7。再次,新工人寫作以日常經驗為敘事起點,通過肉身視角的敘事策略與細節化書寫的方式,努力抵抗主流話語對勞動經驗的符號化與簡化傾向。其自我探索不僅是文學表達的實踐,更是一種關于勞動經驗再發現的“可見性”美學。
二、更加“具身”的可見:新工人知識分子的勞動書寫實踐
以往新工人群體的勞動面臨的最突出問題之一就是不可見性。這種不可見性,被打工文化研究者歸納為“有實無名”8。這種“有實無名”不僅體現在社會對新工人勞動的忽視與邊緣化上,更反映在主流媒介和公共話語對他們身份的簡化與單一化。在消費主義的文化規訓下,新工人往往被視為低技能、低收入的勞動者,其工作被抽象化為冷冰冰的數字,其身份也被簡化成簡單的符號,如“育兒嫂”“外賣員”“快遞小哥”等,這種概括顯然忽略了他們作為個體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為了打破這種“不可見性”,近年來,新工人知識分子群體通過自我書寫、影像記錄和社群組織等方式持續努力。當沉默者開始說話時,必然會為社會打開一扇新的空間。正如學者康凌所說,個體生活中的經驗與選擇,只有被納入集體的命運沉浮中,才能獲得其“公共”的意義9。對于新工人而言,這種“發聲”不僅是一種身份意識的覺醒,更是對勞動經驗進行意義建構的開始。
首先,新工人勞動書寫聚焦以具身勞動為中心的主題探索。新工人知識分子不再滿足于宏大敘事,而是回到身體現場,從親身經驗出發去揭示勞動過程中的疼痛、疲憊與尊嚴。這就需要回到新工人知識分子的創作文本中去追溯其寫作實踐的思想源頭。
新工人群體所從事的勞動大多集中在物質生產領域和服務業,尤其是那些具有高社會接觸性和面對面服務的崗位,如育兒嫂、快遞員、外賣員、建筑工人等。因為深度嵌套在城市的基礎設施內部,他們的勞動常常被社會忽視或邊緣化。他們是不被“看見”,但又是切實存在的群體。之所以強調這種可見形態的被動性,是由于以往的公共媒體與公眾話語中,很難看到新工人群體作為“勞動者”的完整面貌。根據美國傳播學者丹尼爾·戴揚的“可見性”理論,可見性不僅決定了誰能夠進入公共討論,更深刻影響了個體如何被“觀看”與被“理解”10。新工人群體的勞動因其在公共空間中的高曝光度和對日常生活的直接影響,往往被媒介和公眾廣泛關注。因此,新工人勞動書寫天然帶著強烈的具身性與媒介“可見性”潛質。受制于媒介刻板印象,他們的面貌長期以來被簡化為去個性化、去經驗化的“職業角色”。正因為如此,當代新工人知識分子的自我書寫與公眾傳播顯得尤為必要。
其次,新工人勞動書寫重視勞動過程及主體感受的呈現。新工人知識分子通過個體視角展現了勞動者與社會的復雜關系,揭示了勞動尊嚴、行業變遷及社會流動等更廣泛的議題。被廣為流傳的是許立志《鐵月亮》:“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他們管它叫做螺絲/我咽下這工業的廢水,失業的訂單/那些低于機臺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離失所/咽下人行天橋,咽下長滿水銹的生活”11。書寫主體在咽下“月亮”的豪邁與奔放中,通過“廢水”“夭亡”“水銹”等意象,隱含了對失業的無奈、對流離失所的生活的苦痛。又如陳年喜《炸裂志》中所言:“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堅硬/玄黑/有風鎬的銳角/石頭碰一碰/都會流血”12。傾訴了勞動主體在“堅硬”“玄黑”“銳角”現實面前被碰得“頭破血流”的不堪和苦難的生活。這些以第一人稱書寫的勞動經歷,既具有文學價值,又呈現了勞動者的艱難體認、堅韌感受,這些體驗和感受極易引起公共話語、公共議題的討論和介入。以新工人文學小組文集《勞動者的星辰》為例,一共選取的9位作者的14篇作品當中,大多涉及自己所從事的體力勞動,如工種、勞動技法以及勞動成果等。男性在城市從事的或是流水線工人,或是類似于搬運、外賣、煤礦等繁重的體力勞作;女性大多從事的是服務員、保姆、月嫂一類的家庭服務工種。其勞動書寫中直接以勞動或職業為題的關鍵詞,就涉及“北漂”“工棚”“四川月嫂”等。不難看出,新工人勞動書寫多是以具身經驗為核心的“現場感”敘事,這些具體的身體經驗打破了勞動被抽象化的傾向。
事實上,除了上述書寫之外,新工人的創作還開辟了更廣闊的空間,逐漸延展到對勞動本身的必要性與熟練性進行深入探討。新工人們最初的勞動體驗也多是跟隨父輩的腳步,起初是不熟練、甚至有些許笨拙的。如李柰《賣棉花》中的勞動描寫:“腰疼、脖子疼。既要低頭下腰,也要左手撩棉花枝,右手去抓棉花。有時,會讓干的棉花桃尖扎上手,劃得一道白一道紅的血印,還要防止干的棉花葉弄到棉花里。走在棉花地里,就像大熊貓一樣,左右擺動著雙腳,艱難地前行。”13李若在《窮孩子的學費》中對于四季農忙,喂豬養殖,打工蓋房子,挖蜈蚣的描寫,亦是不可多得的生命體驗。體力勞動過程中的疲勞、傷痛以及生活的艱辛幾乎是無可避免的。這種具身性體驗使得他們的勞動不再是抽象的、數字化的勞動,而是直接與肉身的疲憊和困境相關,帶有明顯的肉體性和現實感。
再次,新工人勞動書寫滲透了勞動主體身份斷裂的焦慮。一方面,具備寫作水平,具有強烈表達欲望的新工人,往往具備階級共同體的基本認知;另一方面,雖然同父輩共情,但也感受到了自己同父輩在生命選擇、價值觀念、媒介素養上的迥異。他們有了“新工人”的新身份,卻依舊處于主流文化的邊緣,與此同時,由于生活所迫他們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鄉。這種斷裂的生命體驗使得新工人書寫的非虛構文本常常帶有強烈的內省色彩和身份探索的焦慮。
這種撕裂與焦慮可以從新工人群體內部找尋原因:文學是他們堅持生活、勞動與表達的動力,與此同時他們又非常清楚,單憑文學創作很難改變生存現狀。在私下交流中,不少工友對文學在塑造個體生命方面的作用持悲觀態度,但在現實生活中,文學又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一種“解藥”。即便部分新工人在創作中獲得了主流社會的認可,并以文學創作者的身份參與社會主流語境,其文學創作仍然伴隨著諸多的現實顧慮。爆破詩人陳年喜就曾經表示,原本在礦山時,寫作是把內心的孤獨困惑與壓力釋放出來,功利心沒那么強。現在要考慮的很多:“讀者能不能接受,市場認不認可,文學品質夠不夠……”這些都是他創作時需要權衡的因素14。
三、止于“可見”:新工人勞動書寫的主體性探索
新工人寫作常常陷入苦難奇觀化陷阱,這些苦難一開始確實會成為其可見性的強大推手,使其勞動與生存困境進入公共視野。但隨著問題上升到全民討論層面,則容易流于機械化的數字,這可能對其勞動身份產生“二次傷害”。即便新工人知識分子的文本探索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勞動的“可見”,但去蔽的過程往往是以對勞動者肉身的消費為代價的。現代讀者不乏底層生活的“想象”,但缺少的是真實的生命體驗。勞動者對于勞動之所以能夠以鮮活的姿態展現出來,是因為他們的肉身與社會的鏈接更深刻。他們的工種差異無疑是巨大的,且都以肉身作為更深層次的連結。
一類是“生命肉身”代價,這種“可見”的代價首先體現在創痛經驗的凝視上。在這種“以痛為媒”的寫作機制中,肉身的疲憊、工傷、失眠、抑郁甚至死亡,成為新工人勞動書寫的可視化媒介。而這種“可見性”,恰恰暴露出社會對底層勞動者困境的極度忽視。
許立志回憶自己的工友“發哥”,“每天一千多次地彎腰直腰/拉著山一般的貨物滿車間跑/病根悄然種下,而你一無所知”15。這樣的“咽下”不是順從,而是吞咽無法拒絕的現代工業苦難,是對沉默者的象征性吶喊。在這樣的壓抑中,肉身的每一個部分都與主體剝離,就連雙手也異化成了勞動工具。“有這樣一雙手,說它是手,是因為還長在人身上……它不像手。最多比喻為,土里水里火里刨食的爪子。”16新工人詩歌中高頻出現的“工具-器官”隱喻,正是對勞動者身體與工業機器深度嵌合的痛感回應。勞動者為了獲得基本的社會關注和尊重,往往需要借助自己肉身的疼痛、裂痕作為敘事籌碼。至此,新工人的身體成為了其“可見”的代價。以“痛”為媒介,使得原本隱匿于流水線與邊緣地帶的勞動經驗,可以短暫地進入公共視野。
新工人勞動書寫中的第二類代價是以范雨素、李若、李文麗為代表的“創痛經驗”代價。這種創痛經驗大多產生于對于私隱的自我剖析,包括了成長、生育、打工經驗等,這類文本往往在媒體平臺上引發廣泛關注,其傳播效應甚至超越了其在文學領域的審美討論與理論歸類,形成了一種“可消費的痛感敘事”模式。
如范雨素“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因為早慧,“不能忍受在鄉下坐井觀天的枯燥日子”,她來到了北京,蹉跎了兩年后發現自己“是一個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17,于是草草把自己嫁了。最終的結果是以丈夫的酗酒家暴,自己帶著兩個女兒生活收場,屬于典型的外來務工者悲情敘事。相較于許立志,范雨素作為一個通過文學與媒體展示自己生活的勞動者,其“可見性”雖然沒有以生命為代價,但卻帶有更明顯的被消費化色彩。范雨素通過自己的寫作和社會曝光,成為了一個具象化的符號,代表了新工人階層的某種群像和社會現實。盡管她的生活和工作依舊充滿艱辛,但她的“可見性”被媒體和公眾作為一種“故事”消費,這種消費化本質上使她的“可見”處于一個由外界審視和評判的狀態,而非真正解決勞動階層的根本困境。
范雨素敏銳地指出“如果把幾十年的新聞連起來看,你會發現,在沒有農民工進城打工之前,就是約1990年之前,中國農村婦女的自殺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鬧三上吊嘛。自從可以打工,農村女人不自殺了。可是又出現了一個奇葩詞匯,‘無媽村’”18。并且,這種脆弱的農民工婚姻會帶來更嚴重的問題——打工二代子女的失孤或留守。有學者對“范雨素們”的社會觀察能力和寫作能力保持質疑,在筆者看來是不妥當的。游翠萍提及范雨素寫作語言時表示“她的寫作中有一種‘底層語言自卑’”19,這種底層自卑顯示出她個人身上的雙重矛盾。其文字不乏雋永輕靈之處,不能單純用“審苦”來概括。
綜合公共范圍內的傳播與討論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聚焦于新工人知識分子的身份和經歷的討論更多。但如果因此就認為其作品“社會性意義大于文學意義”,是對于其文學審美有意無意的忽視。通過文學語言,范雨素的個人故事被升華為關于人類情感和生活尊嚴的普遍探討。如前所述,在范雨素等人的作品中,“眾生平等”的觀念反復出現。由于其階級屬性并不明顯,因此其社會性意義顯得無處安放。又由于范雨素走紅后,對其身份以及人生職業選擇的討論并沒有蓋過其“底層育兒嫂書寫”的討論,因此其社會性意義實則尚未被深刻挖掘。然而,新工人創作者們通過對自身困境的敏銳感知,早已構建出具有強烈社會性的底層生活畫卷。范雨素自己在文章中試著探尋過:“我的工友們大都寫自己的故事或者親身經歷的故事。每個閱讀的人,都能提起筆來寫作,有一個文學夢,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隱秘的愿望。你具備了寫作能力,你具備了表達能力,你被別人看見了,那你就不在陰暗的角落里,就沒有人敢忽視你了,至少不受欺凌了。有一次,一個家政工跟我說,她寫的一篇文章在公眾號發表了,高興得一夜沒睡覺。她的人生經歷被看見了,文章被發表了,再小的公眾號發表對她也是一種認可。20”新工人勞動寫作作為一種文學生產,其創作規模及影響范圍相對來說都還尚有提升空間,正因此,它也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既獨立于當代的文化市場,也獨立于一般的大眾審美趣味。但在探討勞動書寫是否遵循商業文學與通俗文學邏輯時,我們不難發現、矛盾其實無所不在:首先是新工人語言框架尚未建立,有關新工人知識分子“精英話語”和“文學水平”的討論始終貫穿。其次,圍繞新工人寫作主體性的問題,核心困境在于:怎樣為不能言說者代言以及怎樣在此基礎上建立新型的人際關系與勞動關系。
這就不可避免地指向新工人寫作主體性的問題。受制于“底層敘事”的傳統,新工人書寫的主體性一直處于低迷狀態。盡管勞動書寫為工人提供了表達主體性的機會,但這種表達往往受到文化再現中的矛盾影響。一方面,勞動書寫讓工人群體得以被“看見”,他們的勞動和生活得到了社會的關注;另一方面,工人的主體性表達卻有可能被主流文化所誤讀或消費化。近年來,“打工”一詞頻繁出現在網絡語境中。從“打工春晚”現象到“打工人”表情包,熱度居高不下。“打工人”熱詞的流行雖源自工人群體的自我命名,但也難逃在主流傳播渠道中迅速被娛樂化,成為一種去政治化、去痛感的消費符號,背后的勞動現實與抗爭被輕輕掩蓋。盡管新工人借助勞動書寫在公共場域里做出了一定的主體性表達,但新工人的表達也常因缺乏“精英話語”背書而被邊緣化。敘述者與媒介之間的不對等關系,也可能導致勞動者主體性的進一步被動化。
導致這種自我敘述話語缺失的原因也有較多層次。首先“新工人”內部并非板結一塊,其內部也有十分豐富的復雜性。不同工種在日常工作體驗、社會認知、文化資源獲取上存在顯著差異;收入水平的懸殊則進一步影響他們對自身身份的認同與表達方式;與此同時,性別因素亦不可忽視,女性工人的勞動處境、生活經驗與書寫視角,與男性工人往往有所不同。這些內部差異,使得“新工人”群體難以形成一種穩定、統一的文化表達土壤。其次,新工人群體普遍面臨職業轉換的不穩定性,他們大多游走于臨時工、合同工、零工等不確定的就業形態之間,導致個體在城市空間中不斷流動,難以沉淀出穩定的書寫視角。正如萬華山在《我在東莞演壞人》中分享的求職經歷所述:“我做過流水線工人、臨時搬運工,跑過快遞……轉眼入了秋,我從東莞一家小電子廠走人,接著找下一份臨時工,準備打發到年關,再跟著人潮,擠上春運的綠皮火車回河南老家。”21這種流動性不僅意味著工作的不確定性,也使得工人的身份與自我表達處于不斷變動的狀態,難以積累深厚的文化資本,從而制約了他們文學表達的持續性與影響力。再次,過于頻繁的區域流動,使得新工人個體難以扎根于某一特定空間,從而削弱了他們在文化和社會層面的主體性建構。家政工施洪麗在談及自身身份時坦言:“在外出打工還是回鄉種地之間,我本就是墻頭草,朝秦暮楚。……幾年后,我也許還在城市邊緣討生活,也許在鄉村夕陽下荷鋤而歸,誰知道呢?”22這種游移不定的狀態,使得工人群體在現實中既無法真正融入城市,也難以徹底回歸鄉村,形成了一種身份上的“懸置”狀態。由于大部分新工人因工作關系缺乏長期穩定的社群聯系,他們的主體性抗爭往往難以形成持續性的共鳴,也難以在文化層面構建出較為統一的敘事框架。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工人群體的文學書寫不僅是個體的生命記錄,更是對流動、不確定的社會現實的一種回應。盡管這種書寫仍面臨諸多困境,但它依然以獨特的方式,呈現出勞動者的主體性探索與文化表達的可能性。
結 語
從上述新工人知識分子勞動書寫的實踐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從“共享經驗”走向“共享語境”的過程。這一共享,不僅指向新工人群體內部在勞動及生活經驗上的相互認同,也指向其與更廣泛社會公眾之間的話語連接。
新工人知識分子通過自我書寫,使得一些隱性的討論如工人的勞動環境、收入水平與經濟壓力、社會身份、情感需求與人際關系等浮出水面。這些討論一方面使新工人的聲音被聽到,也促進了社會對他們生活與工作的理解與關注。他們以勞動為切入點,“將自己的各部分當做世界的一般象征”23,與社會公共空間建立了互動,促進了勞動議題的社會化討論。新工人的勞動主體性與勞動書寫密切相關。勞動既是他們記錄自身經驗,尋求身份認同的途徑,也是其反思自身在社會中的位置,爭取被看見與理解的窗口。
然而,當新工人勞動書寫作為一種可推廣的經驗時,我們也需要進一步思考新工人勞動書寫在傳播場域可能面臨的挑戰:隨著渠道的增多和影響力的擴大,如何保持其作品的獨特質感與批判性;在商業化、平臺化的媒介環境中,如何避免勞動敘事被標簽化或商品化。這些挑戰不僅是新工人知識分子的敘事實踐,更是對勞動者話語空間的積極爭取。未來,新工人勞動書寫需要更加注重表達的主體性與文化獨立性,確保勞動的可見性真正成為促進社會公平與認知多元的重要動力。
注釋:
①②王江松:《勞動哲學》,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253頁。
③呂途:《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頁。
④蔡元培:《勞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門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上的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19頁。
⑤周水濤:《新時期農民工題材小說研究現狀及特征考察》,《小說評論》2008年第6期。
⑥張慧瑜:《家政女工的四個“家”:勞動、性別與文學書寫》,《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5期。
⑦李云雷:《新世紀“底層文學”與中國故事》,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196頁。
⑧林志斌、張立新編《打工者:參與式行動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90—91頁。
⑨康凌:《分化世界中的勞動者:腦體分工與當代中國的打工題材非虛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5期。
⑩姜紅:《“可見性”賦權——輿論是如何“可見”的?》,《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11 15許立志:《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鐵月亮》,太白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頁。
12陳年喜:《炸裂志》,太白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49頁。
13李柰:《賣棉花》,《新工人文學》電子刊物第1期。
14騰訊視頻《十三邀》第八季:《許知遠對話陳年喜:礦工詩人的浪漫與哀傷》,引自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382r10m/h4100fnzq8e.html。
16朱自生:《有這樣一雙手》,《大口呼吸春天:皮村文學小組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55頁。
17 18范雨素:《我是范雨素》,《久別重逢》,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2、15頁。
19游翠萍:《從“范雨素網紅事件”看底層寫作的突圍與困境》,《中華文化論壇》2017年第8期。
20范雨素:《我寫我在》,《新工人文學》電子刊物第15期。
21萬華山:《我在東莞演壞人》,《勞動者的星辰: 北京皮村文學小組作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5頁。
22施洪麗:《一個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勞動者的星辰:北京皮村文學小組作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45頁。
23[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02頁。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 三江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