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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幻想底盡頭”之后 ——穆旦晚年寫作的主體形象及對當代詩歌的參照意義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4期 | 姜濤  2026年08月13日11:27

內容提要:“走到幻想底盡頭”出自穆旦晚年名作《智慧之歌》。在去世之前的1976年,詩人迎來了詩歌寫作的最后高峰,不僅用沉郁洗練的詩筆總結了其一生的經驗,也在心境的“冷”與“熱”、詩風的“俗”與“真”之間,形成了詩學上的新覺悟,并嘗試從“受難”接近“至善”,將歷史“轉機”內化于堅韌的工作中,以此來完成其現代寫作主體的重造。如果擴展視野,將穆旦的晚年之作與同時代北島等年輕詩人的創作進行比較,或許可為檢討當代詩歌的精神“起源”提供一種可能的參照。

關鍵詞:穆旦 幻想底盡頭 現代主體 北島 《回答》

穆旦是20世紀中國在現代性探索方面走得最為深遠、表達知識分子“豐富和豐富的痛苦”方面最有強度的詩人,有關他的討論和闡釋也相當充分,似乎早已“飽和”,很難再有新的展開空間。這與對象所能承載話題的限度、研究視角的單一都不無關聯,還有一個不容忽略的原因,那就是穆旦留下的材料很少。除了近160首詩作和八大卷的翻譯作品,穆旦只有一些少量文章、書信和日記留存,他的生平、寫作,乃至思想的一些面向,有不少地方至今晦暗不明,并沒有得到深入的了解。套用詩人自己的說法,“并不豐富的材料”或許限制了“豐富的問題”之打開。

近十多年來,這種情況已經有所轉變,有關穆旦自身及周邊材料的挖掘、整理,有了比較多的新進展。這些新材料包括:作為報人或記者,穆旦在戰爭期間寫下的一批通訊、報導和社論,他在美留學時期的學籍資料,南開大學檔案館所藏以及坊間流傳的個人檔案等。在這方面,要特別提到易彬的努力,他從博士論文開始,一直致力于穆旦作品的整理、??焙完U釋,二十多年持續深耕,成果斐然。他于2025年新版的《幻想底盡頭:穆旦傳》,充分吸納了穆旦史料挖掘、整理方面的諸多新成果,不局限于單一傳主的文獻,而是盡量提供一種更為廣闊的知識背景,細描了在20世紀戰爭、新中國成立國、反右、“文革”及“四人幫”倒臺等一系列歷史變動中的個體生命史、精神史圖像。從某個角度看,這本書有著超出一般詩人傳記更深廣的意涵,其意義不僅是用“豐富的史料”填滿穆旦的形象及周邊,透過史料交錯而成的縫隙,其實更多指向了“豐富的問題”之打開。

易彬選用的書名:“幻想底盡頭”,出自穆旦的名作《智慧之歌》。在去世之前的1976年,穆旦迎來了詩歌寫作的最后高峰,瞞著家人留下了近三十首“絕筆之作”。這批作品相較詩人1940年代的寫作,有了很大的變化,基本褪去矛盾、分裂的現代主義詩風,詩形整飭,沉郁洗練,甚至回歸到相對傳統的抒情體式,幾乎每一首都會貢獻一兩個熔鑄人生和歷史理解的警策之句,一直以來受到很高的評價。其中,《智慧之歌》寫于1976年3月,或可看作這一系列作品的開篇1: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

這是一片落葉飄零的樹林,

每一片葉子標記著一種歡喜,

現在都枯黃地堆積在內心。

在這首詩中,走到幻想盡頭的“我”,似乎也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在經歷諸多磨難和挫折之后,要進行某種自我的總結。那些曾經的幻想或觀念,如愛情、友誼、理想,像落葉一樣枯黃、飄零,逐一暴露出內在的虛妄。最后,是“我”與一株永生巨樹的激烈對峙: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樹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為營養,

它的碧綠是對我無情的嘲弄,

我咒詛它每一片葉的滋長。

向上伸展的樹干以及樹根、老根,是穆旦早年詩歌中常見的意象,多代表生命的起源、歸宿以及回收一切人事的恒常自然。這棵1976年的“智慧之樹”有所不同,雖然矗立于生命盡頭,但并不是立于歷史之外回收一切,其本身就是歷史經驗或領悟的化身。讀者很容易從“嘲弄”“詛咒”等詞匯中,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否定性、虛無感,但“智慧之樹”吸納“我”的苦汁、與“我”對峙的同時,“我”的主體仿佛也由此得到錘煉,有了幻想凋零之后新的支撐力,其“碧綠”的形態在反諷中,也代表了某種生機和韌性。

1976年年初,穆旦騎自行車摔傷,因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致使腿傷長久未愈,這讓他有了某種特別的“人生就暮之感”2。在該年5月所作《冥想》中,他這樣道白:

但如今,突然面對著墳墓,

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

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

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最后兩句常常被引用,好像詩人提前給自己準備的墓志銘。所謂“普通的生活”又該怎么理解?是否就是指有別于“幻想”或不再被“幻想”支配的“日常生活”,和一般所謂“歲月靜好”“過日子”差不多?事實上,穆旦晚年的這些素樸詩句,意義并不那么顯豁,要理解其豐富的意涵,需要更耐心、更細致一點的辨析。如果將這批詩歌的寫作與同一時期穆旦與友人在書信展開的討論,以及持續不懈的翻譯工作聯系起來看,可以注意的是,除了在詩中總結自己的人生經驗、歷史經驗,“在短短的時間內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將筆觸全面鋪開”3,晚年的穆旦也在重新思考現代詩歌的一些前提問題,如風格、題材以及與讀者的關系等。這些思考沒有定型,在表述上也不甚連貫,卻蘊含了某種新的轉機、新的覺悟。如何在穆旦生活、寫作、翻譯的多重脈絡及與時代語境的關聯中,去展開其中的問題層次,可能具有相當的詩歌史、精神史的價值。

一、“冷”與“熱”:穆旦晚年心境的復雜性

選用“幻想底盡頭”這一句作為書名,易彬顯然有自己的用意。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說到書名的兩層含義:首先是“幻想”,然后才是“盡頭”4。在人生的不同階段,穆旦都有過熱烈或美好的幻想,卻無一例外遭遇了挫折,如1942年主動奔赴緬甸戰場,1946年北上東北辦報,1953年滿懷熱情從美國歸來……不斷“幻滅”的精神歷程,也可收納于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受難史”敘述中。這個劇情的主線當然是成立的,但正像上文提到的,這批晚期之作內蘊的情緒并不簡單,所謂“幻想底盡頭”該怎樣理解,也可能有不同的角度。

在《智慧之歌》中,穆旦分別檢討了三種典型的“幻想”:愛情、友誼、理想,這些曾經支配個體投身生活、投身歷史,擁抱“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的現代觀念,被證明不再自洽自足,反而可能構成對歷史之中生命處境的遮蔽。當諸多現代的合理化觀念紛紛枯萎,如黃葉委地,生命之嚴酷、現實之無常才得以裸露,這反而帶來智慧的滋長、一種內在領悟的打開。在這個意義上,“走到幻想底盡頭”,是不是意味著“走到觀念底盡頭”,在解除了各種觀念的支配之后,“幻想底盡頭”不一定就是“幻滅”的荒原?易彬在書中也討論到,在穆旦一生關鍵時刻,總能看到挫折和熱情的交織、否定和肯定的辯證以及幻滅之后某種“幻想旅程”的再啟,二者會“以一種不可割裂的方式”相互彰顯5。晚年的詩人感到死亡陰影的迫近,對于當時的歷史變動也不無疑懼,依據上述精神的辯證,在“幻想底盡頭”,即便不再有新的“幻想旅程”重啟,在生命的酷寒感受中,也可能有新的生機顯露,有內在的溫熱涌流。

要完整把握穆旦晚年這種復雜的心境,不妨先從穆旦1976年的日記說起。整整一年,穆旦的日記手稿中,只有這樣簡短的幾則記錄:

1.19 晚騎車赴德才里摔下,傷右腿,不能動。

2月4日 照X光相,右股骨頸外面骨折。須三個月休養。

7.28 凌晨3時大地震

10.19 知右腿不好,須開刀,心甚煩。

10.21 全市“除四害”游行,小英前日來信,招工在郵電管理局。

11.15 晚九時五十分地震,7.1級

12.9 小英由津赴內蒙,到地質隊報到,結束了他六年多的農村插隊。今并得悉“唐璜”譯稿在出版社可用。6

常言說,字越少,事越大。這寥寥幾行,所記載的都是晚年穆旦最為關心、對他的生命感覺和時代感覺影響最大的幾件事。首先是年初摔傷了腿骨,腿傷的長期折磨,極大影響了穆旦的心境,讓他有了生命臨近終點的預感。其次,長子查英傳1970年到內蒙古插隊落戶,穆旦和當時很多父母一樣,為子女的前途揪心。1975年8月后為兒子能招工回城,他殫精竭慮,多方奔走,1976年就有兩則日記,直接寫到了“小英”的“招工”。其實,第一則日記也與此有關:1月19日,就是在四處找熟人、打聽招工消息的途中,穆旦才“騎車赴德才里摔下”。穆旦1958年被打成歷史反革命,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那個時代很多知識分子的共同遭遇,而晚年的這個轉折性事件,似乎更令人噓唏,因為“一種帶有利益關系和功利目的的現實將穆旦拉低到最為世俗的層面”7。這或許是《冥想》中所謂“普通的生活”之一種內涵,正是徹骨的酷寒感受,孕育了“走到了幻想底盡頭”這樣的詩句。

當然,個人遭際又深嵌在大的歷史變動結構之中,日記中也提到1976年發生的兩件大事:唐山大地震與“四人幫”的粉碎?!?·28大地震”的震中是唐山,天津也在震區之中,城區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為了躲避余震,天津市民不得不長期住在臨時搭建的帳篷或簡易棚屋中,腿傷加上天災,穆旦這一年過得很是艱難。1976年又是偉人相繼辭世、歷史劇烈震蕩的一年: 4月,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爆發了“四五運動”;10月“四人幫”倒臺,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穆旦和當時所有中國人一樣密切關注著政局的轉變,政治人物從“一向正確”的高臺上跌落為“禍國殃民”的一群,讓他頗受震動。8“走到幻想底盡頭”,從這個角度看,不僅是個人生命史的總結,也包含了時代舞臺上某些演員卸下偽裝之后的歷史終局感9。歷史的變動帶來轉機,穆旦也意識到新的時代即將到來。12月9日最后一則日記,記錄了兩件大喜事:一是小英結束六年多的農村插隊,到地質隊報到,他的長期憂慮終于得到疏解;二是從郭保衛處得知,原來擔心丟失的《唐璜》譯稿,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妥善保存,并有可能出版。這個消息給他帶來極大的鼓舞,甚至燃起了某種“文藝復興”的熱情。帶著腿傷,穆旦將最后的時光和精力,全部投入到普希金抒情詩、長詩《歐根·奧涅金》等浩繁譯著的修改、補譯、重抄工作中。

1976年,穆旦的心境應該十分復雜:腿傷的折磨、死亡的預感、家庭的責任、對子女的愧疚、歷史變動帶來的興奮和疑懼、以及投入工作的熱情。這意味著,“幻想底盡頭”百感交集,并不只是一片幻滅的荒原,并不只有酷寒的體驗。有意味的是,穆旦在這個階段頻頻提到魯迅:1973年魯迅的著作獲得重印,他差不多購齊了所有單行本,包括《熱風》《野草》以及各種雜文集;1975年,他在《熱風》扉頁上抄錄魯迅《隨感錄》中的名言,以此自勵:“有一份熱,發一份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1976年12月,在《且介亭雜文》扉頁,他又記下:“于四人幫揪出后,文學事業有望,購且介亭雜文三冊為紀?!币妆虻膫饔浿攸c討論了這一現象,整理了1976年10月到1977年2月最后幾個月中,穆旦在書信中有關魯迅的言論,話題涉及: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通過魯迅學習寫作、“做官”與“講真話”,閏土與“人情世故”等方面10。

有關魯迅與穆旦的精神聯系,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但以往討論多集中于1940年代的穆旦,著眼于他在思維方式、精神氣質、雜文立場等方面與魯迅的聯系。相較而言,晚期穆旦對魯迅的接受,似乎要更內在一些,更偏于自我的激勵:一方面,面對變動歷史中的人和事,“晚年穆旦慣于透過魯迅的眼光來看待現實問題”,審視文學和政治的復雜關系;另一方面,魯迅堅韌的、持續戰斗的主體形象,更是構成了一種精神上的支援11,特別是在“炬火”到來之前的黑暗中,仍然可以“有一份熱、發一份光”。寫于1976年10月的《停電之后》,剛好凝聚了這種在黑暗中持續工作,讓生命發出光熱的感覺:

太陽最好,但是它下沉了,

擰開電燈,工作照常進行。

……

可是突然,黑暗擊敗一切,

美好的世界從此消失滅蹤。

大地震之后,電力供應不穩,晚間經常停電,但在黑暗中“點起小小的蠟燭”,把“室內又照得通明:/繼續工作也毫不氣餒”,這應該就是穆旦當時日常的工作狀態。次日早上,小小的燭臺擺在桌上:

我細看它,不但耗盡了油,

而且殘留的淚掛在兩旁:

這時我才想起,原來一夜間

有許多陣風都要它抵擋。

于是我感激地把它拿開,

默念這可敬的小小墳場。

這小小的燭臺(小小的墳場),同樣佇立在“幻想底盡頭”,無疑是堅韌工作中自我投射的生命形象。以“普通的生活”中看似微弱的努力,來面對生命的終局和歷史的轉變,這不是“幻想旅程”的再次重啟,卻蘊含了內在的領悟和肯定。易彬將這首詩和魯迅的《秋夜》對讀,認為兩個作品之間存在精微的對應,尤其可從《秋夜》結尾一句看出:“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煙來,對著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致的英雄們。”12這個判斷應該可以成立,穆旦在詩中的確轉化了魯迅《野草》的精魂。

二、“俗”與“真”:穆旦晚年寫作的新覺悟

在生命最后階段,穆旦頻繁與友人及一兩個青年朋友通信。1975年9月6日給郭保衛的信中,談及介紹西洋詩的價值,他有這樣一段話,非常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還有一個主要的分歧點是:是否要以風花雪月為詩?現代生活能否成為詩歌形象的來源?西洋詩在二十世紀來一個大轉變,就是使詩的形象現代生活化,這在中國詩里還是看不到的(即便寫的現代生活,也是奉風花雪月為詩之必有的色彩)?!瓓W登說他要寫他那一代人的歷史經驗,就是前人所未遇到過的獨特經驗。(由抄去的那點詩里你可略見他指的什么經驗)我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詩應該寫出“發現底驚異”。13

這段話常被后來的研究者引用,以此說明穆旦一直捍衛新詩寫作的現代性立場:拒絕風花雪月的傳統詩意,追求“驚異”的現代經驗,有關穆旦詩歌的“非中國性”問題,后來也引發正反兩方面相當多的討論。然而,在1976年與杜運燮的一封信中,他的表述又有所不同。當時,杜運燮建議穆旦該多看看舊詩,穆旦接受了這個建議,表示以前這方面接觸較少,但拿些舊詩來讀,又感覺隔閡。隨后,他有這樣一段檢討:

總的說來,我寫的東西,自己覺得不夠詩意。即傳統的詩意很少,這在自己心中有時產生了懷疑。有時覺得抽象而枯燥。有時又覺得這正是我所要的:要排除傳統的陳詞濫調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詩意,給詩以hard and clear front,這些話也是老話,不說你也知道了。不過最近考慮詩的問題,又想一遍罷了。14

這封書信具體寫作的時間不能確定,從中能讀出穆旦的態度,其實已發生了松動。雖然依然堅持過往的立場,“要排除傳統的陳詞濫調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詩意”,要給詩以“嚴峻而鮮明的輪廓”(hard and clear front);但對于詩人和他的朋友而言,這樣的話也是“老話”了,甚至可能已是某種現代詩學的“陳詞濫調”,一味追求所謂“發現底驚異”是不是也有其限度,“反而可能導致一首詩在總體上的抽象枯燥”15?這是一個前提性的問題,涉及現代詩的經驗性質和寫作的內在動力,晚年的詩人意識到有必要重新考慮。該年12月9日,穆旦抄錄最后的作品《冬》(之一)(之二)給杜運燮,信中還有這樣一段話,同樣談到了自己的新想法:

詩是來自看法的新穎,沒有這新穎處,你就不會有勁頭。有話不得不說,才寫。這是一類詩,像Auden的即是。但這類詩也有過時之日,時過境遷,人家就不愛看它了。因此我想,要是寫寫生活哲理,也是一法。它和現實沒有什么密切關聯,十年后看也可以,現在看也可以,這是否如此,請你議議。因此我寫了冬秋之類的季節詩。16

追求看法的“新穎”、經驗的“驚異”,是現代詩的內在動力,但考慮到語境的變遷和讀者的接受,是否也可適當降低對于當下變動經驗的依賴,轉而處理相對普遍、穩定的題材,如自然和哲理?穆旦也在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并試圖有所嘗試。閱讀上面幾封相關的書信,能感覺到穆旦態度的游移,這或許與對話者的不同有關:面對郭保衛這樣沒有讀過多少現代詩的文學青年,穆旦更像一個啟蒙老師,在書信中想傳達的,主要是現代詩的一些必要常識,或者說他的一席話,更多是一種針對年輕人的“顯白的教誨”;面對杜運燮這樣的老友,穆旦更多袒露了自己思考的過程以及內心的猶疑。

與此相關,穆旦對于奧登的評價也發生了微妙轉變。奧登是穆旦最為推崇的現代詩人,在他那里甚至充當了詩歌教育的某種準繩。在給青年的書信中,穆旦不斷提及奧登所代表的現代詩路徑、理念,也會抄錄自己翻譯的奧登作品以資佐證。然而,在給杜運燮、巫寧坤的信中,再說到奧登,穆旦的語氣有些不同,比如:認為就中國讀者的接受而言,介紹普希金和拜倫更合適一些,奧登太難了一些。后面補充的一句:“雖然奧登低于兩位大師”17,更是泄露了他內心的判斷。這些說法分散于不同的書信當中,并不構成完整的表述,如易彬所說,由于穆旦過早離世,處于一種難以斷定的狀態:“讀者所看到的只能是這樣一種雖連貫卻未及全部展開的奇異圖景?!?8然而,正是在這些交錯的片段、不連貫的圖景中,蘊含了詩學的新轉機、新覺悟。穆旦在1976年底完成的《冬》(之一)及其修改,為討論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切入點:

我愛在淡淡的太陽短命的日子,

臨窗把喜愛的工作靜靜做完;

才到下午四點,便又冷又昏黃,

我將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嚴酷的冬天。

我愛在枯黃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獨自憑吊已埋葬的火熱一年,

看著冰凍的小河還在水下面流,

不知低語著什么,只是聽不見。

呵,生命也跳動在嚴酷的冬天。

我愛在冬晚圍著溫暖的爐火,

和兩三昔日的好友會心閑談,

聽著北風吹得門窗沙沙地響,

而我們回憶著快樂無憂的往年。

人生的樂趣也在嚴酷的冬天。

我愛在雪花飄飛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親人珍念,

當茫茫白雪鋪下遺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熱流溢于心間,

來溫暖人生的這嚴酷的冬天。

《冬》(之一)寫于1976年12月,是穆旦真正意義的“絕筆之作”,語脈流暢,朗朗上口,每一節句式相同,第二、四、五行之末押韻,帶來一種不斷復沓的回旋感?!霸啊薄氨印薄盃t火”“白雪”等,都是讀者熟悉的,甚至是陳舊的意象,整首詩初次讀下來,甚至會有某種落入抒情“俗套”的感覺。但也正因“俗”或“熟”的感覺作基調,某種“hard and clear”的生命洞察,在反差之中又格外強勁。特別是開頭這一節:北方冬日的太陽是“短命”的,才到下午四點,就“已經又冷又昏黃”,“我”臨窗而坐,把一天的工作(翻譯)收拾停當,然后用一杯酒,灌溉寒冷的心田。在課堂上講到這首詩,我會和學生討論這應該是怎樣的一杯酒?肯定不會是一杯啤酒或紅酒,而是二鍋頭那樣的烈酒,粗糲又清冽,能一下子“灌溉”心田、滌蕩胸中的郁結。寫到這里,詩人平靜的語氣中,已積累了相當大的勢能,隨后一句:“多么快,人生已到嚴酷的冬天”,將郁積的勢能全部釋放,一種遲暮、滄桑的感覺傾瀉而出。穆旦在當時拖著病體堅持做著翻譯的工作,這一節應是他在工作間隙沉吟、頓挫的真實寫照。

有關這首詩的修改,是晚年穆旦研究的經典議題。此詩原來每節最后一句為:“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穆旦將此詩抄寄給了杜運燮,杜運燮認為太悲觀了,穆旦接受老友的建議,隨后做了修改,每節最后一句都有所變化,減少了“悲調”,加入更積極、樂觀的情緒。在12月29日回復杜運燮的信中,談到此詩的修改,他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我給你抄寄的那詩,大概由于說理上謬誤而使人不服:可是有形象在,形象多少動人,盡管那形象也是很陳詞濫調的,像聽熟了的不動腦筋的歌曲。我并不喜歡,但我想在詩歌變得味如嚼蠟時,弄一些老調調反倒“翻舊變新”了。你反對最后的迭句,我想了多時,改訂如下:……這樣你看是不是減小了“悲”調?其實我原意是要寫冬之樂趣,你當然也看出這點。不過樂趣是畫在嚴酷的背景上。所以如此,也表明越是冬,越看到生命可珍之美。不想被你結論太悲。這當然不太公平。現在改以上四句,也許更使原意明顯些。若無迭句,我覺全詩更俗氣了。這是葉慈的寫法,一堆平凡的詩句,結尾一句畫龍點睛,使前面的散文活躍為詩。19

這段話說明了此詩的意圖和修改的考慮,其中的意思比較曲折,很是需要進一步咀嚼,如:“味如嚼蠟”是指哪一類詩歌?“翻舊變新”中的“新”與“舊”,該怎么理解?這首詩的“原意”是什么?對于詩風的“俗氣”或“像聽熟了的不動腦筋的歌曲”,他又如何看待?

易彬傳記的最后一部分,以“被修改的樂觀”為題,結合這封書信,對這首詩的修改過程,做了比較細致的分析,提到幾處可以注意的地方:其一,穆旦強調“越是冬,越看到生命可珍之美”,此詩卻表達了“寒徹心扉的冷”,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構成反差,詩人的解釋反而泄露了他的內心之悲。其二,穆旦信中說“若無迭句,我覺全詩更俗氣了”,聯系前面提到的“那形象也是很陳詞濫調的”,這暗示他實際上并不愿修改。其三,依照巫寧坤的解釋:當時政治形勢不明朗,穆旦的歷史問題也沒有平反,“太悲觀”不符合時代精神,沒準兒會招來新的“言禍”,為不辜負老朋友的關愛,穆旦做了修改:

身為“過來人”的他最終做出了修改,而詩藝,則不得不被犧牲。綜合考量之,《冬》的修改行為固然是由穆旦自己做出,卻也確實加入了友人的意志?!@樣一種狀況,究其根本,應該還是因為“樂趣”與穆旦本人的心境相違背。而這,又從一個角度彰顯了晚年穆旦寫作境遇的復雜性。20

將晚年穆旦“寫作境遇的復雜性”,理解為本來愿望和實際行為之間的矛盾,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作為“過來人”的穆旦、杜運燮,自然會顧及“悲調”的風險。但上述判斷還是基于對穆旦晚年心境的理解,即“幻想底盡頭”只有生命的酷寒。如果說穆旦晚年的心境并不簡單,在“幻想底盡頭”還有堅韌的工作,還有發光發熱的努力,那么穆旦信中的說法——“越是冬越看到生命可珍之美”,不一定扭曲了此詩的“原意”,換個角度看,“俗氣”與“驚異”、“悲調”與“樂趣”之間的對照,恰恰可能是他的意圖所在。在此過程中,“詩藝”有無可能并未被犧牲,反而得到了某種轉化,甚至提升?

不妨先從“陳詞濫調”以及“俗氣”說起。前面提到,這首詩初次讀到,可能會有一點“俗”或“熟”的感覺,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回環往復的結構,過于流暢的押韻方式(腳韻從頭至尾),會“像聽熟了的不動腦筋的歌曲”;二是用原野、爐火、雪花等形象來對應內心感受的寫法,多少有“陳詞濫調”之感。穆旦在致杜運燮信中提到,“弄一些老調調”反倒可以“翻舊變新”。如果著眼于翻譯的影響,所謂“老調調”或許也是在長期翻譯拜倫、普希金等前現代主義詩人過程中,穆旦摸索乃至被馴化出的一種新語感,即如王佐良所稱:“能譯《唐璜》的詩人才能寫出《冬》那樣的詩?!?1在翻譯普希金、拜倫詩歌的過程中,對于字句、節奏、聲音的精心錘煉,是查良錚(穆旦)翻譯實踐的一大特點。去世前,他花大力氣修訂普希金的譯本,主要精力也是投在讓不押韻的詩行押韻這方面。在文學資源相對貧瘠的年代,他留下的那些鏗鏘有力、朗朗上口的譯文,對于當時及后世的讀者而言,都是一份極其珍貴的語言及精神資源。可以說,在長年的翻譯實踐中,潛心探索符合中國讀者審美習慣的節奏和詞句,會讓穆旦一定程度上不再執著“非中國性”的美學,在形象的鮮明深刻之外,也非常重視語言的音樂性、旋律感。當時一些青年讀者的反饋,如郭保衛、孫志鳴、柳士同等,給晚年的詩人帶來很大的安慰和激勵。與這些青年讀者的互動交往,也會讓他對詩歌的可傳播性和公共性,有了更切身的體知。

在12月9日致杜運燮信中,考慮讀者的接受,穆旦說要寫一些離現實稍遠的詩,如“冬秋之類的季節詩”,這大概也是他嘗試的“老調調”之一種。還是著眼于翻譯的影響,“把自然現象和心理狀態完全對稱或融合的寫法”22,正是他翻譯的俄國詩人丘特切夫獨創的技法。王宏印曾舉丘特切夫的《“初秋有一段奇異的詩節”》(查良錚譯)與穆旦的《秋》,比較二者的異同:

空氣沉靜了,不再聽見鳥歌,

但離冬天的風暴還很遙遠——

在休憩的土地上,流動著

一片溫暖而純凈的蔚藍……

——丘切特夫

天空呈現著深邃的蔚藍,

仿佛醉漢已恢復了理性;

大街還一樣喧囂,人來人往,

但被秋涼籠罩著一層肅靜。

——穆旦

兩首詩在氣息、感覺上有明顯的相似性,秋空的純凈和蔚藍,似乎從一首譯作“流動”到了另一首創作中。但兩首詩有很大的不同:丘特切夫的詩句更多停留在疏朗、流動之自然氣息的捕捉上,穆旦的詩句吸納類似感受的同時,“仿佛醉漢已恢復了理性”,“卻反其道而行之,加強了意象和思想的對比”?!肚铩穼懹?976年9月,“如果我們還記得那特殊的1976年的秋冬之際,這個典型的中國式的描述就不會是空穴來風”23。當過往的狂熱褪去,歷史即將進入新的階段,秋天澄澈的天空,仿佛酒醒之后逐漸清明的頭腦24,這一感覺的生成同樣“hard and clear”,顯然與現實的洞察相關。這既是“把自然現象和心理狀態完全對稱或融合的寫法”的沿用,更是一次突破、轉換。換句話說,即便寫自然季候這樣的“老調調”,穆旦犀利的現實感覺力、洞察力沒有流失,在“意象和思想的對比”中,反而出其不意,更渾厚有力。

事實上,以內在的反差、對比來打開全新的感知,可能是穆旦所譯普希金、拜倫作品所共有的特征。1957年,在討論普希金《歐根·奧涅金》時,穆旦就談到這部詩體小說內在的藝術形式,就表現為散文和詩、“詩意”和“清醒”的結合:

它是“詩”的生活與“散文”生活的融會,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融會;是在生活中揉進了美,而又并無美化生活的謊言;是在現實的土壤上對生活所可能達到的最美的認識;是“清醒”與“詩意”的結合。25

他翻譯的《唐璜》也有類似的內在翻轉張力:《唐璜》采用八行詩體,前六行隔行押韻,鋪敘展開,最后兩行互相押韻,往往一錘定音,甚至構成“倒頂點”的結構,造成發人深思抑或忍俊不禁的效果。26從這個角度看,翻譯實踐對于穆旦語感的影響,不僅表現為韻律、節奏、詞句的錘煉,由普希金、拜倫的作品,他也進一步體悟到活躍于“詩意”與“清醒”之間的詩歌感性。由此再來讀《冬》(之一),穆旦在致杜運燮信中說,每節結尾的迭句,可以畫龍點睛,使前面的散文“活躍為詩”,這種“活躍”功能也就體現于風格的內在反差中。如果說過于流暢的韻律和類型化的自然意象,帶給讀者一種熟識,甚至“俗氣”的感覺,那么“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的感受,又無比“hard and clear”,讓人一下子“清醒”,同樣具有讓“陳詞濫調”活躍為詩的功能。他在信中所謂“翻舊變新”,由此也可反向理解:當現代詩一味追求新異、抽象以至“味如嚼蠟”,“新調”可能變成了“老調”,變成一種新的cliché。在這種情況下,主動寫寫秋冬一類季節詩,引入一些 “風花雪月”的“老調調”,未嘗不是一種將前者重新“活躍為詩”的嘗試。

在“熟”(俗)和“新”、“清醒”和“詩意”之間構造翻轉的張力,早年的穆旦其實已有成功的嘗試,如著名的《五月》一詩,就通過新舊兩種詩體的猝然對照,用現代經驗的粗糲、緊張,來揭破腐朽含混的浪漫詩意。當然,這種戲劇化的蒙太奇并置,還是比較顯在的手法。相較之下,晚年穆旦在延續這種感覺構造的同時,方式可能更隱微,更爐火純青。一方面,他用“俗”或“熟”的聲音感覺和象征模式,來調和、涵容現代詩的“驚異”,使之更具普遍性,更具接納世俗感受的寬廣性;另一方面,正因為有了“熟”的形式,對人之生存和思想處境的嚴峻洞察,才得以在內在風格的反差中,獲得“hard and clear”的傳達。章太炎在自述思想變遷時曾說:“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苯栌眠@個著名的說法,早期穆旦反對“風花雪月”,發掘“豐富痛苦”和歷史緊張的寫作,如果可以理解為“轉俗成真”;晚年穆旦以“老調”來“翻舊變新”的嘗試,則可說是“回真向俗”,通過回歸“普通的詩意”來完成詩藝和感受的再造。“走到幻想底盡頭”之后,這種嘗試其實是新詩現代詩性的一種新拓展、新領悟。27

三、穆旦晚年詩中的主體形象及與北島比較的可能

回過頭來,還是說《冬》(之一)中“迭句”的修改。將原本后面三節的最后一句“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分別改為“生命也跳動在嚴酷的冬天”“人生的樂趣也在嚴酷的冬天”“來溫暖人生的這嚴酷的冬天”。如果認為這與穆旦實際感受不符,是一種“被修改的樂觀”,聯系前面對穆旦晚年心境的分析,這個判斷在強調穆旦晚年寫作境遇復雜性的同時,也可能簡化了穆旦心境的復雜性。在最初的版本中,用單一“迭句”收尾,將前面的散文因素“活躍為詩”,的確是穆旦從葉慈(葉芝)那里學習的技法,早年《贊美》一詩也有成功的嘗試。就實際的效果而言,如每一節均以“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作結,詩風無疑更為凝重,但情緒的空間會有某種封閉,甚至逼仄之感。從始至終,詩中的自我只是一個受難者形象,在酷寒之中與命運對峙。修改后的版本,“迭句”中加入“生命也跳動”“人生的樂趣”“來溫暖人生”等字句,除了減少“悲調”,還增添了騰挪的推進性和變化的層次感,更能對應穆旦晚年沉郁又昂揚的心境。詩中“受難”的自我形象,也因這樣的騰挪變化,不再僅僅對峙于命運,而是更深嵌入到“冬天”不同層次中,在承受嚴寒的同時,還有了某種可以舒展、延伸的空間。據王佐良回憶,當這首詩“還以手稿形式在朋友流傳的時候”,為大家帶來“安慰和希望”:安慰的是,“經過將近三十年的坎坷,詩人仍有那無可企及的詩才”;希望的是,“雖然這詩的情調是沉靜而又哀戚的”,但已傳遞了一點“新的消息。”28

在穆旦研究史上,王佐良寫于1946年4月的評論《一個中國詩人》,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文中提出很多重要的命題,諸如“用身體思想”“非中國”品質以及《五月》中“猝然對照”的手法等,提供了后來討論穆旦的基本框架。文章結尾的一個說法,后來卻很少被注意到:“他懂得受難,卻不知至善之樂。不過這可能是因為他今年還只二十七歲。他的心還在探索著。”29在王佐良的論述中,“受難”是一種宗教性的體驗,穆旦“懂得受難”,深諳于此,這離不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遭遇,同時也是現代主義文學常見主體構造的表現:敏感個體與外部糟糕現實處于沖突之中,生命本質是“豐富和豐富的痛苦”。易彬注意到了這個特別的說法,圍繞“至善”二字的理解,結合中西語境進行了討論,認為大致是指:“對于道德上的愉悅的追求,即以此來抵消受難對于心靈所造成的沖擊,從而實現內在精神世界的某種平衡”。30

當年王佐良的評價,包含某一種批評或期待,期待年輕的詩人不斷探索,能突破“受難”的現代主體構造,走向更廣大的人生和歷史領悟。依了這樣的期待,習慣于表達“受難”經驗的詩人,晚年在“嚴酷的背景”中寫“冬之樂趣”,是不是已包含了接近“至善”的自覺?倘若將“受難”理解為現代性主體的一種典型構造,那么“走到幻想底盡頭”之后,直面人生的嚴酷與命運的無常,不等待“炬火”,在“韌”的工作和生活中“有一份熱,發一份光”,是否也意味了掙脫現代性困境之后主體一次重新開展31?1976年10月30日致郭保衛的信中,穆旦完整抄錄《停電之后》一詩,不同于后來的通行版本,書信版多出了兩行,對凝固的燭淚有更細致的描繪:“我細看它,不但耗盡了油,/而且殘留的淚掛在兩旁:/(那是一滴又一滴的晶體,/重重疊疊,好似花簇一樣。)/這時我才想起,原來一夜間,/有許多陣風都要它抵擋。/于是我感激地把它拿開,/默念這可敬的小小墳場?!?2

后來的版本刪去這兩行,整體感覺會更凝練,但一陣夜風摧殘之后,“重重疊疊”花簇一般的燭淚,增添了自我形象的結構性和層次感。段從學認為這首詩敘述了一個“詩人如何發現了被遮蔽的日常經驗之真實性的故事”:停電之后,“繼續工作”的詩人沒有看見蠟燭,只是在次日的陽光下,蠟燭才進入詩人的視線,“這種發現,反過來照亮了詩人的生活世界,讓詩人又一次真切地看見了普通的日常生活細節包含著的完整的世界”33。對于詩人陷入其中、不能掙脫的現代性困境而言,這一“發現”構成了突破,“日常細節”包含了更完整的生活世界。這一討論相當緊要,可以補充的是,這個完整的生活世界不只是日常性的,詩人默念的“小小墳場”是持續工作的現場。抵擋一夜陣風的“自我”,層層疊疊,不再是抽象的“受難者”或“孤獨者”,也并非取消了緊張,而是以“繼續工作”的方式深深地、多層次地嵌入生活和歷史之中,以微弱的光熱照亮周邊??梢韵胂笠幌拢@小小燭臺佇立在“幻想底盡頭”,其實內置了“智慧之樹”的形象。

如果只是表彰穆旦晚年寫作的價值,這樣的討論意義當然有限。因過早離世以及所處位置、環境的限制,穆旦的寫作并沒有與后來新詩潮的興起發生關聯,這批晚期之作的意義,多年之后才得到闡發。然而,拓開視野的話,將他晚年的寫作與同時代其他詩人的努力放在一起討論,在1976—1977年這個特定的時刻,在歷史迎來轉機之際,這批晚期之作是否具有文學的可能性、精神的可能性,抑或為檢討當代詩歌的精神“起源”提供參照,是一個特別值得探討的問題。這需要更廣泛、深入的閱讀,甚至需要將與穆旦同代的“九葉詩人”“七月詩人”,抑或后來所謂“歸來的詩人”們,以及更年輕的“朦朧詩”一代,都納入討論的視野之中。由于個人的積累不夠,加之篇幅有限,下面暫且以兩首北島的詩作為例,嘗試作一點初步的討論。

穆旦和北島不是同一代人,年齡相差很大,在社會位置、時代感受及自我認知等方面也相當迥異。當穆旦“走到幻想底盡頭”,面對生命的終局,試圖用寫作來總結一生,北島及周邊的友人們正蓄勢待發,介入歷史進程的文學實踐即將全面展開。但在1976—1977年這一特定時刻,兩代詩人的寫作確實具有可以參照的“同時代性”:經歷了人生的諸多磨難,感知到歷史的嚴酷和無常,穆旦聲稱“走到了幻想底盡頭”,拒絕將生命價值寄托于各種自洽的觀念結構之中;岳重、北島、芒克、多多等人的寫作,同樣深嵌于歷史的變動結構,同樣與現實的欺瞞保持一種激烈的對峙性、否定性,因文革后期過度拉高的理想主義受挫后產生的懷疑主義,構成了這一代青年詩人的精神底色34。1976年政治局勢的變化,讓晚年的穆旦意識到可能的“轉機”,燃起新的工作熱情;同一時期的北島們,更是明確意識到“歷史終于給了我們機會”,自覺調整寫作的姿態,參與構造新現實的行動中來。換言之,兩代詩人的“否定”姿態之中,都包含了某種新的肯定性。還有一點頗有意味:北島最初的新詩寫作,或許受到食指的影響,依舊延續上一個時代的詩風,如詩形整飭、富于韻律感,采用“先抑后揚”的抒情模式。1972年前后,與芒克、根子、多多等周邊友人彼此激勵,北島也有了新的覺悟,逐漸轉向一種更具懷疑氣質、更為冷峻的現代詩風。如果將這種轉變理解為一種由“熟”趨“新”,甚或“轉俗成真”,恰好也可與晚年穆旦由“新”趨“熟”、“回真向俗”的嘗試構成逆向的對照。

四、從《回答》到《雨中紀事》

《回答》無疑是這一時期北島最為重要的作品,“從始于1972 年的創作,到1979年在《詩刊》的發表,一共經歷了六個版本、前后兩首詩(《告訴你吧,世界》和《回答》)的演變”。對此版本流變中詩人主體姿態、修辭方式及與外部世界關系的調整,已有研究者進行過非常細致、深入的梳理,揭示出“從聚焦‘此刻’的行動詩學到面向‘未來’的歷史詩學”的轉變軌跡35。其中,“我—不—相—信”四個字,最為醒目、最為讀者所熟悉。這個決斷是整體性的,“我”似乎同樣“走到幻想底盡頭”,“我不相信”擴展為對世界諸般表象、諸多給定表述的否定。

1972年的《告訴你吧,世界》初稿,收束于一個懷揣利刃的街頭少年形象:“我憎惡卑鄙,也不稀罕高尚/瘋狂既然不容沉靜/我會說:我不想殺人/請記?。旱矣械侗??!焙髞淼摹痘卮稹穭h去了這個結尾,增加了結尾的兩節八句,將“我有刀柄”的“此刻”,替換為高度象征化、總體化的空間與時間結構,尤其結尾一節:“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以嶄新的視覺想象,在過去(傳統)、現在(此刻)和未來(“新的轉機”)之間,構造了一種向未來敞開的歷史意識,由此完成了從“我不相信”到“相信未來”的轉換。這種“否定”與“肯定”的交織、 “我不相信”與“相信未來”的銜接,同樣體現在由北島主撰《今天》發刊詞中,構成了朦朧詩一代非常核心的時間意識和歷史意識,讓“今天”或“此刻”有了一種“既能截斷過去有問題的歷史,又能開啟好的民族運命”的責任、理解意識36,一種在現實中拓開文學實踐空間的行動性。

那個手握刀柄、站立街頭的少年形象,消失于《回答》,后來的版本提供了另一種“我”的形象:“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為了在審判之前,/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薄爸粠е?、繩索和身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外部世界帶給我的只是束縛、傷害(“繩索”),并不提供正面的支持,“我”可以依賴的東西很少,只有寫作(“紙”)和懷疑的自我意識(“身影”)。這樣一個獨自面對廣大世界,承擔歷史的不義審判又審判歷史的理性自我,是北島早期詩歌中非常穩固一種主體造型。正因為孤身一人,無所依傍,廣大的時空才得以在面前展開。1972年《告訴你吧,世界》中懷揣利刃的少年,因匕首在握,有一種特別的“具身感”,我的懷疑和憤怒被錨定于街頭。在后來的版本流變中,隨著二元對抗以及總體象征的強化,“此時、此地”的感覺實際被抽空了,被更宏闊的時空感覺和歷史意識取代,孤零零的自我也就呈現于這樣總體的象征結構中。

這個孤零零的自我如何展開行動?或者說,天空中“新的轉機”如何出現?在詩中依靠兩個動作完成:首先“我—不—相—信”,通過否定完成過往歷史的清場,在“決堤”的海洋和“上升”的陸地之間,打開宏闊的人類文明空間;其次,是朝向未來的“凝望”,經此一望,在“沒有遮攔的天空”,新的“轉機”接續“五千年”的傳統和未來人們的眼睛,自然會閃現。兩個動作之間的內在邏輯是:只要依靠理性否定過去,把握歷史給予的“機會”,轉機就會到來?!拔摇背朔穸ǖ淖杂X、擔當風險的勇氣、凝望的決斷,似乎并不需要其他更具體的努力,這恰好契合了“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的自我想象。

作為某種“起源性”的精神結構,“我不相信”與“相信未來”、懷疑主義和理想主義相互交織、滲透,構成了北島們寫作復雜的內在張力,這樣的張力能否持續存在,帶來彼此的支撐和深化,是一個特別需要檢討的問題。在空闊的世界上,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銜接點上,上述兩種態度似乎都有很強的觀念性和整體性:“我不相信”指向現存的一切,以致這樣的“懷疑”可能過于籠統,失去特別的針對性;“重新抬起眼睛”眺望未來的姿態,則更多依賴于“歷史終于給了我們機會”的時代感知。正是有了這樣的時代感知,北島等才能自覺將自身寫作和實踐,“對表”于1976—1978年之間重大的歷史事件37,帶著充沛的文學和思想能量,加入到新時期歷史空間的構造中。然而,在敏銳呼應歷史時勢、將“今天”轉化為一個突破歷史連續性的Moment的同時,這是否也意味著,這一代青年詩人會較為順暢地接納或反對時代給定的思想潮流,并依托這樣的時勢確立自身的位置和方向,反而失卻了更為迫切地認識“今天”、檢討“今天”并從中轉化出可能支援的意識?在檢討楊煉1980年代初寫作時,賀照田指出詩人有關 “過去—現在—未來”的樂觀理解,在熱烈呼應《今天》發刊詞的同時,也收窄了發刊詞所賦予“現在”的能動性、主體性內涵,因為:

而顯然在這樣的觀念理解感覺里,作者之關心中國“現在”和中國“未來”,重點便當然變成用寫“過去”激動人們的變革之心,同時勾勒“未來”的美好加強人們的變革之心,而如此,作者觀念上所著重的“現在”,當然本身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成為從“過去”通向“未來”的通道,而不需要特別去對之作審視、把握。38

重視“今天”的同時又收窄了對“今天”的理解,這個問題并非孤立,只表現于楊煉早期的詩文中,在更深長的視野中觀察,也可能潛存于“朦朧詩”乃至“后朦朧詩”共通的精神結構中。反觀穆旦晚年的寫作,在歷史發生變動的時刻,他也意識到“轉機”的存在,態度無疑更為審慎,也缺乏展開行動的實際空間。更重要的是,對他而言,這“轉機”并不完全來自外部,不是依靠“我不相信”或“相信未來”就能達成。即便“幻想底盡頭”不是一片幻滅的荒原,也有新的生機和溫熱涌流,但這不意味“幻想旅程”就可再次匆忙重啟。歷史的“轉機”如果存在,那也在相當程度上,要發生于自我的內部,基于當下“韌”的生活與工作:“有一份光、發一份熱,不必等待炬火?!?/p>

借由上面的比較和討論,或許能進一步窺見北島后來詩風變化的蹤跡:當現實的發展并不完全吻合于朝向未來“凝視”,“相信未來”的理想主義很容易消解,作為精神底色的“我不相信”又較為籠統,不一定能有效應對1980年代更為復雜的現實和人心狀況,也會逐漸失去針對性及與同時代人的共鳴。當然,隨著寫作的持續深入、對世界詩歌更廣泛的閱讀,從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北島的寫作技藝是在不斷精進中39??赡芤舱且蚋嘁蕾噷κ澜缭姼璧拈喿x和吸納,懷疑主義的精神能量,也很容易被一些現代主義文學的常態觀念所吸納,如“我不相信”姿態,后來會被看似更為本質的“古老的敵意”取代。“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是里爾克《安魂曲》中的名句,北島后來十分重視這個說法,曾借此闡發對于現代詩歌位置、命運的理解40。

另外,北島的詩歌并不缺乏豐富的自然感性和生活細節,如1979年寫給戀人邵飛的《雨夜》,將雨夜的燈光、潮濕、花的芳香、滾燙的呼吸以及歡樂、辛酸,共同“揉進”動蕩不安的時代感受中,就是一首當代抒情詩的精品。然而,對于生活、情感和自然的豐富感知,在北島這里又似乎沒有形成特別重要的內在支撐,一旦涉及自我和現實的對峙,或者在最有行動力的時刻,“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的自我,往往會以決絕的姿態,傾向于甩脫“一切多余的東西”,以更加的無所依傍來顯示自己的英雄氣概,如《走向冬天》中所稱:

把鑰匙留下

走過鬼影幢幢的大廈

把夢魘留下

留下一切多余的東西

我們不欠什么

甚至賣掉衣服,鞋/把最后一份口糧

把叮當作響的小錢

留下。

從孤零零“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到赤條條把“多余的一切”留下,這需要不斷決斷的勇氣,可依據這樣的決斷,在“走向冬天”、走向“未來”的途中,這樣孤零零或赤條條的“我”,究竟能走得多遠,走到哪里,能否走出觀念化的感覺構造,也是可以進一步觀察的。在課堂上,我常將穆旦《冬》(之一)與北島《雨中紀事》進行比較:

醒來,臨街的窗戶

保存著玻璃

那完整而寧靜的痛苦/雨中漸漸透明的

早晨,閱讀著我的皺紋

書打開在桌上

瑟瑟作響,好像/火中發出的聲音

好像折扇般的翅膀

華美地展開,在深淵上空

火焰與鳥同在

……

1980年代之后,北島自己也開始“pass北島”,逐漸疏遠早期對抗性的意識形態主題,更多偏向私人化的內心感受,現代主義詩風也愈發濃郁。這首《雨中紀事》大致寫于1980年代初期41:雨夜過后,一個人坐在窗前發呆,在孤獨中沉思生命的存在。開頭的幾行還是貼著經驗來展開,將窗玻璃轉喻為一片“完整而寧靜的痛苦”,隨著世界在雨中逐漸透明,向外凝視的視角隨之倒轉,“早晨”透過玻璃反向“閱讀著我的皺紋”,這樣的寫法十分真切,具有一種驚警的揭示力。但隨著書頁的打開,后面的詩行飄浮了起來,在一個超現實的亦是更為抽象的空間中展開:

在大地上畫上果實的人

注定要忍受饑餓/棲身于朋友中的人

注定要孤獨

樹根裸露在生與死之外

雨水沖刷的

是泥土,是草

是哀怨的聲音

最后這一段,與里爾克的《秋日》有明顯的互文關系,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北島好像是在向現代主義詩歌的傳統致意。42這首詩風格沉靜,蘊含了內在的啟示性,還有一點超現實的神秘感,符合某種對于現代詩歌“高級感”的期待。它寫于80年代初,似乎已開啟了北島“去國”之后的寫作模式,如“不關注地域色彩”“對外界物性的虛化和對詞的通約化”“室內感、空白、內化”等。431990年,宇文所安在那篇引發持續爭議的北島英譯詩集評論《全球性影響的焦慮:什么是世界詩歌?》中,也提到了這首《雨中紀事》,認為作為像云一樣飄浮的“世界詩歌”的樣本,這樣的詩歌便于翻譯給西方讀者:

書打開在桌上

瑟瑟作響,好像

火中發出的聲音

好像折扇般的翅膀

華美地展開,在深淵上空

火焰與鳥同在

the book lying open on the table

makes a rustling noise, like

the sound of a fire

or fan-like wings

gorgeously opening, flame and bird together

in the space above the abyss

這樣的詩句華美、深邃,“在瞬間之內變幻莫測,至為繁復優美”,由于脫離具體時空的羈絆,保持了一種可以翻譯的飄浮性,確實也會“漸漸稀釋,僅僅成為淡漠的云氣”,以致“沒有歷史,也不能留下可以構成歷史的痕跡”44。

《雨中紀事》算不上北島最好的作品,不能代表詩人的寫作水準,可作為一首掙脫此時、此刻的標準的現代詩,卻剛好可以和穆旦的《冬》(之一)形成對照。實際上,兩首詩的空間感覺十分相似:封閉的室內,一個人坐在窗邊,面對窗外的世界?!队曛屑o事》中與世界相互“閱讀”的自我,一開始有某種經驗的實感,但在意象的不斷滑動中,又如“云”一樣逐漸稀薄,飄浮開去,被回收于“人注定要孤獨”的普泛理解中?!抖罚ㄖ唬┲械淖晕?,同樣封閉于室內,而且還封閉于“熟”的意象和聲音系統之中,但“hard and clear”的生命啟悟,又構成強勁的對沖,“熟”與“新”、“俗”與“真”的張力,也讓這個自我無法輕易抽離,反而深嵌于此時、此地的工作和生活。在“迭句”的變化騰挪中,我們能讀到一個堅韌工作、誠摯生活的人的形象,甚至能感覺到室內寒冷的空氣、黃昏光線的推移,體會到他內心的激越和蒼茫。這樣說來,讀起來感覺更先鋒的《雨中紀事》,反倒有些陳舊了,當“hard and clear”的經驗經過語言轉換而虛化,剩下也可能只是“模糊不清的現代主義詩意”。

作上述的比較,并非是要貶抑北島的寫作。無論在1970年代,還是1980年代之后,北島的巨大成就和影響都不容置疑,其詩風的轉變也有內在脈絡,與現實處境、時代感覺和不斷擴展的文學視野都有緊密的關聯?!队曛屑o事》這首短詩不能代表他的成就,更不能代表當代詩的主要形態。以穆旦晚年的寫作為參照,意圖是將當代先鋒詩歌“起源性”的精神結構相對化、問題化。正如前面提到的,從“我不相信”到與生活保持“古老的敵意”,北島的模式容易pass,但“異端”或“受難”的自我形象、以寫作(筆)來對峙歷史和生活整體的寫作者形象,卻根深蒂固留在當代詩的觀念和感受結構中。由此強化、固化的反思性主體,往往尖銳有余,內在的心力和現實感卻可能相對稀薄,這還是顯在的問題。更為隱在的限制是,在“我不相信”和“相信未來”交織而成的歷史意識和時間感覺中,孤零零或赤條條的自我,會傾向于較快接受時代主導的或與之簡單對立的感受方式,缺乏迫切認知、把握當下現實并從中開掘蘊蓄活力的意識和能力。在此感受結構和觀念結構的潛在支配下,特別反對“政治—知識”規約的當代詩歌,推崇以直觀感受和想象力的當代詩歌,在時勢和潮流的變動中,反而常常容易被“高深”的詩學和理論話語吸納,反而常常不能突破有關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一般性認識,如人在社會體制中難免壓抑和傷害,孤獨是人的存在本質等,這可能是一個不太容易被察覺的狀況。

即如《雨中紀事》從早上的孤獨寫起,這樣的實感并非不真切,對于讀者而言,確實也是需要深沉體悟的經驗。然而,借助現代詩的技巧和西方文學的閱讀經驗,將孤獨過快提升至現代生存處境的一般認知,孤獨的“實感”反倒被稀釋了,與孤獨對峙、對話并有所轉化的契機,也會遺失在這樣的升華中。1990年代以后的當代詩歌,自覺糾正這樣飄浮的國際語風,強調用本地敘事來增添細節,用反諷來打破自我的幻覺,用稠密美學來包裝“實感”,但是否真的突破了對現代生存處境的固化理解,大概也是可以討論的。由此說來,《雨中紀事》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卻又是一個代表性的個案。作為參照,穆旦晚年的寫作并未因“走到幻想底盡頭”就放棄此時、此地的可能,在不必等待“炬火”的領悟中,將歷史的轉機內化為內在的持續工作,重構了堅韌、層疊又舒展的主體形象。這樣的努力十分有限,可正如《停電之后》中經受一夜陣風的燭火,“有一份熱、發一份光”,給讀者帶來長久撫慰、啟示的同時,也能于暗夜中照亮一點過往蹤跡,幫助我們重新檢討當代詩歌內在的精神結構。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現代漢詩的整體性研究”(項目編號:20&ZD28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對于穆旦晚年寫作的編年問題,易彬有非常細致的討論,他認為自杜運燮編選的《穆旦詩選》198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以來,《智慧之歌》始終被編排在1976年詩歌之首,無外兩個原因:“其一,它確是穆旦1976年的開篇之作,其二,作品的整理者愿意將其視為穆旦1976年詩歌的開端之作。”參見易彬《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622頁。

2 6 8 13 14 16 17 19 25穆旦:《穆旦詩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306、211、183—184、145、146、180、147、101頁。

3 7 10 11 12 18 20 30易彬:《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624、529、555—556、556、627—628、599—600、647—649、332頁。

4 澎湃新聞特約記者錢冠宇對易彬的專訪,參見微信公眾號“澎湃翻書黨”2025年4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e3-jV3Rts9C_1n9TPkEVug。

5 分析1940—1950年代之交穆旦的選擇時,易彬就將“出走”和“歸來”相對照,強調二者的“不可割裂”:有了“歸來”,詩人的“出走”也就并非是棄國而去,而是基于對民族國家的強烈關切;有了“出走”,“歸來”也便有了在個體生命實現的意味,即如好友巫寧坤所說:“投身于一個嶄新的世界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參見易彬《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356—360頁。

9 在1976年4月所作《演出》表達了這樣的感受:“慷慨陳詞,憤怒,贊美和歡笑/是暗處的眼睛早期待的表演,/只看按照這出戲的人物表,/演員如何配置精彩的情感?!瓍s不知背棄了多少黃金的心/而到處只看見贗幣在流通,/它買到的不是珍貴的共鳴/而是熱烈鼓掌下的無動于衷。”

15針對穆旦書信中的這段話,藍棣之曾有細致的解讀,認為穆旦所說的“有時覺得抽象而枯燥”,對應的是他詩歌三種類型中的一種:以理念為出發點通過想象來塑造感覺,這種寫法能體現現代詩的新穎和自由,可如果不能很好結合于有血有肉的感覺,也難免抽象。參見藍棣之《正統的與異端的》,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16頁。

21 28 29王佐良:《穆旦:由來與歸宿》,《穆旦研究資料》(上),李怡 、易彬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288、283頁。

22查良錚:《丘特切夫詩選·譯后記》,《穆旦(查良錚)譯文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頁。

23 26王宏?。骸恫榱煎P翻譯研究》,商務印書館2024年版,第39—40、125—126頁。

24在1975年9月6月致郭保衛信中,穆旦寫道:“不知你愛秋天和冬天不?這是我最愛的兩個季節。它們體現著收獲、衰亡、沉靜之感,適于在此時給春夏的蓬勃生命作總結,那蓬勃的春夏兩季使人昏頭轉向,像喝醉了的人,我很不喜歡?!眳⒁娔碌赌碌┰娢募罚ǖ?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頁。

27如何處理發現的“驚異”與“接受”的普遍性,抑或“生”與“熟”、“真”與“俗”、“質”與“文”的關系,在新詩史上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林庚在1930年代就認為自由體的新詩,片面追求“緊張驚警”的感覺,難免深入而偏激,陷于“狹”的趨勢。他提出韻律詩或自然詩的方向,予以調和,因為有了“韻律”,就有了一個“熟”的形式,能收納、涵容自由詩的“緊張驚警”,使之變得“從容自然”,具有更為寬廣的文化感染力和精神塑造力。穆旦晚年“回真向俗”的嘗試,或可放在這個問題脈絡中理解。

31有關穆旦精神結構與現代性困境之關系的深入討論,參見段從學《穆旦的精神結構與現代性問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2易彬:《穆旦詩編年匯?!罚本┐髮W出版社2019年版,第346頁。

33段從學:《穆旦的精神結構與現代性問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頁。

34賀照田近年來有關“七八十年代青年詩潮幾個未得到充分正視與討論的問題”的系列講座,對于1970—1980年代青年詩潮中“理想主義”與“懷疑主義”的交織變奏,有非常深入的分析。該系列講座共四講,前三講的講稿經整理已陸續發表,包括:《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史詩熱中的抒情理解與時間理解 ——以海子、楊煉、江河為聚焦討論中心》(《文藝爭鳴》2024年第11期)《青年詩歌理想主義的重建與新詩潮的確立與發展——以〈今天〉發刊詞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島、江河、顧城、楊煉的有關寫作與認識為分析中心》(《文藝爭鳴》2025年第3期)《歷史的挫折與20 世紀70年代青年詩潮中的懷疑主義——以岳重20世紀70年代寫作為分析重點》(《文藝爭鳴》2026年第2期)。

35陳昶:《〈回答〉的版本問題與20世紀70年代北島的詩學轉向》,《文藝爭鳴》2023年第2期。

36 38賀照田:《青年詩歌理想主義的重建與新詩潮的確立與發展 ——以〈今天〉發刊詞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島、江河、顧城、楊煉的有關寫作與認識為分析中心》,《文藝爭鳴》2025年第3期。

37《回答》在《今天》發表時,將寫作時間標為“一九七六年四月”,表示其為“四五運動”的產物;《今天》創刊號印出之時,恰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之日,發刊詞發表本相較手稿本,將首句“埋在地下和內心深處的作品”,修改為“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且進一步強化“四五運動”作為新時代開始的起點意義。參見李建立《創造現實的文學行動——〈今天〉(1978—1980)發刊詞解讀》,《文藝爭鳴》2020年第12期。

39有關北島去國前的詩歌創作與外國詩人(波德萊爾、洛爾迦、特朗斯特羅姆等)的關系,亞思明有細致的梳理,參見亞思明《大海深處放飛的翅膀:北島與〈今天〉的文學流變》第四章第二節《詩意棲居的中間地帶:北島去國前創作與翻譯文學關系探析》,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

40 2011年7月20日,北島在“香港書展”發表演講,從“作家和他所處的時代的緊張關系”“作家和母語之間的緊張關系”“作家與自身的緊張關系”三個方面,闡發他對“古老的敵意”的理解。參見北島《古老的敵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53—160頁。

41廣州新世紀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北島詩選》,是由北島按時間順序編選的,1972至1978年間的創作納入第1輯,1979至1982年間的創作納入第2輯;《雨中紀事》收入第2輯,排在倒數第二的位置。參見亞思明《大海深處放飛的翅膀:北島與〈今天〉的文學流變》,第146頁注釋8中的說明,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

42北島曾回憶1970年代初,他從《世界文學》上初次讀到馮至所譯里爾克的詩,其中包括《秋日》。“說實話,他并沒有像洛爾迦那樣讓我激動,我們擦肩而過。人到中年重讀里爾克,才終有所悟?!眳⒁姳睄u《時間的玫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19頁。

43張棗:《當天上掉下來一個鎖匠》,《張棗隨筆選》,顏煉軍編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頁。

44[美]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詩歌?》,洪越譯,田曉菲校,《新詩評論》2006年第1輯。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