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非虛構寫作中的“虛構性”
內容提要:虛構是人類認知世界、建構意義的基本方式之一。非虛構寫作中的虛構性,并不是對真實的背離,而是敘事的內在要求,因為所有敘事都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虛構。在非虛構寫作中,虛構是以客觀事實為基礎,遵循情理自洽與可核查的原則,旨在實現“事真、情真、理真”的統一。從敘事結構看,作者需對碎片化材料進行主觀裁剪與組接,形成完整有機的文本;從時間維度看,客觀時序須經改造重組以服務于審美意圖。同時,修辭性敘事、心理補白、材料綴合等手法,也離不開作者合理的想象與虛構。可以說,非虛構寫作是在真實與虛構之間開辟出來的“第三空間”,既維護了求真的本質,又實現了文學對事實的“詩學轉化”。
關鍵詞:非虛構寫作 虛構 事實 真實 審美價值
在討論非虛構寫作時,有一個前提必須要明確:凡敘事,皆有虛構。其一,因為“融合虛構與事實的渴望存在于所有時代,存在于所有或者說幾乎所有文化中”1。其二,所有敘事都不是通過語言對事實進行絕對客觀的記錄,而是根據作者的推測或需要,借助某些情節或故事的話語建構,在特定的文本結構中,呈現其功能和意義。可以說,必要的虛構是任何一種敘事都無法摒棄的準則,包括歷史學、社會學、新聞學在內,都是如此。《史記》被稱為“史家之絕唱”,但其中的“鴻門宴”“紙上談兵”“指鹿為馬”之類故事,嚴格意義上說,都存在著作者無法親歷且極具想象性的虛構細節。所以,非虛構寫作作為一種敘事性的文學實踐,必要的虛構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元素。當然,這種虛構不是有違客觀事實的、天馬行空式的幻想,也不是對現實經驗的主觀化改造與變形,而是為了確保真實所進行的情理自洽、靈活多變的虛構。它既要符合人類的經驗和常識,又要具備一定的可核查性,是一種再現現實邏輯的多樣性虛構。
一
虛構是人類主觀的想象之物,而想象又是人類建立自身與世界之間關系的基本手段。早在遠古之時,人類就借助自身的想象,創造了諸多神話,以便理解世間萬事萬物,確立自身與世界的關系。隨后派生出來的各種宗教,在本質上也都是人類虛構的產物——通過對生命的前世與來生的想象,尋求活著的意義。在《結尾的意義:虛構理論研究》中,英國學者弗蘭克·克默德就從文學的虛構出發,饒有意味地揭示了虛構在人類認知世界里的普遍存在狀況。在他看來,虛構絕非文學的專屬,而是人類理解自我、歷史與世界的根本性工具。人類對于時間與意義,有著與生俱來的深層焦慮,因為“人們出生之后就迅速‘進入中間’,就像詩人愛從中間開始敘述一樣。他們也是在中間死亡。所以,為了理解他們的人生意義,他們就需要一些與其他開頭和結尾的和諧關系,以便賦予人生和詩歌以意義”2。也就是說,人類本質上是“處于中間的存在”,既無法知道自身生命的開端,也無法預知生命終結之后的存在形態,而是始終處于一種無序、連續的“時序”之流中。為了對抗這種無意義的時間流逝,人類本能地需要通過虛構,構建“開頭—中間—結尾”這樣一個連續性的完整結構,并以“結尾”的終極性虛構,反過來賦予生命以內在的秩序與關聯,讓原本空洞的時間間隙轉化為充滿意義的“時機”3。這方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各類宗教對于生命“來生”的想象性建構。
《結尾的意義:虛構理論研究》的特殊意義在于,它突破了“虛構/真實”在傳統意義上的二元對立,提出了虛構的價值不在于是否符合客觀事實,而在于其解釋現實世界的有效性——虛構不是可以被證實或證偽的科學假說,它不需要與現實完全吻合,而是在“解釋此地此時”的過程中獲得意義。當某種虛構無法再回應新的現實經驗時,它就會自然被新的虛構所替代,這也是文學經典不斷被重釋、思想范式不斷迭代的根本動力。尤為重要的是,克默德還分析了人類普遍存在的各種不同類別的虛構,譬如范式性虛構,包括人類的烏托邦理想,以及各種現代性的啟示;法律性虛構,包括對各種特殊情形的虛構,以便法律條款能夠確保公平與秩序;數學里對零狀態的虛構,即關于自在之物或因果性的虛構4;當然還有斯蒂文斯宣稱的“終極信仰一定是在一種虛構之中”5,等等。應該說,克默德在討論人類的虛構問題時,多少有些“泛虛構主義”的意味,但是,他對文學創作中虛構問題的分析,仍然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書第五章里,克默德通過對薩特《惡心》等具體作品的詳細分析,指出了文學虛構區別于其他虛構的核心特質,在于它始終在“滿足讀者的意義期待”與“突破既定范式”之間保持強勁的內在張力。所謂“滿足讀者的意義期待”,主要體現在“結尾的意義”之中。每部作品的結尾,都隱含了作家對人的可能性生存狀態的想象,這種想象主要是為了滿足讀者的意義期待。然而,對于完整性范式的依賴與解構,又構成文學虛構的核心動力。他認為,從虛構對完整性范式的依賴上看,即便最激進的現代主義敘事,也無法完全拋棄人類對“結構、因果、結尾”的深層期待——讀者會不自覺地套用傳統敘事范式去解讀文本,因為敘事范式是理解得以發生的基礎。從虛構對完整性范式的解構來看,很多優秀的文學虛構,又會主動打破讀者的天真期待,通過“突變”“不和諧”的情節設計,打破僵化的解釋框架,讓讀者直面現實的復雜性與不可預測性,拓展人們認知的邊界。
如果說克默德詮釋了虛構對于人類為何不可避免,那么法國學者弗朗索瓦絲·拉沃卡的《事實與虛構:論邊界》則系統討論了“泛虛構主義”的局限及危害,尤其是在剖析了歷史與虛構、信仰與虛構等關系之后,她嚴肅地提醒人們,必須要在“泛虛構”的世界里,進行必要的“劃界”,否則,人們將因抹殺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邊界而帶來各種潛在的危機。在該書中,拉沃卡同樣強調,虛構并非謊言,而是一種獨特的、有意圖的創造行為,對人類認知和社會運行都至關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虛構是人類理解和組織經驗、創造意義的核心能力,遠非單純的“虛假”。但她隨即強調,正是由于虛構是人類意義建構的核心,有著強大的內在力量,我們就必須厘清它與非虛構(即事實)之間的界限。如果將信仰、歷史、新聞與虛構混為一談,不僅會瓦解社會共識的基礎(如法律中的事實認定),最終也會損害虛構藝術自身的價值,因為它那獨特的“游戲性佯裝”和開放性,將被人們惡意地利用或徹底誤解6。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述上述兩位學者的主要觀點,是想從更宏觀的層面上明確表達這樣一種判斷:虛構既是人類認知世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也是人類自身的創造性行為。它是人類意義建構的重要載體,在本質上承載了人類生存對于想象的深度依賴。無想象,不生活,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斷言。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觀照文學創作,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學為什么離不開虛構了——譬如,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中就曾毫不含糊地強調,“虛構性”“創造性”和“想象性”是所有文學作品都無法剝離的突出特征7。作為一種帶有跨界特征的文學創作,非虛構寫作雖然在文體上很難歸類,但它畢竟具有文學內在的審美屬性,而文學的本質屬性就在于其“虛構性”8。因此,當我們討論非虛構寫作時,其虛構性并不只是一種外在的技術問題,而是其內在的本質規定性。但這種虛構性,又不同于虛構類寫作的純主觀化想象,而是依據事實,在敘事上進行的靈活且合理的虛構。也就是說,它既受制于真實性的原則,又依賴于文學性的審美要求,具有某些特定的邊界。
從維護真實性原則來說,非虛構寫作通常以客觀事實的記錄為依據,確保事真、情真、理真的三者統一。這里,客觀事實是敘事的基礎,也是作品得以形成的內核。事實與真實并不完全相同。事實具有超越個人感受的客觀屬性,而真實則更多帶有個人的感受。非虛構寫作就是圍繞客觀事實,建構一種體現個人真切感受的真實性。所以,21世紀以來的非虛構寫作,一直高舉鮮明且具有極高識別度的口號——“文學的求真行動”或“行動的文學”。這個口號把“行動”放在寫作的核心位置。這里的“行動”,顯然不是指寫作本身的動態行為,而是指圍繞寫作所進行的“求真”行為。行動的主體是作者,行動的內涵不是身體或精神的單方面勞作,而是作者親歷親為地奔赴現場,尋找包括歷史和現實中具有“現場”意味的見證物,維護現場的真實。如李娟的“羊道”系列,梁鴻的“梁莊”系列和近作《要有光》,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等,都是如此。像易小荷《鹽鎮》中的女性生存境域,《惹作》中的惹作短暫的生命歷程,都是湮沒于日常生活倫理和習慣中的事實,只不過作者從性別角度出發,并對其進行了親歷性的調查實錄,才在敘事層面上呈現出無可辯駁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既具有社會學的事實,又體現了審美意義上的真實。
從維護文學審美屬性來看,非虛構寫作自覺規避了新聞特寫、口述史、社會調查等行業規范的嚴格要求,帶有作者強烈的主觀情感傾向和靈活的敘事技巧,并在作品的細節部位融入了各種合情合理的虛構性內容。不錯,非虛構的作者常常置身于敘事現場,或了解事件發生原委,或與當事人進行交流,或尋求各種隱秘的印證材料,通過自我的全面介入,扮演了事件見證者甚至核查者的角色。但在進入敘事之后,局部的、情節性和經驗性的虛構,通常會貫穿作品的始終。如《惹作》中,易小荷面對已死去十多年的惹作,從她貧困的幼年生活、艱辛的成長過程,到嫁人生子,尤其是婚后短暫的甜蜜生活的敘述,都融入了作者大量的虛構。可以說,這些必要的虛構,既是作品在藝術表達上的內在要求,也體現了作家獨具智慧的敘事策略。其主要目的,是確保敘事不對客觀事實構成顛覆,并通過藝術化的處理手段,強化作品的審美張力與敘事深度,因為“文學越來越強調它有權對虛構的標準做具有主觀性和個性的選擇”9。
人類因想象而虛構,又因虛構而充滿熱望。沒有想象催生的各種虛構,無論是終極信仰、人生理想,還是認知自我、理解世界,人類都會面臨各種更復雜的困境。“我們相信虛構作品與世界的某種關系,這種關系當然具備游戲性質,但也具備協商性質,通常還具備沖突性質。為了把握這種關系,我們必須很好地理解虛構定義中的關鍵問題,也就是在虛構確切的輪廓內部,具備詩學、人類學、文化、歷史、法律、政治、心理學及認知意義的種種要素。”10的確,虛構與世界的關系是多維的,因為它隱含了各種復雜的歷史文化信息。而這,也是我們討論非虛構寫作中的虛構問題時,首先必須理解的一個重要前提。
二
在文學創作中,虛構并不意味著完全脫離事實的虛假。它靈活多樣,變動不居。“虛構現象可能是人類的某個恒定特征,是一種普遍的認知能力”,拉沃卡強調,將虛構與小說混為一談,已成為完全不可取的陳舊觀念,人們必須摒除虛構等同于虛假的觀念,認真探討虛構的其他用途,“研究它們、認識它們的任務迫在眉睫,對那些接受對更為古老的時代作一番回顧的人來說,這個任務也意味著對虛構其他用途的承認”11。盡管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虛構的用途確實廣泛,而且異常繁復,但就非虛構寫作而言,必要的虛構,既體現了作者某些主觀上的特殊認知功能,也突顯了作品本身的審美價值。這種審美價值,主要表現為它真誠地呈現了人類生存的真實困境——即便某些細節本身是虛構的,即使某些事件的關聯性也是由作者主觀建構的,但它所描繪的生存場景、人性面貌依然是真實的,同樣凸現了客觀事實所承載的生活真相。
為了從文學的審美層面進一步揭示非虛構寫作中的虛構是不可或缺的,我們有必要回到敘事文學內部,對其進行深層次的探討。必須明確,作為一種新的、具有跨界特點的文學創作范式,非虛構寫作不是為了否定虛構寫作過度追求藝術性所導致的不真實,也不是為了顛覆報告文學、紀實文學過度聚焦社會宏觀問題所導致的文體狹窄化,而是試圖在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破除各種信息繭房、仿真技術所帶來的真相難覓之困境,從作者的具身性出發,在日常性、微觀性等層面,呈現諸多被日常表象經驗和同質化信息所遮蔽或忽略的生存真相,揭示其中所隱含的復雜的歷史或現實問題,傳達作家主體真實的發現與思考。其中,事實、真相、可核查性,仍是其不可撼動的敘事宗旨。但是,為了使這些事實和真相獲得原生態的、令人信服的審美效果,作者必須要動用靈活多樣的敘事手法,虛構便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這些靈活多樣的虛構,主要源于敘事本身的內在規定性,尤其是文學作品的結構要求,以及敘事對于時間維度的處理要求。
從敘事作品的內在規定性來看,一部文學作品在結構上必須保持相對的完整性,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結構的完整性并不是指故事的完整性,而是指作品在內容組織、邏輯關系、表現形式等方面必須形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各部分之間相互關聯、相互補充,共同服務于作者的審美意圖。這種結構上的要求,不僅體現為作者需要對所有敘事材料進行取舍、裁剪、調配和組接,還意味著作者在敘事過程中要始終保持各種材料之間的內在關聯和有機統一,使文本最后形成一個結構完整并能傳達作者審美意圖的作品。換言之,它是作者主觀性深度介入的結果。所謂作者的主觀性,就是指作者在敘事過程中帶入的個人立場、情感傾向、價值判斷、經驗投射等主體意識,體現為作者對敘事內容的選擇、評判和情感介入程度。這種介入程度越深,意味著作者對客觀事實的改造性越大,虛構的空間也越大。眾所周知,在實際的現實生活中,非虛構寫作的作者所獲得的各種事實材料,往往是一些碎片化的場景、他人口述或有關史料;即使是現場采訪或田野調查,也不可能達到敘事所要求的完整性。這就意味著,在具體的非虛構創作中,作者必須對不同事件及其當事人進行靈活編織,對各類焦點問題進行有效銜接與拓展,對見證人或參與者出入敘事進行合理安排。所有這些,都體現了作者對作品整體結構進行強大的主觀化控制,也表明了作者對真實事件的有效裁剪與組接。
為了使這些裁剪與組接保持閱讀的流暢和意義表達的完整,虛構就變得難以避免。如果沒有合理的想象和必要的虛構來介入敘事,作者就很難進行材料的選擇與組接,他的主觀意圖也很難有機地貫穿到敘事之中。譬如阿來的《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作者雖然對瞻對土司當年的生活環境進行了實地勘察,也通過瞻對的后代們詳盡了解了有關“夾壩”的歷史傳說,還對兩百年來的瞻對土司生存軌跡以及一些重要歷史事件進行了史料搜集。但是,面對浩繁龐雜且并無多少邏輯關系的各種原始材料,阿來在重構瞻對土司的歷史,包括班滾、貢布郎加等一代代首領的傳奇人生時,還是不得不發揮作家的主觀推測與判斷。所以我們看到,當阿來意欲顛覆瞻對土司被相關正史視為“夾壩”的價值觀念時,他不僅選擇了大量可以佐證自己觀念的材料,還對各種材料、傳說以及實地考察的環境,進行了別有意味的有機組合,使之能夠不斷印證自己的觀點和推斷。特別是對貢布郎加等首領的敘述,阿來幾乎動用了小說化的虛構手法,生動地再現了這一人物所擁有的“游俠”氣質。如果我們再細細體會張小滿的《我的母親做保潔》中有關母親在老家的打工生活,母親同事的家庭生活,母親在超級商場、政府大樓、高級寫字樓里的各種保潔工作體會和感受,都會看出作者加入了或多或少的虛構。這種虛構敘事的主要目的,當然是通過完整的文本結構形態,更好地突出關鍵事件對人物所形成的情感沖擊;或者通過相關情節的必要延遲,凸顯事件背后所隱藏的各種復雜問題。
如果從作品的結構形態來看,21世紀以來的非虛構寫作,確實呈現出頗為突出的碎片化拼綴的特點。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時空、不同的文體,常常交織在一起,給人一種敘事上的拼盤效果。像萬方的《你和我》,就聚合了作者的回憶、妹妹的回憶、好姨的回憶及電話交流,父母的書信、父親與友人的通信,以及父母各自的家族情況等,幾乎是一個大雜燴式的敘事。但它們并不是無序地堆砌在一起,而是沿著作者的思路及人物命運的時間主線,有機地交織在一起,并最終呈現了曹禺作為父親、丈夫、劇作家、文化領導人的豐富形象。事實上,21新世紀以來的很多非虛構作品中,正是這種拼盤式的結構形態,折射了作者在敘事過程中主觀調控與組接的策略,以及對自身所設定的“意義”的展示。當然,為了避免這種由作者主觀介入所帶來的虛構所造成的不真實,并有效彰顯非虛構寫作對于事實的維護,非虛構寫作的作者在介入敘事的過程中,始終將真實放在敘事的首要位置。如楊瀟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中,作者從一開始就充分展示了自身主觀化的虛構姿態——從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上課情形,到長沙遭遇日軍大轟炸的景象,再到長沙市井中的日常生活形態,都呈現了濃郁的經驗性的虛構色彩。但是,當他對當年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近300名師生西遷路徑進行實地重走時,作者就特別注意對當年西遷師生在沿途一些休息地、活動場所以及相關的地方史料,進行了實證性的描述及勘查,努力用作者自身的“行動”來證明所敘述之事、所抒之情、所發之思,皆源于真實。薛海翔的《長河逐日》也是如此。沿著父母當年的人生軌跡,作者從馬來西亞的怡保、檳城,到江蘇的漣水、鹽城、徐州、南京等地,不斷進行實地尋訪、考察、體驗,但在每個歷史故地,作者都借助必要的想象,合理地重構了父母投奔中國革命的傳奇式經歷。這些充滿了作者主體想象的歷史虛構,因為作者的尋找行動,以及對尋訪過程的不斷敘述,最終還是還原了父母成為革命者的曲折經歷的審美效果。李蘭妮的《野地靈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里,作者以一個抑郁癥患者的身份,親自住進廣州和北京的精神病醫院,與醫生、病友、護工不斷交流,深入了解并體會精神病患者的各種治療過程及效果,以及家庭、社會對患者的影響,用行動來體現真實。
從敘事對于時間維度的內在要求來看,任何一種敘事作品,都需要對客觀時間進行必要的改造和重組。因為客觀時間是線性、不可逆的,具有均勻流逝的客觀性,不受人的主觀意志影響;而敘事作品是作者建構的文本世界,其時間必須服膺于故事建構、情感傳遞和主題深化的需求,必須遵循敘事內在的邏輯關系。這意味著,敘事作品的時間或時序,本質上就是一種由作者改造和重組的虛構性時間或時序,并非完全等同于客觀時間。當然,非虛構寫作對于這種時間的虛構性改造和重組,并不是對現實時間的徹底背離,而是作者依據敘事的內在要求,將不同的事件、人物與材料,進行有機的編排與組合,使之形成一種傳達意義的載體,有效服務于創作主體的審美意圖。如梁鴻的《要有光》就圍繞濱海市、京城、丹縣三個不同地域,選擇中等城市、超大城市、縣城及農村三個具有地域表征性的空間,共同聚焦青少年的心理疾病,并借此輻射整個中國當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但在具體個案處理上,作者只是圍繞不同人物的心理疾病及表現、家庭認知局限、診療機構治療困局、教育部門及民間機構的介入問題,展開靈活的交叉敘述,極少考慮人物病情的起因、發展、治療及結果等時序問題,因為作者的意圖不是呈現一些青少年精神疾病的發展過程,而是直面青少年的心理為什么會“生病”,探討并揭示這一重要現實問題的背后緣由。“我最關注的仍然是個體生命,是那一個個孩子,是孩子們‘生病’(包括家長)背后的復雜性和沖突性,以及這復雜和沖突所通向的多維度性。它讓我們去思考背后的原因,讓我們警醒并看到自己作為社會一分子所應該具備的謹慎和反思。”12這也就是說,面對海量的第一手采訪資料,梁鴻只能根據自己的敘事意圖,對不同個案進行時間維度上的改造和重組,并在重組過程中,對一些個案進行必要的時序重構,以保證敘事在邏輯上的內在關聯。隨著時序的重組,作品中的諸多人物,無論是敏敏、雅雅、小夏、吳用,還是李風、娟娟、花臂少年,在他們與父母、醫生溝通過程中的諸多細節,都帶有典型的虛構特征。
非虛構寫作對于時間或時序的虛構性改造和重組,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基于敘事對于現實內在邏輯的互補性要求。盡管作者面對的都是真人真事,但他們真正能介入現場并見證敘事場景,終歸是極其有限的,而且還要深受客觀時間的內在制約。即使是萬方的《你和我》、張小滿的《我的母親做保潔》等作品,所敘之人都是與作者朝夕相處的親人,作者也無法始終置身于每個事件的現場,更難以洞悉親人真實的內心狀態。作者所能做的,就是依托于自己現場實錄的事實,將碎片化的過去記憶、當下感知與未來預期融為一體,讓客觀時間呈現出可理解的因果邏輯;當混沌的現實時序與我們對秩序的需求產生沖突時,作者便借助虛構作為“互補性原則”,在不否定現實復雜性的前提下,為敘事提供合乎邏輯的解釋框架,幫助讀者在難以歸類的觀察結果與可接受的思想秩序之間建立和諧關系,調和認知矛盾。所以,在非虛構寫作中,作家需要根據自己的審美意愿及敘事經驗,借助必要的虛構,或通過客觀場景的暫時停滯,從而延展某些重要瞬間的內在體驗,使心理時間獲得空間化呈現(如易小荷的《惹作》中對惹作自殺的想象性敘述);或通過不同事件的并置與交織,將歷史時間進行折疊式處理(如薛海翔的《長河逐日》中對父母經歷的虛構性再現);或將某些重要的創傷記憶,通過非線性的再現式敘述,實現記憶時間的重構(如薛舒的《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中對父親當兵時隱秘記憶的激活)。幾乎每一部非虛構作品都會涉及客觀時間的改造和重構,這既是文學敘事的常態要求,也體現了作者的虛構性表達策略。
三
辨析了非虛構作品結構形態及時間重組中存在的虛構性之后,我們還有必要深入非虛構寫作的技術層面,進一步探析其虛構運用的多樣性和靈活性。非虛構寫作作為一種文學實踐,雖然有著明顯的跨界性寫作特征,但它從未放棄自身內在的審美價值。這方面,同樣體現在它通過各種修辭性的敘事,構建起事實之上的意義世界。非虛構寫作之所以不同于新聞特寫、口述史,以及社會學的田野調查報告,關鍵在于它始終服膺于文學作為一種語言修辭藝術的審美要求。這種修辭性,需要充分發揮作者的藝術想象,借助各種語言表達手段,傳達創作主體內心的情思。它既包括由意象構成的隱喻系統,如蔣韻的《北方廚房:一個家庭的烹飪史》中,由大量食物構成的歷史文化隱喻,又包括作者對空間書寫的寓言化追求,如李娟的“羊道”系列中有關北疆自然與人的關系的寓言,還包括作者對各種日常生活細節進行藝術化放大之后所呈現出來的“微觀史詩”,如王笛《顯微鏡下的成都》中有關成都市井生活中所透露出來的生存哲學與文化意趣,等等。這些修辭性敘事,使作品中的很多事象都脫離了原來的客觀屬性,成為作者內心情思的承載之物,折射了作者主觀化的虛構成分,其目的就是拓展作品的審美空間,豐富作品的審美意蘊。
從敘事技術上看,這種審美價值的突出表現,就是非虛構作品借助無可辯駁的說服力,全面彰顯真實的內在力量。在非虛構寫作中,當作者進行具體敘事時,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對各種雜亂且無序的已知事實,建立起符合現實邏輯的內在關聯,包括對話場景的合理化重建、情感邏輯的敘事補白、材料空白的想象性綴合,等等,從而確保敘事在整體上體現出強勁的說服力,借此展示作品應有的審美效果。事實上,很多人在討論非虛構寫作時,常常將它與其他學術類非虛構作品混為一談,導致人們非常容易忽略其最為本質的審美屬性。譬如,沃爾頓在《扮假作真的模仿:再現藝術基礎》中就認為,虛構作品其實是一種“扮假作真”的游戲,作品只是游戲的道具,它明確地授權讀者可以進行自由想象;而非虛構作品則屬于認知與斷言,作品被視為關于現實世界的陳述,旨在傳遞信念與知識,原則上不能讓讀者放任想象。唯因如此,作為游戲道具的虛構作品,其功能在于生成“虛構性真實”,即游戲世界為“真”的內容;而非虛構作品則是作為信息載體,其功能在于斷言現實世界中為真的事實。所以他毫不含糊地斷言:“我們已經認識到,從本質上說,虛構性與事物為現實、真實或事實與否無關,而與斷言和交流是完全相關的,包括那些對最為普遍的實情的直接報告,又完全獨立于其外。它并非重要的人類行為產物,亦非范式性語言學范疇。它不寄生于‘嚴肅’話語,亦非象征的非虛構性用法。誠然,其中的一些是難以預計的,但其結果憑借簡單的直覺就容易作出判斷,即虛構從本質上說,具有在扮假作真游戲中充當道具的功能。”13這個判斷之所以成立,前提就是將虛構作品視為藝術,即視為一種需要道具及規則的游戲,而將非虛構作品視為非藝術,即視為信念與知識的傳遞文本。但文學中的非虛構寫作既是藝術,又兼具知識傳遞,它與其它學術類非虛構作品之間存在的差異,就是他在藝術上的審美屬性使它擁有想象的合法性。
想象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為無論是非虛構作品還是虛構之作,都希望讀者相信所敘之事是真實的,或者說至少在某個層面上是真實的,即我們通常所強調的“說服力”。唯有如此,作品才能獲得審美層面上的共情并引發人們思考。當然,支撐“說服力”的主要因素,還是讀者內心普遍共有的日常生活經驗、常識以及主觀感受。這也意味著,敘述主體在執行具體敘事過程中,尤其是對其中各種環節進行重建或再建時,都必須充分考慮讀者的接受心理,發揮必要的藝術想象。譬如,敘述者在處理自身之外的其他人物心理狀態時,就必須適當地動用虛構,對其進行經驗性還原。不錯,有些非常成熟的作家會通過人物外在的各種細微動作,不斷凸顯其內心狀態,但在特定的現實情境中,其他人物內心的真實情境,依然需要敘述主體的想象及經驗推斷來進行完善。尤為突出的是,非虛構寫作不斷強調作者作為見證人的在場性或親歷性,當敘述進入其他當事人的心理狀態時,作者所進行的猜想性描摹就變得不可或缺。因此,在事實的邊界之內,為了確保敘事合乎日常情理,作者經常會動用虛構來介入敘事,以便強化敘事本身的說服力。如羅偉章的《涼山敘事》里,作者大量采訪了當地的平民、商人、鄉鎮干部、教師、醫生以及外省的援建干部等,雖然作品中直接記錄采訪現場對話的敘述并不多,但在各種對話場景中,作者都通過當事人的言語對其心理感受進行了必要的虛構性追蹤,從而使敘事更合理地聚焦于作家的思考和判斷。
應該說,合乎情理的想象與靈活多樣的虛構,幾乎貫穿了非虛構寫作的敘事過程。為了更清晰地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以薛海翔的《長河逐日》和梁鴻的《要有光》為例,具體分析作者在敘事過程中對虛構的靈活性選擇與運用。薛海翔的《長河逐日》是一部向革命前輩的致敬之書。作者沿著父親郭永綿和母親薛聯的成長軌跡,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查和走訪,并獲得了豐富的第一手材料。但在具體的場景重建、情感邏輯補白、材料的想象性綴合中,作者不得不大量調用各種合乎常理的想象,通過各種虛構來還原父母走向革命的心路歷程。譬如,面對永遠無法再開口的父親,薛海翔站在2018年衡山路的寓所窗口,便開始想象1949年父親隨軍進入上海:“父親和他們的戰友們,穿著浸透汗漬和硝煙的軍裝,打著結實的綁腿,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腳步硬朗地從我樓下通過,洪水奔騰般地向東涌去,卷向市中心,勢不可擋;如果他偶然抬頭,就能看見七十年后的我,在高樓上凝神注視著他和他的隆隆征程,目送他隨著歷史潮流的推涌,消失在衡山路的盡頭,融進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的世界。”14這一穿越時空的對話,非常生動地重建了一個“凝視”與“被凝視”的歷史場景。其實,這部作品中很多情感邏輯的補白,都是通過虛構來實現的。當父親郭永綿親手處決偽軍叛徒時,作者并沒有止于事件描述,而是深入分析其動機:“對另一個生命個體的生殺予奪,才是一個人在人世間所能夠行使的最高決策權,在正義的名義下,親手結束另一個人的生命,使他確認自身的強大和飽滿,從頭收拾殘破的精神山河,再次找到在這個世界的定位。這也許就是驅動父親親自行刑的隱秘的殘忍因子。”15這種解讀甚至帶有弗洛伊德的潛意識色彩。又如敘述父親在受審查期間,為何會砍下自己兩截指頭以示清白,以及為何會在交代材料中編造身世,作者將其歸結為內心難以言說的羞恥:“在一個月一個月的排查中,他并不是毫無紕漏的,他肯定是被排出了難以自圓其說的漏洞,并被視為羞恥的污點,讓他無地自容。”16顯然,這些心理補白,未必是當事人的內心實情,只是作者基于對人性與歷史的理解所進行的“合情合理”的推斷與虛構。事實上,面對各種充滿了矛盾與空白的第一手材料,薛海翔在敘事中靈活運用了各種虛構,進行了必要的拼綴。譬如,面對父親的敘述前后不一(從偽軍撤離究竟是否得到了組織批準),官方的記錄與母親的記憶相悖(如南麻臨朐戰役究竟是勝是敗)等,作者的拼綴方式不是抹平矛盾,而是將“空白”本身作為歷史的一部分呈現出來,并用邏輯推理去“縫合”。在對比父親1975年的交代稿與二十年后的口述,薛海翔斷定后者(擅自逃離)更符合人性與當時的處境,因為此時他已“進入風燭殘年,往日所擔心的一切,都已隨風飄逝,歷史的真實如同退潮后的礁巖,在他的記憶中自然涌現,他對我說了實話——他是擅自跑回來的”17。作者將這些碎片綴合起來,通過“忖之度之,以揣以摩”的方式,既揭示出個體命運黑色幽默般的戲劇性,又有效填補了材料之間的邏輯縫隙,讓讀者看到個體在歷史洪流中既被推動又自我掙扎的完整圖景。
如果說《長河逐日》中的虛構是縱深的、詩意化的,通過后代的“代入”與“重訪”,在時間的褶皺中打撈父輩的人性幽微,那么《要有光》中的虛構則是橫切的、結構化的,通過多元聲音的“并置”與“對話”,在時代的橫截面上還原了少年的心靈地圖。在《要有光》中,梁鴻所面對的材料空白,是青少年內心那片難以言說的“黑洞”。所以作者并不是直接進入某個人物的內心進行獨白式剖析,而是通過構建一個多維的“對話場”,讓孩子、家長、教師、心理醫生共處同一場域,通過彼此的不斷對話,讓情感邏輯在關系中自然浮現。譬如,她既寫了孩子的厭學、狂躁、抑郁,又寫了家長深陷的功利主義教育“羅網”。這種敘事的補白策略,不是單個人物的心理,而是整個時代的情感結構,即那種“我的創傷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文明的創傷”18的集體困境。應該說,梁鴻的情感補白是克制的、間接的,她相信只要將不同的聲音并置,讀者自然就會理解少年吳用為何對母親說出那番沉痛的話,其情感邏輯的拼圖自會在讀者心中完成。與此同時,作者還采用高度結構化的敘事綴合技巧,精心選取了三個具有代表性的行政區域——中等城市濱海市、大城市北京海淀區、縣城丹縣,將不同地域的案例像拼圖一樣組合起來,形成一種空間上的社會表征。盡管每個案例的細節不同,如海淀區的吳用思考的是文明創傷,丹縣的花臂少年面臨的是更基礎的生存困境,但梁鴻通過結構性的編排,讓讀者看到心理問題的普遍性與地域差異的微弱。在不同地區的案例中,梁鴻還穿插講述、對話、日記、書信、病案等多種文體,用靈活的形式來彌補單一視角的局限,讓敘事本身形成一個多維的光譜,照亮那些被陰影覆蓋的生存角落。
無論是重建對話、補白心理還是綴合材料,非虛構寫作都是以嚴謹的事實為依據,并靈活地運用了文學想象,使敘事最終抵達比“事實”更廣闊、更具普遍意義的“真實”。質言之,非虛構寫作其實體現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第三空間”,既維系了非虛構寫作的求真本質,又實現了文學敘事的審美價值,并在客觀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張力中,構建起具有情感共振的真相表達。當然,話又說回來,非虛構寫作中的虛構并不是憑空幻想,更不是公開說謊。它是一種克制的、策略性的虛構,其目的是實現“事實的詩學轉化”,使作品真正擁有文學的審美品質。事實上,在維護真實倫理的前提下,通過不同的敘事手段,將客觀事實轉化為具有豐富情感和獨特思考的敘事,實現事真、情真、理真的內在有機統一,是非虛構寫作對真實的特殊承諾。而這,也正是非虛構寫作的特殊魅力:在事實的骨骼上,讓作品生長出文學的肌肉與靈魂。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新世紀非虛構寫作研究”(項目編號:22AZW01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6 10 11[法]弗朗索瓦絲·拉沃卡:《事實與虛構:論邊界》,曹丹紅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3、206—330、6、12頁。
2 3 4 5 9 [英]弗蘭克·克默德:《結尾的意義:虛構理論研究》,劉建華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38、34頁。
7 8 [美]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4、15頁。
12 18梁鴻:《要有光》,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第381、250頁。
13[美]沃爾頓:《扮假作真的模仿:再現藝術基礎》,趙新宇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31頁。
14 15 16 17薛海翔:《長河逐日》,《收獲長篇專號2019·夏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386、376、367、364頁。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