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超越、限度及其他 ——評艾偉的長篇小說《春歌》
內容提要:艾偉的最新長篇小說《春歌》,借鑒“懸疑罪案”模式,既是一部家庭問題小說,又是一部探究愛情命運的小說,延續其“抒情性與現實性”結合的敘事風格。其題材領域,則從對于意識形態與人性的復雜關系探索,轉向深究當代歷史中資本對人性的異化。其抒情性的超越與限度,也形成了新的“政治無意識”,體現著作者對當下中國的深層思考。
關鍵詞:艾偉 長篇小說 《春歌》 抒情性
艾偉的小說,一直是當代文壇的獨特存在。他是“60后”作家群中,始終堅持啟蒙立場與寫作精神特質的作家。他執拗地在歷史與當下、情感與政治、權力與人性的緊張之中,找到一種“中國化”的表述張力。長篇小說《春歌》的重要意義在于,艾偉以抒情性筆觸,融合現實主義的及物審視,以昆劇演員尹春的人生悲劇為發散點,在“政治無意識”式的“情感倫理回歸”模式中,重新審視新世紀資本化浪潮對人性的傷害,并提出了相應的療愈期待。這部作品,既是艾偉以往創作主題的延伸,又蘊含著作者在時代變革背景下,對當下中國的深度思考,值得認真對待。
一
政治化歷史與人性的復雜關系是艾偉的小說非常引人注目的突破點。早期成名作《鄉村電影》,少年蘿卜目睹的一場露天電影,實現對四類分子滕松的拯救;在《越野賽跑》中,作家構建出具有隱喻幻想色彩的平行世界“天柱”,實現了共和國幾十年歷史的隱喻性鄉土書寫;在《愛人有罪》中魯建和俞智麗的情欲糾纏,轉化成有關權力懲戒與人性救贖的角力;《愛人同志》中軍人劉亞軍與女護士張小影的“殘疾英雄與圣母”般的愛情故事,彰顯出英雄悲壯的同時,也將英雄還原為普通人;《中篇一或短篇二》中志愿軍戰俘與美軍戰俘的雙重視角,對人性與民族國家界限的糾纏,進行了客觀又冷峻的審視。一直到長篇小說《風和日麗》,艾偉筆下的革命將軍私生女楊小翼追尋生父的故事,在莊嚴宏大敘事縫隙中,揭開了話題禁忌,也揭示出人性的復雜變異。可以說,艾偉是一個有著高度啟蒙自覺的、心懷批判意識的作家。這使得他敢于突破題材禁區,在很多別人不敢寫,又寫不好的故事領域,展現出獨特的人文關懷與思想鋒芒。
但是,艾偉的意識形態反思性寫作,又與“新歷史主義書寫”有很大差異性。很多作家的新歷史主義寫作,是以“墨汁投廢水”,批判解構有余,理性建構不足,所謂批判性揭露文本意圖,往往被意識形態消費性挪用與改寫,成為某種狂歡化“價值剩余物”。艾偉對于政治化歷史的觀察與思考,則立意在批判,旨歸在建構,更類似“凈化劑投廢水”。人性的寬容與理解,始終存在的道德悲憫意識,淡化了意識形態解構的虛無感,保有現實主義的對于事物復雜性的清醒認知。同時也在“歷史和解”基調背后,擁有了某種“文學的抒情性”,也可稱之為“貼著地面飛翔”的文學姿態。1這種中國式“文學抒情性”,可以理解為個體生命體驗在自我與世界的關系之中,所秉持的一種情感化語言態度與價值選擇——無論這種態度或選擇是否有助于“賦魅”個人主體光環,強化自我意識模仿性,還是有助于個人回歸某種生命詩意空間。在很多研究者看來,“十七年”文學的浪漫抒情,是現實主義文學表現理想主義的“藝術真實”的文體變種,一種高度“被歷史化”的抒情,更接近于“抒情形式的特定意識形態”:“敘事組織的是過去,講述的他者的故事;而抒情組織的是現在,講述的是自我的故事,因此,自我的抒情,已經是而且只能是歷史的抒情。”2這里說的“歷史的抒情”,指特定意識形態條件下,抒情這種講求“自我與當下”情感聯結的藝術形式,只能將個人融入集體,形成歷史遠景化贊歌,而不能指認為“現實的自我”,或者說,“人定勝天”的浪漫抒情,本身就蘊含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困境。與“十七年”文學浪漫主義抒情不同,新時期興起的小說抒情,更多表現為一種汪曾祺式“自我歡愉”,被認為是知識分子抵抗大歷史敘事的“知識自我”趣味所在,并呼應于現代文學中沈從文、廢名等作家的“抽象的抒情”。
然而,艾偉處理大歷史的抒情性,在形式的意識形態上卻有著別樣選擇。他所持有的,并非一種“自我歡愉”的趣味,也不全是“抒情的反抗”,而是試圖在現實主義基礎上,重新理解并敘述“中國故事”的努力。這種“抒情性與現實主義”的交織,既是對內在生命的深度挖掘,也是借以理解世界矛盾性與統一性的重要途徑。現代文學視野下,艾偉小說的這種抒情性,建立在現實主義的、對世界復雜性的認知基礎上,是對沉重歷史的逃逸與質疑。這也符合抒情性特質對于史詩宏大敘事的反撥。然而,一方面,可以用批評家王德威的表述,就是用一種“情感結構”文類,表現出對大歷史觀的質疑,“抒情不僅標示一種文類風格而已,更指向一組政教論述,知識方法,情感符號,生存情境的編碼形式”3。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看到,艾偉的抒情表達,也因為人性寬容、道德悲憫的感傷情懷,在新世紀初期歷史解構狂歡之中獨樹一幟,更具有中國儒道傳統的“仁恕”之風與“審美烏托邦”之出世理想。“抒情性”使得他在專注于人性復雜性分析、意識形態批判的同時,沒有忘記對優美語言、抒情性意象等長篇小說文體的內在訴求的關照,也沒有放棄利用道德視角審視人物掙扎的眼光。例如,長篇小說《越野賽跑》中有“白馬”意象與“越野賽跑”的隱喻,文字內容沉重,文體風格卻輕逸華麗,甚至有諸多幻想色彩。長篇小說《風和日麗》中對于將軍與楊小翼的父女情的書寫,雖不回避權力的冷酷,但依然堅守于倫理的溫情與人性的“最后追問”。即便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堂吉訶德》《家園》等講述荒誕歷史的中篇小說里,我們依然能看到艾偉執拗的抒情堅守。他沒有打造狂歡化解構之刀鋒,卻將所有的批判憤怒,化為卡爾維諾式的、向著太陽飛翔的想象力翅膀,以及寬容悲憫的同情共鳴。抒情性使得他的歷史隱喻書寫缺少了一定反諷力量感,卻擁有了更契合民族文化心理接受的潛在支撐,以及更圓融的民族文學文體形式對應性。
這種“特殊的抒情性”,也可以理解為中國“60后”作家面對大歷史時,一種更有審美距離的態度。這在李洱、東西等作家身上,同樣有所體現,只不過各個作家具體選擇不同。艾偉一直有較清晰的“60后”代際意識,也從此引申出對“革命時代”與“后革命時代”歷史過渡期的時代緊張感:“至于我們這一代,作為作家有一點是比較幸運 的,我們見證了兩個年代,經歷了文革的瘋狂,同時也經歷了欲望的無序。這兩個年代表面上完全不 一樣,但實際上是互為倒影的關系,禁欲和縱欲,計劃和市場,理想和虛無,各處在兩個極端中,不過在我看來,其內在的邏輯是一模一樣的。”4對“60后”作家而言,跨越革命時代與欲望時代的雙重歷史體驗,造就了他們獨特的歷史荒誕感,即歷史延續性與歷史斷裂性并存。他們往往能看到兩個時代的巨大差異,也能體驗到二者之間隱含的歷史權力關系的延續。然而,面對大歷史時,“60后”作家往往缺乏具體的歷史憤怒感和強烈顛覆性,他們更擅長從較溫和與超然的態度上,也是一種更開闊與長時間段的理性審視上,打量中國當代歷史與當下發生的“沸騰中國故事”。
當歷史回溯的敘事動能消失,當新世紀走過二十年后,艾偉面對的,則是一個如何理解與闡釋“當下中國”問題。自長篇小說《盛夏》開始,他開始擺脫從《越野賽跑》《風和日麗》《愛人同志》《南方》等作品形成的,結合歷史與現實,在意識形態與人性之間構筑隱喻世界的做法,轉而更關注正在發生的當下現實,并將之放置在新世紀以來中國發展維度上進行新的理解。《盛夏》之中,律師柯譯予、警察丁成來、女孩小暉之間,圍繞丁家明車禍發生的種種故事,呈現出當代不同階層人物在罪與罰、懺悔與救贖中的復雜境遇。作品融合懸疑元素,甚至涉及微博興起時代的網絡輿論生態。
當然,艾偉這樣一個有著鮮明小說風格的作家,改變自己并不容易。一個作家要“中年變法”,挑戰自己的創作成規,不甘受以往成就的束縛,又要保持原有創作優勢,有時會對新表現領域與寫作手法信心不足。這就是所謂“中年變法,法為心源所出,法又為心所困”。如何破繭而出,羽化成蝶,是橫在所有成名作家面前的困難。艾偉新作《春歌》之中,作家強化道德意識追問,并將愛情與家庭倫理相聯系,在相對保守的“后撤姿態”中,找到抒情藝術新突破點。即便在早期作品中,艾偉在尖刀般的鋒利背后,也隱藏著某種令人不安的脆弱感。這種“脆弱”來自對人性丑惡的憤怒,對人性無能的批判,以及一種可稱為“心理現實主義”的寫作傾向。在《春歌》中,艾偉的目光從意識形態與人性的關系轉移,關注當下中國社會各類矛盾,尤其是資本全球化對人性的戕害。其道德審視與人性反思力度依然不減,但對“中國問題”的關注,從較抽象的啟蒙時代精神,轉移到具體時代問題,并在抒情筆法與現實主義態度的交織之下,對新世紀以來中國后發現代化的文化現狀,提出新的理解思路。
二
整部長篇小說分為五部,分別以宋芝桓、尹春、一朵、黎彼得的視角展開敘事,并以宋芝桓穿起幾條線索,以此展開昆曲演員尹春家庭悲劇的探尋。整部小說的外在結構,類似流行的懸疑小說,小說文本始終有“尹春與黎彼得,誰是兇手”的追問,也有對法庭記錄、案件推理等寫實主義懸疑小說手法的借鑒。與傳統“社會派推理小說”不同,這部小說又有嚴肅的社會深度思考。艾偉要考察的是,人性的欲望與道德的邊界在哪里?尹春與前夫黎彼得、丈夫范文卿的復雜情感糾葛,因為時代和個人悲劇加持,變成某種道德審視與人性深思。某種角度而言,這又是一部“家庭問題”小說。艾偉選擇“家庭”這個切入口,無疑有道德情結在發生作用。小說出現不同“家庭問題”的交織,黎彼得的家庭、宋芝桓的家庭、尹春的家庭、范文卿的家庭,還有一朵、費陽和高津旗的家庭。他們的家庭各有問題,彼此聯系,在小說中形成細密關系網,又彼此影響,共同見證尹春與黎彼得、范文卿的悲劇故事。小說考察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家庭關系的變遷,特別是財富的變遷,并由此延伸到“資本”的社會問題。這一主題具備很強的中產敘事話題性,恰是中產家庭對這個問題格外關注。他們更關心“文明健康且富足”的家庭形象。家庭作為主體,既是愛情的歸宿和主體,同時也成為文明的堅實基礎。由此而言,艾偉的寫作又是癥候性的,再次驗證了后發現代化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復雜。
小說第一部由芝桓的視角開始,以尹春判處死刑為結束。芝桓是職業法官,是理性化身,同時也是家庭悲劇見證者、欲望情感的受害者。他對應著《白蛇傳》故事的“法海”形象。母親在父親下放時,過著風流放蕩生活,并與父親離婚,選擇成為富商的情婦。幾度命運起伏,在精神病院被“過分強烈的激情”毀滅神智。盡管,母親寫下遺囑將房產留給他,但始終難以彌補芝桓內心的痛苦。芝桓女友秦小冉父親出軌,父母離異。然而,她與芝桓的戀愛中,又出軌其好友郝寧。小說細致講述了芝桓發現女友背叛后的復雜心情——“快樂是有代價的。”芝桓以母親的故事,揭示小冉與郝寧的奸情。郝寧雖然官運亨通,最終因受賄鋃鐺入獄。芝桓奶奶告誡他要放下,要學會寬容。但情感的傷害,還是讓芝桓形成道德潔癖和自我封閉。一朵提供黎彼得的日記,證明芝桓錯判了尹春,導致她含冤而死。這種對“錯判”的反思,成為芝桓覺醒的開始。小說第二部以昆劇演員尹春視角展開,講述她的生活故事。尹春天生麗質,溫柔多情,為了愛情不顧一切,類似《白蛇傳》故事里的“白素貞”。小說不斷以尹春昆劇生涯對白素貞形象的演繹,強化這種對應性。尹春男朋友范文卿父母雙亡,奶奶多次被爺爺的情人羞辱。尹春父親終日酗酒,母親趙玉瀾是鎮衛生院的藥劑師,憑著敏銳嗅覺和對人際關系的經營,成為金融投資商,但因為投資失敗,將女兒作為籌碼,巴結富太太錢瑛。面對母親數次以死相逼,尹春嫁給富家公子黎彼得。黎彼得婚后酗酒醉駕,致人死亡,倆人離婚。她又與范文卿走在一起。然而,范文卿莫名死亡,黎彼得也在與她復合后,投水而亡。尹春因被懷疑向黎彼得投毒,遭到羈押,最終含冤而死。
小說第三部以尹春劇團的好友一朵的視角講述故事。一朵具有著通靈玄感,勇于現實對抗,有堅定的內心與坦然心態。她對應著《白蛇傳》的“小青”。她幼年被齊師父的丈夫奸污未遂,與費陽的愛情無疾而終,最終在芝桓那里找到生命歸宿。第四部以黎彼得的視角,通過他寫給費陽的信,解開殺人案謎團。彼得遭遇童年創傷,使他成了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他在優雅理性外表之下,有著頹廢的放縱,不諳世事的幼稚,神經質的懷疑,熱烈的浪漫,以及極端自毀情結。彼得的悲劇在于,他發現范文卿的日記,認為“尹春心里面沒有我”,愛的占有欲和失去愛的恐懼,讓他醉生夢死,最終出車禍致人死亡。他誤殺范文卿,則是這種復雜人格的突變。他最終沉于水中,重復了哥哥的悲劇,償還了情債,也見證了黎家龐大財富背后的魔咒。第五部則回到芝桓視角,記述2004年尹春被判死刑之后的故事。芝桓明白真相后,離開法官崗位,成了公益救助人,與一朵走在一起。更年輕的昆劇演員映月,則重復著尹春在欲望傷害中掙扎的女性悲劇命運,“這世界是不完美的,人也是不完美的,而正是這種不完美,才有我們想象的完美。我們的生活才有盼頭。”5小說有與《白蛇傳》文本的互文性關系。尹春與白素貞相對,一朵與小青相對,芝桓似是法海一般的審判者角色。許仙由范文卿與黎彼得兩人來承擔。有意味的是,“許仙因白素貞而死”,“白素貞也枉死在法海的判決之下”。
以上分析可看出,《春歌》其實又是一部當代文壇不多見的“愛情小說”。作為一種社會性心理結構,新時期文學之后,情感敘事經歷“由盛而衰”的過程。浮躁功利的現實,讓人們越來越難以單純憑借“愛情”主題,獲得小說敘述合法性。“愛情”類型背后有“純愛”原則,該原則如何以“虛構想象”介入現實,并成為改變社會情感結構,進而改變社會物質生產的重要元素,則是理解中國式愛情小說的關鍵。
艾偉這部小說中存在抒情化“性別道德標識”。小說中所有女性,哪怕背叛者如芝桓的母親,勢利者如尹春的母親,都有一種“道德無辜的凝視”。這種凝視感的產生,一方面有著女性“自我傾訴”帶來的“道德真誠感”。按照特里林的觀點,“真誠主要是指公開表示的感情和實際的感情之間的一致性”6,《春歌》的多聲部敘事,尹春的傾訴與一朵的講述,使得女性視角獲得“情感的一致性”,進而使得所有女性道德問題,都在女性傾訴中,獲得了理解與寬容;另一方面,則來自小說多聲部敘事內部潛藏的,帶有悲憫感的遠距離觀察的現實主義視角。這又含有克制的道德判斷與冷靜包容,盡量避免使用過于激烈的道德判斷談論女性。例如,小說描寫尹春母親以死相逼,讓她嫁入豪門,就用了尹春視角與客觀第三人稱視角的交錯,造成“雖然可恨,亦是可悲可嘆”的道德原諒感:
尹春趕到醫院,母親閉著眼,神情疲憊,但顯得異常安寧,令尹春感到陌生,是剛從死亡邊緣回來的緣故嗎?一會兒,母親醒來了,她看到尹春,用雙手緊緊抓住她,說,尹春,現在只有你可以救我了,你只要嫁到黎家,黎家就能給我兜底,尹春看到了母親眼中露出的貪婪的光芒,好似她的生死落在了尹春的手上,這才是尹春熟悉的母親。尹春頃刻流下了眼淚。她沒有選擇了,難道看著母親被債主逼死?7
更令人深思的是,如同女性在道德上被原諒,男性行為呈現出以“純愛”為法則的二分法。資本與欲望裹挾的男性,因為失去“真誠的愛”,作者的態度是含蓄批判,在道德上以“作惡者終有報”加以否定,例如,罪惡多端的黎尚才、簡文斌等男性,小說沒有更多著筆他們的罪行,卻隱晦地側面地反映了他們各自的因果報應;另一方面,男性因為擁有“純愛”之心,則被賦予了真誠的悲劇感。例如,情感屢受傷害的芝桓。甚至殺人犯黎彼得,也沒有因為殺害范文卿而被唾棄,反而因為他對于“純愛”的追求,取得了敘事悲劇感。這種抒情性筆調,給予讀者更廣闊的道德視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現實主義品質。艾偉前期作品中,“道德模糊策略”經常出現,即通過主人公復雜心理活動,造成“主體性自我”的內在道德優勢,或利用主體聲音,模糊他者善惡動機,進而對意識形態壓制或不公正懲罰,形成帶有“抒情性”的人性包容感。然而,《春歌》中這種抒情化的策略,從權力與人性的關系考察,轉變為對資本與人性的關系考察。這種“純愛”白日夢的凸顯,以及由此形成的性別區隔,并由此而導致的現實主義的壓抑與抒情筆調的泛化,無疑也可以看作“審美或敘事形式的生產將被看作是自身獨立的意識形態行為,其功能就是為不可解決的社會矛盾發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決辦法”8,具有很強的社會現實癥候性。
三
抒情筆法與現實主義交織之下,《春歌》對于“真誠純愛意識”的推崇,無疑以某種略帶矛盾性的文化邏輯再次提醒我們,小說情愛敘事與社會真實之間存在某種“結構對應性”。按照詹姆遜的理解,“小說是一種‘社會的象征行為,它必須把異質的敘事范式重新統一或協調起來,盡管這些范式有其自己獨特的、矛盾的意識形態意義’9。文本作為‘社會象征行為’會以辯證方式把文本和語境統一起來。任何這種文本的歷史,必然記錄文本存在的所有這些層次;而其所用的方式基本上是在持定時刻闡述異質事件共存的一種歷史的方式。于是,再現歷史變成了對其多樣性理解的一種綜合行為;而再現歷史的問題則成了用以組織并認識其意義的模式,它將畫面納入過程,將人物納入修辭活動。”在《春歌》之中,抒情筆法對于“真誠的愛”的秩序肯定,與現實主義對于資本罪惡的批判之間,作者的態度,無疑充滿了某種矛盾性的統一。一方面,作者希望以“純愛”化的,和諧的情感與家庭關系,打造某種中產化的理性秩序想象;另一方面,那些對于資本罪惡的審視,既是“真誠的愛”的敵人,也制約著抒情筆觸的邏輯自洽。
或者說,這種矛盾性也可成為一種隱喻:平民階層進入上流社會,必須經過“純愛喪失”的代價。“純愛的匱乏”也是上流社會骯臟的破壞所致。正如瓦特在對理查遜情愛小說的分析中指出:“這種把男女之間愛情看成是世上最高的生活價值的思想的起因,通常被一致認為存在于十一世紀普羅旺斯的謙恭愛情的興起之中,優雅的愛情,本質上是對從神圣對象的崇拜變成對世俗對象的崇拜的結果,即由崇拜圣母瑪利亞到崇拜被行吟詩人敬慕的貴婦人,因此,像現代個人主義一樣,浪漫愛情的興起之根源在于基督教傳統之中,故此它非常恰當地應該成為社會的性行為的理想模式的基礎。”10“《春歌》中的“真誠的純愛”,其原型心理并不是圣母崇拜,而是來自民間傳奇《白蛇傳》的滋養。只不過,法海與白素貞之間的斗爭,是法理秩序對自由愛情的壓抑,《春歌》中,尹春與范文卿、黎彼得的悲劇,則來自幾十年來,中國社會資本化過程之中的人性異化,而對應“法海”的芝桓,也是被蒙蔽的受害者。黎彼得的父親黎尚才,原是街道服裝廠副廠長,母親是街道辦工人。1980年代改革開放,讓他們有機會飛黃騰達,創建巨無霸式集團公司。為了搶奪生意,他派手下簡文斌殺害沙石老板。彼得的大哥,幾年后,也被淹死。用趙建軍的話說:
真正的錢,來自欺騙,你們家的寶貝,全是你爸騙來的,我娘說,他們的兒子被錢塘江潮水卷走后,有一天你爸和你媽吵架,你媽罵他這都是報應。11
小說中的里約熱內盧,是犯罪者逃避法律的天堂,也是國內避世者的隱居之地。財富的積累,從來在光鮮外表后帶著血腥味。芝桓的母親,為欲望蠱惑,成為資本家情婦,最終精神錯亂。黎彼得的財富,也沒有讓他獲得幸福,黎家的原始罪惡,始終是心里的魔咒。這一切造成了黎、范與尹三人的死亡。尹春與黎彼得的婚姻,起源于一場平民肉身與權貴財富的階層流動交易,卻披上一層“純愛”外衣,以及《白蛇傳》的文化影子。錢瑛看重尹春的相貌,以及她在昆劇中展示出的“上層優雅”。尹春則被母親的債務所逼迫。然而,小說沒有出現德萊塞或哈代般的對于資本罪惡的道德譴責,反而以“純愛=人性”的邏輯,“翻轉”了黎彼得的選擇。對一個“富二代”的內心世界探尋,回應著無常命運,也是對父輩血腥原始積累的無聲抗議。
然而,小說還存在一種潛在的邏輯:即便黎彼得與尹春的家庭,起于某種“不義”,也可以因為“純愛”,得到寬容與加固。這種抒情性與現實主義的矛盾,導致人物的敘事價值觀選擇,有了人性標準的調節。小說中純愛與人性的“共謀”關系,不是西方言情小說的基督教情結,而是當代中國傳統家庭倫理的回歸。這種傳統家庭倫理在新世紀中國文學場域的“再發明”,標識著中國作家在本土化視野中看待中國問題,并在對中國道路再認識之中,達成了對“中國故事”的再理解。艾偉更關注的,顯然已不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在資本打造的場域邏輯中,在文化命運與人性激蕩之中,如何建構家庭倫理的中國故事。這種中國故事,也不再是個性自我的許諾,而是在人性、傳統與現代三重維度上,祛除反諷,再次建構的努力。一朵與芝桓的覺悟,則暗示著人性勝利的可能。
四
現代文學的愛情敘事,充滿著愛情與社會問題的“結構對應性”。時代的壓力往往轉為個人情愛選擇的壓力。不同的是,情愛是走向虛無的個體反抗,還是回歸傳統倫理的秩序。不同作家給出了不同選擇。但是愛情喜劇,或者說歌頌美好愛情、幸福和諧的文學作品,在現當代文學之中始終沒有成為主流。魯迅的《傷逝》,蔣光慈的《野祭》《麗莎的哀怨》,巴金的《家》,甚至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都表現出了不同的時代悲劇感。其實在時代變革的風云激蕩之中,即使情愛道德的標準發生劇烈變化,也從不會缺少對于傳統愛情、家庭觀念的“回溯”。比如,晚清到“五四”的現代沖擊下,依然不缺少包天笑《一縷麻》式中國的愛情倫理小說。某些研究者看來,新時期以來的愛情敘事,如同宏大敘事一般,經歷了“一體到多元”的過程:“理性消解的結果是愛情的價值趨向多元化:從以往的絕對主義轉向相對主義,從理性主義轉向非理性主義,從服從于現代性理性宏大敘事的堅忍轉向享樂主義和幸福主義,從一元論和獨斷論轉向多元論和自由論。”12然而,理性消解的背后,是欲望法則對于愛情敘事的改寫問題,多元自由的想像之下,掩蓋了資本對人的欲望的奴役和驅使,資本對人性尊嚴,尤其是道德尊嚴的遮蔽。這也是《春歌》在新世紀社會轉型之中,堅持抒情性與現實性雙重特質的價值所在。
形式是可以作為內容來理解的。《春歌》中表現出的抒情性與現實主義的對話,不僅具有文體形式意義,還是意識形態重新編碼的結果,體現了作家對中國深層困境的思考。正如小說既定的藝術構思與展現之中,中國資本化社會狂潮,使得小說呈現出不同話語符號系統的復雜關系。前文所述,艾偉的小說,一直都存在抒情與現實主義兩類話語的交替、對抗與融合。這讓他在講述意識形態與人性糾葛時,獲得雙重視野加持,進而消解意識形態宰制,以抒情化筆調予以調整與容納。《春歌》之中,這種想象的審美關系,被移植到對于資本與人性關系的思考之中,相較之前作品,沖突的悲劇性,被溫暖醇厚的人性道德感所包裹,展現出抒情筆調的“超越”——法海與白素貞之間,有關專制/反抗,法度/人性的斗爭隱喻,被轉喻為資本對人性的剝奪,以及人性相應的救贖。正如艾偉在談“小說的責任”時所言:“小說的可貴之處是,在小說世界里,作者塑造一個人物時,他的‘個人’的邏輯是高于普遍觀念的,小說不輕易對人作出道德判斷 ,不輕易下結論,它試圖讓人看到比簡單的觀念更復雜的處境、更難以歸類的人類生活。”13當然,小說的困境也在于“他者”消失的問題。抒情的寬容,如何不變成共謀式理解?理解的同情,如何不會變成曖昧的承認?抒情的超越,如何與現實批判達成藝術張力,而不是流于感傷?或者說,抒情的肯定性,是否也造成“肯定性過量”的結果?肯定性過量是否也是資本深度控制時代的癥候?小說的抒情,無疑也會面臨這種困境:“他者的否定性,讓位于同者的肯定性。同質化的擴散形成病理變化,對社會體造成侵害,使其害病的不是退隱和禁令,而是過度交際和過度消費,不是壓迫和否定,而是遷就和贊同。”14在數字個人主義與婚戀觀解體的危機之中,這種稍顯保守的姿態,更代表了“60后”一代作家在先鋒叛逆之后中年變法的某種“大踏步后撤”,也是一種悲壯的癥候式文本呈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場域重構’視閾下的新世紀中國長篇小說研究”(項目編號:24BZW14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吳義勤、房偉:《貼著地面飛翔——艾偉小說論》,《當代文壇》2007年第1期。
2 李楊:《抗爭宿命之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頁。
3 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744頁。
4 艾偉、房偉:《小說的復雜性就是人的復雜性——艾偉訪談錄》 ,《百家評論》2013年第6期。
5 11 艾偉:《春歌》(下),《人民文學》2026年第4期。
6 [美]萊昂內爾·特里林:《誠與真》,劉佳林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7 艾偉:《春歌》(上),《人民文學》2026年3期。
8 9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5—6頁。
10 [美]伊恩·P.瓦特:《小說的興起》,高原、董紅鈞譯,現代西方學術文庫1992年版,第151頁。
12徐仲佳:《理性的消隱:當下愛情小說的后現代狀況》,《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13 艾偉:《小說的責任》,《小說評論》2025年第3期。
14 [德]韓炳哲:《他者的消失》,吳瓊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頁。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