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事件”的生成與當代作家“前史”的重訪 ——楊絳首部譯著及戰后中英文化外交記憶
內容提要:楊絳的文學生涯橫跨現代與當代,其當代文學創作與翻譯實踐之間存在深刻的內在互動。其首部譯著《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1948)長期處于研究邊緣,相關討論多停留于譯介事實層面。重返該譯著發生的歷史語境,通過對讀副文本、出版檔案與相關史料可發現,該譯著的出版作為“英國文化叢書”之一,實際構成了“二戰”后英國文化協會在華的一次文化外交事件,亦是楊絳由戰時上海日常經驗通向當代文學創作與翻譯生涯的“前史”。通過對跨國出版機制、中英學人網絡以及譯者“戰時—戰后”的日常經驗三條路徑展開分析,考察作為女性作家兼譯者的楊絳在極端歷史語境下的情感結構與主體意識,及其對日后當代文學書寫的潛在塑造,可為重審翻譯與當代文學之間的內在關聯提供歷史案例與理論拓展。
關鍵詞:楊絳 《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 “翻譯事件”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述譜系中,楊絳兼具“作家”“譯者”與“學者”的多重身份。其文學創作《干校六記》《將飲茶》《洗澡》《我們仨》等已是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譯著《堂吉訶德》《小癩子》亦在中國翻譯史中享有重要地位,并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西班牙的文化外交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86年,西班牙國王授予楊絳“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勛章”的榮譽,以表彰其對西班牙語文學傳播的貢獻。然而,相比西語名著,無論從文本體量、傳播范圍、文化影響力還是學界關注度來看,她于1948年出版的譯著《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長期處于邊緣位置1,僅在各類楊絳傳記及研究資料中占據寥寥數行,其所嵌入的社會歷史語境及潛在的跨文化意義因此被遮蔽。這部譯著的出現恰好發生在1949年這一文學史重要節點的前夕,成為楊絳由民國時期文學經驗通向當代文學生涯的過渡性文本。考察其何以“發生”,不僅有助于補全楊絳當代文學創作“前史”被忽視的知識譜系,也為理解翻譯活動如何參與當代作家主體的塑造提供具體案例。楊絳曾在《記我的翻譯》一文中回顧了這部譯著的翻譯情境,留下自述性材料:
我很拘謹,因為還從未翻過書(小冊子可算是書),結果翻得很死。小冊子里介紹的許多新書。包括傳記、批評、歷史、政治、宗教、哲學、考據等,我都沒讀過。翻譯書題最易出錯。所以我經常向我們的一位英國朋友麥克里維(H. McAleavy)請教。例如《魔鬼通信》(The Screwtape Letters)就是由他講解內容而譯出的。2
可見這部譯著的緣起并非個人翻譯實踐,而是發生在一個由中英學人、文化機構與出版機制共同構成的跨文化網絡之中。相較之下,學界對楊絳在1949年以后的翻譯活動已有較充分的討論,已有研究多將其置于譯者研究的譜系中,賦予其多重社會文化意義。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楊絳的翻譯生涯“是對一系列政治危機的迂回繞道”,“她的翻譯是不完美的現實和理想化的社會改革可能性之間的調停”3。該視角揭示了她以翻譯為媒介與外國文學、語言形式及自身所處社會歷史語境之間持續展開的動態協商過程。
借鑒這一思路并將視野前移,則不難發現《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的翻譯與出版,恰好發生在“二戰”結束后這一具有全球史意義的時刻。在現代中國轉型的重要節點,戰后文化秩序的重建不僅包括自身內部傳統的更新,也需汲取外部資源。這部譯著的翻譯緣起、過程及背后的“人/事”關系,折射了戰后中國文化機構與學人在重建社會文化秩序時與英國文化資源在多重層面的具體接觸方式。近年已有學者將其視為考察錢鍾書與楊絳戰時、戰后譯介英國文化概況的重要文本,這一判斷有合理之處。然而,楊絳作為“直接”譯者的主體性不可忽視,“譯者主體的介入貫穿于翻譯的整個生成過程”;將翻譯活動置于復雜關系場域中“從靜態走向動態”的討論,4亦正是當下譯者研究強調的“主體化要求”。因此,楊絳的翻譯與其同時期的文學創作、文化交游及日常生活相互關聯,共同構成跨文化主體參與的多重歷史場域。由此出發,作為“文化現象”的譯者楊絳及其相關“人/事”關系,便不再是個別活動,而是“集體地構成一個文化現象,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下參與、回應、協商以至影響一些重要文化問題,甚至是具體地對獨特文化問題作出回應”5。本文以“翻譯事件”為理論尺度,重返“二戰”后中英文化外交的歷史現場,進一步揭示“作為譯者的作家”與“作為作家的譯者”在復雜文化場域中的位置。
一、文化外交事件中的“英國文化叢書”:戰后文學傳播與跨國出版機制
無論是楊絳所譯的《一九三九年以來的英國散文作品》(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于1948年在中國的出版,還是溯源其1946至1947年在英國的成書發行,皆非孤立的文學行為,而是被嵌入“二戰”后英國的一套文化國際傳播機制中。“翻譯事件可能指向不同的交際目的而產生不同的翻譯產品”6,透過這一視角,該文本在不同歷史節點與傳播場域中承擔著差異化的跨文化功能。構建基于文本內外的翻譯“事件”,既包括考察譯者對“翻譯環境、出版策略、讀者市場”等“翻譯外”因素的能動性,也包括“翻譯文本、翻譯策略、翻譯目的”等“翻譯內”因素7。該書正是在特定的跨國傳播機制中被生產、選擇并轉化為符合中國社會語境的文化文本。該書原作者約翰·黑瓦德(John Hayward)8為20世紀英國知名學者、批評家與目錄學家,畢業于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楊絳的中譯本于194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英國文化叢書”十二冊之一。這套叢書被譯介并出版于1948至1949年間,書目結構豐富,系統呈現了英國社會與文化面貌:既涵蓋社會運動、現代科學、工業、教育、圖書館、土地利用等領域,也包括對英國文藝概況的集中展示。尤其是“一九三九年以來”系列四冊——詩歌、小說、電影與散文——分別概覽1939年英國進入全面戰爭以來的文學藝術發展情況。其英文原版屬于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組織出版、朗文-格林出版社(Longmans,Green and Co.)發行的“英國藝術系列”(The Arts in Britain),出版于1946與1947年。“Since 1939”系列除被譯入中國的“散文”(Prose literature)、“電影”(Films)、“小說”(Novel)、“詩”(Poetry)四部外,還包括“芭蕾”(Ballet)、“戲劇”(Drama)、“音樂”(Music)和“繪畫”(Painting)9等未被譯入的類別。無論是在英國本土的出版還是在中國的譯介過程,“二戰”時期英國文學藝術的發展都被賦予特殊的現實意義。這一圍繞“戰時經驗”的選題策略,通過戰爭記憶與文化生產的結合塑造當時英國的精神形象。
在彼時中國語境中,“英國文化叢書”的譯介更進一步轉化為具有明確外交意涵的文化事件。負責譯介的委員會成員有:朱經農、林超、錢鍾書、蕭乾、杰弗里·賀德立(Geoffrey Hedley)和亨利·麥克利維(Henry McAleavy)等中英文化人士。其人員構成本身即體現了跨文化協作網絡的形成。“英國文化叢書”出版時,時任光華大學校長兼商務印書館總主編的朱經農為叢書作《序》,將戰后英國與中國共同面臨國家重建處境作為對話起點。他從中英兩國戰后境況的對比出發——英國維持戰時配給制度,而中國“市場紊亂,物價騰躍,幾于無法控制”10,進而追問英國人的哪些“立國精神”值得中國借鑒。他從英國人追求實用、公道待人、守法、體諒容忍、不走極端、愛好自由又富于自治等特征出發,并以“倫敦大轟炸”時英人的頑強抵抗和“鐵塔尼大郵船”撞上冰山后乘客的反應為例,稱贊其臨危不亂精神,主張“取人之所長,以補我之不足”。在《序》的結尾,他對叢書的翻譯概況與出版目的作以說明:
現在的英國文化委員會,請國內知名人士,譯述英國文化叢書,想把英國人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他們近年來對于文化的貢獻,介紹于國人,我覺得用意很好。況且擔任譯述的,都是很有學問,下筆謹慎的學者,將來各書出版,一定很有價值;并且有許多地方,可供我國建國的參考。11
若以“后見之眼”重讀此《序》,朱經農對英國文化的認可與他對戰后中國社會現實的憂慮密切相關。盡管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已宣告中國抗戰勝利,但戰爭對社會秩序、經濟物質與民眾身心的摧毀,使戰后重建面臨艱巨挑戰。因此,“英國文化叢書”的譯介既是出版行為,也是戰后中英文化互動的具體實踐;既屬于翻譯史的范疇,也被置于跨文化交往史與戰后外交史譜系。在這一傳播機制中,譯者與編委會成員構成的跨文化網絡成為關鍵中介,可以展開涵蓋翻譯史、出版史與跨文化交流史的多維研究。換言之,譯者主體性并非抽象的個人選擇,而是在特定歷史語境與傳播機制的牽引下逐步生成。
具體到《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而言,1947年英文初版本中關于本書與作者的兩段介紹性的文字被完整譯入1948年的中譯本,201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楊絳全集·第九卷》亦收錄這段譯文。書中的介紹性文字中提及黑瓦德在戰前擔任《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駐倫敦的文藝通訊員等履歷12之外,特別指出“戰事初起,他回到劍橋,按期為本國情報部批評新書”13,說明其寫作具有政治意涵。這一點在楊絳譯本“引言”中亦有印證。全書首句即明確指出:“本文目的,要把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那五年戰爭期間英國散文學的成就(除卻小說),向英倫三島外的讀者作一個嘗試性的報告。”14可見,該書在原初寫作階段便已將“英倫三島外的讀者”設定為預期接受對象,寫作本身即預設了對外傳播的意圖,并以世界大戰這一全球史維度中的共同記憶為背景。換言之,《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從源頭便屬于戰后英國對外文化傳播的一環,其在1948年中國的譯介則是該機制在東亞語境中的具體展開。若將“英國文化叢書”的跨國出版視為一次文化外交事件,則譯著不僅是文學史上的譯本,更是戰后國際文化秩序重構過程中通過翻譯實現的文化形象塑造。
將這一翻譯事件置于1948年的中國歷史語境中,便能發現它與當代文學發生期的多重線索相互交織。一方面,“二戰”結束至新中國成立這一短促而劇烈的歷史時段,是當代文學得以孕育的臨界場域;另一方面,作為譯者的楊絳恰處于由戰時上海“孤島”作家身份過渡至當代作家身份的關鍵節點。“英國文化叢書”的跨國出版,以隱性的方式參與塑造了這一過渡階段中國知識人對外部文化資源的接受方式與情感認同,亦由此進入當代文學的“前史”。
二、“翻譯事件”中的“人/事”關系:譯者、機構與戰后跨國文學場域
如果說宏觀文化傳播機制揭示了“英國文化叢書”作為戰后中英文化外交事件的生成邏輯,那么在具體運作層面,這一機制必須落實為由譯者、學者與文化機構等行動主體構成的“人/事”網絡。1947年黑瓦德的著作在英國出版,次年9月即由商務印書館發行了楊絳的中譯本,時間銜接如此緊密,正是文化傳播機制在跨國空間高效運轉的結果。固然原著篇幅較小,為翻譯提供了技術條件;但更為關鍵的是叢書的組織方式、書目選擇、出版程序的協同運作,以及編委會成員所構成的跨國學人網絡。在理論層面,劉云虹將哲學意義上的“事件性”引入翻譯批評研究,提出“翻譯批評事件的構建需要一定契機”,并強調“能否把握時代和環境提供的機遇”對事件發生具有“決定性作用”15。這一意識同樣可擴展至翻譯史與文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國文化叢書”由“英國文化委員會”負責編輯,六位成員中,朱經農、錢鍾書、蕭乾、林超為中國學者,賀德立、麥克里維為英國成員。楊絳回憶翻譯過程時提到自己曾向麥克里維請教,這一細節提示我們:翻譯實踐本身即嵌入編委會內部的跨文化互動之中,人員結構本身已形成了一場以“人”為中心的中英文化交往事件。
四位中國學者中,除朱經農自述未曾赴英外16,其余三人皆有留英經歷。錢鍾書1935年至1937年就讀于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林超1938年在利物浦大學獲地理學博士學位;蕭乾1939年赴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講師并兼任《大公報》駐英特派員,1942年入劍橋大學英國文學系,1944年任《大公報》倫敦辦事處主任。三位留英學者長期處于中英交往前沿,其知識結構與交往經驗,使他們具備連接兩種文化空間的中介能力。朱經農雖未親赴英國,但他在《序》中稱贊英人的“中庸之道”:“對于一切制度,主張和平的改善,不采猛烈推翻的手段”。 17他在早年的《中庸的政治哲學》中亦梳理中庸思想與儒家傳統及當時政論學說的關系18。其思想取向與對英國文化性格的理解之間存在內在呼應,為叢書的選題與譯介賦予了價值導向。
編委會中兩位英國成員則進一步強化了這套叢書的跨文化屬性。據吳學昭記載,錢鍾書1946年任暨南大學教授后不久,時任英國文化協會主任賀德立19慕名求見,其中文名亦出自錢鍾書之手20。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成立于1934年,初名“英國對外關系委員會”(British Committee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21, 1940年正式更名為“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亦譯“英國文化委員會”,現通常譯為“英國文化教育協會”。該機構自創設之初即承擔官方文化外交職能。1946年《教育通訊(漢口)》轉載《泰晤士報》文章《十年來英國文化協會》,稱其“截止目前為止,已在四十個國家設有文化專員或辦事處”22,并在大城市設立英國文化中心。“二戰”后英國政府將其定位為“法人團體”(corporation body)而并非政府部門,試圖借其“獨立地位”(independent status)更好地助于文化傳播工作。賀德立自1945年進入英國文化協會,1946年至1952年任上海辦事處主任。其同事葛禮爾(Lynda Grier)在《泰晤士報》撰文回憶,正是在賀德立主持下協會上海機構才得以建立,并設立了英國文化中心(British Council Centre),藝術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24。一方面,作為英國對外機構的工作人員,賀德立在華活動有明顯政治意圖;另一方面,這亦表明大國間的文化外交最終落實為具體而微的日常交往實踐。正是在此意義上,包括《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在內的叢書,經由賀德立、錢鍾書等策劃,邀請中國學者翻譯,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其出版、編輯與翻譯過程,構成戰后中英文化外交的一次重要事件。
這種以具體行動者為核心的分析路徑,可視為一種“關系思維”,即“將對象放到語境中、放到關系網絡中、放到結構中去認識”25,與翻譯研究中的“社會學轉向”形成呼應。譯者作為“社會化的個體”,在其社會地位與個人及集體過往的影響下持續建構自身社會身份26。據此,翻譯史研究不再將譯者視為孤立的文本轉換者,而是考察其多重身份、所處網絡中的位置,以及在互動關系中形成的行動策略。
另一位英國成員麥克里維在楊絳翻譯過程中給予了具體幫助。相比賀德立,他有更豐富的在華生活經歷與中國文化知識素養,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譯文準確性。他亦曾在駐華英國外交部門任職,使翻譯實踐與外交語境之間形成更復雜的關聯。麥克里維生于曼徹斯特,因被中國影星黃柳霜吸引而進入劍橋三一學院學習中文,并專攻19世紀晚期中國小說。1935年抵華,在北京任中學英語教師,1940年加入設于上海的英國使館信息部27。他后來成為著述頗豐的漢學家,代表作包括《中國近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1967)、《黑旗軍》(Black Flags in Vietnam: the Story of a Chinese Intervention,1968),以及關于王韜、蘇曼殊、溥儀的專題研究,并譯有賽金花傳記(1959)。這些學術履歷使其既是文化外交體系中的行動者,也是知識生產的重要參與者,進而在翻譯事件中扮演了兼具政治與學術雙重維度的角色。
據英國文化協會的官方文件記載,“二戰”期間(1942),協會即與教育部門聯合邀請盟國代表討論戰后教育合作28。在戰后國際秩序重建初期,英國文化協會在華展開多項文化交流活動,如在高校舉辦演講29、贈書30、設立獎學金邀請中國師生赴英講學與學習31。1947年冬,錢鍾書又擔任英國文化協會留英學生派送委員會主任32。至此,一個以譯者、編委、出版者與對外文化機構為主體的跨文化社會網絡已然成形。這個以“人”為核心的中英文化外交事件,構成楊絳譯本誕生的外部條件。盡管直接相關細節資料有限,但通過重組既有文人交往與文化外交史料,仍可勾勒出一條發生于1940年代末戰后文化重建語境中的中英交往脈絡:在“譯者—編者—出版商—對外文化機構”的多向互動中,文化傳播機制得以具體化為可操作的實踐過程,而翻譯事件正是在這一多元網絡中獲得其歷史形態。
三、“多重隱身”與當代寫作的發生:楊絳的“翻譯—寫作”互動
在前文揭示的文化傳播機制與跨國學人網絡中,《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得以作為一次具體“翻譯事件”被重新辨識。然而,若將考察重心從外部機制轉向譯者主體,則需進一步追問:這一事件如何進入楊絳向“當代作家”身份轉化的生命歷程?又在何種意義上參與塑造其日后當代文學書寫的主體姿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文化外交實踐中,作為譯者的楊絳呈現出耐人尋味的“多重隱身”狀態:既在翻譯實踐中保持低調姿態,也在跨文化社會網絡的歷史敘述中相對沉默。譯者主體在事件結構中的“若隱若現”,不僅關涉文化傳播機制中的權力分布,更直接關聯到楊絳日后當代文學創作中獨具一格的敘述倫理與文體姿態:
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譯者一方面得徹底了解原著;不僅了解字句意義,還須領會字句之間的意蘊,字句之外的語氣聲調。另一方面,譯文的讀者要求從譯文里領略原文。譯者得用讀者的語言,把原作的內容按原樣表達;內容不可有所增刪,語氣聲調也不可走樣。33
這一比喻后來也出現在她為《堂吉訶德》臺灣版所作的譯者前言中,她借俗語自稱“孝順的廚子”34。這種自我定位與翻譯研究中以“隱身”(invisibility)描述譯者處境的理論觀點有明顯呼應,譯者通過對語言的操作實現文本轉換,卻往往在話語層面被有意抹去其主體痕跡35。然而,若將視野從翻譯實踐擴展至楊絳的整體寫作經驗,可以發現“隱身”并不僅是一種翻譯策略,更是一種貫穿其文學觀與世界觀的文化姿態。在談及閱讀經驗時,她曾寫道:“我覺得讀書好比串門兒——‘隱身’的串門兒”36,又補充“我們‘串門’時‘隱’而猶存‘身’,畢竟只是凡胎俗骨。”37類似表達也出現在她對小說真實性問題的思考中:“小說作者在運用‘隱身法’的同時,又愛強調他書里寫的確是真情實事。”38在散文集《將飲茶》的后記《隱身衣(廢話,代后記)》中,她更將這一觀念發揮為帶有哲理意味的文化隱喻:凡間“隱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處卑微,人家就視而不見,見而無睹”39,但在此掩蓋下,“還會別有所得,不怕旁人爭奪”,“唯有身處卑微的人,最有機緣看到世態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對觀眾的藝術表演”40。這一比喻實際構成了一種獨特的觀察立場:通過主動降低自身可見度,從而獲得觀看社會與文化世界的自由。
這種思想至其晚年亦未改變。2007年紀念中國話劇百年之際,其早期劇作《稱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重新上演,楊絳在《“楊絳”和“楊季康”——賀上海紀念話劇百年》中再次提到“隱身衣”:“我不合時宜,穿了隱身衣很自得其樂。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間,雖然楊絳的大名也曾出現幾次,這個名字是用水寫的,寫完就干了,干了也就沒有了。”41值得指出的是,由“隱身衣”所凝結的低姿態主體倫理并非自當代文學語境中突生,而是在1948年首部譯著的翻譯實踐中已顯雛形。當時的楊絳剛結束戰時話劇創作,開始嘗試將劇作家的顯性公共姿態轉化為譯者的隱性中介姿態。從“顯”到“隱”的身份調整,與其之后《干校六記》等當代散文中對自我經驗的克制書寫、《洗澡》中借冷靜的第三人稱呈現知識分子群像的敘述策略之間,存在一條隱秘而連貫的主體倫理線索。換言之,1948年的“翻譯事件”不僅是其翻譯生涯的起點,亦是其當代文學書寫中“隱身—在場”辯證關系的源頭之一。
從翻譯史與文學史的互動來看,這種主動的“隱身”又與另一種結構性的“隱身”彼此交疊。盡管楊絳在1940年代已是頗具影響力的文化人,但在“英國文化叢書”的組織網絡中,關于她參與翻譯活動的直接史料卻極為有限。相比錢鍾書與其他編者、譯者在各類史料中的頻繁出現,楊絳在這一翻譯事件中的記錄寥寥,她反而呈現為一個相對邊緣的“小人物”。這恰恰揭示了翻譯史研究中的關鍵問題:譯者在文化場域中的位置并非單純由其個人能力決定,而是受到既有知識結構與權力關系的共同塑造。正如相關研究指出,“譯者場域與論述所設定的權力位置乃至關系網絡,都是理解譯者進行社會關系的關鍵節點,也是闡釋結構與行動之間互動關系的切入重點”42。在此意義上,楊絳在叢書翻譯網絡中的相對沉默不僅是史料偶然缺失的結果,也反映了文化生產結構中的層級差異。
這種結構性差異在性別維度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楊絳在《記我的翻譯》中曾提到,《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的翻譯由錢鍾書建議她承擔。在以“英國文化叢書”為媒介形成的學人網絡中,盡管這是楊絳的首部譯著,但由于“編委錢鍾書之妻”的身份,她的譯者角色在公共敘述中相對黯淡。女性譯者在文化生產體系中的“第二性”位置,在該翻譯事件中可見一斑。如果說翻譯意味著掌握外語與外部知識的文化權力,那么在長期由男性主導的知識生產體系中,女性譯者的文化實踐常難以完全脫離男性親屬或文化權威的影響,使其在翻譯史敘述中更容易被忽略,甚至在史料缺乏的情況下被再次轉化為“附屬”或“注腳”。
因此,從翻譯事件的視角重新審視楊絳與該譯著的關系,其意義不僅在于補充一段文化外交史,更在于揭示譯者主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復雜位置。基于這一史實至少可生長出三個問題面向:第一,在“譯著-譯者”研究中,直接史料的缺乏并不必然削弱研究價值,相反,當研究對象是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知識分子時,那些尚未被充分討論的跨文化事件反而蘊含新的研究空間;第二,史料層面的缺失在某種程度上與譯者在翻譯實踐中的“隱身”形成呼應,使譯者研究呈現出某種“表里一致”的結構特征;第三,當翻譯活動被植入譯者的生活經驗與社會關系之中時,它便不再只是語言轉換行為,而成為個體生命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的翻譯可被重新理解為楊絳個人生命史中一個節點。黑瓦德的原作雖旨在介紹戰爭時期英國散文創作與發展,但由于其目標讀者主要面向英國之外的世界,在《引言》中便首先介紹了“二戰”時期英國社會的整體境況。正文第一部分《戰爭》開篇即指出:“全球戰爭之后總有一個人生價值紛亂的時期”43,并說明在戰爭年代,許多英國作家被國家征用,“一部分受情報部或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翼助,委派給他們的工作是把英國的歷史劇、制度習慣,和對于文化的貢獻,報告英國的海外朋友們” 44。這部著作本身便產生于戰時文化傳播的語境之中,而在戰后國際秩序重建之際,各國通過共享戰爭記憶重建文化聯系亦成為文化外交的重要路徑。作為同盟國成員的中英兩國,在戰爭經驗中尋找情感共鳴無疑有助于增進文化合作。若以戰爭經驗為線索考察這一翻譯事件,則“戰爭史”與“戰后史”之間并不存在截然分割的關系。正如王升遠在日本文學研究中所指出的,“唯有帶著‘戰前-戰中-戰后’貫通的視角,才可能建立起具有歷史連貫性和邏輯自洽性的作家論”45。
在戰爭年代,楊絳的生活處境與文化實踐極為復雜。她在上海“孤島”時期為維持生計從事多種工作,包括擔任蘇州振華女校(滬校)校長,兼任家庭教師、工部局半日小學教員以及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同時,她的戲劇《稱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戲人間》《風絮》均產生于這一時期,成為上海“孤島”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生活方面,楊絳1945年喪父,在錢鍾書寫作《圍城》期間辭去女傭,自稱兼任錢鍾書的“灶下婢”46。這些戰時與戰后經歷均被記錄在《楊絳生平與創作大事記》中,亦散見于她不同文體的創作。當《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的翻譯被視為一次“翻譯事件”時,便成為其個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并在戰時與戰后文化經驗之間建立新的聯系。透過微觀翻譯史的視角,將這一譯著重新置于楊絳的生活情境與社會關系中,能夠揭示個體經驗與宏觀歷史之間的互動,進一步探討“譯者慣習”與其在其他文化場域中形成的慣習之間的相互關聯47。借助這一連貫視角重新審視譯者的日常生活與社會交往,那些長期被忽略的細節便逐漸顯現出新的意義,隱身的譯者并非缺席,而是在多重社會關系之中承擔著連接不同文化世界的微觀角色。更重要的是,將這一翻譯事件還原至楊絳個人生命史與各類文化實踐的整體脈絡中,可以重新理解“戰時-戰后-當代”三個時段之間的內在連續。1948年完成的這部譯著并未受到全面關注,楊絳本人亦罕言及此事,但她日后所譯的《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小癩子》以及自身的散文與小說創作,皆在不同程度上回應著1940年代末所積累的跨文化經驗與翻譯倫理。從這一意義上看,這部“被遮蔽的首譯”恰恰是以歷史化的視角討論楊絳當代性的重要參照。
結 語
《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的翻譯與出版,并非孤立的文學翻譯行為,而是生成于“二戰”后中英文化互動語境中的一次多重文化性質的“翻譯事件”。楊絳及其譯著所呈現的“多重隱身”由此獲得了新的解釋維度,它既是譯者在翻譯行為中的自我定位,也折射出跨文化知識生產過程中復雜的權力關系與性別結構,更含蓄地塑造了“當代”作家楊絳的寫作倫理與文體姿態。重訪這一翻譯事件的發生語境,不僅在微觀層面補充了戰后中英文化交往的歷史細節,使譯者重新以“歷史行動者”的身份進入翻譯史敘述,更使我們能夠在“翻譯-創作”“前史-當代”的雙重視野中,重新審視當代文學發生期作家主體的復雜面向,并為翻譯與當代文學之關系研究提供了一個值得繼續延伸的微觀案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英美后人文科幻詩學‘物轉向’研究”(項目編號:23CWW01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喬澄澈:《翻譯與創作并舉——女翻譯家楊絳》,《外語學刊》2010年第5期。
2 36 37 41楊絳:《楊絳全集》(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8、246、248、285頁。
3 [美]羅鵬:《如何以言行事:楊絳和她的翻譯》,許淑芳譯,《華文文學》2018年第5期。
4 劉云虹:《文學翻譯生成中譯者的主體化》,《外語教學與研究》2022年第4期。
5 王宏志:《作為文化現象的譯者:譯者研究的一個切入點》,《長江學術》2021年第1期。
6 張智義、張書賢:《翻譯的事件理論:本體、方法和評價構建》,《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7 曾景婷、伍少堃:《翻譯“事件”的建構——以韓南英譯〈蜃樓志〉為例》,《中國翻譯》2018年第6期。
8 又譯為約翰·海沃德。為與楊絳的譯本、即本文研究對象保持一致,本文皆使用楊譯的“黑瓦德”。
9 在商務印書館在“英國文化叢書”中,盡管涉及繪畫部分,但傅雷所譯的《英國繪畫》(British Paintings),原著作者是英國藝術評論家埃里克·牛頓(Eric Newton 1893-1965)。而《一九三九以來英國繪畫》(Painting Since 1939)的作者是英國藝術家羅賓·艾恩賽德(Robin Ironside,1912—1965)。
10 11 16 17 朱經農:《英國文化叢書序》,《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英]約翰·黑瓦德著,楊絳譯,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1、4、1、3頁。
12在這則介紹中,提及黑瓦德編過“羅撤斯忒(Rochester)、唐納(Donne)、斯威夫忒(Swift)、圣·挨夫勒門(St. Evremont)諸人的集,十九世紀詩選,十七世紀詩選等書”。參見楊絳《楊絳全集》(譯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87頁。
13 46楊絳:《楊絳全集》(譯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87、471頁。
14 43 44[英]約翰·黑瓦德:《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楊絳譯,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1、11、12頁。
15劉云虹:《文學翻譯批評事件與翻譯理論建構》,《外國語》2021年第1期。
18朱經農:《中庸的政治哲學(附表)》,《革命與戰爭》1942年第2卷第10期。
19賀德立(Geoffrey Hedley)當時的身份應當是英國文化協會上海辦事處主任。
20 32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12、214頁。
參見British Council “Our history”,最后檢索時間為2026年5月27日,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about-us/history。
22《教育與文化:英國文化協會的業績》,《教育通訊(漢口)》1946年復刊第1卷第1期。
Malika Sahel, “The British Council’s Developmen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1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ocial Sciences Volume II, (23-24 September, 2016), p.114.Lynda Grier, “Mr. Geoffrey Hedley”, in The Times, 4 November 1958.
25侯旭東:《什么是日常統治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247頁。
Reine Meylaerts, “Translators and (their) norms: Towards a soci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Anthony Pym, Miriam Shlesinger and Daniel Simeoni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93.
“Mr. Henry McAleavy: Student of China”, in The Times, 28 October 1958.
Ali Fisher. “A story of engagement: the British Council 1934–2009”,轉引自 https://universityofleeds.github.io/philtaylorpapers/pmt/exhibits/3082/BritishCouncil.pdf。
29《英國文化委員會葛禮爾來校講演》等,《大夏周報》1948年第25卷第2期。
30《英國文化委員會近贈本校雜志多種》(第1版),《金陵大學校刊》1948年第371期新聞。
31君田在《文化先鋒》1946年第6卷第11期的《文化新聞》欄目就記錄了1946年英國文化委員會聘請了我國赴英講學教授伍啟元(經濟),李善邦(地球物理),羅忠恕(文哲),李華宗(數學),吳作人(藝術)等五人,研究生有七人,其中就包括研究英國文學的楊周翰和電影教育的胡玉章(第41頁)。還記錄了羅忠恕到達英國后的計劃,“承告抵英后擬先至牛津講述中國文學與中國哲學,而與西方之主要思想流派作比較的研究,然后再赴劍橋、倫敦等大學”(第43頁)。
33 34 38 39 40楊絳:《楊絳全集》(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292、206、197、200頁。
35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3r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1.
42楊承淑:《亞洲的譯者與譯史研究:理論與實踐》,《長江學術》2021年第1期。
45王升遠:《作為“反應裝置”的戰爭和作為“認知裝置”的“戰后”——為日本戰爭文學研究再尋坐標的嘗試》,《社會科學研究》2021年第2期。
47張汨:《翻譯微觀史書寫:理論與方法》,《外語與外語教學》2021年第5期。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