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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悲秋”抬杠的劉禹錫
來源:《隨筆》 | 李元洛   2026年08月13日08:31

抗日戰爭中尚在孩提時代的我,隨父母流亡湘西,乘船出長沙經湘江溯沅水而上,路經唐代的朗州今日的常德,只記得一灣碧水把我們抱住,竟不知正和唐代流放于此的詩人劉禹錫擦肩而過,當然更然不曉我們的一葉船帆,是在他豪唱入云的《秋詞》二首的韻律里穿行。及至故地重來,于秋日尋訪他的舊跡遺蹤,已是數十年后的人在中年了。

一年之中,有春發夏繁秋肅冬凋的不同,一個人的生命與心理也往往有春夏秋冬之別。金黃的“秋”,本來是收獲的季節,禾苗經過陽光之火的照耀已經成熟,等待收割,這大約是我們的祖先倉頡造字時的本意吧?然而,肅殺的“秋”也是令人感傷的季節。“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慧心的古代詞人早就有這樣的絕妙好辭了,秋所引發的眾生心中的憂傷,就成了揮之不去的“愁”。在中國,秋天特別是深秋的蕭條肅殺,總是引起蕓蕓眾生的愁苦之情;而中國文人不僅多愁善感,而且很多人往往命運坎坷,于是,“悲秋”便成了中國古代詩文的一個母題,也成了中國文人詩歌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遠古的宋玉的《九辯》,是他自傷并傷其前輩屈原之作,歷來被認為是中國詩文的悲秋之祖。其實,他戴上這一頂冠冕實在屬于時空錯位,他自己也該會敬謝不敏,因為遠在他之前的《詩經·小雅·四月》篇里,那位無名氏早就唱嘆過“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了,而逢不幸的屈原,他的《九章》中至少有三處肅殺的秋風起于紙?“效秋冬之緒風”,“悲秋風之動容兮”,“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內傷”。且不說他在《九歌·湘夫人》之中,就低吟過“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之辭,上引《九章》三句,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嘆秋之可“悲”了。屈原,是中國詩史上第一個具名而且是有鮮明藝術個性的詩人,“悲秋之祖”的牌位,應該供奉在他的靈前,而不應去宋玉那里上錯了香火。

自屈原之后,中國文人的詠秋之作,無不感喟自然榮華之不可久留,生命短促之不可久駐,如果個人生不逢時有志難申,更是會悲從中來,不可斷絕。“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輾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雜詩》),貴為帝王的曹丕,也無法擺脫秋日傷情這種宇宙性的悲哀,何況是一般文人和草民百姓?魏晉是戰亂頻仍人命危殆的亂世,張載的《七哀詩》開篇就袁聲滿紙:“秋風吹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余音。”結尾也是一片凄涼與憂傷:“憂來令發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沾衣襟。”至于潘岳的《秋興賦》,雖然開創了詩歌創作中以“秋興”為題的先河,但宋玉早在他的《九辯》中抒寫過“四感”——遠行、送將歸、臨川嘆逝以及老之將至四種悲情,潘岳也仍然只能是推動前浪的后浪:“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涂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時至清代后期,詩人黃仲則也仍然嘆息說“花月即今猶是夢,江山從古不宜秋(《金陵雜感》),他似乎有意對“悲秋”作一番歷史性的總結。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如日之方中的黃金時代,唐代許多詩人感應著時代的脈跳,大都意氣風發,特別在盛唐之時。但他們一碰到秋天,還是少不了老調重彈。在《全唐詩》中,直接以“傷秋”、“悲秋”為題的就有多首,而杜甫老夫子一生憂國憂民,坎坷困頓,作風嚴肅,照現在時髦的說法是沒有怎么好好“享受生活”,令人頗為同情。“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他的名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當然是悲秋,“玉器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秋興》八首從頭至尾吹奏的都是悲秋的主旋律,“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垂暮之年漂泊在昔日的夔州今日的奉節,其寫于秋日的《登高》更是秋風秋雨愁煞人,直接拈出了“悲秋”二字。而白居易呢?“南浦凄凄別,西風裊裊秋。一看腸一斷,好去莫回頭”,他的《南浦別》可能還不為人所熟知,《琵琶行》的“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每一個多情的讀者吟誦之時,都不免會黯然神傷的了。那位平生不識愁滋味千金散盡還復來的李白,更是一位除了寫過《上韓荊州書》之外對誰也不肯低首下心的角色,即使在上述書信中,他也仍然目空一切得可以。對自然規律之“秋”,他開始也不肯低眉折腰,《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是他的早期作品,一開就與“悲秋”唱反調:“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然而,即使是這位心高氣傲白眼王侯的大詩人,到歷經磨難之后,也不免筆下頓生衰颯的秋意了。天寶十三載,他到了唐代池州今日安徽省的貴池縣,作了《秋浦歌》十七首,第一首就嘆息說:“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渡,行上東大樓。”第十五首更為有名:“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世人但知他對愁情的夸張之妙,但卻無人指出這一作品里悲秋傳統的變奏。可見即使是李白這樣特立獨行又“酷”又“傲”的大詩人,他也很難走出前人“悲秋”的巨大而濃重的陰影。

然而,一部詠秋的中國專題詩史,總不能老是這樣輿論一律天下一統地悲悲切切下去,總得有人出來抬杠,眾士諾諾,一士諤諤,這位抬杠者就是中唐的劉禹錫。

劉禹錫,籍貫河南洛陽而生長于南方。“安史之亂”中,中原地區大批詩禮簪纓之族遷居江南,任職江南的官員,大都有較高的文化藝術修養并熱心文化事業。劉禹錫并沒有名門望族的背景,卻有家學的淵源,名師的指點,在動亂的時代完成了自己的文化準備,并具有憂國憂民改革時政的襟抱。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前后,年方弱冠的劉禹錫來到長安,如一葉征帆駛向海洋,如一只鷹隼振羽長天,兩年之后就聯登進土與宏辭兩科,旋又通過吏部取士科的考試,踏上了仕途。貞元二十年正月,順宗李誦即位,時號“永貞”,在他的主持下,以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為核心的革新集團,時號“二王、劉柳”,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歷。上稱為“永貞革新”。但長天風云變幻,海洋波濤兇險,這次政治革新歷時不到半年即宣告失敗,原因是遭到宦官、藩鎮與腐朽官僚的強烈反對。中風病重的順宗被迫內禪,為前者所擁戴的太子李純即皇位,稱為憲宗。此人上臺僅三日,對革新派的打擊即如雷電驟至:王叔文被貶為渝州(今重慶市)司戶,次年被賜死,王伾被貶為開州(今四川省開縣)司馬,不久病死于貶所。革新集團的骨干分子無一幸免,均貶為遠州司馬,史稱“八司馬”。柳宗元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馬,韓泰為虔州(今江西省贛州市)司馬,陳諫為臺州(今浙江省臨海市)司馬,韓曄為饒州(今江西省波陽縣)司馬,凌準為連州(今廣東省連州市)司馬,程異為柳州(今湖南省郴州市)司馬,韋執誼為崖州(今海南省瓊山市)司馬,而位于湖南之北洞庭湖之西昔日的朗州今日的常德市呢,則有幸迎候了剛過而立之年的不幸的朗州司馬劉禹錫的光臨,朗州的山水,也有幸陪伴了不幸的他整整十年艱難歲月。

今日的常德市,已然是一個現代化的都會。市內大道縱橫,車水馬龍,高樓摩天,濃蔭匝地,傍城而過的沅水之旁,有憑堤而建聞名于世長達六華里的中國常德詩墻,遠郊則有機場棲息和起落現代的鐵鳥。它的前身唐代的朗州呢?《舊唐書》說它“地處西南夷,土風陋”,只是一個隸屬武陵、龍陽兩縣的人口稀少的下州,而中唐時期的“司馬”,多用來安置被貶謫的官吏,有職而無權。劉禹錫和他的同道的抱負與才能,堪稱“黃金的一代”,命運之神本來給了他們黃金的機會,但轉瞬之間卻又翻臉,將他們當成爛鐵破銅,他們精神上的苦悶可想而知。在《楚望賦》中,劉禹錫就曾哀嘆“眸子不運,坐陵虛無。歲更周流,時報慘舒”,多年后在揚州與白居易初逢,他在和詩中也曾愴然回首:“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劉禹錫是戴罪的流人,與他相伴十年的是南荒之地的窮山惡水,然而,在這里他卻創作了二百多首詩詞,占他一生作品的四分之一,而最為后人艷稱也最令我感動的,是他的《秋詞》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

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山明水凈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

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

自古以來,士大夫受到打擊之后都是以悲秋來宣泄自己的愁苦失意之情,而劉禹錫唱的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反調。第一首詩中,“自古”與“我言”對舉成文,相反見意,是中國古典詩論中所謂的“矛盾逆折”,而西方現代文論中所說的“矛盾法”、“抵觸法”或“反證法”,在這首古遠的中國詩歌中,也能找到證明。秋日如何勝于春朝呢?詩人以大小結合的手法,特寫了萬里晴空和一只沖霄而上的白鶴,境界闊大,意緒昂揚,一掃前人那些悲悲切切的陳腔舊調。第一首寫秋日晴空,第二首狀秋日山野,空間由天上而地下,焦點由白鶴而紅葉,凌空的白鶴與匝地的紅葉兩相對照,色彩明艷熱烈,進一步表現了秋日之勝于春朝之處,既在于秋日之高遠,也在于秋日之澄清。第一首的結尾以景色來表現,不是出之以議論而是出之以極為爽健開闊的意象,第二首的結尾則偏于理念的說明,春色引人游樂,甚至使人沉醉冥迷,而秋色秋光則令人骨峻神清,具有凌凡傲俗的操守和品格。《秋詞》二首,表現了劉禹錫樂觀頑強的生命品格,也顯示了他倔強的永不向惡勢力屈服的人格力量。千年后我每回捧讀,都不禁要悠然遐想:這兩首詩是詩人的自白自勵,不也是對他的敵人的示傲示威嗎?

人到中年之后,我多次去過常德,而且好幾次正是秋晴之日。一九九九年中秋,我陪同訪湘的臺灣名詩人余光中一游常德,白天參觀沅水岸邊的常德詩墻,其上就有劉禹錫《秋詞》二首的碑刻。長堤誰與上?長記秋晴望。我仰望長天,秋空如洗,沒有一片漂泊的云,側耳傾聽,再也聽不到劉禹錫詩中的那一聲鶴唳,只有流不盡的沅江的千古濤聲。晚上,常德文聯的朋友在柳葉湖邊舉行中秋聯歡晚會,余光中吟誦了銘刻在詩墻上的他的名篇《鄉愁》,我則背誦了劉禹錫的大作。月光斟滿了我們的杯盞,詩情激蕩在我們的胸懷,斯時斯地,我當然不免想入非非:余光中已經渡一灣淺淺的海峽而至,往昔的朗州司馬能不能從唐朝遠來,和當代的名詩人和我們杯酒育歡并一盡地主之誼呢?中秋晚會賓主盡歡,直至曲終人散,始終不見劉禹錫的蹤影。翻開泛黃的史冊,其上的記載告訴我,劉禹錫貶居朗州近十年后、終于得到了朝廷召回他和柳宗元等人的詔書,元和九年(814)十二月他從朗州啟程北上,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元和十年三月,他和柳宗元等人去玄都觀觀賞桃花,寫下了著名的《元和十年,從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都是劉郎去后栽。”劉禹錫識的時務是應節而開的桃花,不識和不愿識的時務是兇險莫測的政治,此詩明顯地表現了對“永貞革新”失敗后當權的朝中新貴的輕蔑,也含蓄地譏諷了以逼官方式登上皇位并害死父親的憲宗。于是更行更遠,被召回的數人復被貶為遠州刺史,而“首惡”劉禹錫則被貶于遠中之遠的播州,即當時州民不足五百戶的今日貴州遵義地區,柳宗元本來被貶于次中較好的柳州,他出于真情摯誼以劉母年高為由愿與劉禹錫互換,于是劉禹錫改貶連州(今廣東省連州市),五年之后為夔州(今重慶市奉節縣)刺史,兩年多以后又調任和州(今安徽省和縣)刺史,繼朗州之后,又在荒州僻郡度過了十多年如同流放的歲月。大和三年(828)三月,閑居洛陽的劉禹錫因宰相裴度等人的薦舉,調回長安任主客郎中,十四年后的他再游玄都觀,皇帝已由憲宗、穆宗、敬宗而文宗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四個,政局卻仍換湯不換藥,人非物亦非,觀內的桃花已不知去向,種桃道士也渺矣無尋,庭院荒蕪冷落,他回首前塵,寫了詩前另有小序的《再游玄都觀》詩:“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這時,劉禹錫已是五十六歲的中老之年,生命已經進入了一般人嘆老嗟卑的秋天,但他的生命之樹上并沒有黃葉飄零,如同一株經霜愈烈的楓樹,燃燒的是熊熊的火焰,如同一只凌空而舞的白鶴,唱的是唳于九霄的排云之歌。

生命是美好的,頑強的生命力,永不言敗的意志更值得贊美。在過去歷次政治運動的風刀霜劍中,不少精英人物過早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使人扼腕嘆息,少數歷經磨難者如馬寅初笑到了最后,令人肅然起敬。開成五年(840)正月,文宗卒,武宗即位,次年改年號為“會昌”。幾度起落的李德裕再次入相,他在《秋聲賦》的序言中,感嘆“況余百年過半,承明三人;發已皓白,清秋可悲”,此時,老病相侵閑廢孤居洛陽的劉禹錫年近七十,兩年之后去世,坎坷不遇的生命已走到了盡頭,但他仍然與之唱和寫了一篇“以寄孤憤”《秋聲賦》:“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眄天籟而神驚。力將痑兮足受紲,猶奮迅于秋聲!”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雖是伏櫪的老馬,卻仍然想奮蹄千里,雖是被束縛的蒼鷹,卻依然盼振翅高飛。誰說劍老無芒人老無剛呢?劉禹錫在即將揮手告別人間之際,他高歌一曲的,仍然是奮迅昂揚的秋歌。

我早已跨進秋天的門坎,借用劉禹錫晚年一首詠秋之作的題目:已是“始聞秋風”之年了,然而,無論是我佇立在常德城郊的德山抬頭仰望,還是夜深時在書房中繞室徘徊低聲長吟,劉禹錫詩中的那一只白鶴呵,仍然高翔在碧霄之上和我的心上。

(轉載自“隨筆1979”微信公眾號,原刊題為《秋之頌——絕句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