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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重復”與“重生” ——關于《咸的玩笑》的討論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此刻·上海大學當代文學讀書會  2026年08月13日09:04

王瑋旭(主持人):這部小說大致可從五個方面來談:一是題目本身,“咸的玩笑”可以延伸到怎樣的層次?二是整體結構,正文與“題外話”交替出現,如何理解?三是人物,杜太白及周圍的人是否有某種典型性或時代性?四是情節層面,主要集中在小說后半部分的困境,能否用“網絡暴力”來概括?這可以與余華的《盧克明的偷偷一笑》放在一起看,這一代作家努力與時俱進的嘗試是否成功?五是寫法,小說出現了超現實情節、寓言化的動物故事和不乏病態的人物心理,在劉震云以往的作品中似乎較為少見,應當如何看待?

一、“咸”的“玩笑”

譚美玲:“玩笑”可以理解為這本書中發生的三個比較重要的事件,也就是“生活”本身。作者在小說中多次談到“生活”,對其也有一個解釋,我非常認同,“生活是什么?原來是邏輯關系的重重誤會?!鄙钕蚨盘组_了三次玩笑,第一個是打架事件,第二個是咸豬手事件,第三個是“被嫖娼”事件。后兩個事件顯然是有苦說不出的,也是咸的。相信大家和我一樣,心里有一種替杜太白無從解釋的無力感,甚至忍不住替他打抱不平。從發生的這一系列事情,可以看到杜太白他只是一個有瑕疵的普通人,人并不壞,罪不至此。只是所謂的命運安排使然,最終跌進了生活的一個個玩笑中。

在作者眼里,生活中充滿了誤會,倘若人心難測、充滿信任危機,這些時刻將會是沒有答案、沒有出路的,從而充滿了悲傷。正文中多處呼應了這一表達,“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著的每個人,內心都有傷痕;大家都辛苦了”——小說期盼的是人與人之間、心與心之間的“看見”,彼此多一份信任。

李叢杉:我感覺不僅是三個玩笑,而且是三個不同層面的玩笑。首先是結構的玩笑:“正文”就是“題外話”。劉震云顛覆常規,告訴讀者:那些被我們視為“題外話”的瑣碎日常、閑言碎語、邊緣人物的命運,普通人那些無法被聽見的絮語、無法被看見的傷痕,恰恰是文學應當書寫的對象。第二是語言的玩笑。杜太白這個“延津最有文化的人”口中臟話的出現,在命運重壓下迸發的粗鄙之語,恰恰是他撕去面具、回歸真實的 表現。當文雅的辯解在輿論暴力面前徹底失效,臟話反而成為最后的真實。與此相應的是敘事中的“重復”。文中重復的人物語言及敘事語言,杜太白反復解釋自己的冤枉,反復陷入相似的輿論困境——每一次重復都不是簡單的復沓,而是困境的加深。重復即是困境本身的形式化呈現。正因為有話要說,所以不斷重復;正因為重復無效,所以陷入更深層的失語。這指向劉震云一以貫之的主題:人在社會中無可消解的孤獨。第三是人物的玩笑。對杜太白,我認為他并不無辜,但也罪不至此。正如劉震云所說:“他的困境,并不是因為自己的短處,而是因為自己的長處。一個人因為自己的長處導致了困境,這不是一種玩笑嗎?”杜太白擁有比周圍人更細膩的感受力、更復雜的表達欲、更強的辯白沖動——然而在輿論暴力面前,這些“長處”反而成為他被圍攻的靶子。劉震云借豬之口說出人性“太黑暗了”的判斷,與“把簡單變復雜,人類的秘史”的提法構成對照——黑暗是表面的狂歡,秘史則是每個看客內心不為人知的傷痕。或許這就是“每個人內心都有傷痕,大家都辛苦了”。

郭奕辰:與劉震云早年的作品相比,《咸的玩笑》將生活不斷復雜化。以“家”而言,家在《一地雞毛》中是住所,知識分子的傲氣被磨平。到《一句頂一萬句》中,家不再是建筑構成的居所,吳摩西雖然住在吳香香家中,卻是“在而不屬于”的狀態;對家的遠離反而促成了在而屬于的狀態,離家越遠反而越切近家的本質。但一地雞毛的生活仍然考驗著“有話說”的感情,“有話說”往往會變成無話說,以“有話說”作為判斷標準而進入的婚姻本身將感情與生活單純化了,這往往是悲劇的開始。因為生活永遠是復雜的,單純的性格在復雜的生活面前脆弱不堪。

《咸的玩笑》試圖中和《一地雞毛》中的對立,生活是由簡單到復雜、復雜再到簡單的過程,只有經歷了復雜的生活后,簡單才是蘊含著復雜的簡單,就像杜太白一樣,他領悟到的生活才真正地包含著復雜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二、杜太白的命運與時代經驗

蘇晗:小說涉及了一個突出的時代現象:網絡暴力。不過,這個故事講的并不是今天通常理解的發生在社交平臺上的輿論暴力,而是把重點放在網絡輿論和鄉土人情社會相碰撞的時刻,從而呈現杜太白的困境。這和小說的定位——一個延津故事——是密不可分的。

胡群淑:杜太白的人生變化是受原生家庭、酗酒習性、熟人社會、網絡媒介四重因素層層影響的必然結果。杜太白的幾次人生跌落,全都與醉酒失控息息相關。作者的這一敘事安排極具深意:杜太白的人生巨大轉折,并非源于車禍、重病等極端偶然的天災人禍,而是源于喝酒這種人人可能會經歷的、極其日常普遍的小事——這遠比刻意制造的戲劇沖突更貼合現實、更令人唏噓。而網絡媒介與熟人社會的雙重圍剿,則徹底斷絕了他的退路?;ヂ摼W的記憶是短暫的,每一次輿論風波過后,新的熱點都會覆蓋舊的事件,大眾很快就會遺忘他的過錯與遭遇。但熟人社會的記憶是永恒且苛刻的。

顧驪榕:我覺得小說前半部分寫得挺好的,是作者非常熟悉的領域,對眾生相的了解以及對生活細節的描寫都非常細膩。也很有情致,比如說包餃子要怎么包、菜該怎么買,寫得很細碎又很有煙火氣,有那種普通人對生活的熱忱的態度。但是從第八章開始,作者就開始進入不熟悉的領域了,產生了一種想要舊瓶裝新酒的感覺。最令我難以接受的情節就是“春芽的告白”。春芽被反復強調是一個有見識的女人,然而最終她還是“臣服”于了杜太白。作者想要容納網暴、新媒體等新現象,但感覺最后還是回到了“失意文人”的敘述里面。

唐小林:我讀《咸的玩笑》時,一個很強烈的感受就是:它既新,又舊。所謂“新”,是劉震云終于把故事寫到了2020年前后。《一句頂一萬句》寫的是2000年前后的時代,更早的寫寺廟那部分的故事則發生在四五十年代。但奇怪的是,當小說真正進入2020年前后的現實,很多情節和細節卻又不像發生在今天。比如,一個轟動性的網絡事件為什么還主要依賴公眾號傳播?今天很多事情,一個直播、一段短視頻就足夠了。短視頻已經成為當代最重要的生活形式之一,但小說仍然用一種相對古典的文字敘事去處理現實。這讓我覺得,當代這一批很有才華的作家,在真正處理當代社會的時候,多少都會出現一些錯位。

蘇晗:我在想,劉震云早年《一地雞毛》寫的是一個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人,里面有非常鮮活的時代性,他現在又會怎么理解當代中國的青年人呢?我還覺得有意思的是,杜太白要“立足延津,放眼世界”,給孩子取名巴黎、紐約、倫敦。這本書開頭的插畫頁,就是劉震云在歐洲的照片和他在延津的照片。在這個意義上,能不能說作家就是成功了的杜太白呢?“鄉土—世界”的二元張力是劉震云這一代作家始終需要處理的主體問題,但是當下,無論是“鄉土”還是“世界”都已然發生巨變,我們應該怎么理解呢?總之,我對這一代的作家還有更高的期待,我希望他們能突破過去的認知模式,寫出更多的、更復雜的經驗。

三、“文化”與知識分子

王真赫:文本中多次提及“延津人的文化素質在普遍提高”,文化在整個故事中承擔著怎樣的角色,又具備何種意義?首先,文本展現出了許多當地民眾文化提升的外在表現。比如老蒯、老呂、老薛等,又如小林在公眾號發布的新聞文章,實則暗含諷刺。

具體到小說中真正掌握文化、屬于知識分子群體的人物形象,比如曹五車與杜太白。杜太白的諸多遭遇確實有冤枉的成分,但我想他的悲劇命運也存在自身層面的原因。他的確多次蒙受了無妄之災,遭遇到不公的對待,但諸多困境原本是有機會通過自身努力去規避或補救的,可每次風波過后,他都沒有去認真反思自省,也沒有主動尋求積極的解決辦法。在遭遇不幸后,杜太白總是反復臆想,將自身所有問題全部歸咎于時代,徹底剝離自身的責任與缺陷。

換個角度來看,杜太白并不是壞人,只是一個普通人,或者說是一個存在瑕疵的好人。在我們的文化語境中,杜太白更多被要求去做一種“得體”的、“純潔”的好人,不能有道德上的瑕疵。與杜太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春芽、夢露、巴黎、紐約等一眾人物。他們并非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卻擁有相對順遂、幸福的人生結局。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敢于超越社會文化層面的固有認知,掙脫主流文化體系的條條框框與世俗束縛,恰好規避了知識分子存在的被文化和世俗所約束的困境。從文化視角來看,小說蘊含著對現有文化體系的反思與隱性反抗。

陳漁:我想從兩個詞來切入:一個是“自洽”,一個是“逃離”。我一直有個困惑:幸福或許就只是一個人在自己所處的環境和生活里能夠“自洽”。這就引出了那個關于“豬的寓言”——圈里的豬安心吃睡,它未必痛苦;而那頭想要尋找“干凈地方”的豬,卻因“想法太多”而挨打、被殺、最終被做成咸肉。杜太白的逃離欲望,最初是以一種代償性的方式呈現的。他高考失利,無法到達北京、上海,更不用說巴黎、紐約。于是,他將這些地名直接命名為兒女的名字——兒女成了他精神遠行的替身。當兒子巴黎真的和年長的老師私奔時,他不僅沒有憤怒,反而“認兒子為領路人”。這看似開明,實則是一個困在原地的人,對成功出逃者的羨慕。

杜太白的逃離始終帶著一種致命的“不徹底性”。他逃離了杜家莊,卻只到了六十里外的縣城。這個距離讓他擺脫了原生家庭父親的直接暴力,卻無法擺脫延津縣城的熟人社會。更關鍵的是:他雖然在理性上不認同延津的邏輯,卻在情感上極度依賴延津的評價。他無法真正融入延津,享受打聽和傳播八卦的樂趣;也無法徹底割舍延津,像巴黎那樣決絕地私奔。知識分子,文化,或者說“翰墨場”,本身也可能成為一種束縛。它要求人做“得體的、純潔的好人”。杜太白渴望“成為流氓”的念頭,也是他掙脫這種文化道德束縛的渴望。

張高領:杜太白可不可以被稱為一個知識分子?當然在嚴格意義上來說,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但劉震云賦予了他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認知——他好像是自學成才的那種感覺。所以在這個故事里面,我不覺得對“烏合之眾”的國民性批判,或者說對網絡暴力的反省,是劉震云所要表現的重點。他真正執著書寫的,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

在杜太白身上一直有兩個自我在撕扯:一個是知識分子的精神自我,與世俗生活格格不入;另一個是現實自我,面臨很多現實的選擇。他在兩種頻道之間反復切換,永遠在猶豫、在掙扎。曹五車也是一樣——兩個人雖然一度是敵人,但其實就是同一種人格——知識分子人格內在分裂的不同版本。這種知識分子的人格,永遠都自以為是懷才不遇,永遠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我覺得這是杜太白身上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某種知識分子的優越感。

杜太白沒有辦法自主完成這種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現實的殘酷幫他做到了。但我得說,劉震云對杜太白還是抱以“同情之理解”——沒有讓他走上絕路。只要他放棄了所謂的精神包袱,他反而能絕處逢生。只要他能夠融入現實生活,就可以峰回路轉,過上那種真實的幸福生活。只要他拿掉“太白”的虛名,只要他愿意心平氣和地做一個普通人,他的精神自我和現實自我就可以像鹽溶于水一樣,變成小飯館菜單上的尋常字句。

四、作為小說形式特征的“重復”

顧驪榕:回到關于網暴的問題。小說寫了多次網暴事件,但我在閱讀后面部分時會感到有些缺乏耐心,以至于分辨不出這幾次事件之間的區別在哪里。咸豬手事件和嫖娼事件給我的感覺其實很重復,這是我在閱讀中的一個疑問。

張高領:三次網暴像剝洋蔥一樣,層層剝落杜太白精神自我的盔甲。第一次網暴讓他丟了飯碗,喪失了體面的、穩定的經濟來源;盡管不得不放下知識分子身段主動去迎合那些他看不上眼的小視頻,但他仍然是一個以知識謀生的收入者。第二次網暴從道德上擊潰了他,給了他致命一擊——不單讓他名聲掃地,而且終結了他以知識謀生的可能性,他只能灰頭土臉地變成一個落魄的普通人,去賣蘿卜、做小販。第三次更徹底——在法律上宣告了他知識分子人格的破產,讓他連混跡于世俗之間都不太可能了。精神自我和現實自我都不能并存了,他只能變成一個精神病人,連做一個普通人的資格都沒有了。

小說最重要的就是它形式上的重復感,而且重復里面能開出新意。特別是人物之間的循環與重復——正文一和正文二之間,既是一種重復,也給小說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雖然我們可以批評這個句號畫得很有問題。如果再往大了說,杜太白這種自我分裂不是知識分子的“專利”。曹五車、老薛,乃至杜天威不也都是如此嗎?小說中的這些人物,看似千奇百怪,其實彼此之間分享了一種驚人的相似性。附錄中囊括的中外大人物也沒有例外,輪番上演著似曾相識的悲喜劇——馬克思說,歷史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就是喜劇。

劉震云對杜太白很仁慈——杜太白很幸運,經歷了三次網暴的低谷后完成了人生蛻變。而他的父親、那些小人物們沒有資格經歷這種“網暴”,沒有機會重啟自己的人生。所以說杜太白是因禍得福:網絡暴力摧毀了舊的杜太白,但也再造了一個新的杜太白。劉震云想說的可能是:要認清自己,放平心態,擺正位置,讓你的能力與認知、行動力與想象力化合出一種真正有生命力的力量。

唐小林:讀劉震云不能只從故事和人物入手,更要關注他的語言結構和敘事語法。這一點其實今天討論得還不夠。劉震云的語言看似簡單,但他真正講究的是語言的組織方式。劉震云一直試圖做的一件事,就是通過語言結構和敘事語法,把現代社會那些復雜、碎片化、無法預料的生活經驗重新組織起來,形成一種具有節奏和秩序的小說形式。所以《一句頂一萬句》雖然寫的是現代社會,卻始終帶有一種評論家所說的“古典性”。而《咸的玩笑》同樣存在古典與現代的張力。一方面,它寫的是2020年前后的現實;另一方面,它依然試圖用一種偏古典的小說形式去安頓這種現實。但現代經驗已經變得更加復雜、更難被整合,因此這種“古典”和“現代”之間的張力,在這部小說里顯得格外明顯,也成為很多讀者閱讀時感到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我越來越覺得,《咸的玩笑》不能完全按照現實主義小說的標準去討論。如果回到小說的語言結構,這部小說的意義反而會更清楚一些?!断痰耐嫘Α氛嬲龂L試突破的,也許正是《一句頂一萬句》已經成熟的那套講故事語法,從而輾轉騰挪并打開新的敘事結構。在《一句頂一萬句》中,人物還能承擔起整理復雜經驗的功能,但到了《咸的玩笑》,杜太白已經承擔不了了:他始終處在一種繃緊、失衡的狀態,沒有辦法回應生活,也沒有辦法重新整理自己。所以小說不斷寫他的失?。菏〉母缸雨P系、失敗的婚姻、失敗的戀愛、再次失敗的戀愛,甚至失敗的嫖娼。杜太白最終成為一個不斷試圖突破邊界,卻始終無法回到主流秩序的人,一個被放逐到邊緣的人物。劉震云正試圖借這樣一個人物,去探索他所理解的現代社會的邊界,以及現代人的一種存在狀態。

2026年3月

與談人:

蘇晗、唐小林、王瑋旭、張高領(上海大學文學院教師)

顧驪榕、郭奕辰、胡群淑、李叢杉、譚美玲、王真赫(上海大學文學院2025級研究生)

陳漁(上海大學文學院2023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