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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不是偷懶的理由 ——從《百花殺》看當前國產古裝劇的敘事慣性
來源:文匯報 | 黃鐘軍  2026年08月13日08:17

古裝劇《百花殺》無疑是近期熱度最高的電視劇之一。該劇改編自錦凰小說《我花開后百花殺》,以沈汐和重生復仇、與太子蕭華雍從相互試探到攜手破局為主線。自七月初于騰訊視頻上線后,該劇熱度迅速走高,但其后續口碑卻并未得到同步提升,反而呈現出明顯的“高開低走”態勢。究其原因,并非演員演技或服化道拖了后腿,諸多觀眾認為其存在著明顯的古裝劇套路化問題。

近期熱度最高的電視劇之一《百花殺》劇照

的確,熟悉古裝劇的觀眾在這部劇里可以看到《宮》《步步驚心》《瑯琊榜》《寧安如夢》《錦繡未央》《墨雨云間》《國色芳華》等熱門作品的影子,尤其最像《九重紫》:同為孟子義飾演的重啟人生的貴女,妝造、冷調影像、配音氣質以及部分演員也頗為相似;甚至,重生復仇、宅門清算、雙強結盟等敘事元素也再次出現。當然,這并非說它抄襲,而是發現當一套敘事模式經過市場驗證之后,創作很容易沿著熟悉的軌道繼續滑行。或者說,當前國產電視劇出現了一種名為“重生復仇古風大女主劇”的次類型。

一部劇屬于某種類型,并不是它的原罪。重生、復仇、愛情、大女主、傳統文化,這些都是故事好看的元素。類型也并不等于套路,更不等于低級。它本質上是一種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的約定:觀眾大致知道自己將獲得怎樣的情緒經驗,創作者則要在這種約定之內,拿出人物、沖突和世界的獨特性。

《百花殺》值得討論,是因為它很典型地將當下女性向古裝劇最受歡迎的幾種原料,燉在了一起:重生帶來命運逆轉,復仇提供情緒動力,香道增添國風美學,勢均力敵的男女關系則負責情感張力。它顯然非常清楚當下觀眾希望看到什么:女性不再只等候被拯救,而要掌握信息、調度資源、反擊敵人;愛情不再只是犧牲事業的獎賞,而要成為勢均力敵的結盟。問題在于,當太多類型元素被同時裝進一部劇,它們很容易讓這些本可推動人物、建立世界的元素,不時被壓縮成快速兌現情緒的按鈕,從敘事的發動機變成了敘事的快捷鍵,而類型不僅沒有被用來建立故事,反而被用來跳過建立故事最困難的部分,成為敘事偷懶的理由。

重生:信息差不能成為免死金牌

《百花殺》讓遭遇滅門之禍的顧青梔以沈汐和的身份重新進入人生。這種“借身重生”本來比一般的時間倒流更復雜:一個人既要清算前一重身份的仇恨,又要承接另一重身份的親緣、責任和社會關系。重生設定天然帶有爽感,這并沒有問題。但在不少情節中,兩重身份所帶來的記憶、地位和資源,更像是被整合成了一套方便行動的能力包。女主能夠迅速識別人心、判斷局勢、調度人手,身份轉換造成的陌生、負疚和倫理困境則被輕輕帶過。

在這里,重生主要負責讓人物提前起跑,卻較少迫使她重新認識自己。可以說,重生一旦只剩“預知”,人物便會迅速失去懸念。真正有力量的重生故事,應當讓“知道過去”與“改變未來”之間產生新的困難。若從廣義的“再生敘事”看,《瑯琊榜》中的林殊之所以令人信服,正在于身份重塑與巨大失去同時發生。梅長蘇獲得了新的行動方式,也永遠失去了原來的身體、姓名和人生。再生不是獎勵,而是一場漫長的自我消耗。這種“以失去換來新生”的設計,使人物的悲劇性、智慧感與理想主義彼此交織,也讓重生具有沉重而克制的現實力量。

換句話說,重生提供的應該是信息差,而不是免死金牌。信息越多,人物的責任反而越重;選擇越主動,代價也應當越清晰。倘若所有障礙都能被“前世我早已知道”輕易化解,重生就會從對命運的追問,滑向一場毫無成本、索然無味的通關游戲。

復仇:清算不能代替正義

復仇敘事最容易獲得觀眾即時的情感認同。尤其在女性敘事中,復仇往往承接了對傷害、背叛、剝奪和不平等的反擊愿望。觀眾并不排斥“打臉”,也不排斥惡人得到懲罰;問題在于,如果復仇被處理成闖關式的清除任務,人物的痛苦會被簡化,正義也會被簡化。

《百花殺》第三集中,沈汐和剛回皇都,就將害死生母、又縱容兒子作惡的繼母蕭氏逐出國公府,迅速完成了對舊日家庭秩序的清算。這段戲設計節奏利落、態度鮮明,讓觀眾立刻看到女主掌握主動權,充滿了“高密度爽感”,非常適合切片式地網絡傳播。但證據如何被取得,衛國公為何長期縱容,家族內部的權力如何重新分配,沈汐和又怎樣面對母親之死留下的創傷,都沒有得到相稱的展開。結果來得太快,清算便更多是勝負,而不是審判。

這也是不少古裝爽劇共有的通病:開篇迅速完成傷害、暴露惡意,把道德界線劃分得足夠鮮明;隨后賦予主角記憶、技藝、線索或盟友,使其在信息和能力上占優;最后把清算安排在家宴、朝堂等公開場合,以揭穿、驅逐、奪權或降罪完成情緒回收。《延禧攻略》《墨雨云間》《雁回時》等都如出一轍。但真正有分量的復仇,不只在于“誰贏了”,還在于“贏的代價是什么”。復仇者是否會變得冷酷,是否會傷及無辜,是否必須借助自己曾經厭惡的權力規則?這些問題會讓復仇不止于泄憤,而成為對人性與秩序的重新審視。

國風:傳統文化不是開掛工具

近些年國產古裝劇,尤其是女性向作品里,越來越善于為女主角配置一門具有中華傳統文化辨識度的技藝。從《夢華錄》的點茶、《錦繡未央》的刺繡到《尚食》的飲食制作、《國色芳華》的牡丹培植,再到《九重紫》的醫術、《朝雪錄》的醫術和勘驗術等,這些技藝既能形成帶有國風意境的視覺風格,也能讓女主進入公共生活,塑造其事業線。

《百花殺》選擇的是“香道”。沈汐和識香、調香、制香,以香辨人、傳遞線索、制敵解困,香也成為她與蕭華雍彼此試探和確認心意的媒介。但看完該劇,會發現,香道并未真正進入人物的生存邏輯,它只在關鍵時刻負責制造奇效、破解困局,或者只在服化道中承擔“精致感”。它頻繁發揮作用,卻較少顯露一門技藝應有的限制,因此就難免淪為一種裝飾性的魔法。

古裝劇可以追求美,但美不能代替因果。文化元素真正的價值,不在于觀眾一眼認出“這是國風”,而在于它如何改變人物的謀生方式、社會身份和關系結構,如何影響一個人謀生、受尊重、被排擠或取得權力的方式。只有這樣,國風才不是一套濾鏡,而是故事的一部分。我們肯定電視劇傳播中國傳統文化,但也要警惕套路化的趨勢。傳統文化不是古裝劇的精致點綴,更不是主角開掛的工具,它應該成為敘事的內核。

大女主:主體性不在于永遠獲勝

近些年國產“大女主劇”,讓女性從被觀看、被拯救的對象,轉為行動者和敘事中心,并開始書寫女性的職業能力、互助關系與公共抱負。這是一種進步,但“大女主”并不是指“女性勝利”這個結果,若她的成功仍主要依賴男主保護、嫁入更高權力體系,或只靠連續“打臉”與清除壞人來證明強大,這很容易滑向“偽獨立”和人物同質化。女主如何獲得信息,如何判斷盟友,如何與其他女性建立復雜而非單一的關系,如何面對父權秩序的吸納、利用與反擊,這些才是“大女主”真正值得書寫的內容。

女性主體性不在于她永遠獲勝,而在于她真正擁有選擇,并且選擇足以改變自己和他人的命運。她可以犯錯,可以遲疑,可以失去,也可以不那么討喜;她還應當與其他女性形成合作、沖突、理解和誤解,而不是讓她們只作為盟友或“壞人清單”出現。如果一部大女主劇只把女性力量理解為“她比所有男人都聰明,且所有人最終都會愛她、幫助她”,它仍然沒有擺脫傳統主角敘事的慣性,只是把主角換成了女性。

當然,討論《百花殺》及其同類創作,并不是要求古裝劇重新回到沉悶、緩慢和高門檻的敘事中。觀眾的時間有限,快節奏、強情緒、明確的人物目標,都是當下劇集的重要競爭力。問題不在于“爽”,而在于爽感是否建立在可信的人物行動之上;問題也不在于“類型化”,而在于類型是否還有能力生長出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

所以,今天古裝劇創作更要警惕“標簽加法”的迷思,以為重生加復仇、權謀加愛情、非遺加美學、女主加逆襲,就必然等于元素豐富。事實上,元素越多,越需要有一個能夠統攝全劇的核心問題。若《百花殺》要講的是一個經歷毀滅的女性如何重新奪回命運,那么重生、香道、愛情與權謀都應當服務于這個敘事,而不是各自爭搶注意力。類型從來不是古裝劇偷懶的理由,它可以是創作的起點,卻不能是創作的快捷鍵。如果類型創作最后走向同質化的套路,那觀眾遲早有天會厭倦然后迅速拋棄。

(作者為浙江師范大學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