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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誠、李靜、李浴洋:回憶北大當代文學學科的創立與求索
來源:北京文藝評論 | 洪子誠、李靜、李浴洋  2026年08月13日08:28

一、當代文學教研室的建立

洪子誠

李靜、李浴洋(以下簡稱“李”):洪老師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北大中文系官網上有這樣一段關于當代文學教研室的介紹:“北京大學中文系當代文學教研室成立于1977年,是全國高校中成立時間最早的從事當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的教研室。……教研室創立之時,張鐘、謝冕、洪子誠等教授貢獻頗多。”從1977年算起,北大當代文學學科創立已近半個世紀了。您在教研室成立伊始加入,到2002年正式退休,正好二十五年。此后,您也繼續在當代文學研究中耕耘。您是學科發展的見證者與直接參與者,甚至您的人生道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與當代文學學科“共生”的。我們此次訪談想主要圍繞學科歷史以及您的經歷與思考展開。

“文革”之前,只有少數單位成立了專門研究當代文學的機構。比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科院的前身)文學研究所1958年設立了當代文學研究室,但起初并非獨立建制,而是從屬現代文學研究組,直到1964年才升級為當代文學研究組,由朱寨先生主要負責。在北大中文系建立當代文學教研室的1977年,中國社科院成立,文學所當代文學研究組轉型成為今天的當代文學研究室。但絕大多數高校建立當代文學學科還是像北大一樣,在“文革”結束以后。先請您介紹一下北大當代文學教研室創立的緣起與過程。

洪子誠(以下簡稱“洪”):先補充一點情況。“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除了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重視當代文學的現狀跟蹤和研究之外,不少高校也很重視。記憶中,特別是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從1958年開始,王慶生、陳安湖、周景堂等先生和學生一起,編寫了幾十萬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59年校內自印,1962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可以說是第一部系統的當代文學史著作。另外還有山東師范學院(今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田仲濟、薛綏之、馮光廉、朱德發等先生和學生在現當代文學資料整理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內部編印了“中國現代作家小傳”“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索引”“中國現代作家著作目錄”“中國現代文學社團及期刊介紹”,以及包括毛澤東詩詞、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趙樹理、周立波、李季、杜鵬程等在內的作家研究資料匯編。這些資料總計約三百萬字。他們這項工作的特別之處是,沒有明確劃分“現代”與“當代”,沒有強調以1949年為界的時期轉折、斷裂,大體上將1949年以后的文學看作現代文學的延伸。因此,他們的“現代”概念,也包括我們現在說的“當代”。主要在1949年之后創作的作家,如魏巍、曲波、楊沫、李準、茹志鵑、王愿堅、峻青、郭小川、王汶石、梁斌、浩然、秦牧、楊朔等,也被包括在“現代”里。我所在的班級訂購了內部出版的這些資料書,共14冊。1961年夏天畢業時,幾個喜歡現當代文學的同學將它們“瓜分”,我得到周立波、杜鵬程研究資料匯編,以及“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索引”。80年代我講課與編寫教材時,“索引”是經常使用的工具書。

北大中文系的當代文學教研室成立于1977年,應該是最早成立的當代文學教研室之一。具體情況我確實不大清楚。最近一家報紙也問過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1961年大學畢業留校當教師,分配在寫作教學小組。當年的‘寫作課’不是現在的創意寫作專業,不提倡寫詩,寫小說,主要是試圖解決學生文字表達問題,也就是能夠做到‘文通字順’。所以,寫作課教學小組不在文學教研室,……指導教師不是曾經的小說家、詩人吳組緗、林庚先生,而是現代漢語語法和古文字專家的朱德熙教授。我工作雖認真但胸無大志,當時并沒有設計自己的專業方向。‘文革’結束后寫作課取消,教師分流,就慌了手腳。好在當時籌建當代文學教研室的張鐘、謝冕招募我到他們麾下,一塊石頭落地,專業問題才算有了著落。張鐘、謝冕當了當代教研室第一屆的主任、副主任。謝老師后來經常開玩笑,說他的職務永遠都是副的:教研室副主任,北京作協副主席,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他比不上我,我還當過教研室主任,是正科級,他永遠是副科級。聽他這么說,我也有點驕傲起來了。”

李:當時的高校中文系普遍都開始開設當代文學方面的課程,但在制度方面卻有兩種選擇:一是像北大這樣成立獨立的當代文學教研室,二是把當代文學放在已有的現代文學學科中發展,作為其中一個方向。后者是大多數,前者則是少數。北大中文系將當代文學“單列”出來的考慮是什么?

洪:當時怎么討論、怎么做出決定的,詳細情況我一點都不知道。我想系領導,還有王瑤、嚴家炎等先生都會商議討論,做出決定的。我問過謝冕,他說也記不大清楚了。這件事張鐘老師應該最清楚,但是他已經不在了。當時北師大、北京師院(今首都師大)也都成立了當代文學教研室,但從全國范圍看獨立的當代教研室確實是少數,像復旦、南大、中大、南開、川大、人大都沒有獨立的當代文學研究室。80年代中期,地方一些院校也有現當代分開的情況,但后來又紛紛合并。現在,大學里似乎只有北大仍是現代和當代教研室分開,獨一份。好在社科院文學所現在也是現、當代研究室分開,“難兄難弟”不怎么孤單了。

教研室成立之后,張鐘老師在系里的樓道碰到我,問我愿不愿加入。初期的北大當代文學教研室,成員構成跟其他高校不同,有點特別。許多高校和科研機構,最初從事當代文學工作的多有現代文學研究的經歷,也就是說是現代文學學科的延伸、擴展。但北大則不然,當代文學教研室的初始成員來自兩個部門:一是解散了的寫作教學組,如汪景壽、趙祖謨,還有我;另一是文藝理論教研室,張鐘、謝冕、陸穎華原來都是理論室的。曹文軒1976年中文系畢業,回家一年,1978年才加入當代室。佘樹森是山東大學中文系的,1960年畢業后在北京八一中學任教。八一中學是北京名校,佘樹森當中學老師時,在現當代散文批評上已很有成績,1978年調入北大。陸穎華1954年北大畢業后留在文藝理論教研室。1954—1955年,受教育部委托,蘇聯基輔大學的專家畢達可夫在北大中文系主講《文藝學引論》,北大的呂德申、胡經之、陸穎華都在這個研究班學習過。這個講習班面向全國高校文藝理論教師,蔣孔陽、霍松林等先生都來聽講。也就是說,北大新成立的當代教研室,沒有一位原來是現代文學的老師。推測原因,可能是當時北大現代文學師資力量有限,也不大愿意進入沒有多少學問的“當代”。還有另一個原因,在五六十年代,北大文藝理論教師可以說是很深地介入了當代文學現狀,包括研究思潮與評論作家作品,這應該是出自教研室主任楊晦先生的理念。在我的印象里,60年代《創業史》論爭時,張鐘寫了文章,他的觀點與邵荃麟、嚴家炎不同。謝冕六七十年代更是知名的詩歌批評家,幾乎評論過當時所有活躍的當代詩人。1958年我讀大三,年底參加班里組織的巴金作品討論小組,指導老師不是來自現代文學專業,而是當時跟楊晦先生讀“副博士研究生”的王世德——他后來任教四川大學,是著名文藝理論家。當時我們在他的指導下讀作品,一起訪問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嚴文井先生,到巴金先生老友曹禺先生家里訪問,還去中宣部見當時的文藝處處長林默涵。我1961年畢業留校后,聽說文藝理論教研室在討論是走普列漢諾夫道路,還是走侯金鏡道路。現在回想,會覺得把他們兩人連在一起奇怪,而且曾被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也絕對不是“學院派”學者。不過這個有趣的提法,反映了當時文學理論教學、研究十分重視文學現狀,重視作家作品和文學現實問題。因此,由張鐘、謝冕籌建當代教研室也并不突兀。

人員的構成,對教研室后來的發展、它的個性、它與現代文學教研室的“風格”差異,應該都有影響。粗略地說,現代文學既敏感、能“知春”,又重視嚴謹、規范的“求實”(《知春集》和《求實集》是嚴家炎先生的著作);當代文學則更留心新變,關注風起青萍之末,并快速予以命名和做出理論闡釋,而在“歷史感”、文學史知識和方法的繼承上,或許存在欠缺。我的意思是,北大現當代文學的這種分隔,有利有弊吧。“弊”的部分就是上面說的,好處是弱勢的“當代文學”得以避免成為“現代文學”永遠的尾巴,有助于尋找有效評述“當代文學”制度、文學規范、作家作品的理論、方法。我想,一起過日子再好不過,但在一段時間內分開也不算不好。

二、《當代文學概觀》編寫及編寫組成員

李:如今,文藝理論、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的研究界限已經非常清晰甚至過于堅固了,您剛才的介紹點出了在學科初創時期不同研究方向的密切關聯,對于現在的學科建設也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當代文學教研室創立以后,首要的工作自然是開設課程與編寫教材。1980年7月,您和張鐘等老師編寫的《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由于比同年問世的北京師范大學等十院校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早了幾個月,《當代文學概觀》成為“1980年代初出版最早的一部當代文學史著作”(曾令存《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1949—2019)》,北京出版社2023年版)。當然,這部教材的意義當然不限于“出版最早”,也因為其結構與論述經受住了時間檢驗,經過不斷修訂現在還在繼續使用。您可以說一說編寫過程嗎?當時是如何分工、確定體例的?您當初承擔的是詩歌與短篇小說兩個部分,這是您自己選擇的嗎?

洪:確實,教研室成立后做的最重要事情是編寫教材,并準備給恢復高考后入學的77、78級學生上課。80年代初出現當代文學教材編寫熱,出版了幾部有影響的當代文學教材。一部是郭志剛、邾瑢、董健、曲本陸、陳美蘭他們領頭的十院校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下兩冊)。這部教材是教育部委托編寫的,因此有正規的步驟、儀式。1978年底在哈爾濱成立編寫組,隔年3月在上海確定編寫大綱。時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的陳荒煤先生擔任顧問,負責審定大綱、把握評定尺度等關鍵性問題。我記得我們還到北京師院的邾瑢那里,請他談編寫經驗。另一部是上海師范大學、復旦大學等南方二十二院校聯合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第一冊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比北大的《當代文學概觀》要早一點,不過全部三冊出齊,要到1985年,給使用帶來不便。還有一部是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兩冊分別于1983、1984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比較這幾部當代文學史,發現共同點的同時,也存在差異,譬如歷史分期、作家作品評價等方面。

北大一貫比較自由散漫,我們編寫的《當代文學概觀》既不是多校合作,也沒有權威機構授權,不需要權威人士審定,事情便簡單得多——就是五個人湊在一起碰頭商量。張鐘在教材編寫上起到主要作用。一些重要問題,如體例、編寫方法是他先提出來且大家認可的。他認為當代文學運動、思想斗爭部分雖然說很重要,但許多情況還不大清楚,怎樣評價也很難把握,所以決定先不去管它們,而是按體裁分類,談重要的作家作品。分工也是他根據幾個人的情況提出的建議。他和趙祖謨寫長篇小說,他還負責撰寫序言,佘樹森寫散文和報告文學,汪景壽寫戲劇(老舍一節張鐘執筆)。

我承擔的是短篇小說和詩歌的部分。短篇小說單列一章現在看不合理,但是根據當時實際情況決定的。中國作協很重視當代文學“前三十年”的短篇創作,經常舉行短篇小說創作現狀、問題的討論,也有“短篇小說作家”的分類,如趙樹理、馬烽、王汶石、李準、茹志鵑、王愿堅都被歸入其中,文學界頻繁開過研究短篇小說寫作的會議。1962年8月著名的“大連會議”,正式名稱就是“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所以當時將短篇單列一章。這種做法在80年代以后就失效了。按道理教材的詩歌部分應該謝冕來寫,推測當時他是文學界知名人士,社會活動和報刊約稿不少,無暇顧及。各個部分寫哪些作家、作品,我們也沒有仔細討論,由各人看材料,在寫作過程中自行確定。大概半年多或七八個月后,大家提交初稿。因為當年沒有方便的復印條件,也沒有傳閱,沒有組織討論。張鐘把稿子都交給我,讓我看一遍。佘樹森的散文部分很完整,文字也漂亮,幾乎沒有什么改動,他這個部分被當時剛創辦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主辦,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全文轉載。我做的事,主要是壓縮話劇和長篇小說的篇幅,在文體上盡量減少批評文字的方式,朝文學史的敘述方式靠攏。我們在交給出版社之前討論過書名和署名,都不愿意用“當代文學史”之類的名字,覺得不夠格;正在發愁時,佘樹森說就叫《當代文學概觀》,得到一致贊同,都稱贊他有智慧。關于署名,張鐘說我寫得多,名字應該放在最前面,這個提議當然受到包括我在內的反對。汪景壽說他已經出版一本書了(或許是《曲藝概論》),他的名字就放在最后面了。

書出版后好像得到了1500元的一次性稿酬,張鐘不容分說地說我應得三分之一。80年代的那種氛圍,那種人與人的關系,回想起來感到溫暖。得到這筆“巨款”后,我就像梁三老漢分得土地一樣快樂,差點也躺在地里“曝日”(也就是潮州話里的曬太陽)。我當時托人從僅供應外國人和歸國僑胞、需使用“外匯券”的北京友誼商店,買到一臺雙喇叭的三洋立體聲收錄音機,隨后四處尋覓可轉錄的樂曲。由此聽到德奧與俄國的古典音樂,也聽鄧麗君、羅大佑,還有千昌夫、山口百惠以及“披頭士”約翰·列儂。因為《外婆的澎湖灣》,我2009和2014年在臺灣省授課期間,兩次去澎湖的馬公、萬安、將軍島……羅大佑的《鹿港小鎮》唱道:

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

想當年我離家時她一十八

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卷長發

在彰化上課去鹿港時,懊惱長發的“愛人”沒有遇到,但“我家就住在媽祖廟的后面”的媽祖廟,還是進去看了的……

《當代文學概觀》這本書現在還在出版,一些學校還在用它,40多年了。原因可能是它以作家作品分析為主,沒有寫到評價經常變動、翻轉的當代理論、制度、斗爭等問題,對作家作品的遴選和分析,好像也還能站得住腳。這本書有三個版本。1980年初版書名是《當代文學概觀》,1986年做了修訂,增加80年代前半期的文學情況,書名改為《當代中國文學概觀》。1986年的修訂版后來重印也有改動。佘樹森、張鐘、汪景壽先生不幸在1993、1994 和2006年因病離世。我向出版社建議,這部書就歸趙祖謨,由他負責。他便繼續修訂增補。趙祖謨80年代中期做腰椎穿刺檢查時,因醫療事故導致雙腿失能劇痛,每天都要服用杜冷丁止痛,以致半身癱瘓。他特別頑強堅毅,面對這些困難,退休之前仍拄著拐棍、坐輪椅上課。他對這本書做了許多修訂,重寫了緒論,將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合并,增加90年代之后的作家作品評述,并約請計璧瑞老師撰寫臺灣文學部分。這便是2014年的第三版,書名為《中國當代文學概觀》。雖然書上署著六個人的名字,實際上第三版也可以說是一本新書,是趙祖謨、計璧瑞辛勤付出的成果。另外,趙祖謨和溫儒敏老師主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高秀芹、姜濤、李憲瑜、黎荔、李平參加編寫)2002年出版以來,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參考書,被不少大學采用,已出版50余萬冊。

李:教研室初創時期幾位先生并肩戰斗的情景讓人感動。佘樹森和張鐘兩位老師的早逝,趙祖謨老師的病痛,也令人難過。您剛才反復提到張鐘老師對于北大當代文學學科的貢獻。他因為后來轉任澳門大學教授,加之去世較早,現在熟悉他的學者已經不多。能否請您專門介紹一下他,也談一談其他幾位老師的貢獻?

洪:趙祖謨老師上面已經說到,他上課效果比我好得多。80年代有一次我們一起到一所學校講座,學生反映他講得生動深入,我的則有點平板枯燥。這確實是真實情況。

張鐘是吉林大安人,他和謝冕同年出生,都是1932年生人。他們上大學之前都工作過一段時間,謝冕曾在福建平潭的南方部隊服役,張鐘則長期在黑龍江地方及省級宣傳部門工作。二人進入大學就讀,屬于“調干生”。張鐘1954年上北大中文系,和現代文學教研室的唐沅、孫慶升,還有林昭(彭令昭)同屆。50年代初著名青年作家劉紹棠也是54級,不過他只讀了一年,有點短視地認為上大學妨礙他的創作,于是提出退學申請(他是團中央選派入學的)。劉紹棠對當年北大中文系教學的看法、批評,在他1957年的短篇《西苑草》中有所反映。而這篇小說在“反右”中被批判為“毒草”,80年代“重放”成了“鮮花”。1977年,張鐘和謝冕籌建當代文學教研室,組織教材編寫與教學工作,在北大當代文學學科建設上是奠基者。1978年,北大恢復“文革”期間停止的職稱評定,張鐘被評為副教授,并在當年招收第一屆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研究生記得有李復威、劉蓓蓓,他們兩人也參加了《當代文學概觀》長篇小說部分的初稿撰寫。張鐘1982年受聘到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客座教授一年,1987—1992年,又去澳門的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任職,籌建中文系并擔任中文系主任,80年代在北大的時間不是很多。他有許多獨到見解,有組織能力,我從他那里學到很多,但我到他在北大暢春園家的次數很有限。記得有一次他從法國回來,帶回一些黑膠唱片,有(德奧)指揮家卡爾·伯姆的莫扎特、舒伯特交響樂,我就上門讓他幫轉錄到卡帶上。1994年他去世,沒有告別儀式,沒有追悼會、追思會,這應該是他生前的囑咐。他的親友、教研室同事和他的學生、系里領導二十余人,在學校醫院為他送行。他的學術論著,除《當代文學概觀》外,還有和張凌合著的《十八—十九世紀德國美學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還有老舍研究的論文和著作。在北大中文系,除了講當代文學,他講得最多的是老舍研究。他在《北京大學學報》《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表過多篇老舍研究論文。張鐘去世后,他的妻子陳根茹根據講稿和論文整理、編輯成《老舍研究》(澳門大學圖書研究中心1995年版)一書。

佘樹森老師1960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后在北京八一中學任教,由于他在現當代散文研究、批評上的成就,1978年調入北大中文系。除了參加教材編寫外,他出版了多部散文方面的研究著作,也自編和合編了20余部現當代散文選本,自己也有散文創作。很不幸,他1993年去世時只有55歲,正是學術上升期。

汪景壽和我是大學同學,但他比我大六七歲,1951年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參加工作。畢業后他、袁良駿和我都留在寫作教學組。袁良駿80年代中期離開北大到社科院文學所工作。汪景壽為人幽默、直率豪爽、待人真誠,和他交往不會有太多芥蒂。他是河北河間人,自小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話、北京民間習俗。他的學術工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包括臺灣文學在內的當代文學研究,二是民間文學研究。他在中文系的課程、指導的研究生,出版的論著也包括這兩個方面,也就是說橫跨當代文學、民間文學學科。80年代中期出版了兩冊的《臺灣小說作家論》和《臺灣短篇小說選講》,因此他是“新時期”大陸最早的臺港文學研究者之一。他和臺灣詩人、學者杜國清是好友,應他的邀請,1981—1982年在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講學一年。回來后給我們講了一個笑話,說他講王蒙中篇《布禮》時,旁聽的一位華裔中年女性認為,小說題目其實是諧音雙關語,“布禮”就是“不理”,就是反對、抗議。汪景壽的主要學術貢獻,是在民間藝術的教學、研究方面,他的論著也集中在這方面,從80年代初開始,單獨或合作陸續出版了《曲藝概論》《相聲溯源》《山東快書概論》《相聲藝術論》《中國曲藝藝術論》《中國評書藝術論》《中國相聲史》等著作,還編寫了曲藝藝人評傳,像是《高元鈞和他的快書》《馬季傳:笑灑人間》。他和侯寶林、薛寶琨(他的同級同學,后為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李萬鵬合著的《相聲溯源》,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2011年中華書局再版。汪景壽指導的日本留學生藤田香也參加了《中國相聲史》的編寫,回國后在早稻田、慶應義塾等大學擔任漢語教師,也講授中國曲藝課程,發表這方面的論文。1980年,在汪景壽等的推動下,北大聘請侯寶林先生為兼職教授,這在當時引發頗大爭議。反對者認為,侯先生只讀過兩年私塾,況且民間藝人與大學教授身份有別。但也有支持、贊成的。我覺得在缺乏幽默感,語言也日趨僵化、規則化的情況下,侯寶林能到北大上課很好。

三、幾套叢書的編纂

李:感謝您和我們分享這幾位學科奠基者的故事。毋庸諱言,當代文學教研室初期的幾位老師中影響最大的是謝冕老師。您曾經專門談到“謝冕在當代文學學科建設上的貢獻”:“他和張鐘在北大中文系籌建第一個當代文學教研室,招收第一屆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他指導的學生許多人成為著名學者和批評家……”(洪子誠《紀念他們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位先生》,《南方文壇》2020年第4期)但在《當代文學概觀》的作者以及您列出的講授“中國當代文學”課程的教師名單中,卻不包括謝老師。他沒有參加這些工作嗎?他當時在教研室主要發揮什么作用?

洪:我寫謝老師的文章已經有幾篇,20多年前的《“知情人”說謝冕》,你們提到的《紀念他們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位先生》,還有就是《謝冕四題》:這些文章都收入最近出版的《紀念他們的步履》(北京文津出版社2026年版)這本小書里。他1981年開始招收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比張鐘要晚三年。他的首批研究生包括黃子平、季紅真、張志忠,后來都是很有成就的學者。基于謝冕的學術成就和社會影響,1984年前后被破格評為教授,并在1987年(有人認為是1986年,我這里依據北大中文系2008年編印的《北京大學中文系系友名錄》查得)招收博士研究生程文超,這也是全國首個當代文學博士點。八九十年代,在跟蹤、勘察當代詩人創作和詩潮變遷上,他投入大量精力,發表、出版了大量論著。前些年,出版了共12卷的《謝冕編年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海峽文藝出版社還計劃出版18卷的《謝冕文存》。他在“新時期”詩歌變革、發展上的功績,以及在當代文學學科、新詩研究上的成就,文學界已有共識,我這里就不再重復了。

說到謝老師在北大的教學,印象里好像沒有獨自上過當代文學史的基礎課,開設的課程都是當代文學思潮、新詩史性質的專題課。記得80年代中期,他有一門當代詩導讀的討論課,要我也去參加。他講總論之后,要求學生各選擇一兩首“朦朧詩”時期的作品做解讀分析,然后討論。參加者除中文系本科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如張頤武、于慈江、黃亦兵(麥芒)等之外,還有許多進修教師,如張燕玲(后來長期主持重要文學刊物《南方文壇》)、閻月君(《朦朧詩選》編者之一)等。有兩次謝冕到外地開會,讓我代為主持。有一位報告者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是在前人的肩上推進,文學藝術的進展卻是桂林山水,奇峰突起。這是當年“轉折”時期不限于單個人的看法。最后我評述說,“朦朧詩”的出現,強調它與當代詩歌的斷裂之外,也要觀察繼承、延續的層面。我知道小人物說話不算數,便引經據典,提到當時很熱門的T.S.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說他既反對只盲目、怯懦地抱住上一代的成就不放,新奇的東西總比反復出現的好;但他也強調必須具有“歷史感”,“不僅要意識到過去已成為過去,而且要意識到過去依然存在”。艾略特說,如果我們不抱偏見地研究一個詩人,就可以發現在他的作品中,不僅其最優秀部分,而且其最獨特部分,都可能是已故的,他的先輩強烈顯示出其永垂不朽的部分。記得當時我還舉了舒婷、北島的詩歌抒情方式和意象作為例子。我想,學生當時不會同意我的意見,不過我上課的通例是一直講到下課鈴響,不留給學生提問、質疑的時間——這在現在肯定不被允許。

謝冕的這門課結束后,他和我商量,打算把學生提交的作業修訂后集合成書,具體工作他讓我來做。我覺得分量有些單薄,便約請已經留在當代教研室的黃子平寫幾篇,他分析的是昌耀的詩。我也笨拙地寫幾篇湊數,分析穆旦的當代作品,如《葬歌》等。全部文稿整理后交給北大出版社,已經準備發排付印時風云突變,“朦朧詩”和北島等成為問題事件和問題人物,這部書自然就流產了。

不過在90年代,我和謝冕還是合作過。我們以教研室的名義主編過兩本資料書。一本是現在還在印行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以下簡稱《作品精選》),另一本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1948—1975)》(以下簡稱《史料選》),都是北大出版社出的。《作品精選》確定的編選原則是兼顧藝術性和歷史性,但以藝術性為主。當然只能選短篇作品,初版在1995年,到2024年已經是第4版。后來各版篇目有不少增刪調整。記得第2版調整篇目時我還打電話和謝冕商量,第3、4版我就自作主張,沒有告訴他——你們也不要告訴他。后來的調整主要是出于教學的考慮,當然,藝術判斷上我們也有一些不同。《史料選》雖然署了兩個人的名字,但其實是我單獨做的,體例、篇目都沒有討論過,也是1995年出版。《史料選》收錄文章、會議報告、文件等資料八十余篇,六十多萬字。當時編得真是辛苦:沒有互聯網和搜索工具,只能查找翻閱相關書籍刊物,確定篇目,有的需要節選,再經過復印整理,撰寫簡要導語等。應該是這本書銷售不佳,也因為收錄文章的版權問題,所以只印了一版,許多當代文學教師、學生都不知道有這本書。有點可憐、可嘆,不過也有點自喜,像是為自己編的書,我后來備課,寫文章經常用它。前些年寫《1954年的一份書目》這篇論文(收入《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就是用的這部《史料選》,沒有再去翻閱1954年的《文藝學習》。這當然也說明我不夠嚴謹。

李:謝冕老師除了自己的研究、教學我們印象里他的另外一項重要工作是組織了不少集體研究項目,這些項目也很有影響。這一方面好像還沒有得到很好總結。您能說一說嗎?

洪:在你們說的組織研究項目、編選文學選本、主持開展活動等方面,謝冕確實付出很大精力。這些方面的工作,對當代文學學科的發展是有貢獻的。我不可能一一列舉,只能講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些。他主編的文學、新詩選本很多,80年代和楊匡漢先生合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詩萃》(含1985年出版的50—80年代卷和1988年出版的20世紀初葉—40年代卷兩卷,2001年又出版了臺港澳卷),是“文革”后比較有影響的新詩選本。90年代初和唐曉渡合編的《當代詩歌潮流回顧》6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以資料收集性質來講述“朦朧詩”及80年代詩歌創作、理論批評的概貌。記得1997年,還主編出版了《中國女性詩歌文庫》16卷(春風文藝出版社版)。除了新詩,謝冕還編過金克木、羅門、徐志摩等的散文選和詩選。1995年年底,12月吧,在海南大學的支持下,他主持在北大賽克勒博物館舉行的“羅門、蓉子創作世界學術研討會”。這應該是大陸首次舉辦臺灣詩人的大型學術活動。謝老師對羅門的詩評價很高,特別推崇其1960年的《麥堅利堡》。由于研討會參加的著名詩人、學者很多,像鄭敏、邵燕祥、嚴家炎、孫玉石、劉湛秋等,我沒能得到發言的機會。羅門、蓉子確是臺灣重要詩人,不過我當時感到評價有點高。20多年后,讀到臺灣逢甲大學鄭慧如教授撰寫的《臺灣現代詩史》(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版),覺得她說得有道理:羅門的沉思“猶如雙面刃,擴展的詩行因之而恢弘神秘,也因而游移在靈視與空談的邊緣”。他的都市書寫形成了“既定模式”:“所謂都市,首先必定污穢敗壞,惡流奔進;其次往往火眼金睛,迭見無所依止的各種謬種”……

還應該說到謝冕老師主持的一部大型詩選,就是《中國新詩總系》,共10卷,作品8卷,理論、史料各1卷。這是他多年期盼的“工程”。參加者有姜濤、孫玉石、吳曉東、程光煒、王光明、張桃洲、吳思敬、劉福春和我。這件事耗時近五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這部大型選集受到重視,被認為是對百年新詩的較高質量的“總結”:入選詩人五百多位,詩作四千多首,將近七千頁。不過現在回顧,也有值得檢討的地方。第一,由于各卷編者詩歌藝術理念不同,各卷的入選詩人和作品標準并不一致;第二,在“全面性”與“經典性”的尺度把握上也有頗大差異;第三,在多種版本的情況下,作品是選取“初刊”版還是“善本”版,也不一律。因此,它既難以當作百年新詩的史料書使用,也難以看作有歷史、美學依據的“經典性”選本。不過,如果不是作為一個整體,也可以看作不同選家對某一時期詩歌做的歷史評述。我擔任60年代卷的編選,這一卷受到許多批評,被指出視野、秉持的編選尺度狹隘,趣味也單調。但有時候,藝術趣味真的很難更改。

李:大規模的選本工作確實不容易,您過謙了。在學科發展史上,選本的意義有時會被忽略。大家往往更加關注論文與著作,但重要選本起到的作用其實不容小覷。此外還有會議組織、叢書出版等,這些都是梳理學科史時不應遺漏的對象。陳平原老師說過“嚴(家炎)先生的貢獻,遠大于《嚴家炎全集》”,也是這個意思。

回到2010年出版的這套《中國新詩總系》,從書名就可以看出謝冕老師對標《中國新文學大系》的雄心壯志。早在20世紀90年代,謝老師就已經自覺投身百年中國文學的總結與回望。其中有些學術工程您也參與了。除去彼時20世紀接近尾聲,這些以“百年”為單位的學術與學科建設工作還有哪些動力?

洪:謝冕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0年里,思想與學術理念的關鍵詞就是“百年中國文學”的“百年”。檢討、回顧是理想,也是揮之難去的夢魘。“百年中國文學”也可以看作是80年代中期黃子平、錢理群、陳平原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延伸。這當然是單純的物理時間概念。對“百年”特征,謝冕經常使用“憂患”“輝煌而悲壯的歷程”等來概括。回顧“百年”歷史經驗,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文學問題、思考知識分子的責任,是他的關切點,也是他90年代組織的幾項工作的動機。

這幾項工作,一項是兩周一次的“批評家周末”。1993年底我回到北京后也一直參加,也幫他設計一些討論話題。參加者有當代文學教師、研究生、進修教師和訪問學者,也有媒體的編輯、記者。當年中文系所在地靜園五院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大家圍繞諸多思想與文學熱點展開交流,既有對八九十年代文學轉折的探討、“后新時期”概念合理性的爭論,也有對具體作品、文學事件的解讀與重釋:比如于堅的《0檔案》、賈平凹的《廢都》,同時也重點討論了王朔的創作現象。有時候也有爭論。記得有一次,大家提出要討論美國電影《廊橋遺夢》,認為這部電影體現了人文精神,對它評價很高。我對廊橋本身挺感興趣的,就像我們潮汕那邊供人歇腳、躲雨的路亭、雨亭一樣。但我對這部電影真的沒什么感覺,就是覺得它是個有點動人,但又透著點俗氣的浪漫故事。討論的時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特別想表現自我吧,講得挺激動的,慷慨激昂。所幸謝冕和其他老師、同學都很有涵養,只是瞪大眼睛驚訝地看著我……回想起來真的慚愧。

“批評家周末”在當時創建了一種開放的學術方式,是內容上和形式上的雙重拓展。這種方式現在不是新鮮事,已經蔚為大觀。但是在當時還是有創新性的。如果說到它的不足,作為“當事人”之一會感到有些時候討論停留在觀點的表達上。如果對社會、文學熱點的關注,能和認真閱讀當年一些有影響、有爭議的論著結合起來,相信深度會有提升。當年確實還是發表、出版了一些值得討論的論文、著作的。舉例說,如王曉明、陳思和他們關于人文精神討論的文章以及收錄這些文章的《人文精神尋思錄》、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汪暉《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孟悅、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黃子平的《革命·歷史·小說》……就是在謝冕老師主編的叢書中,也有值得討論的,如錢理群的《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李楊的《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等。

除了“批評家周末”,謝冕90年代還組織編纂了兩套叢書。一套是與李楊一起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叢書”,1993年由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共10種,由謝冕、錢理群、王富仁、陳曉明、張頤武、韓毓海、李楊、王光明、程文超等撰寫。各冊均是圍繞總主題的個人學術專著。另一套是與孟繁華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共12卷。關于這套叢書的理念和編寫情況,孟繁華在《〈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和實現》(《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總序二,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已經有詳細說明。叢書設計受到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以及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提出一種“大文學史觀”,選擇有特征性的年代為切入口,在以文學作品為主體的情況下,將社會文學事件、文學團體、論爭、文學之外的藝術等納入其中,雖然各卷都獨立,但也努力構成歷史性的關聯。這被謝冕稱為“拉手風琴”的結構方式。這是有創造性的構思、體例。“總系”1998年山東教育出版社初版,2002年重印。它們分別是:《1898:百年憂患》(謝冕)、《1903:前夜的涌動》(程文超)、《1921:誰主沉浮》(孔慶東)、《1928:革命文學》(曠新年)、《1942:走向民間》、《1948:天地玄黃》(錢理群)、《1956:百花時代》(洪子誠)、《1962:夾縫中的生存》(陳順馨)、《1967:狂亂的文學年代》(楊鼎川)、《1978:激情歲月》(孟繁華)、《1985:延伸與轉折》(尹昌龍)、《1993:世紀末的喧嘩》(張志忠)。2017年這套書的版權轉到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人文社第二版第三次印刷卻只有10卷:1942和1967兩卷因不同的原因被刪去。

李:90年代當代文學界與學術界以叢書編輯出版的方式推動與引領思想潮流有不少成功實踐,也構成了一種現象。不僅有剛才提到的謝冕老師主持的幾套叢書,上海的陳思和、王曉明等老師也策劃了不少重要叢書。這些叢書您都有關注吧?您認為它們在主題與追求上存在什么同和異?

洪:確實,90年代出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叢書熱”,上海學者表現得更突出。推動這項工作的主要是陳思和、王曉明、李輝他們,一起或分別主持幾套當代文學叢書,當時有很大影響。如“火鳳凰新批評文叢”“火鳳凰文庫”,以及以“逼近世紀末”為題的人文書系、批評文叢、作品選等。這是當代文學史研究值得梳理總結的課題。這些叢書收入不少重要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論著,也收入不少著名作家、學者的當代回憶錄、遺稿。我當時正在寫《1956:百花時代》,正在愁眉苦臉地編《中國當代文學史》,這些叢書都是重要參考資料。例如,賈植芳的《獄里獄外》、沈從文與張兆和的《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邵燕祥的《沉船》、李銳的《“大躍進”親歷記》、藍翎的《龍卷風》。叢書還收錄了若干外國作家的作品,比如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郜元寶譯)、洛扎諾夫《隱居及其他——洛扎諾夫隨想錄》(鄭體武譯),記得還有羅曼·羅蘭的作品。

90年代是一個充滿困惑與痛苦,卻又銳意求索、奮力尋找“出路”的緊張年代,不同學者在世界觀、藝術主張上的分歧,以及學者自身在選擇上的焦慮,塑造了這一時期的思想圖景。這種時代氛圍,從他們論著的書名中也可見一斑:錢理群《豐富的痛苦》、王富仁《靈魂的掙扎》、李楊《抗爭宿命之路》、韓毓海《鎖鏈上的花環》、王曉明《刺叢里的求索》……他們雖“無地彷徨”,卻仍要“反抗絕望”(汪暉),還有他們常使用的、象征涅槃重生的“火鳳凰”意象……

比較起來,我覺得“南方”人文學者的思想情感,更傾向認定80年代的“新啟蒙”遠未終結,歷史苦難和留下的問題仍需繼續反思、清理,這樣才會有“重生”的可能。他們不大認同“后現代”或“后新時期”的劃分。而“北方”的不少學者,對80年代的啟蒙有更多反思,在“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框架下,探索、思考革命的歷史遺產,“范式”上也更多引入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這里的“南方”和“北方”的區分當然不嚴謹,只是大概而論。

四、教學與學術活動

李靜、李浴洋(以下簡稱“李”):感謝您提示的這些重要線索。從“文革”結束到整個90年代,當代文學學科都在積極建設與認真求索。我們的話題再回到北大。您前面比較詳細地回顧了當代文學教研室創立之后二十余年間老師們的學術工作。接下來的問題是關于您的:您何時接任的教研室主任?在您負責期間,當代文學教研室有哪些變化?有什么您覺得驕傲或者遺憾的事情?

洪子誠(以下簡稱“洪”):擔任教研室主任準確時間記不清了,可能是1987年吧,就是張鐘老師去澳門那個時候。當時黃子平也從北大出版社到中文系,當教研室副主任。他1984年研究生畢業,本來打算留在系里的,因為歷史原因先去了北大出版社。很可惜,他1990年出國,就和北大告別了。我1991年秋天去日本,1993年底回來后仍讓我當教研室主任,直到2002年退休。我的工作基本是事務性的,也就是打雜,現在叫作“打醬油”。如教研室老師每學期的課程安排、組織研究生入學試卷評閱、確定研究生開題和論文答辯時間,就是這些瑣碎的事情。我對學科建設、發展真的沒有發揮什么作用,沒有組織過什么集體研究項目,召開過什么學術會議。像各類學術討論、“批評家周末”,還有幾套叢書的編纂,都是謝冕老師個人在牽頭做。他都是以個人名義,不是教研室出面,完全靠著自己的學術聲望和影響力,才能把北大現當代文學的老師,還有校外學者都聚攏起來參與。這些工作,確實拉高了北大當代文學研究的水平與影響力,但是和教研室本身關系并不大。

李:從1978年開始講授“中國當代文學”,直到2002年退休,您講得最多的課程就是專業基礎課。這門課程的內容就是通常所說的當代文學史。此外,您開設的“當代文學思潮”“文學史研究專題”與“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等課程也都和文學史關系密切。您在90年代還先后出版了兩部文學史著作——《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版)與《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您最為人熟知的形象便是文學史家。我們想知道,在您成為一位文學史家的道路上,教學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洪:我退休之前,北大當代文學專業基礎課名稱都是“中國當代文學”。我在日本和臺灣省講中國當代文學,他們發布的課程名稱也都沒有“史”。日本的課程名稱是“中國近世文學”。沒有“史”字是有原因的。“當代文學可否寫史”很長時間內存在爭議;爭議淡化后,“當代文學”除了“史”之外,還有對于“現狀”的跟蹤、批評的任務。這是它的特點。對于當代文學教師來說,既光榮,也負擔沉重。我和錢理群老師一樣,其實都喜歡給低年級學生上基礎課。二十年間我前后開過十幾輪基礎課,每一次講稿都會重新撰寫,拿著舊稿子來講完全沒感覺。年紀大之后,前些年我把過往講稿都處理、銷毀了,厚厚一大摞,還費了不少力氣。此外我也開過一些專題課,涉及新詩史、當代詩歌現狀,還有文學思潮與各類文學問題等內容。我比較熱衷提煉、歸納問題意識,這些思考也都建立在具體文本閱讀的基礎上。但我的專題課,從來沒有專門講過單個作家、單部作品,這算是我的短板。放到現在來看,就是偏重“遠讀”帶來的局限,容易讓文本分析顯得空疏。

90年代后期的幾次討論課,整體效果要好一些。其中一次,我列出當代文學若干專題,由學生“認領”選題,查閱資料提前準備,課上報告然后討論。記得當時的論題包括:朱光潛先生50年代的檢討與反檢討、胡風案中的舒蕪、郭小川50年代中期的《一個和八個》《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贊歌》等長詩、1958年北大中文系1955級“紅色文學史”的編寫、60年代上海圍繞德彪西《克羅士先生——一個反對“音樂行家”的人》的討論,以及60年代初的周揚、浩然與姚文元的評價問題,等等。還有一次討論課是研讀當年一批有影響、有的也有爭議的論著,比如上面提到過的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唐小兵編的《再解讀》,還有陳思和、汪暉、黃子平、李振聲等人的著作與文章,形式有點像現在的“讀書會”。臨退休之前,我還開過一門圍繞90年代詩歌的討論課,相關成果后來結集為《在北大課堂讀詩》(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這是文本細讀的一次嘗試。這門課里,我只是組織者,發揮主要作用的是錢文亮、胡續冬、吳曉東、姜濤、臧棣、冷霜、周瓚幾位。

我出版的著作、寫的文章,大多都和教學相關。我曾在文章里提過,我有虛榮心,怕學生看不起我,認為我不學無術混日子,所以備課確實花很多時間。我的很多書是在講稿基礎上整理而成的。如獨著的第一本書《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基礎課講稿。《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也是抽取部分講稿整理的,更不要說《中國當代文學概說》、《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了。最近出版的《當代文學十六講》(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和《文學史講稿》(北京文津出版社2026年版)也是這樣。《文學史講稿》是根據2013年在臺灣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講課錄音整理修改的。這些根據錄音整理的書,都盡量保存課堂上的一些“水分”,留下一些無關宏旨的細枝末節:心理反應,情感,疑惑……觀點主張雖然重要,不過對文學和文學研究來說,文學總是聯系人的心性,趣味,迎拒時尚時的惶惑和痛苦。

李:您提到自己的學術成果大都與教學有關,令我們十分感慨。當下的大學盡管號稱“教學研究型大學”,主張教學與研究并重。但兩者的權重在事實上并不相當,對于研究的評價與考核十分具體,自然也就引導教師更加關注成果發表,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放在了研究上,甚至導致研究與教學的脫節。而您的經歷則是教學與研究相互促進的正面案例。

學術工作本來就應當有多種形態,除去完成論文與著作,教學也是其中的重要一項,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方式。剛才您較多談到了謝冕老師在學術“事功”層面上的貢獻,但沒有多說自己。但我們知道,許多事情都是您和謝老師合作的。你們一位充滿批評家的激情與開拓精神,一位具有文學史家的冷雋與持重,可謂相得益彰,共同推動了當代文學學科發展。并非所有到了你們這個地位的學者都如此愿意“做事”——把個人著書立說看得更重,當然也無可厚非。那么,您和謝老師樂此不疲的原因是什么?您在這一過程中的感受又如何?

洪:90年代的“批評家周末”,以及“20世紀中國文學叢書”“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組織編寫,前面我已經說到。新世紀以來的這20多年,謝老師繼續主持多項大的項目,它們都與新詩有關。如兩套大型詩歌叢書,一套是10卷的“中國新詩總系”(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一套是6卷的“中國新詩總論”(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還有和首師大中國詩歌中心聯合舉辦的十幾次詩歌學術研討會,話題涉及百年新詩歷程與經驗、新詩與傳統詩歌的關系、浪漫主義、新詩的藝術形式、新世紀詩歌狀況等。參加者除了大陸研究者之外,也有來自中國臺灣、香港、澳門地區以及國外的中國新詩研究者。

我承擔了“中國新詩總系”的60年代卷,記得還自告奮勇地起草了總系編寫的體例。但隨后的“中國新詩總論”,就沒有通知我參加,出版后我才得知。除此之外,新詩研究所還出版了集刊性質的新詩理論批評刊物《新詩評論》,現在它仍在出版。主編雖然還署謝冕、孫玉石和我的名字,實際上是姜濤和一些年輕學者在做。新詩研究所還組織了兩套新詩批評研究叢書,我自薦當主編,都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一套是“新詩研究”叢書,陸續出版了耿占春、姜濤、吳曉東、王家新、張松建、孫玉石、西川、簡政珍、翁文嫻、唐曉渡、柯雷、陳超等的新詩理論批評和新詩史論著,如《“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誕生》(姜濤)、《二十世紀的詩心:中國新詩論集》(吳曉東)、《現代詩的再出發:中國四十年代現代主義詩潮新探》(張松建)、《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孫玉石)、《變形詩學》(翁文嫻)、《精神與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從1980年代到21世紀初》(柯雷)、《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生成》(陳超)……另一套叢書是“漢園新詩批評文叢”,共出版兩輯,收入當代詩人、批評家的隨筆、批評文字。我覺得詩歌理論批評不必都是“正襟危坐”,現代許多詩歌理論批評著作,如李健吾、朱自清他們的批評,都是隨筆性的。因此約請了一些詩人和詩評家加入,有江弱水、王家新、孫文波、周瓚、翟永明、周偉馳、王小妮、臧棣、張清華、蔡天新等。

這里還可以提到北大新詩研究所的一項工作,就是對北大中文系55、56級學生在1958—1959年間集體撰寫“紅色文學史”《新詩發展概況》的過程進行回顧、反思,2007年出版了《回顧一次寫作:〈新詩發展概況〉的前前后后》一書,同年12月組織了有許多學者參加的研討會。這次一天半的研討會,深入討論了歷史反思的立場、身份,反思的思想資源等重要問題。趙園、孫玉石、謝冕、錢理群、劉登翰、孫紹振、劉復生、姜濤、冷霜等都發表了他們的看法。這是我參加的一次有較高思想、學術質量的會議。隨后,段從學、張雅秋、姜濤、冷霜、周瓚、孫曉婭、張桃洲等年輕學者圍繞這個話題,又組織了“文本背后的新詩史:個人經驗、審美話語與政治”的對話。

2004年以來北大的新詩研究所之所以能做這樣的工作,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謝冕的抱負,前面說到的威望和執行能力,當然也離不開孫玉石、吳思敬、吳曉東、姜濤和我的熱情參與。第二,首師大詩歌中心發揮的力量,這個中心是北京市的重點人文研究中心,有人員編制和經費支持。吳思敬和他的學生在十余次會議的舉辦上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北大在這方面倒是有點坐享其成。第三是經費。北大新詩研究所是個“虛體”,既沒有編制,也沒有辦公地點,當然也沒有錢。這方面要感謝黃怒波的中坤集團,他是北大中文系校友,也是詩人,也寫小說。他很支持新詩研究所。有了經費的資助,才能開會、出書、辦刊物、舉辦活動。后來,新詩研究所改名中國詩歌研究院,升級了,試圖把中國古典詩歌、外國詩歌研究也囊括在內。這般雄心固然讓人感動,其實不切實際,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我和孫玉石都不大贊成,但是我們“反對無效”。

五、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

李:您上面提到的學術活動多是“同人性質”,和組織的關系并不緊密。我們注意到,您與文聯、作協似乎一直保持一定距離,與當代文學研究界的兩個重要學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和中國新文學學會(前身是中國當代文學學會)——的交集好像也不多。學會通常被認為是學科的重要平臺,也的確在學科發展中發揮了一定作用。您和它們之間的距離是有意為之的嗎?

洪:先說學會。當代文學研究界有兩個學會,被簡稱為“北會”和“南會”。“北會”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我還是有一些了解的,對“南會”(中國新文學學會)的情況就不大清楚了,沒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我覺得在80和90年代,這些學會對學科建設、發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發起,是在北師大、北京師院(今首師大)等十院校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工作期間,他們跟社科院文學所一起醞釀的,1979年8月在長春成立。歷屆會長是馮牧(他擔任會長時間最長)、朱寨、張炯,21世紀以后是白燁、張清華。其實,在馮牧、朱寨擔任會長期間,張炯、楊匡漢、邾瑢、樓肇明、劉士杰等先生做了很多具體工作。成立的時候,茅盾是名譽會長,周揚、陳荒煤是顧問。從組織機構看,當代文學研究會和同年成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有許多不同,有更多“官方”色彩。雖然也是以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的學者為主體,但是國家文學領導機構、文學刊物等介入更深,至少在前20年是這樣。

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刊物,有1979年創辦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屬于集刊性質,由茅盾題寫刊名。我80年代初還在上面發表過兩三篇文章,談馮至、王蒙,刊物在80年代中期就停刊了。另一個是1980年創辦的《詩探索》。《詩探索》現在還在辦,但是和研究會應該是沒有關系了。80年代頗有影響的刊物還有《作品與爭鳴》(張炯主編)、《評論選刊》(閻綱主編)。內部還出版了《當代文學研究信息與資料》。研究會在80年代還辦了文學函授學校,是和社科院文學所等聯合舉辦的。1982年學校名字是“中國當代文學函授中心”,1984年改為“中國文學函授大學”,授課內容也由當代文學擴展到古代文學、現代文學、文學理論以及寫作等。校長是張炯,副校長謝冕、閻綱,北京師院(今首師大)的邾瑢擔任教務長,一直延續到90年代初。邾瑢老師現在大家不大了解,他在80年代參加郭志剛領頭的教材編寫,對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他和張炯、謝冕在入大學之前都來自軍隊,邾瑢屬于“二野”。函授大學學員主要是學校老師、文學愛好者、文化館等文化機構與刊物的工作人員。它并非學歷教育,與當時的中央電大性質不一樣。據估計,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函授中心和函授大學學員總共有三萬余人。在八九十年代,當代文學研究會還舉辦了一些專題討論會和面對大學教師的講習班。研究會后來(主要是90年代之后)還分設各種專業委員會,如女性文學、軍事文學、紀實文學、校園文學等。這些事情,可以說是一個時期社會、精神思潮的重要映像,很遺憾沒有學者做專門梳理。

你們說到我和作協、和研究會好像有意“保持一定距離”,其實是誤解。我不是中國作協會員,也沒有擔任過當代文學研究會的什么職務。“距離”的主要原因是沒有這個條件和能力。從五六十年代開始,中國作協會員的身份在我心目中就很崇高,80年代以至90年代一段時間,從沒有敢申請。90年代后期知道成為會員也不是特別難,可是臨近退休,教學和研究工作也將告一段落,就打消了這個念頭。至于當代文學研究會的成立、組織和活動情況,我很長時間都不知道。兩年一次的年會開了20多屆,80年代和90年代一段時間,我從未接到開會的通知、邀請。那個時候參加年會不是那么容易,要有一定資歷。直到90年代末,發表了《“當代文學”的概念》等論文,出版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才有這個機會,才參加了在重慶(1998)、廣東肇慶(2000)的兩次。重慶的會議,意外地讓我在開幕式上發言,屬于現在的“主旨發言”性質,我講了“當代文學”概念的發生和變異,屬于“概念史”范圍。不過討論時大家的關注點是“當代文學”的下限,和另找合適概念來代替。肇慶會議舉行許多天,要換屆,我和謝冕提前離開了。有一些專題會議我獲得參加的機會,如1980年4月在南寧開的全國詩歌會議,還有90年代末在蘇州大學的會議。后面一次不是研究會開的,是《文學評論》和蘇州大學合辦的,專門討論如何評價當代前三十年的文學。會上出現了至今仍有印象的一幕:北大中文系李楊教授發言,講到他第一次看“樣板戲”電影時感動、震撼,覺得非常精彩。這引起在座幾位老先生的憤怒,當場站起來責問:“文革”你多大?你經歷過嗎?有什么資格講“樣板戲”?應該是出于對老先生的尊重,李楊沒有反駁。是的,李楊出生于1963年,“文革”時還是小孩子。對會上發生的這一幕,我有點意外,但也不驚訝。一是我看“樣板戲”曾經的激動已經是20年前的事情了,再也不激動、震撼了。二是在90年代已經多次面對這樣的分歧。如對姜文導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的爭論,如一次上當代文學課,課后收到學生遞來的匿名條子,說我對“文革”的負面評價是少數知識分子觀點,而“沉默的大多數”不是這樣看的。“沉默的大多數”這個說法當時流行,和王小波隨筆集(《沉默的大多數》,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有關。不過,這個學生說的“沉默的大多數”,和王小波的好像不同,而和《文化大革命的史實和研究》一書編者劉青峰說的“沉默的大多數”,可以說是大相徑庭。

蘇州這次會議的爭議和上課的質疑引起我的三點思考。第一,說無權評述未曾親歷的事件、歷史,這個說法當然沒有道理,但“親歷者”與“非親歷者”在對待同一事件時,各自的優勢和盲區是什么?第二,“沉默的大多數”是什么人,“大多數”有多少?既然“沉默”,誰會知道他們的想法?第三,對“樣板戲”,老先生們不僅關注“文本”本身,因為這些戲劇關聯著許多事件,更有只讀(觀看)“文本”所不知情的喜樂、血淚。但是反過來想,任何“文本”,圍繞、附著它的種種歷史情景總會逐漸脫落的,我們再努力挽留也無濟于事。

說回和學會的“距離”,我也有過縮小的機會,但是沒有把握住。拿擔任“領導”來說,90年代末,系領導曾讓我見澳門大學校長,他們想要我去當中文系主任。第二天我回復說不行,要是當一般教員就去。系里只好另派一位教古典文學的老師。另一件事,大概2002年底吧,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吳思敬打來電話,說民政部規定學會會長年齡限制在70歲,張炯先生已年屆七十,研究會正寫報告申請他延長任期,如果不批準你就來當。電話里我就謝絕了。原因很簡單,確實沒有這個威望,特別是缺乏溝通、聯絡、組織能力。用現在的話說,我從中學開始就有嚴重的“社恐癥”,當會長肯定會把事情搞砸。這不是“矯情”,我當教研室主任時,一些老師就不聽我的,想開個會商量點事情,他們都不理睬不參加。以至于謝冕看不下去,有一次他召集幾位年輕老師談話,從自己參加革命講起,講到在軍隊服役,上大學、參加工作的經歷,動情地說大家應該支持系、教研室的工作,講了一個鐘點。他們也都點頭稱是。過幾天我通知開會討論教學問題,他們照樣不來。

不過,我也有當“大領導”的輝煌時期。在江西“五七干校”當過種水稻的“大田班”班長,農忙的時候,班里有20 余人。因為請了江西宜春的老農指導,班里研究古漢語的郭錫良老師在湖南農村也種過水稻,因此,選種、催芽、育秧、插秧、施肥、除草、收割前排水曬田……都是他們安排好,我就是傳達指示。每天像生產隊長一樣派活,出工前領大家誦讀語錄——我會選簡短的,如“要斗私批修”,如“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郭錫良耿直,路見不平就會“拔刀相助”,面對不合理的事情常常怒目圓睜,語言學家徐通鏘給他起的綽號是“強盜”。他也有犯錯的時候,不聽勸阻堅持在曬谷場邊的生荒地種紅薯,我們只好跟著他刨地、撿去石子、摻上熟土,結果種出來的紅薯比手指頭大不了多少……

六、探索與“當代文學”相關的分析理論與方法

李: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主要圍繞“學科”展開,但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是,當代文學的學科意識似乎一直相對比較匱乏。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現代文學學科十分注重強調自身傳統,經常喜歡回顧與反思——當然,這也可能會造成另外的問題。但當代文學學科好像只顧一路向前,很少回頭看,也是現狀與常態。類似前引曾令存《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1949—2019)》這樣帶有學科史性質的著作至今鳳毛麟角,就是一種體現。您認為原因是什么?

洪:曾令存做“編寫史”項目,開始的時候我也有懷疑,覺得不大值得,建議他做當代(主要是50到70年代)的文學批評,以若干批評家為中心,如茅盾、張光年、侯金鏡、王西彥、姚文元、李希凡等。好在他沒有聽我的意見,堅持做編寫史。

我猜想,你們的這個疑惑和學科的性質、地位有關。一個原因是“當代文學”不僅是歷史,也是現狀,教學、研究者手忙腳亂,無暇顧及陳年舊跡的“歷史”。更重要的原因是學科的地位和等級。當代文學是“弱勢學科”,回顧的資格當然就會被懷疑。在最近寫的《文學史的可能性》那篇文章里,我說到黃子平2005年5月底在華東師大中文系召開的會議上的發言。會議名稱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建學科的合法性”。我沒有發表論文,只是最后的圓桌會議講了15分鐘,講了兩點:一是“燕園三劍客”(黃子平、錢理群、陳平原)90年代學術道路的不同選擇、“分化”,二是作為“學科”的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系。我說,強勢學科學者往往看不起當代文學研究,在有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心目中,20世紀就是晚清到40年代。會議結束離開會場,發現最有同情心的吳曉東老師等在門外,走過來扶著我的肩膀,誠懇安慰我:“洪老師,我們一點都沒有看不起當代文學。”我很感激,其實也并不是為了抱怨,講的是北大中文系的實際情形。90年代一段時間,所有教研室主任都是當然的系學術委員,唯獨當代文學不是。有一次討論減輕學生負擔,系領導在教研室主任會上,也不征求我的意見,提出要把當代文學基礎課改為選修課。我說可以,這樣不僅減輕學生負擔,也減輕當代文學老師負擔,但你最好查查有關部門課程設置的文件。結果發現當代文學規定是必修課。還有就是有關具體課程的爭議,沒有誰會質疑現代文學、古代文學、語言學的課程,但當代文學有些課程常被質疑,如質問為什么講“王朔現象研究”,言下之意就是有點玷污北大課堂的高貴名聲。

不過,作為一個新出現的“學科”,對它存在懷疑也是自然的。所以“當代文學”雖然七十多年了,文學史也出版無數,追溯總結的動力卻不充分。這和“當代文學”學科狀況有關。既沒有“魯郭茅巴老曹”,以及繼續擴展的沈從文、張愛玲、穆旦、徐志摩、林徽因等被確認為經典的名單,他們的思想、作品、生平、版本、愛情婚姻、穿戴打扮、起居飲食,提供了可以無限發掘的研究題材;也沒有出現經過論證確定的學科奠基人物和著作,一個學科被認可,總是要許多有學術價值的論著支撐。因此,追溯和回顧就不會有依據和動力。這個問題,張頤武老師90年代一篇文章(《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在轉型中》,《天津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說到,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限定在“現狀”研究,而忽略“史”的研究,原因是“現代文學”對“當代文學”的巨大的學科優勢造成的。因為在80年代,20世紀文學的軌跡被普遍描述為“五四”輝煌起點,接著不斷退行的過程,到新時期這一退行才告結束,當代文學沒有自己的學科話語。這個說法還需要做辨析。其實,在“當代”的前30年,卻是“當代文學”比起“現代文學”有“巨大”的學科優勢的,也不是沒有形成自己的“學科話語”,只不過事情發生了反轉。這好像是一種“報復”;雖然報復這個說法不大好。

李:接著您的話說,關于“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系、“當代文學”的“當代性”以及“當代文學”的學科位置等問題,學界幾十年來一直沒有形成共識。在國家的學科專業目錄上,“中國現當代文學”始終都是同一個二級學科。現在除去北大與社科院,單列當代文學的單位已經很少了。姑且不論“當代文學”在建制層面上是否應該獨立,在您看來,作為學科的“當代文學”不能被“現代文學”統攝,也無法被“中國現當代文學”涵蓋的意義何在?

洪:這個問題前面其實說到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分開總的說沒有多大道理。不過,在一個特定時間里觀察,它們也有許多不同。也就是說,1949年之后的文學確實發生很重要的變化,需要探索相應的分析理論和分析方法。作家身份變化、文學制度變化、文學生產過程的變化,等等,這些都和1949年以前不一樣。譬如,用所謂影響、接受的比較文學方法,不一定能很好解析當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整體性、結構性的。再如,當代,特別是“前三十年”,一些左翼作家的遭遇、困境和探索,也是現代作家未曾經歷過的。即使是失敗,在我眼里也是“崇高”的失敗。這些經驗都有它的獨特性。

李:最后一個問題。回到我們訪談的緣起,五十年前北大中文系單獨設立當代文學教研室。此后您和當代文學學科一道走過半個世紀。如今回首,您有怎樣的心情?倘若當年沒有加入當代文學教研室,您會設想自己的學術生涯是怎樣的?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

洪:有一件事可以努力去做,讓這一輩子算是沒有虛度就是了。我進入“當代文學”研究的時候,“當代文學”還屬于尚未很好開墾的“生荒地”,這讓我占了便宜:還沒有很多人說,你說出來似乎就是“新”的。很慶幸寫作教學組解散后,沒有大膽選擇別的學科——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否則真的就慘了。我是缺乏耐心、毅力和創造性的人,在已經有出色、豐碩研究成果的領域,肯定是只能跟在后面講點無關緊要的話,至多是補充一點小意見而已。所以我覺得很好,有點心滿意足,沒有什么愧歉。我要特別感謝當代文學研究同行的幫助、支持,感謝學生對我的寬容。感謝你們的訪問。

(作者單位:洪子誠,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靜,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李浴洋,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