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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向“土地”的回歸——評趙大河《安東與安迪》
來源:十月雜志(微信公眾號) | 黃靜怡  2026年08月13日11:14

初讀《安東與安迪》,讀者不難覺察到某些似乎頗為老套的元素:堅韌固執而又粗暴不近人情的父親、幼稚叛逆的兒子、“掃地僧”式的技術工作者、東亞家庭緊張的代際沖突……但若簡單將它看作一出關于家庭與親情的倫理劇,便容易將作者的深心與微義輕輕放過。

故事的主線并不復雜:安東曾在農科院工作,是袁隆平手下的農業專家。安東、安迪父子關系一向緊張:安迪在高考填報志愿時違背了父親想讓他上農學院的意愿,轉報法學院,而現在畢業,求職卻屢屢碰壁。幸好安東的上司陳丹丹出面相助,送安迪進入一家律所。一切似乎都在好起來,工作也有望轉正。但不久律所中的領導便惡意當眾打擊安迪,讓他失落而茫然。安迪不知道的是,這一切都是父親暗中設下的局,目的是迫使他放棄法律、轉向農業。最終,在袁隆平和陳丹丹的勸說下,安迪同意隨父親去菲律賓看看父親的工作,踏上理解父輩事業的旅程,也重新體認“土地”的價值。

兩位主人公名字的設計頗可玩味。“安東與安迪”,難道不是兩個歐美名字嗎?恐怕有不少讀者會下意識將兩個名字直接看作英文名字Anton與Andy的音譯。我們甚至有理由認為這是作者在“故布疑陣”,讓讀者在開始閱讀時以為這是一篇寫西方人,或者至少是發生在國際化大都會的故事。然而,小說的進展卻恰恰相反。或者說,被題目誤導的讀者正好由此被代入了小說所要探討的主題:當“世界”成為未來和夢想在人們眼中理所應當的代名詞,在我們腳下但又被我們視野所忽視的土地又該何去何從,由誰來照料呢?

事實上,安東給兒子起的名字原為“安地”,安迪后來自己改了名,安東則說“地多好,地能生長萬物”。給兒子起名為“地”,一方面自然是貼合安東的農學專家身份,但又早已隱隱點出了小說背后的關懷之一,那就是關于人與土地之間不可割裂的聯系。安迪改名是因為“長大后,他才知道這個名字有多土”。然而仔細一想,“老土”之“土”不就是“土地”之“土”嗎?——文字上的巧合不禁令人莞爾。我們談論某人某物“土”,乃陳舊、過時、甚至是不體面之意。整潔的城市沒有泥土會弄臟我們的褲腳,可這土壤卻是實實在在地能夠孕育出生命。至于“安東”之名,或可與小說第五節末尾父子的一段爭吵參看:

他對兒子說,別叫我爸。

安迪說,那我叫你什么?

他說,愛叫什么叫什么。

安迪說,叫你安東嗎?

他說,叫我安西也行。

安東在菲律賓培育出了兩個高產雜交水稻品種,大放異彩,但仍受了委屈而回國。六十年前,唐君毅曾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中感慨近現代中國若如“一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不能不是一個悲劇。但安東不是柔弱的、“墮溷飄茵”的花瓣——他是一粒種子,“安東”也好,“安西”也罷,盡管隨風飄蕩,但只要落于土中,便可頑強地扎根生長。作為一名援外的農學專家,他的故事放在二十一世紀的“一帶一路”等背景之下,顯得別有意義。

從更具象征性的維度上看,父子二人的職業選擇也帶有更為深遠的文化歷史關照。農耕是傳統東亞社會的生存根基。與此相應,成熟的司法制度是西方“現代性”的重要面向。而安迪所向往的法律職業,也是現代城市文明中個體通過知識技能獲取社會地位的典型路徑。當安迪最終同意去菲律賓“看看父親怎么工作”時,小說的結局似乎暗示著一種和解的可能。不是安迪完全放棄原有的自我認同,而是他或許能重返“土地”,重新發現被自己忽視的價值。

不過,故事到此還遠遠沒有終止。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不止于安東父子的故事本身,它是一個嵌套的元敘事結構。我們既看到一個關于父與子的故事,又同時看到這個故事如何被“講述”的過程:讀者在讀到第五節時,會發現這一切都是“我”與范震計劃編寫的劇本《袁隆平和他的弟子們》的情節。那么,這也引導讀者跳出故事情節開始思考:“我”與范震的這個劇本寫得怎么樣呢?

——事實上,正如很多讀者恐怕早已注意到的,這個“戲中戲”本身的缺陷是很明顯的。除了開始時提到的那些“老套”元素,我們也不禁要問:安東和安迪真的能就如此和解嗎?安迪真的就如此輕易地被說服中止他的法律事業嗎?作為著名科學家的袁隆平真的會參與別人(即便是他的弟子們)的“家務事”嗎?小說中的安東導演了一臺故意讓孩子失望的戲,這在倫理上真的完全沒有問題嗎?又或者,從事農業科研真的能和一個土生土長的老農民一樣被算作扎根土地嗎?小說中的安東也是一名求學于名門,為事業奮斗的知識分子,為什么不能理解兒子同樣的心態,以至于要施展一個“善意的謊言”呢?

僅就這些層面,我們似乎就可以說這個劇本是一個不完美甚至有點“假”——故意制造戲劇沖突、反轉,并且很有一些“主題先行”——的作品,并不那么容易取信于觀眾。那么,一種解讀思路是將小說簡單地理解為一種反諷。然而,更具深度的解讀似乎是,這部劇作的“失敗”之處,恰恰強化了小說所要表達的主題:代際之間的隔膜。我們,包括讀者、“我”、范震甚至作者趙大河在內,已經不可避免地只能是故事里的安迪;我們似乎生來就注定無法像我們的父輩那樣扎實地“安地”。我們甚至無法更真實地想象“安迪”與“安地”的矛盾,以至于要寫作這個故事只落得漏洞百出。我想,這層通過元敘事所表達出來的經驗困境或許才是小說最深層的省思所在。

在這個意義上,《安東與安迪》的故事本身無法結束,父子之間也并未達成真正的和解,卻能引發讀者合上書本之后的無限遐想。當我們在2026年的小說里外談到“孝”這一話題,我們所談論和期望召喚出的當然不再是傳統倫理價值觀里的“二十四孝”或被冠以“道”的后綴的“孝”。相反,我們應當思考在現代的社會生活已然經歷翻天覆地的轉型之后,如何再去重新理解“孝”的內涵。趙大河以頗具實驗性的敘事結構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向讀者開放的“虛擬”世界,提示我們安東與安迪的未來也正是我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