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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 | 尹學蕓:無名之地
來源:中國作家網 | 周茉  2026年08月12日11:15

命運

“直行,再200米左轉”。

隨尹學蕓開車行駛在天津市最北部山區,路上人煙漸少,經過藍底白字的“下窩頭鎮”指示牌時,我知道離目的地不遠了。

“就這個口,拐彎吧。”車子正對一條筆直的路,不寬,卻一眼望不到頭。幾十年前,穿著舊布鞋的少女經常在三面環水的村子里,望著這條唯一的“通天路”遙想外面的世界。現在,尹學蕓拿起手機,對著村口拍了張照片。“真是好久沒回來了。” 她像在對我說,也像在自言自語。

小說里的塤城到罕村,兩個文學地標統領著尹學蕓幾乎全部的寫作疆域。回歸現實,是從薊州城區到程子口村。半小時車程,包碗餃子回家還是熱的,流言也許先于人抵達了。

城鄉生活各30年,在尹學蕓心里,城市體量龐大,但遠沒有鄉村復雜。“鄉村意味著約定俗成和盤根錯節,意味著土地上的任何一個人都與你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你在城市培養的思維、意識、修養、道德都不免在關鍵時刻跌入故鄉的那條河,接受考驗和滌蕩。”

很多時候,她只需把故事栽進鄉村秩序中,由著它自己行走。小說《一個人的風花雪月》里,媳婦雪燕喝醉酒這樣的事,在娘家不算什么,在城市也不算什么,但在罕村的齊志家就是大事。細枝末節推動著日常本身的節奏,命運的走向往往一念之差。

然而,尹學蕓的寫作從未有過波瀾,沒野心沒規劃,想到哪寫到哪,寫到哪算到哪。文學這條路走了半輩子,才在《收獲》發表作品,之后獲得魯迅文學獎。對她而言,這也是命運的安排——“踏踏實實做你該做的,凡事交給命運,想那么多沒用。”

“這兒以前是服裝廠,還有紡織廠……”尹學蕓帶我穿過房門緊閉的屋子,邊走邊念叨。路上很安靜,偶遇門口洗菜的大姐,親切地打了招呼,繼續沿小路上到高坡,河堤將村莊環抱,兩旁細長茂密的白楊樹伸向天空,同樣青綠色的河水在外圍流淌。尹學蕓指著東邊漸漸隱入樹叢的狹長小路說,以前,李海叔叔就從那個方向來。

李海叔叔從小陪尹學蕓長大,與家里有數不清的牽連。有天她問母親記得李海么?八十二歲還能穿針引線的母親認真說,李海是誰?尹學蕓意識到,衰老是這么可怕。那一刻,她突然意識到得做點什么。

2018年,中篇小說《李海叔叔》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那年尹學蕓54歲。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真摯、隱瞞、想象、誤解和體諒貫穿兩個家庭兩代人。有讀者在網上留言,捧著小說讀了好幾遍,李海好像也是自己的叔叔。

在尹學蕓看來,作品打動人,在于觸發了群體共同的情感記憶。批評家岳雯則認為,小說通常戛然而止的地方,尹學蕓選擇追根究底。兩代后輩的重逢,既追憶昔日謎底,也透露著小心翼翼的分寸和體面。故事往深里走,看似皆大歡喜,隔閡并未消退,凡此種種,正是生活本身的面目。

尹學蕓身上有著一個人的矛盾。她珍視日常,微信朋友圈分享新種的瓜果,鄰居送的玫瑰,給小鳥搭窩,攤煎餅放野菜;也記錄身邊小事伴隨的點滴情誼:讀者寄的手寫信,山中許久不見的采藥老人迷路了被村民騎摩托送回家…… 有人緊跟時代熱點,尹學蕓是那個蹲下身子,在院里看一小時花瓣的人。

同時,她對人間世事又有一種旁觀者的清醒與淡漠。獻給父親的長篇小說《歲月風塵》,一下刪掉十幾萬字;很多作品不記得存在哪投給誰,“都會被歷史淘汰的。整個星球都飄飄乎乎,你那點兒文字能有多大價值?”

當我問起和李海叔叔一家是否還有聯系,一旁的尹學蕓輕嘆了口氣,溫柔地說,走得太近,終會歸于背離與嫌隙,無論是誰。談起人性她更加悲觀,“很多東西人為添加了色彩與溫度,人性本身沒啥值得期待的。”

只有說到鄉村,尹學蕓還是會為村莊的凋敝感到悲傷。2016年,她發表了14部中篇,鄉村題材只占三分之一。越發拿不準脈搏在哪里,怎樣才能生成故事。曾經,村莊的名字甫一出現,內心便篤定從容。

評論家黃德海注意到,不少小說中的鄉村充斥著破敗、悲催和不可思議,尹學蕓的鄉村仍然是飽滿的綜合體,“有喜怒哀樂,有生老病死,有精神生活。滿足了我們對鄉村或縣城的復雜想象。”

現在,這份感情中多了撕扯。寫于2019年的小說《青霉素》,相同的罕村,相同的生活場域,主題晦暗而疏離。尹學蕓借小說人物之口寫到:它經常讓我痛,痛到無法言說。

爺爺在世時村莊沉靜閑適,父輩的村莊則像一個建筑工地,燈火通明。尹學蕓見識了父輩人將日子過出氣勢的生龍活虎,那正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那一代鄉村有精氣也有魂魄,尹學蕓這一代搬離故土成為過客,但還有鄉土情結在,“我們的下一代,很難有鄉土概念了。這對文學應該算一種缺失”。

如今,尹學蕓保持著寫日志的習慣,生活瑣事標上序號逐一羅列,帶有歲月感的文字像被時光稀釋的謎底。年逾六旬,她愈發相信命運。多年前寫過一本《慢慢消失的鄉村詞語》,原本打算一直做,后來還是中斷了。“寫什么不寫什么,有時候真由不得自己。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在推動。”

每年發表的作品浩如煙海,寫作的道路上,尹學蕓能做,也一直在做的,就是寫好自己的一小塊區域。像耕種土地,多下幾場雨,秧苗就活了;遇到大旱,可能顆粒無收。對無法左右的事情,她很少思慮內耗。當我問起會有不寫的那天嗎?尹學蕓并未像多數作家立刻否認,反而有種哪天不寫了,也在情理之中的松弛——“現在不像以前,哪有那么多充沛的情感和沖動,精力也不夠了。”

尹學蕓曾在水庫邊麥田的漢墓群撿了一包陶片,放在桌上想拼出一個器物,沒成功。陶片像所屬的朝代一樣破碎得無法收拾,讓她憂傷。多年后的一篇創作談里,開頭第一句話是:我不覺得打壞瓷器是一件悲傷的事,它遲早也得壞,不是嗎?

局外人

對文學的原初認知,起源于講故事。

起先尹學蕓看爺爺的話本,聽唱戲文。后來哥哥姐姐從外面帶回書,每每斗智斗勇搶先看完,舊棉鞋里翻出過藏著的《青春之歌》。兄弟姐妹4人,她每天給小3歲的弟弟講故事哄他睡覺。上學路上隨手扯幾朵棉花,邊說故事邊紡線,身邊擠滿搶著聽的同學。尹學蕓心中的好故事是座建筑,內里有足夠的味道和玄機,外面四通八達直抵遠方。也是從那時起,她幻想有朝一日這些聲音能變成鉛字。

父親給的買毛線的錢,尹學蕓買了四卷本《短篇小說選》,磚頭厚,定價1.8元,織出的毛衣最后兩只袖子短了一截。1980年9月3日,寫在扉頁的字已泛黃,這是尹學蕓人生的第一本文學書。

80年代的鄉村,教育并不普及。父親從未對小女兒的“不務正業”有微詞。鄉鄰說點燈費油,父親只用憂傷的目光看著她,什么也不說。尹學蕓印象里,父親能干手巧,幫助別人不遺余力。對于一個鄉村女孩的文學夢,他的態度是,“只要想讀書,讀到哪,我供到哪”。所以對自己的女兒,尹學蕓也很少干涉,“她選擇什么樣的人生,力所能及的我都支持。”

紅磚砌的宅院方方正正,鑰匙已打不開生銹的鎖,尹學蕓趴在窗戶上向里望。搬進新房第一天,父親做了書架和衣架,把吃飯的圓桌搬來當書桌,還放了把折疊椅。除了當年盛開的月季已不見,她的房間還是老樣子。最早期作品《盛夏》《獨身女子宣言》就是在那張圓桌寫下的。

十六七歲,熱愛文學的花季少女該有怎樣的理想?在用上自來水、洗上熱水澡、做飯不用燒柴和當偉大的作家之間,尹學蕓果斷舍棄了后者。對她來說,沒有比生活更重要的事。高中畢業到村辦服裝廠當女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為了每月多拿幾塊錢,從不缺勤。通過寫作改變什么,她沒想過。走進后院,尹學蕓撿起掉在地上的鋤頭說著,什么時候都得先學會謀生。

多年后人們說,這個女作家官場寫得好,在單位如此敏感又復雜的小環境中寫盡世情冷暖與生存智慧,也是因為尹學蕓輾轉住建委、文化局、旅游局等多個工作崗位,所有經驗都從生活中來。她經常將故事放到現實情境中,猜度它的走向,或把角色與現實人物對應,捕捉特質。有時單位的人走個對臉,盯著她曖昧地笑,尹學蕓就知道對方一定看過自己的某個作品。

八十年代文學熱火朝天時,薊縣的山溝里,時光和信息都是凝滯的——“啥也感受不到”。

尹學蕓沒聽過先鋒、尋根等各種文學潮流,不了解刊物的不同,更不懂頭條和二條的分別。那些年退稿信如洪水猛獸,母親不識字,卻能從大隊郵箱里準確把它們拿回來。有位編輯寫長信批評她模仿洪峰沒出息,尹學蕓站在夕陽里嘀咕,洪峰是誰呀?

那些被稱為靈感的東西,她隨手記在廢紙和煙盒上,屋里到處是散落的紙片,母親一片片撿起來,小心歸攏好。有天深夜下班回家,尹學蕓突然希望屋子干干凈凈,一張紙也沒有。她不想讓父母失望,雖然“他們覺得寫字投稿,和遠方發生關聯已經是奇跡了”。

對寫作,尹學蕓稀里糊涂的。每周休一天跑縣城買十多本五花八門的雜志,一晚上全翻完。騎車回家能背一路小說,寄稿信卻忘了留地址。時任《天津文學》編輯部主任馮景元回憶,當年很久才在薊縣找到20多歲的尹學蕓,“她推車像馱糧食一樣著馱我直到單位,就是不讓我下來。”

馮景元感覺這個鄉下姑娘很靈,上來就說,不拉架勢。“她的作品從土地長出來,沒有虛頭巴腦的東西。首先是語言,然后是人物命運,教人欲罷不能。” 一路看著她成長,在馮景元眼里,尹學蕓的小說和她的人一樣,內斂、干凈、純厚,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機敏和俏。

隔著窗戶,尹學蕓看自己的房間

對年輕的尹學蕓來說,文學這樁心事,也有它的無可奈何之處。同一輩的很多作家,90年代已聲名鵲起。她在縣里做群眾文化工作,辦著一份文學小刊物,作為基層作者輔導著更業余的作者。年復一年在當地報刊寫專欄、發小說,仍不是重點作者,稿子仍撞來撞去。也有登上純文學雜志的機會,約稿不夠臨時找她湊,更多是終審等很久再無音訊。發在哪多久發,完全隨機。

90年代中期,尹學蕓陪一群著名作家登薊縣盤山,有人說自己今年發了四部中篇,她想我也發了四部,還都是頭條,然而“發再多也不是著名作家。”——一句隨口的話被媒體當作采訪標題,還引發了爭議。尹學蕓也想不明白,作品并不差,當地獎項沒少拿,天津作協還開過研討會,怎么鬼打墻一樣總在同一個地方轉悠呢?難有突破,一度成為持續的困境。

現在回看,尹學蕓發覺年輕時候很多事情是想不透的。“有些東西,不在年輕時給你,它在你到一定年齡時才出現。”每年最后一天,她都去登山,踏著清冷的小路,每上一級臺階,視野高一些,風景就會多一些。直到登頂,看清完整的山脊線,才知道走過了怎樣的路。而這之前,除了低頭往前,別無選擇。

不少同樣情況的基層作者,寫了很多發了很多,始終默默無聞。“我很理解那種狀態,這是沒辦法的事。” 獲魯獎后,有朋友說尹學蕓不顯山不露水的,平時打打牌跳跳舞,順手拿個大獎。薊州當地文學愛好者陳少文對此很清醒,“不是說一直埋頭寫就能出成績,首先你得有這個水準和能力。尹老師對生活的敏銳和細心誰都比不上,很多小事她能鋪捉到,用文字提煉和駕馭。”

在理想的階梯上,尹學蕓過了很久安于現狀的生活——每年不溫不火地發兩三個小說,年底靠一筆稿酬交取暖費。偶爾參加比賽,拿回來不粘鍋夏涼被電暖壺等獎品,都被母親擺在顯眼處。

當意識到讓世界記住你很難,她收起了本就不多的野心與奢望。尹學蕓相信,命運有它自己的想法。“想得再好,還有命運在。踏實做人做事,答案自會水落石出。”接受媒體采訪時,被問到成為作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尹學蕓的回答是熱愛。下面又接了一句,真正熱愛的人是耐得住寂寞的。

門的另一邊

2013年,在黨校學習時尹學蕓寫了中篇小說《玲瓏塔》。本是一家省級刊物約的女作家專號的稿子,結果終審沒通過。尹學蕓拿著小說翻來覆去看,人物、故事、語言都出挑,怎么就發不了呢?心一橫,干脆投給了《收獲》,幾天后接到了編輯長長的改稿電話。

責編王繼軍記得,很早就收到過尹學蕓的投稿,直到《玲瓏塔》,作品明顯上了一個臺階,“成長需要過程,很少有作家一鳴驚人,尹學蕓算后起型選手。”

從6月第一次在郵箱點擊發送,半年內修改了三稿,最后一次再發送已經是11月初冬。尹學蕓對自己說,如果這個稿子過審,就繼續寫。如果過不了,就換種生活。

“實在是被文字牽扯得太久太久,有種說不出的灰心和疲倦。”

從20歲到50歲,漫長光陰消耗著一個人的心性。萬事開頭難,開了頭就一點不難,尹學蕓常這樣鼓勵自己。但時間會磨損很多東西。對寫作,她并非沒有過復雜情緒。宏大的遙想之外,沒有誰不期待更廣義上的被看見和被認可。

“慢慢寫寫吧,你會發現條條都是死胡同。你不相信自己能走出去,而且周圍也看不見走出去的人。大家都在這個層面,彼此唱和。但是你又清楚并沒寫到理想的高度,你也不知道那個高度在哪。”

《收獲》一直保留著傳統,就小說細節與作者一遍遍溝通。在主編程永新眼中,尹學蕓是很有修改能力的作家。“不要小看改,有的人直接排斥,有的人不會改。好的寫作者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有修改能力,稍微點一點,馬上就領悟了。”

11月中旬,尹學蕓收到《玲瓏塔》過審的消息,當晚開始動筆寫《李海叔叔》。說到13年前那個夜晚,她坐在椅子上直了直身,“以前門總虛掩著,現在有股力量把你從門外推了進來。”人到中年,內心存了許多創作的素材和想法,只待一個迸發的契機。邁進門的另一邊,尹學蕓發現“原來我還那么想寫,想那么投入地寫”。

這之后,她陸續在《收獲》發表《李海叔叔》《士別十年》《望湖樓》《青霉素》《鬼指根》等中篇小說,多部作品登上各大年度文學榜單,并獲得魯迅文學獎、百花文學獎等重要文學獎項。2016年,以14部中篇、3部短篇的發稿量幾乎覆蓋所有約稿的文學刊物。

如果過去有種習焉不察的游離感,《玲瓏塔》在《收獲》的發表可視為尹學蕓文學道路的轉折——“寫《玲瓏塔》時我還是懵懂的,直到修改完。突然發現小說可以這樣或那樣寫,編輯能接受,讀者也能接受。”這樣一種鼓舞對創作者來說是生命的養分,年過五旬的尹學蕓并不覺得晚,“它來得恰逢其時。”

王繼軍告訴我,幾乎每個作家都會經歷屬于自己的“至暗時刻”,在某一階段埋頭創作卻無回應,或者寫出好作品后遭遇瓶頸沉寂多年。尹學蕓的爆發,似乎是《收獲》點燃了引線。

“那個階段給我感覺她積累了很久,可能之前還沒找到合適的機會或者表達方式”。尹學蕓五年在《收獲》發表六部小說,一半都是頭條。刊物與作家相互成就,“短時間內作品的持續發表不單是對藝術成就的認可,也隱含著彼此精神氣息的尋找。”王繼軍說。

走在鄉間小路上

直抵現實的痛處,是《收獲》看重的特質,也是尹學蕓小說的精神內核所在。她善于在日常敘事中冷靜透視當代城鄉差異、基層權力與人性困境。青年學者張定浩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評價:“寫盡人世種種微薄的艱難,與微薄的善良。”尹學蕓塑造的都是在生活軌道里努力維護個人利益的普通人,黃德海用“貼人”來形容:“我們既從外面看到了一個人的千瘡百孔,也可以理解他在自我處境中的行事邏輯。”

生活中,尹學蕓看起來溫文爾雅,實際有著“俠義”的一面。有次在理發店剪頭,看見外面拖著筐賣蘋果的女人被強硬驅逐,她頂著濕頭發就出去了,和對方理論“有話要好好說”,類似的事不止一回。尹學蕓解釋,也不是見義勇為,有時候需要有人幫一把。

中篇小說《曾經云羅傘蓋》講述一個勞動模范在城鎮化發展中變為拆遷釘子戶。尹學蕓不留余地,讓主人公硬剛到底——朱玉蘭在外人看來偏執自私,實則積壓著數十年不被善待、榮光褪去后無人兜底的委屈。曾經成就過她的價值觀,隨著時代進程崩裂,斷送了一個農村女人的所有希望。

這篇與其他文字都不一樣,尹學蕓感受到了一種痛,她甚至很難表達,“更多時候,是不忍說。”作品被多次退稿,理由五花八門。幾番修改后小說刊登于《收獲》,尹學蕓對自己說,如果最后過不了,將選擇私藏。“朱玉蘭在我心中是個很大的人物,我不想為了發表而發表。”

這樣的大人物在尹學蕓筆下有很多。他們無一例外有著一股執拗在,伴隨著這份執拗的,還有無論如何也不服輸的韌性。若追究性格成因,要將目光聚焦于薊州。有長城抵御倭寇,有山脈孕育叢林,有水系哺育生靈。歷史記載,清軍入關后曾三次屠城,蓋與本城人脾性有關:寧死不降。這些歷史背景發散的氣味在尹學蕓作品中無孔不入。而自己在文學上所謂的成功,尹學蕓認為,最重要的也是“堅持了下來”。

“作家要最大程度呈現你的才華。你呈現了,也許就會被關注到。不被關注,那只能繼續努力。任何時候都別放棄。”

尹學蕓也這樣鼓勵過別人。作家黑孩常有寫不下去的沖動,尹學蕓開導她,不想寫的時候可以休息一下,到今天不容易,別輕易放棄,要好好珍惜。黑孩很感動,“她真的非常非常善良。”

邁進門的另一邊,最顯著的改變是退稿少了,路通暢了。除此之外,對一個生活已經開始做減法的50歲寫作者來說,知足更多于喜悅。

“有這樣一個人生已經可以了。這風景你看見了很美,看不見它就擦肩而過。作品有時運,同人的命運一個道理。就像一趟時代列車,你看朱玉蘭,還沒上呢就被踩下去了。”對于人生道路,尹學蕓不認為有竅門或捷徑。自己頗為周折的文學軌跡,正說明“生命的過程,不就是這樣體現意義嗎?”

“寫有感情的,而不是有想法的”

薊州匯集高山、平原、大洼、庫區,上世紀50年代起小范圍移民,之后陸續拆遷更地,于2016年撤縣設區。城市不大,卻可視為整個中國的縮影。在尹學蕓眼中,它其實是更大的鄉村,隨便和幾個人坐一起,一聊發現彼此都有熟識的朋友。這樣的環境為作家提供了先天優勢,特別容易走進一個人,“不僅知道他當下發生了什么,還知道他的生存背景,人一下就立體了。”

跌跌撞撞幾十年,從給報紙寫豆腐塊到整版發小說,農民、知識分子、工人、基層干部…… 尹學蕓以工作生活為半徑,將視線內的很多人一個個劃拉到筆下。過去隨身帶著本,現在改用微信時刻記錄。搞不懂社會時事會追究原委,但下筆只一條:寫尋常人的尋常感情。

小說《花匠與看門人》中,十余個人物次第登場,在千絲萬縷的勾連中展現了一個機關微妙的小世界。對尹學蕓來說,小說就是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關系才有各種矛盾,“很多微妙的情感只有我們這個民族才能體會和表達,所謂中國故事,莫不與此相關。”

她不在作品中追求形而上的精神求索,也少見悲喜劇烈的人生起伏。與其說探析人的困境,不如說探析人在進入不同關系、面對不同角色時的態度抉擇。每到故事轉折的關鍵節點,她都要停下來想很久。

尹學蕓經營的文學天地并不廣闊。寫作之初,村里那些“變著法兒活著的人”,那些不起眼的悲劇,都讓她默默思考原因和隱情。到現在,她還習慣散步時扒拉著手指頭數,身邊有多少個值得寫的小題材小故事。1988年,發表在《天津日報》的短篇小說《一個叫素月的女人》被央視改編成電視劇播出,人物原型是尹學蕓在宿舍聽人講起村里一位改嫁的寡婦。這篇小說影響了她以后的創作基調——每個普通人內心,都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褶皺。

不像年輕人橫向對比著看世界,尹學蕓的目光是縱向的,總想探求深處有什么。很多作品的時間線拉長,給足空間,任由一個人生長。

“記憶非常清晰,那時我就有一種遺憾,有限的時間和空間無法詮釋我所要表達的。”尹學蕓說,現在的七八年可以改變很多,“但年輕時不是這樣,認為這點時間還來不及改變什么。所以特別羨慕有人生經歷和閱歷的人”。

文學這條路上,尹學蕓有種十年如一日的穩定。在偏遠山區寫作,遠離大都市,也遠離名利場,潛在深水,想漂浮都難。有次尹學蕓想親眼看看編輯們,坐了三個多小時公交進城,到樓下卻沒勇氣走進去。她依然慶幸自己趕上了文學最好年代的尾巴,大家騎車幾十里地只為談某個作品。最灰暗的時候,也有過這輩子再不碰文字的念頭,朋友一聽,用白紙糊了32個信封寄來,尹學蕓拿著它們淚眼朦朧。

走過半生體會之深,人間行事自有因果,寫作亦如是。尹學蕓是無神論者,卻相信冥冥之中。2024年出版的《生死結》,入選豆瓣年度中國文學榜單。這本被讀者稱作“女性主義之書”的小說集共有五個故事,分別寫于不同年份,寫作前并無規劃,因巧合集結成冊,受到關注也屬意料之外。

電腦里很多寫了一半的小說,想寫的時候就寫,寫不下去就放著,“看著那么多半截稿子也高興。”換電腦時,尹學蕓會把入眼的稿子放進郵箱,中篇小說《望湖樓》就這么留了下來。

這是一個讓人五味雜陳的故事,下崗工人請退休官員吃飯卻發生悲劇導致自己癱瘓,最后只有官員家的小保姆追責并不那么名正言順的公道。2005年尹學蕓寫了6000字,2015年撿起來繼續寫,兩年后才定稿發表。

這篇小說讓石一楓印象深刻。同為寫作者,他非常佩服尹學蕓的一點是,寫法簡單,卻讓人永遠在琢磨。“小說其實就是最樸素的結構,從頭講到尾。跟著人走貼著人物寫。但就是用最基礎的寫法,尹老師寫出了一個特別一言難盡、特別復雜的故事,不是小說家營造出來的復雜,而是生活本身的復雜。”

許多事情無法言說,各有各的因緣際遇。主角賀三革曾讓尹學蕓想起了一生貧苦的舅舅,“舅舅的命運還不如他,他起碼多了見識。”能進入小說的,尹學蕓謹記一位著名編輯說過的話:“寫有感情的,而不是有想法的。”

時代的萬千氣象為文學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很多社會事件比小說更戲劇性,常有人感嘆,小說都不敢這么編。評論家周瞳在一篇文章中寫到,“落在人一生中的雪,并不是都能被看見。尹學蕓通過她的寫作實踐呈現了一種真實的力量,不見得有多么悲劇性的意義,卻在某種程度上解剖了中國社會的現狀。”

“我們看那么多文學作品,往往失望也在這兒。讀了半天,讀不到讓心靈有一點碰撞的,情感上有一點撞擊的,仿佛都在隔靴搔癢。”

尹學蕓相信,如果自己的作品還有那么一點點價值,就在于一直保有的批判性。“不是說寫苦難、愚昧或落后,而是陰影下的灰色地帶,與我們當代生活密切相關的。像我在基層,又有些敏感度,又能區分一下文學屬性,我就覺得要把它堅守住。”

前幾天,陳少文和其他文友約著尹學蕓又回了趟“罕村”,冬小麥已經金黃等待收割。在她心里,這位平易近人的“大家長”寫的東西幾十年來沒變,人也沒變。“無論在什么位置,尹老師都喜歡跟我們拉家常講故事,指導我們創作。無論她寫什么,都不故弄玄虛講高深,而是帶著你往更深一步想。你能讀懂,因為那就是實實在在的生活。”

墻內一棵樹

很多人將尹學蕓視為基層寫作者的勵志典范,埋頭創作多年終獲認可一鳴驚人。實際上,一直以來她都是率性自由的寫作狀態。謀篇布局興之所至,沒人告訴她應該或不該怎樣,所有的經驗和技法都靠自己。有編輯說她的小說一篇一個樣,難以模仿。外界評論《李海叔叔》文本結構簡單,尹學蕓坐在椅子上,盤著腿告訴我,“你知道嗎那是我當時最復雜的文本了,因為我沒從頭開始按時間線講故事。”

在尹學蕓這里,時間是一個動詞。永不停止的循環往復中,有些東西悄然發生著變化,而有些東西就駐足站在那里,陪伴若干年,于某一時刻出現,突然打動你。尹學蕓進入寫作的常態是,腦子里長久裝著的各種題材和人物故事,在一個節點自己跳出來,驅使她完成某部作品。每當被問及以后的計劃,她的回答都是:下一部寫什么,我也不知道。

人物在命運長河中沉浮跌宕,故事在年月浸潤中完善生長,都與情感的醞釀密切相關,翻看過往殘篇,有些氣韻尚存,有些已隨時代變了模樣。作家各有癖好,尹學蕓的習慣永遠都是兩個字:不急。

寫不出來時不急,“不知道這個事兒怎么弄了,人物該怎么走了,就放著,明天往這兒一坐自然就有了。”小說發不了不急,“與讀者何時見面,以什么形式見面,都是天意,操那心干啥。”

最為坎坷的一個中篇《大寶出生于1971》,走過很多省市,簡直成了全國旅行,尹學蕓卻堅持它是好作品,不肯輕易放棄。與編輯溝通也不急,小說一改再改,讀者看到的與最初想法已經貌合神離,“隨它去吧,文字也有它的造化。”

在尹學蕓的文學世界中,人物和小說都需要“養”,養幾年,甚至十幾年都是有的。什么時候瓜熟蒂落,從記憶里剝離出來,要靠緣分。程永新認為,尹學蕓是非常扎實的現實主義寫法,而她的獨特之處在于,“這么扎實的寫作中,她還在尋找著一種變化,這是一個好作家了不起的地方。”

無論多么天翻地覆的山鄉巨變,尹學蕓始終堅持,聚焦的個體永遠是人。“過去現實主義題材創作有一個大致趨向,現在你會發現,那條路走不通了。”如何呈現變革中的人物形象,是所有作家的新課題,而她需要“慢慢想,慢慢寫”。

改變的不只他者,尹學蕓也曾把刀刃面向自我,剖析一個女性的職場生存。《士別十年》是對她極為重要的小說,也是她最喜歡的一篇。2014年歲末,尹學蕓打開這個寫于2005年、只有一個以酒局為開頭的文檔。毫無準備之下,人物和故事噴薄而出,行進半程才回歸理性,重新審視權衡。

小說以機關單位的小官僚群體為刻畫對象——文藝青年郭纓子在十年間終成了成熟圓滑的辦公室主任,而困于復雜職場最后墜樓身亡的陳丹果讓她猛然驚醒,那個棱角分明的自己最終淪為人性扭曲的幫兇。

若干年前,尹學蕓甚至不怎么會寫悲劇,即便寫,也不會下這么狠的手。日久深長,生命多了閱歷和認知,內心也多了晦暗和曲折。曾經她總嫌時間太慢,寫的人物沒有層次,生命也缺乏某種厚度。而今歲月把空間拉長,尹學蕓不僅感受到了流動,也感受到了殘酷。

有天在床頭重讀這篇小說,淚流不止。論及原因,還是人性的異化撞擊著自己。尹學蕓感嘆,任何人都有漸變的過程,只是我們不自知,而當你驚醒之時,痛感就來源于此。頓了頓她又說,“還有種可能,一輩子不自知不自省,這才是可悲的。”

尹學蕓的家距單位十幾分鐘路程,開車在城區轉,她精確指揮著方向。和先生說走就走各地旅行,每每回到縣城最令她心安。自己獲獎前,唯一讀過的魯獎作品是格非的《隱身衣》,因為有幾句話提到了薊州。并不是沒遙想過遠方,小時候在鐵路上走,幻想能一直走到天盡頭。而現實中,無論生活選擇還是工作調動,尹學蕓沒離開過出生成長的地方。潛意識里,她多少有種“承擔著屬于這片土地的責任”的錯覺。

“有些人生來就是飄著的,是可以飄走的。像我這樣的人,生來就是扎根土地的。從小時候起,一點一點地,到現在等于變成了一棵樹。成了一棵樹吧,也不是多大材料,只不過根系更深了,離土地更近了。”

和尹學蕓對話的一個下午,4個多小時,她一直盤腿坐在椅子上。我總覺得姿勢不舒服,她卻放松而自在。窗外是熱鬧喧囂的城區主干道,在這個安靜的有一間小床的辦公室里,我們聊著一個鄉村女作家的文學與人生,像一棵生長在墻內的樹——既受限于空間,又遵循生長規律,最終形成獨特的輪廓。

我想起尹學蕓長篇小說《太和》里的主人公潘美榮,她并沒有為了“換個活法”而參加革命,一番猶豫,最終還是留戀舊式倫理親情,留下來繼續做童養媳。在這里,比反抗更勇敢的,是對個體命運的坦然接受。這一點恰如小說里寫到的:“大多數人都無法選擇自己的生活環境,但至少我們可以選擇用什么樣的態度面對人生。”

告別時,尹學蕓叮囑我注意安全。然后轉過身,背影輕慢而從容。天色已暗,遠處薊州山巒起伏,她向家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