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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這樣一位可敬的老人
來源:文匯報 | 馮春  2026年08月12日07:39

今天我要寫的一位可敬的老人,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原分管外國文學出版工作的副總編輯孫繩武老先生,他是翻譯界和出版界的老前輩,我和與我同輩的朋友都尊稱他為孫老。

我認識孫老是在“三套叢書”工作組。上世紀60年代初,在中宣部直接領導下,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牽頭,成立了一個由國內權威專家組成的編委會,規劃出版三套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這三套叢書原定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來由于上海方面的爭取,得到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同志的首肯,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和出版局領導陳原的支持,上海文藝出版社也參與了叢書的出版工作,主要是外國文學名著部分。正在叢書起步之際,國內文藝政策日漸“左”化,以致出版工作如走鋼絲,寸步難行,最后竟在“文革”中被完全禁錮。

70年代初中央召開了出版工作座談會,決定逐步恢復出版工作,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結束,出版工作全面恢復,上海方面決定將原上海文藝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分離出來,加上其他出版社的個別外文編輯,組建上海譯文出版社。“三套叢書”的工作也相應恢復,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葉水夫、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孫繩武和上海譯文出版社總編輯包文棣等三人為首組成一個叢書出版工作組,負責叢書出版的工作協調、組稿等事務。我有幸參與了工作組工作,因此認識了孫老。

孫老是一位非常和藹親切、誠懇謙和的老前輩,對下屬、年輕朋友都充滿愛心和關懷,有的年輕朋友甚至說他親如父兄。由于工作關系,我和孫老逐漸熟悉,每到北京出差,我總要到孫老家中探望拜訪,他每次都親切接待。他是老前輩,卻和我像老朋友一樣聊工作聊家常,完全不像兩代人或上下級的談話。他知道我在譯普希金的作品,對我頻頻鼓勵,我也將自己出版的譯作寄給他請教。有一次,我將剛出版的普希金小說散文集寄給他。不久后即收到他的回信,他稱我為“同志”,信中說:“這兩天晚上,讀了你新譯的《埃爾祖魯姆之行》,深深地感到一種包含著詩、旅游和歷史的情趣。重讀詩人在一百六十年前,在結束他的青春時期的那段時間寫下的出色的散文,真是難得的享受,這自然也是由于你認真而老練地傳達了原作的風格的緣故。想起許多年來,你在上海默默地、不畏寂寞、不顧勞累,譯完了普希金的全部作品,我衷心地敬佩你,并為你的高超的成績向你致熱烈的祝賀。你獨自完成的這項工作,無疑是會永遠記在中國翻譯史上的。”孫老的這段話對我是極大的鼓勵與鞭策。他在百忙中還讀了我的譯作,而不像有些朋友收到贈書,隨便翻閱一下便束之高閣,足見他的這些話并非應酬之語,而是出于真心對后輩的關懷和鼓勵。這種感情讓人永遠難以忘懷。

孫老還把俄羅斯朋友贈送給他的一枚珍貴的普希金雕像(右圖)轉贈給了我。他來信說:“新年很快就要來臨了,我寄上一個銅的普希金雕像,作為贈你的禮品。這是1989年夏季我和文棣同志等去普斯科夫普希金的故鄉時,那位老館長和普希金學者贈送的……我覺得這個銅像應該轉送給你,因此請你收下,希望它能使你感到一些愉快。已經付郵,不久你就會收到這個小小的郵件。”下面署名“繩武,94,12,8日”。他把這珍貴的禮物贈送給我,真不是一般的人情,這是老前輩對后輩的真情關愛和鼓勵。如他在電話中對我說的:“紅粉贈佳人,寶劍贈英雄,這樣的紀念品正適合送給你這位普希金作品的譯者。”我既不是他的下屬,也不是他的譯者,只是一個異地晚輩同行,他竟如此關愛備至,在我認識的前輩中,還真是少見。

孫老對同事、對下屬、對譯者、對年輕朋友的關懷愛護,都出于真心,而且是一貫的。同是出版社領導的屠岸先生曾說:“繩武同志出生于1917年,比我年長六歲,我始終把他當作兄長、老師,我記憶中有兩次深刻印象:一次在東四北大街,我和他走出新華書店,過馬路,不是我扶著他,而是他攙著我。一次,在朝內大街,我和他走向人文社,過馬路,不是我扶助他,而是他攙扶我,像是長輩照顧小輩。我永遠不能忘懷這件事。”屠岸先生又說:“繩武同志在人文社里,是真正的德高望重。‘德高望重’這個成語,有時也會用濫。但對繩武同志來說,則是名副其實。他的敬業精神,對工作嚴格要求,精益求精的態度,沒有人不佩服。他慈祥謙和,平等待人。對年輕人悉心指導,循循善誘。……年輕編輯總是說,在繩武同志領導下工作,心情舒暢,如坐春風。”

有一次,一位編輯隨同孫老到西北邊遠地區出差,到了西安,想順便回家看望年逾七旬的老母親,孫老得知后,堅持也要同去看望他母親。那位編輯說,孫老對下屬的關懷有口皆碑,對他家人的關懷不是第一次。一位年輕的譯者談到孫老對他表現出“慈父般的關懷”。那一年,這位譯者的女兒因要切除體內畸胎瘤而住進醫院,孫老先前聽說過這件事,心里一直惦記著。一天,孫老竟親自到這位譯者家中去探望,可惜譯者夫婦在醫院陪護女兒,他白跑了一趟。事后孫老給這位譯者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五一節前我感冒了幾天,沒有同你聯系。你孩子的病使我們很掛念。我在五月二日早晨去你們家里,鄰居一位老太太說你們有數日未回家,我只得悵然而還。五一節后,我又打了兩次電話到你的辦公室,接電話的同志說,你還未上班,你的孩子動手術后情況怎樣,望便中打個電話告訴我。”孫老因工作關系,身邊的譯者無數,他竟能對一位譯者女兒的病情如此掛念,在世上恐怕很難見到。

更為感人的一件事,是他為一位素昧平生的同行解決了困境。有一次在北京開外國文學研討會,一位來自外地的與會者去買火車票時,想不到竟把錢包弄丟了。在北京他沒有一個熟人,舉目無親,走投無路,焦急之中,他想到向孫老求助。但他和孫老并無交往,甚至沒說過一句話,他無奈之下,只好根據會議名單上的地址,找到孫老的家,敘述他所處的困境。孫老了解了他的情況,不僅請他吃飯,還送他火車票費用,讓這位與會者得以順利回家。孫老對譯者和同行,一貫非常熱情,即使不很熟悉,也幫忙解決困難,所以在出版界與翻譯界口碑極佳,受到大家的尊敬和愛戴。

但是,孫老對自己的言行極其嚴格,八九十年代,國家經濟已有好轉,許多同事都喬遷新居,但他一家都一直蝸居在一所破舊的職工宿舍。孫老喜歡寫詩,他一生寫了許多詩文,社領導幾次三番要他拿出來出一本書,他一直謝絕,由于領導的堅持,他才不得不把詩文拿出來,但排版后,他始終不肯把校樣交出來,以致在他生前,詩文集未能出版。孫老公私分明,自己的私人信件,從不用公家的信箋和信封,一直是自己到文具店購買信紙信封,自己貼上郵票付郵。

孫老一生為出版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在崗位上,他殫精竭慮,孜孜不倦,兢兢業業,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從古希臘羅馬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無數外國文學精品,滋養了無數熱愛外國文學的讀者,他因此于1995年榮獲了新聞出版署授予的“中國韜奮出版獎”,被中國出版集團評為“編輯名家”。而他一生的高風亮節、光明磊落、平等待人、謙和熱情更為人們所稱道與銘記。我們永遠懷念這位可敬的翻譯家、出版家、和藹可親的老人!

2026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