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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古文家的概念構建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謝琰  2026年08月11日08:49

在唐宋時期,古文具有多元功能。朝廷內外、公事私交、慎終追遠,士大夫的一切社會實踐都有可能被古文所記錄、思考、表達,甚至由古文來執行。比如,士大夫通過奏疏來治國理政,利用書啟來建立社會關系,借助記體文、碑志文來宣政化俗。在充分實現社會功能的過程中,古文產生了重要而獨特的思想功能。相比于經部、子部、史部著作,古文最大的優勢在于能夠及時、敏銳、多方位地回應時代思潮,充當思想建構、文化宣傳的先鋒軍。尤其是韓、柳、歐、蘇等一流古文家,不僅提出了當時的“標識性概念”,而且提供了概念構建的豐富經驗。當前,學術界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應該從歷史經驗中求“知識”、求“體系”,還應該求“構建”的方法與話語。在唐宋古文家那里,概念構建總是與概念周邊的另外三要素密切相關,即問題、經典、范式。

首先,韓愈構建“道”概念,以問題為導向。《原道》云:“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他一方面認為“道”的內涵應為儒家仁義,但另一方面又認識到士大夫會往“道”這個概念中填充其他模糊甚至異端的內涵。因此,就韓愈《原道》的思想效果而言,與其說在辨明“道”這個概念,不如說是在提出并回答“我們為何一定要談論‘道’”這個問題。韓愈要把“論道”的必要性和永恒性確定下來,并且親自示范一套解答辦法,即“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在中唐,最令人擔憂的現象并不是士大夫不知不懂“仁義”和“道德”,而是他們意識不到討論社會生活的價值觀基礎是極其必要的,于是造成一系列社會治理問題。同樣,《師說》的要害也不是給“師”下定義,而是解決“如何發揚師道”這一時代問題。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韓愈的“明道”之路,證明了“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

其次,柳宗元、蘇軾構建“中”概念,以經典為依據。《禮記·中庸》當然是闡釋“中”的關鍵文本,但《尚書》《易傳》《論語》以及《春秋》三傳中同樣包含關于“中”的重要闡釋與應用,且側重點各不相同。柳宗元主要站在《春秋》學、《尚書》學立場來談論“中”,最重視“中”的政治含義。《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言“大中”“從容……大道”“中庸”“中”,《與韓愈論史官書》言“直”“中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言“中道”,《祭呂衡州溫文》言“中庸”“直正”,《非國語·序》言“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答元饒州論政理書》言“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為理”,《時令論下》言“中道”“中正”“大中”,《斷刑論下》言“經權”“大中之道”,皆為此義。與柳宗元不同,蘇軾論“中”則明確從《中庸》出發。他不僅關注《中庸》的“中”,更重視“誠”,于是重新闡釋了《中庸》文本結構。他將《中庸》思想概括為“誠明之所入”“圣人之道所從始……所終極”“內之于中庸”三部分,這也就是其《中庸論》三篇的主要內容。三部分的核心概念分別是“誠”“情”“中”。可見,蘇軾想用“情”置換“性”,提倡一種以“情”為本體的獨特心性論。而他對《中庸》文本結構的認識,在此種有意的“誤置”中非常清晰地呈現出來——“誠—性—中”的次第,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宋代學者的共識。后來,在朱熹的《中庸》闡釋中“誠”上升為第一位,與蘇軾的闡釋方向大體一致。由此可見,將概念與經典結合起來進行反復琢磨,其實是宋代哲學發生巨大突破的基本方法。經典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為它直接提供了成熟的概念體系,而是因為它完整保存了概念所賴以生存的經驗世界。不同經典在言說“中”的概念時,都不是孤立地提出,而是將其放在一個包含“人”“事”“物”的世界中呈現。重視古代經典,就是重視中國經驗,如此才有可能建立中國特色概念體系。反之,沒有經典依據的概念,哪怕內涵新穎、表述獨特,也缺乏恒久的生命力。

最后,諸多古文家構建“古文”概念,以范式為方法。作為“古文運動”的開山宗師,韓愈從未明確界定“古文”的含義。他對“古文”概念相對清楚的表述,出現在談論歐陽詹的一篇題跋中(《題哀辭后》)。宋初,柳開給出的定義最為明確:“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應責》)然而,柳開最終從古文走向補經,完美兌現了“古文”概念,但也宣告了“古文”的破產。相反,通過確立范式來建構概念,則是古文家的成功經驗。李翱《韓公行狀》云:“自貞元末以至于茲,后進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可見,在“古文”與韓文之“法”的緊密連接中,“古文”概念才真正得以構建起來,這比韓愈自己的任何宣言都更有說服力;而韓愈談及“古文”的最清晰表述,與歐陽詹的古文實踐密切相關,同樣很能說明問題。入宋以后,并不是柳開的定義與宣言,而是歐陽修對韓文范式的推崇推動了北宋古文運動的興盛。蘇洵、蘇軾父子也是通過相似的方式,確認了歐文的范式價值與歷史地位,從而將古文運動推向高潮。如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對“孟子之文”“韓子之文”“執事之文”作出了精辟的描述,而蘇軾《謝歐陽內翰書》完整梳理了“古文”從韓文范式到歐文范式的發展過程。直到今天,“古文”概念仍然是一個未定項,它包含散體之文、復古之文、明道之文、政教之文、革新之文、藝術之文等多重含義。即便如此,韓、柳、歐、蘇的范式地位卻穩如泰山;反過來,他們的范式價值又堅定維護了“古文”概念的合理性與崇高性。這深刻地反映了中國人的獨特思維方式:從經驗出發去維護概念,而不是從概念出發去規定經驗。學術的宏大構想背后都應有具體學術范式作為支撐,古今莫不如此。

綜上所述,唐宋古文家在構建“道”“中”“古文”等重要概念的過程中,并不是在概念世界中進行抽象的聯系與推理,更不是將概念本身當作思維的目的或結果,而是展現出對于概念周邊事物的關切與實踐:對于“標識性概念”而言,問題是導向,經典是依據,范式是方法。這就是唐宋古文運動中蘊藏的概念構建的歷史經驗。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創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