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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小說片論三則:蘇童、余華與麥家
來源:《小說評論》 | 王德威  2026年08月11日15:03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蘇童《好天氣》

蘇童崛起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擅長以仿古風格打造當代傳奇。筆下的江南村鎮像楓楊樹故鄉,香椿樹街曲折幽黯,光天化日下竟也散發著陰冷氣息。懵懂的少年,魅惑的邂逅,荒涼的啟蒙,突發的暴力……蘇童寫現實生活中的眾生百態,但筆鋒所至,套句張腔,不禁令我們“疑心這是個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陰暗而明亮的”(張愛玲《自己的文章》)。

從八十年代《一九三四年的逃亡》(1987)、《罌粟之家》(1988)到九十年代《妻妾成群》 (1991)、《我的帝王生涯》(1992)、《米》(1996)等,蘇童小說風靡一時。新世紀長篇《河岸》 (2009)、《黃雀記》(2013)更獲得中國及世界文壇重要獎項。在這樣的光環下,近年的蘇童反而變得惜墨如金。

《好天氣》是蘇童打磨超過十年才完成的作品。以體量而言,小說長達四十七萬字,超過他以往任何長篇,原稿字數更多達百萬。這使我們好奇,是什么樣的動力驅使蘇童慢工細火經營這部作品?相較于前作,新作特色為何?在信息碎片化、輕薄化的當代語境里,長篇的意義何在?

小說敘事始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咸水塘兩岸,此時百廢待舉。塘東銜接城鎮,塘西世代以殯葬為業,不脫農村樣貌。塘東鄧家和塘西蕭家的女主人都名叫招娣,兩人因鄧家祖母訂制而未能使用的棺材結怨。她們又在同一天分別生下了一個男孩和一對龍鳳胎。然而不久蕭家龍鳳胎的兒子離奇失蹤,由此展開連串曲折情節,延續至九十年代。蘇童鋪陳江南市井日常,夾雜胭粉靈怪。亡靈、鬼鵝、鬼凳、綠眼淚、大小駝子等此起彼落;陰陽、靈異、物怪交相穿插,彌漫一片鬼氣。與此同時,新的時期到來,城鄉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咸水塘兩岸的居民何去何從?

這樣的情節安排,熟悉蘇童作品的讀者不會陌生。咸水塘延續了“城北地帶”的主題,距離香椿樹街——以往他作品中最重要的場景——其實不遠。咸水塘藏污納垢,隱隱投射傳統村鎮的因循頹敗;咸水塘卻又散發著致命的吸引力,自沉溺斃事件層出不窮。在時代的沖擊下,咸水塘蕭、鄧兩戶人家和周遭居民有隨波逐流、日漸零落者,有時來運轉,搖身一變成為新貴者。蘇童隱隱暗示,傳奇其實不奇,真正令人大開眼界的是歷史本身的幻化。

但我以為這些并非《好天氣》真正的亮點。這個小說的可觀之處在于蘇童調動敘事技巧,全力呈現這一故事的“生態”——或曰環境氛圍。如他所言,小說原名《咸水塘史》,但幾經思考,改為《好天氣》。命名的不同,牽動了作者世界觀的改變。以往的蘇童津津樂道他的江南志異、村鎮挽歌,寫《好天氣》的蘇童似乎更有意對廣義的生態做出觀察,從而思考一時一地的人或事之所以如此的邏輯。這里的生態不僅僅是自然環境的律動、社會風習的消長,還融涉了人性風景的變化。[1] 準此,“好天氣”三個字已隱含著作者從小說物理、地理學到心理學的寄托。

咸水塘畔村鎮聚落外,工廠林立。方圓十里,群星炭黑廠、環球水泥廠、新風制藥廠、第二軋鋼廠、幸福硫酸廠先后竣工。咸水塘的天空擠滿了煙囪,煙囪越多青草越少,周遭環境劇變。這些煙囪在天際一字排開,吐出大量煙霧,宛如彩繪。“秋天多變的風向與適宜的風力,推動了咸水塘周邊各種顏色的煙霧,讓它們在不同的高度和位置相遇,糅合成一種五顏六色的霧氣。霧氣流動,隨風變幻,撞到云之后,白云便變成了彩云。”[2]

這是彼時的工業奇觀了。秋高氣爽的日子里,咸水塘上水汽蒸騰,來自東南西北的煙霧在氣壓與空氣濕度相互作用下,鋪陳出水彩似的天幕。水面倒映天空,咸水塘的居民于是看見如下奇景:“天幕上飛龍走鳳,水面之下似乎在燃放五彩繽紛的焰火,而工廠區的人們在高處眺望咸水塘,能夠清楚地看見城北郊區最后的池塘,看見咸水塘最后的田園景象,看見塘西人放養在塘里的鵝鴨,它們似乎是在錦緞中游弋。”

小說多次描寫咸水塘上色彩斑斕的水天倒影,冶艷而詭異。黑煙、黃煙、紫煙、紅煙,繽紛絢爛下充滿了有害物質: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硫氧化合物、氟化物、臭氧、醛、酮。廢氣帶來了異味和異物,甚至“牛糞倒映的那一小片天空油汪汪的,是彩色的。藍色,綠色,紅色,黃色,白色,還有微微的紫色,比五彩天空還多了一種顏色”。如此場景不禁令人聯想到聞一多的《死水》(1925):“霉菌給他蒸出些云霞。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漂滿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們笑聲變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不同的是,百年前詩人描寫“死水”,期待暴風驟雨般的改變。一百年后,咸水塘與其時工業相互纏繞,衍生出種種慢性后果,就未必能輕易解決了。

咸水塘的污染甚至影響氣候變化。地方居民所謂的“白天氣”或“黑天氣”,正是風與煙囪合作的產物。冬春之際,大風刮起,咸水塘的天空成為戰場,環球水泥廠與群星炭黑廠的揚塵參與廝殺。雙方一黑一白。當東北風戰勝了西北風,意味水泥廠的水泥獲勝,塘東即遭遇所謂的“白天氣”。如果炭黑廠獲勝,則空氣中凝集了黑色塵粒,“油亮油亮毛茸茸的”,覆蓋全村盡墨,正是“黑天氣”。

“黑天氣”“白天氣”,蘇童似乎暗示環境的污染既是大氣、空氣,也是體氣、心氣的污染。這讓我們再思“氣”在中國傳統語境里的豐富含義。“氣”沒有固定形狀、體積,自由流散,捉摸不定,卻能為人所感知。《左傳·昭公元年》中有言:“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所謂“六氣”,指的是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候百態。所謂“五味”,則是金辛、木酸、水咸、火苦、土甘。古人以此作為天人感應的線索。氣候、氣味、氣息、氣場、氣運內外激蕩,形成動能,既左右人體循環,也關乎天體的運行。

閱讀《好天氣》當然無須附會古典。但這部小說意外點出當前環境、生態文學寫作或論述的 局限。當我們批判工業污染、水土流失,或其他人為或自然的慢性、隱性暴力時,往往忽略在理 性和感知以外的“氣象”。蘇童恣意點染他的村鎮圖景。那可能是天文、地文、人文的錯位,可能 是明清“氣學”所構想萬物秩序的坎陷,也可能是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dger)所謂“大地”遇見“世界”的震顫。小說家其實最能體現個中三昧,以有情之筆寫出環境中可見或不可見,可 感或不可感的現象——與想象。

《好天氣》的敘述綿長細致,有如無盡的浮世繪。蘇童最終讓塘東、塘西兩戶生活形式與觀念格格不入的家庭結為親家,因此有了和解希望。這樣設計難免予人“命運共同體”大敘事的聯想。然而小說中塘東、塘西的同名女子,相似的產子經驗,還有陰魂不散的幽靈,似乎暗示著命與運的神秘作用未必能由人為之。寫《好天氣》的蘇童一片菩薩心腸,“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生命的流轉總有陰晴圓缺,酸辣咸甜。但不論“黑天氣”與“白天氣”如何肆虐,“好天氣”畢竟是人我同心的終極向往。以往蘇童作品耽于死生休咎,動輒“逃離”“飛越”——青春的殘余想象。這回他的咸水塘敘事終于寫出了年紀。

余華也偷偷一笑?

——余華《盧克明的偷偷一笑》

《盧克明的偷偷一笑》是余華“混蛋系列”的第一部。故事主人翁盧克明是個家裝(室內裝潢)公司老板。此君生財有道,無所不用其極,迎著資本狂潮賺得滿缽滿盆。他性好漁色,更換女人有如季節嘗鮮,唯獨冷落了家中老婆——那也是當年軟硬兼施釣上鉤的“獵物”。盧克明口口聲聲奉行的是“透支”哲學:商場上買空賣空,生活中色即是空。錢和性都是那么一回事,只有過,而無不及。

憑著他的鬼才、運氣、欲望,盧克明混得風生水起。他追老婆的時候一再要求“透支”,婚后卻“堅壁清野”,因為都“投資”在別的女人身上。他得到高人指點,行賄造假,大發利市。當房地產業下滑、公司倒閉在即時,他設了一場局,輕易規避了該付出的遣散費。甚至處理身邊的女人也是收放自如。在市場頹勢中,盧克明帶著三億資產全身而退。他如此得意,禁不住偷偷笑了。

這樣一個人物余華寫得樂在其中。如他自謂,“一邊寫一邊笑”。但讀者反應可能未必如是:哈哈訕笑,姑且一笑,紛然駭笑,或一點也笑不出來?盧克明就是個混蛋低級的人物。他多行不義,不但沒有遭到報應,而且一路笑到最后。他的好下場違反了一般傳統文學預設的因果律,自然引人側目。

但余華有言在先,盧克明是“混蛋系列”的第一炮。以極其輕佻的口吻寫一個極其油滑的無賴,不就是以毒攻毒,暴露某一類型的渣滓嗎?盧克明傳奇無非推翻公式化的虛情假意,所暴露的“真相”反而比現實更現實。已有論者主張,小說塑造了一個“反英雄”角色。盧克明游走在社會潛規則、灰色地帶間,大肆操演“透支”邏輯,一路開掛,“從而系統性地屏蔽了其行為對他者造成的傷害,制造出巨大的反諷張力,迫使讀者在笑聲中追問‘代價’的最終承擔者”。

問題是,談“代價”,太吊詭。我們當然相信以余華的才華和盛名,每次出手,必有所為。然而目前所見兩極化的評論讓我們懷疑,在小說被預告為“一部形式與內容高度統一的時代寓言,以舉重若輕的喜劇智慧,完成了對當代社會精神癥候的一次入木三分的文學造影”的同時,有沒有可能正透支讀者對作品“微言大義”的期待,也透支余華作為中國最知名作家之一的“象征資本”?不論如何,此作所引爆的爭議已經大大刺激市場買氣。《盧克明的偷偷一笑》的銷量要讓余華也偷偷一笑了。

為《盧克明的偷偷一笑》下定論為時尚早,也不是本文的初衷。值得注意的是,這并不是余華第一次以“透支”邏輯書寫當代現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寫作其實建立在“透支”美學上。余華的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1987)之所以讓人眼睛一亮,正因為挪用了紅色成長敘事(red bildungsroman)。另一名作《現實一種》(1988)更在題目上就點明“現實”的曖昧,人間情況的殘酷晦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余華寫出《活著》(1993)、《許三觀賣血記》(1995)等作,來到創作巔峰。他貌似響應當時的“新寫實”——原生態寫作,拒絕煽情,回歸日常——風潮,寫出歷史邊緣的“裸命”遭遇,從而折射當下敘事法則的捉襟見肘。

到了新世紀,余華敏銳感受到社會經濟模式的巨大變動,筆下的“透支”敘事也發生轉向。 《兄弟》(2005)借一對因父母再婚而成為兄弟的小人物,述說苦難以及改革開放后小人物的發達史。小說分為上下兩冊,擺蕩在絕對“匱乏”與絕對“過剩”兩極間,無償的淚水和無謂的笑謔有如一體之兩面。

從這個角度看,《盧克明的偷偷一笑》儼然延續了余華社會人類學似的觀察:表面豐饒的敘事體系里,潛藏著掏空的危機、債信的危機。盧克明是個空心人,也是時代的寵兒。余華以冷筆寫盧克明的一言一行,有著當年的酷烈風格,讀者也感受到他對種種怪現狀的反諷。然后呢?余華營造的反諷是不是可能像回旋鏢一樣,及于自身呢?他提醒讀者保持“清醒”就能見怪不怪,而這“清醒”是不是可能又是一個消費項目呢?

當年的先鋒作家現在已經是流量名人。時移事往,《十八歲出門遠行》《在細雨中呼喊》的青 澀少年如今已長大成人,面對市場經濟的起起伏伏,已經學會“偷偷一笑”。《兄弟》出版時曾因 內容荒誕引起極大爭議,但余華險中求勝,吐露了贏家全拿的霸氣。《第七天》出版時也曾引起挪 用社會新聞報道的質疑,但余華畢竟能在抒情和揭秘之間找到平衡點。相形之下,《盧克明的偷偷 一笑》缺乏這兩部作品的企圖心,“投資”顯得謹小慎微,甚至可能透支了余華以往的“透支”美 學。盧克明是個“混蛋”,小奸小詐,夠不上“壞蛋”。難道余華意在寫出一種另類“平庸之惡”嗎?果如此,這個人物反而更趨近晚清民國黑幕小說中那些自鳴得意、虛張聲勢的“才子加流氓”。像是《九尾龜》中的章秋谷,出入花叢官場多年,“歸來仍是(假裝 / 家裝)少年”。

《盧克明的偷偷一笑》既是余華“混蛋系列”的第一部,以此論斷他未來的成績,不盡公允,我們期待下回分解。有謂“混蛋系列”受到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惡棍列傳》(1935)的影響。那 一系列也取材社會新聞,敷衍成為具有魔幻寫實色彩的小說。博爾赫斯所顯示的“世界巴洛克”華麗風格似乎與余華所要呈現的相去甚遠。余華的敘事姿態倒是令人想到寫作《故事新編》(1935)的魯迅——雖然魯迅寫的是“故”事,余華寫的是“新”聞。

魯迅看不起社會上的正人君子一派假道學德行。“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當再寫小說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因而有了《補天》。

魯迅自承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他明知“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于自己很不滿”。他明白“誠敬”之必要。但面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素材,只能油滑起來。一來二去,寫出《故事新編》的八篇作品,而且頗有可觀。有了大師在前,余華何愁他的“油滑”敘事沒有師法的目標?

阿 Q 做了父親以后

——麥家《人間信》

麥家以諜戰小說享譽中國及國際文壇,《解密》《風聲》《暗算》等作風靡一時。但他不為已有成就所限,近年力求突破。2019 年的《人生海海》書寫家鄉浙江富陽山村人事,頗獲好評,新作《人間信》延續同一背景,被視為“故鄉”系列的第二部。但與其將此二作歸入鄉土文學,不如稱之為“人間”敘事——其實兩部作品的標題已然透露端倪。

麥家不諱言《人生海海》和《人間信》皆富有自傳色彩。他的家鄉封閉狹隘,即使時代動蕩,也難改變根深蒂固的倫理和價值桎梏。少年麥家頗為出身與環境所苦,迫不及待逃離故鄉。然而中年回首,他恍然明白自己所來之地既是宿命的根源,卻也是挑戰命運的場域。如何直面那既熟悉又陌生的“黑暗之心”,是麥家小說的主題,而這“黑暗之心”的化身竟然是他的父親。

《人生海海》以隱喻打造一個英雄末路的父親形象(上校)。《人間信》則白描第一人稱的“我”和父親大半生的糾結。這位父親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是個人人嫌惡蔑視的“潦坯”。父親相貌資質都有可取之處,但天性和歷史因素使然,一生跌跌撞撞。他原可以憑著手藝安穩度日,卻好高騖遠,更糟的是嗜賭如命,難以自拔。時代巨變將父親推向風口浪尖,抗戰時期他甚至(陰錯陽差地)成為“漢奸”。這一污點成為家族揮之不去的夢魘。敘述者“我”成長過程中見證父親的沉淪,也飽受旁人恥笑凌辱。父子關系終于崩裂,埋下故事的悲劇伏線。

麥家寫父親的無恥與無賴,還有種種自我作賤卻又唾面自干的行徑,在在提醒著我們民族劣根性的代表——或頭號“潦坯”——阿 Q。麥家有意無意地延續了魯迅所創造的人物邏輯,想象這樣的一個鄉村混蛋就算逃過民國革命一劫,下場又是如何?果然,這個“潦坯”到底沒改變本性。但麥家筆下的父親和魯迅的阿 Q 又有大不同。阿 Q 孑然一身,活得不清不楚,死得不明不白。但麥家的主人公不活在鄉里體制外,甚且是個“父親”。

小說虛構當然不必與作家生平對號入座,但麥家有意提醒敘事的自傳線索。他曾多次提及外公是地主,爺爺是基督徒。這成為他成長過程的“原罪”。十二歲那年,麥家和霸凌他的同學打架,父親非但沒有據理力爭,反而下重手教訓了兒子,父子因此決裂。麥家十七歲離家進入軍校,之后輾轉各地,唯獨不愿回家:“那是我生命最屈辱的一個地方,人的本能是要回避它,要把它掩蓋,眼不見為凈。”直到多年以后麥家自己做了父親,才理解了其中不易。

這段往事以最劇烈的形式出現在《人間信》里,令人觸目心驚。麥家變本加厲,夸張父親種 種惡形惡狀,如此逼得(也合理化)兒子最后作出最后一擊:天下“有”不是的父親,揭發他的 惡行,付諸公義,是唯一退路。吊詭的是,兒子“大義滅親”之舉不僅招致家人和村人的撻伐,甚至打造了自己的良心煉獄。兒子這才理解他的恨來自對父親說不清的情感附著,自己的“罪”無從救贖,書寫勉強成為懺悔的儀式。

我們如何看待《人間信》這樣的父親敘事?麥家期待自己寫出一本懺悔錄,聊以解脫大半生負罪的心事。其實早在 2019 年,麥家為了紀念父親過世周年就曾發表《致父信》,描述自己和父親重重愛恨交織的淵源, 以及父親晚年失智、無從獲得最終和解的遺憾。人生海海,悲歡得失,悔恨抑郁,可以如是。

論者也可以從歷史語境來解析這樣的懺悔敘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戴厚英的《人啊,人!》、張賢亮的《綠化樹》,再到劉再復等的“罪感”論述,麥家筆下的“父與子”悲劇投射了一輩人的共業。父親一生的沉淪,父子家人的痛苦輪回,有天性或環境的使然,但現實生活的推波助瀾難辭其咎。麥家要到很多年后才能體會父輩的委屈和隱忍,以及因此發展出的扭曲性格。

再放大語境,從現代文化史角度來看,恨父、弒父、無父情結早在五四時期開始醞釀,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愈發普遍。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曹禺的《雷雨》引起轟動,皆因戳中了集體潛意識。

《人間信》還投射了一種跡近本體論式的焦慮。麥家第一人稱敘事者的“戀父 / 恨父”情結,父親本人的無所適從,以及家族及社會集體的父權崇拜(和恐懼),仍不足以解釋小說中那樣翻來覆去的糾結。“父親”仿佛成了原始圖騰與禁忌,要不安身立命,要不萬劫不復,必須有信仰的“信”,才能厘清人間實存的意義。在這一層次上,麥家的罪與懺悔讓我們聯想到克爾凱郭爾(S?ren Kierkegaard)以“零和式邏輯”辯證神恩有無的傾向了。

《人間信》的敘事游走在這四重線索里,讓讀者動容,也有讓讀者困惑的時候。我認為,《人間信》如果可讀,不在于表面各式懺悔修辭,或結局如彩蛋般的小團圓,而在于作者有意無意地呈現了剪不斷、理還亂的“人間”難題。回到前述父親作為一個鄉里“潦坯”,還有他類似魯迅的阿 Q 造型上,麥家其實拋出了一個大問題:阿 Q 如果做了父親,下場該是如何?阿 Q 的兒子或兒子們又當如何?

因為有了“父親”的命名,就有了親子脈絡、家庭關系、宗族譜系以及價值、權力、性別等共同形成的社會體系。以上所論《人間信》四重閱讀脈絡,正是由此展開。弗洛伊德式的理論不足以解釋中國語境里的“父親”問題,何況阿 Q 怎么可以做父親?

就此,我們不妨回到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里,魯迅首先采取進化論立場,以生物學觀點說明父母“保存生命、延續生命、發展生命”責任,繼之以尼采式口吻批判父系歷史的封建專擅,假仁義孝悌之名,施行吃人之實。

魯迅明白點出生物學與倫理學此消彼長,形成傳統家庭制度連環套般的壓力。他期待新青年們推翻傳統父權居高臨下、以施“恩”為準的關系,代之以上下流通的“愛”。這是他的理想了。

但魯迅對父親角色的反省沒有觸及像阿 Q 這樣落在生物和倫理鏈之外的“渣滓”,如何竟能生兒育女,成為社會的有機部分,或像《人間信》里的父親,自甘墮落,成為即使沒有禮教約束也照樣生兒育女,照樣“吃人”的異端。

魯迅以易卜生(Henrik Ibsen)《群鬼》里父親遺傳給兒子梅毒的恐怖情節,總結他對傳統家庭制度的悲觀看法。“惡”以生物或倫理的形式腐蝕父母子女關系,總也驅之不盡。而在另一篇《父親的病》(1926)中,魯迅將這樣的生物加倫理的家庭詛咒,以死亡劇場的形式演繹。病入膏肓的父親、惶悚不安的兒子、漫長的死亡儀式、無盡的罪愆壓力 … …

距離《父親的病》,時間恰巧過去一百年。麥家的《人間信》再度發起魯迅的大哉問:“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麥家(及筆下的人子)可曾繼承了父親的基因,只能在遺傳學的無物之陣里匍匐前進?又或麥家想象父子關系的逆反,從而創造一種新的倫理秩序?魯迅期待做父親的“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子女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麥家給出了另類的回應:是人子試圖扛住黑暗的閘門,嘗試重新為父親安頓一個人間位置。魯迅念茲在茲的“愛”以最令人意外的方式出現在麥家的字里行間。

然而麥家所揭露的問題如此沉重,解決之道談何容易?撇開小說結尾的溫情和淚水,他的父與子故事只能說是暫時告一段落。在這一意義上,解密“人間”比任何諜戰小說所描寫的那些任務都更為艱難。人間“信”,作為小說家,麥家最大的貢獻不再是解密,而是擔負了報信者的使命: 《圣經·約伯記》,“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注釋:

[1]Felix Guattari:The Three Ecologies.trans.Ian Pindar and Paul Sutton.Continuum.2008.

[2]蘇童:《好天氣》,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132 頁。本文所引《好天氣》文本皆出自此版,不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