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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中一個江南士人的抉擇
來源:北京晚報 | 王淼  2026年08月10日08:20

“拈開明末清初的歷史畫卷,鐵馬兵戈的氣息立即撲面而來。明王朝訇然傾圮,大順政權曇花一現,由滿族建立的清朝最終南面天下,開辟全新的大一統王朝。”歷史學者朱亦靈在他的著作《覆巢之下》引言中的這句話,可謂準確簡練地概括了明清易代之際的復雜局勢。王朝鼎革的大動蕩既使得千萬個人頭落地,更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嘉定名門望族侯氏家族,即因此遭到滅頂之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繼而不可逆轉地走向衰落。

《覆巢之下》即是一部以嘉定士紳侯岐曾的日記為線索,從日常生活史的視角,再現明清易代之際侯氏家族的慘劇及其衰落的過程,借以還原“忠烈之士”的日常生活,并以之為個案,揭示出清廷殺一儆百、打壓江南士族的真相。

侯岐曾日記涉及到侯氏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社交、飲食、消閑、醫療、謠言傳播,如是等等。從堅貞自守,到明哲保身;從矢志抗清,到“奉母保孤”……直至最后不得不面對兩度破家、燕雀四散的現實,侯岐曾雖然竭力讓自己置身事外,以規避風險,但最終仍然不免卷入復明運動,付出自己的生命。

書名“覆巢之下”,顯然對應下一句“豈有完卵”。明清易代之際,侯氏家族的悲慘命運印證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大時代面前,個人何其渺小,他們既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最后只能身不由己地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時代的風口浪尖

嘉定侯氏家族原本崛起于明代中葉,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到嘉靖年間,侯岐曾的太祖父侯堯封考中進士,正式開啟了侯家世代簪纓的歷史。侯堯封留給后人的家訓是:“不愿汝輩它日為第一等官,但愿為第一等人。”這句話既成為侯氏后人做人的原則,也預示著他們在明清易代之際的選擇。當然,就像所有躋身地方上層的士紳家族一樣,侯氏家族崛起的過程也同樣存在著兼并土地、豢養奴仆、徇私枉法、與本地鄉民之間有著某種競爭性緊張關系等負面情形。

明末嘉定侯氏家族的聲望達到巔峰之時,卻也正是大明王朝走向敗亡之日。這不可避免地將侯氏家族推上了時代的風口浪尖。對于他們來說,明清易代無疑是一場重大的災難,從“國”的方面看固然象征著“乾坤變革”,從“家”的方面看卻意味著“家國崩離”。

其實早在明朝滅亡前的崇禎八年,侯岐曾兄弟與友人聚會,就曾經發起過一次若王朝覆滅士人當如何殉國的討論,哥哥侯峒曾認為投水而死較少痛苦,侯岐曾則慨言斬首比較痛快,在場的其他侯家子弟也紛紛表態,均不似貪生怕死之輩,卻未料一語成讖。清兵壓境之際,侯岐曾趕赴松江投奔明軍吳志葵部,奮勇抗清,侯峒曾則組織義軍保衛嘉定城。嘉定城破之后,侯峒曾攜二子赴水而死,隨后趕來的侯岐曾與幸存的家人會合,避亂于松江鄉下的老宅中,并就此開始了日記的寫作,以記載“窮鄉異聞”,以備后世野史采擇。

侯岐曾顯然是抱著史家的態度來寫作日記的,而他的日記,也果然為后世留下了一份明代遺民日常生活的寶貴記錄。尤其是侯岐曾“奉母保孤”背后的考慮,“忠節”與“保家”之間的猶疑,將一個前朝遺民面對家族危難時患得患失、彷徨無助的心理展現得淋漓盡致。

從前朝的名門望族,淪為新朝打擊的對象,為了侯氏家族的存續,面對清廷追繳租稅、籍沒家產的催逼,侯岐曾只能茍且偷生、委曲求全,乃至拒絕參與各種形式的抗清活動,以帶領侯氏家族躲避禍患。但侯岐曾換得的只是勞民傷財、疲于奔命,還因心力交瘁罹患各種疾病,卻仍然不免“力窮膽碎”,徒勞無益,最終落得一場空。

多方周旋難逃覆滅

為了應對清廷的籍沒和追租,侯岐曾先后請托錢謙益、李雯、戴之儁等親朋故舊充當中間人,為自己說項,進而花費大量金錢買通李成棟、土國寶、楊之賦等撫、督、縣各級官員。因為不敷各方賄賂所需,侯岐曾或借貸,或變賣家產,關鍵時刻甚至拿出兒媳為孫子預存娶妻的聘金,來一一打點。因為財力有限,侯岐曾不能不精打細算,將每一筆錢用在緊要處,花到刀刃上。

在賄賂的各級官員中,尤以嘉定知縣楊之賦的索取最多、欲求最大。楊之賦直接關涉到侯氏家人的生殺予奪,侯岐曾只得盡量滿足他的欲求,低聲下氣地哀告乞憐。但即便如此,楊之賦仍不滿意,一再勒索,那種基層官僚的貪婪嘴臉,若非記錄在案,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作為嘉定地方的頭號望族,侯岐曾有著由政治、地緣與婚姻等編織而成的廣泛的人際關系網。他動用各種人脈與社會關系,以應對清廷的追租與籍沒,其實質就是運用一系列非正式的手段,利用官僚體系的弱點與制度縫隙,與官府抗衡。應該說侯岐曾的活動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延緩了清廷的催逼——正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侯氏家族雖然瀕臨危境,但侯家幾代人經營的人脈與積累的財富仍不容小覷。

然而,侯岐曾終究還是高估了這一效力。正像錢謙益所透露的那樣:“守城殉節者籍,乃彼中畫之一法。”清廷懲治抗清人士、打壓不愿合作的江南士族原是既定之策,是維護統治的不二法門,從根本上就是難以動搖的,又豈能因為侯家的人脈和財力而輕易改變呢?所以,盡管侯岐曾想盡各種辦法,竭盡全力與清廷周旋,也只能稍微延緩,而無法改變家族最終傾覆的命運。他只能哀嘆:“獨前此無限膏脂,斷送鼠穴,曾不收分寸功,不由不裂眥填膺耳。”

緣于同樣的原因,侯岐曾才會一再相信南明軍隊即將光復嘉定的謠言,因為比起耗費巨資賄賂清朝官員,只有明朝光復,才是解決“身家水火,日甚一日”的根本途徑。侯岐曾具有相信謠言的心理動機,自然失去了正常的理性判斷。

“忠烈”標簽下的復雜性

隨著侯岐曾應對清廷愿望的落空,在這場反復拉鋸中獲勝的希望徹底破滅,他逐漸意識到,家族的傾覆不可能幸免。深陷泥潭的掙扎,寢食難安的惶恐與焦慮,終于使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先后受到目疾、牙疾、耳鳴、體癢、便秘、腹瀉等疑似并發癥的困擾,繼而又患上寒熱交作的瘧疾。各種疾病輪番交攻,讓侯岐曾生趣全無,不停地慨嘆“余生累我”,認為“有不盡哭之哀,有不敢聲之怒,有微而漸著之勞,有宿而愈壯之火”的所謂“四大端”,乃是自己致病的最大原因。此時的侯岐曾已經失去了爭取免籍免租的信心,他只是度日如年,在茍延殘喘中度過余生。

與之同時,侯岐曾對清廷的仇恨也在日漸滋長——既無法阻止破家之禍,也就難免會有孤注一擲之想。當此時,“松江之變”(蘇松提督吳勝兆策劃的反清活動)驟然爆發,身為知情人的侯岐曾非但沒有阻攔親友參與其中,甚至還為他們的復明活動提供種種便利。侯岐曾原本希望自己置身事外,但他終究無法忘記國恨家仇,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他藏匿抗清義士陳子龍的行為,已足以讓他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尤其是老母親投水自盡之后,“奉母保孤”的希望徹底破滅,身陷囹圄的侯岐曾已經了無牽掛,他放棄了求生的機會,在公堂之上對主審官出言不遜,而且堅決不跪,一心求死,終于以私匿叛逆之罪受誅刑,最終成就了千古忠烈的英名。

在歷史書寫中,“忠烈之士”的人格形象常被濃縮為一種以“忠烈”為核心的特定樣貌,從而忽略了對個體生命的完整理解,遮蔽了歷史存在的多元面向。而回顧侯岐曾易代之后的個人生活,他身上盡管貼著這一標簽,但他的日記讓我們知道,“忠烈之士”也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們同樣有七情六欲,有個人與家族利益的訴求;忠烈與日常并不相悖,日常的“小”從不影響忠烈的“大”。

正像朱亦靈所說的那樣:“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真實,也是生命毋庸言說的動力。只有首先理解這一點,才能走入被臉譜化的‘忠臣義士’的生命,才能理解侯岐曾對參與復明運動的猶疑與決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