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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2026年第8期|龍建雄:徐州東甸子
來源:《美文》2026年第8期 | 龍建雄  2026年08月14日07:20

,誰還沒有個青春?我的青春里有141個男子漢。

華燈初上,武漢比任何時候都可親可愛。我懷揣著軍校《錄取通知書》,從漢口火車站坐上綠皮火車,夜跨三個省,車行至安徽阜陽,火車換了個方向倒著走,第二天中午晚點抵達江蘇徐州。之所以這么深刻,全程硬座,幾無睡意。

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北方,陌生的氣息,下車的我,眼前都是陌生。徐州火車站接納我這個外地求學的軍人,方式很“特別”,門口有一堆衣衫破爛的人迎接我,他們一哄而上圍著“最可愛的人”,我嚇壞了。他們說著我聽不明白的本地話,好像就一個目的,“給口吃的”,要么,“給點錢吧”……沒有任何添油加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是這樣。

出了徐州火車站,我背著行囊,拉著行李箱找到公交站牌,忘記坐哪路公交車,搖搖晃晃一個多小時,終于到了一個叫“東甸子”的站點。我遠遠看見,軍校的大門威武,威嚴,門口兩邊有戴紅牌、穿軍裝的學員筆挺地站崗。那一刻,我心里踏實而溫暖,備考軍校所受的一切苦,點著蠟燭,爭分奪秒,熬夜刷題,都值。

踏進軍校校門,并不代表就進了“保險箱”。入學第一周,全體新生要進行復試,分數低于錄取成績60%,立馬退學。學員隊里宣布這條規定的時候,二樓大會議室安靜得能聽見日光燈管的“嗡嗡”聲。我們才剛認識一周的同班同學,就有一個回去了老部隊,他叫什么名字?早就忘記。只記得當天下午,他麻利地收拾行李,同一個屋的我們幾個新同學束手無策,站在各自床邊不知道說什么好,那個同學非常看得開,他反過來安慰我們,說,沒事沒事,回老部隊照樣干。晚上,宿舍空了一張床鋪,新發的綠軍毯疊得整整齊齊,像一塊精致豆腐,我看見那位“同學”當時疊得特別認真,特別細致。

同學們多數來自全軍的工程兵部隊,有搞橋梁的,有搞爆破的,有搞偽裝的,有的來自野戰部隊,有的來自工程兵直屬單位,既有來自大城市的“靈泛兵”,也有出自山溝溝的“愣小兵”,大家的軍事和文化素質參差不齊。學員隊隊長姓王,教導員姓張,他倆帶了我們這一屆學員一整年。必須說一說王隊長,當隊長一年,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笑過,他個子不算高,黑臉膛,講話像蹦豆子,一個字一個字往外砸。他在隊伍前給我們立最嚴的規矩,做什么都有標準,而且只有一個標準答案:“我們隊要是這屆所有學員隊里的第一名。”這話不是說著玩,每周隊列會操,每個班輪流上,他在旁邊背著手看,誰步子慢了快了,誰轉體慢了半拍,他全記著。訓練結束,該休息了,他對著不合格的同學就一句話:重來!重來一遍,仍不行?那就兩遍;兩遍不行?那就一上午,直到他滿意為止。隊長、教導員給我們的理念是:流血流汗不流淚,掉皮掉肉不掉隊。

軍校是“將之初”誕生的地方。正常學習、訓練大半個學期后,同學彼此熟悉,隊里就開始成立第一屆模擬學員連,按照正規連隊的模式,由連長、指導員、副連長、副指導員、三個排長組成連部,每個排4個班,大家輪流做莊,三個月一輪換。這是一項好的激勵措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個人都得站到指揮位置上去試一試,是騾子是馬得拉出來遛遛。誰也別想躲。當然,能夠當班長,又提升為排長,后來又當連長或指導員,那是很幸運的人,多崗位鍛煉機會難得,但這也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我當班長后,順利當了排長,而且那屆學員連干了四個月;后來,我又做了一屆模擬學員連的指導員。當指導員那三個月最辛苦,嗓子喊啞了好幾回,深切地體悟到了當干部的難處,你說的話底下人聽不聽?不聽你怎么辦?光靠嗓門沒有多大用,得用智慧,得有辦法才行。

隊里有兩個同學被選中當通信員,從入學到我們畢業都沒有換,他們跟隊領導一桌吃飯,住隊長教導員隔壁房間,除了課堂學習,日常管理歸屬模擬學員連管轄,作息安排相對自由,他們是我們所有學員非常羨慕的對象。不過,通信員這活兒看似風光,其實也不輕松,跑腿打雜,上傳下達,隨叫隨到。聶爭光就是其中一個,他除了當通信員,還替隊長、教導員、副隊長養魚。副隊長辦公室里有個大魚缸,養了幾條觀賞魚,聶爭光負責換水喂食。有一年冬天特別冷,他擔心魚會凍死,想了半天,靈機一動,把“熱得快”放進魚缸。這玩意本來是用于燒開水,他把插頭一插,想著水溫上來一點就拔掉,結果上課集合哨響起,他把這茬忘得一干二凈。等他想起來,沖回去一看,魚缸里的水已然成了開水,幾條魚翻著白肚皮,就差撒把辣椒面做成“魚火鍋”。聶爭光當時慌了神,趕緊換水,然后跑到隊長、教導員的魚缸里抓了幾條小魚湊數。副隊長回來聞見一股魚湯味,問怎么回事?他腦袋瓜子一轉,說馮勇同學剛才在這吃過一碗方便面。

這個故事,我是畢業二十五年后才知道。聶爭光自己在隊里微信群里說出來,我沖著手機屏幕哈哈大笑。

同學在微信群里問我,軍校幾年,有不習慣的事么?我毫不猶豫地回答:吃!對,我是典型南方人,每天早餐的面食是我一天“考驗”的開始。現在想起來,常常會心理性地安慰自己,那時,我是怎么樣混過那幾年?我吃過多少饅頭?最多每天吃一個,星期三是我最“難過”的一周天:早餐饅頭,晚餐面條;雷打不動。吃飯是分餐制,每天由班里小值日提前到飯堂分好餐食,大部隊集合到飯堂門口,必須來一首飯前大合唱,《團結就是力量》《學習雷鋒好榜樣》,這兩首百唱不厭的歌,誰唱不完整誰是傻子。吃飯的時間很緊,從坐下到吃完離桌,也就十分鐘前后,剛開始大家不習慣,在部隊吃飯也無須這么快,后來慢慢練了出來,五分鐘吃完一頓飯不在話下,省下的時間,回去繼續整理內務,或打掃責任衛生區。吃得快,也有壞處,好幾個同學后來得了胃病,但規矩就是規矩,到點收餐盤,還有一個值日的班等著打掃食堂衛生,你沒吃完,沒有走,很尷尬。

教導員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軍官苗子,要從掃好“門前雪”開始培養。每個班有自己的責任區,樓道、廁所、水房,包括門口那一小段路,每天檢查,每天評比。檢查的人戴著白手套,到處摸,門框上面、窗戶縫隙、暖氣片后面,但凡摸到一點灰,這周的“流動紅旗”就有可能流去了別的班。我們班為了這面紅旗,想了不少辦法,最后發現最管用的招就是勤快,別等檢查前才搞,平時一定要保持,看見隨手擦,隨手整,事半功倍。

考勤的評比更不用說了,出操、上課、點名,一次都不能缺,缺了就得寫情況說明。我們那時候最怕的就是周日晚上的隊務會,隊長、教導員、副隊長坐在最前排,拿著一張學員連提供的統計表格,念這一周誰遲到了,誰內務不合格,誰軍容不整……念一個名字,底下就安靜一分。念完了好像也沒有什么特別要提醒,就一句最干脆的話:下星期別讓我再念到你的名字。這話,比罵了你還難受。

141個男生,141簇火種。同學之間的關系,怎么說呢,就是那種天天在一起,煩也煩過,吵也吵過,但誰也不能說誰不好的那種關系。141個二十歲出頭的小伙子,天天住在一棟樓里,坐在一間大教室里,吃喝拉撒全在一起,能沒矛盾嗎?肯定有。為了掛曬衣服的位置,為了一根煙,為了誰的水濺濕了誰的被子,拌嘴吵架的事,時有發生。神奇的是,雙方氣勢都很兇,拳頭有時都握緊,但君子動口,不宜動手,架是吵了一個完整,過不了半天,彼此又跟沒事人一樣。都是當兵的人,哪有那么多彎彎繞來繞去?

說到煙,那時候抽煙,絕對是偷偷摸摸。隊里明文規定:不準抽煙。不過,總有那么幾個老煙槍扛不住。廁所、水房、最偏一角的工具房,都是他們躲著抽的地方。有一回晚點名之后,我看見三個同學鬼鬼祟祟鉆進廁所,輕輕地關上門,關閉了燈光,他們已經十分鐘還不出來,我就悄無聲息地在門口等著。門突然打開,他們幾個看見我,眨眨眼,瞇瞇笑,趕緊走,留下一股煙味給了我。

偶爾會有同學偷偷喝酒,多半是誰過生日,或者家里寄來什么好吃的東西。酒是拿軍用水壺灌裝,一個人放哨,其他人躲在班里學習室,就著花生米和火腿腸,一人抿幾口,誰都不敢多喝,怕查哨的學員連干部聞到氣味。有一回,教導員在樓道里喊我的名字,我急忙忙沖出學習室,萬幸自己還沒有輪到喝上那一口。不曾想,同學幾個反應快,把酒壺往窗戶外一扔,確信我隨教導員到了隊部房間,他們才讓一個同學去樓外撿,結果發現,壺口朝下,一壺啤酒漏光光,大家心疼了好久。

那個時候,通信基本靠手寫信。打電話需要到小賣部打固定電話,帶區號的那種,排隊時間長,人多顯吵鬧,通話體驗差。后來,學院給每個宿舍裝了“200”電話機,一種預付錢的套餐通信方式,不貴,但通話質量時好時壞。學員隊值班員會按時去校門口傳達室取信件,每天中午散學回來,大家沖向值班桌找來信,特別熱鬧。值班員拿著一大摞信,挨個喊名字,聽到的同學趕緊上去拿,沒有的就在旁邊起哄。誰的“女朋友”來信了,那是全班的樂子,大家輪流傳閱,當然不會看信的具體內容,僅僅是信封上娟秀的字跡,然后就開始了各種調侃。“喲,又來信了,這個月第幾封了?”“人家姑娘對你可是真上心,你得對得起人家。”說得那同學滿臉通紅,把信揣進兜里,跑到一邊去看。其實,好多所謂“女朋友”,后來都沒成,但那些信在那個年代,確實是我們枯燥學習與訓練里的一點甜。

因為在部隊發表過一些新聞報道,我寫寫畫畫還算在行,所以,時常會給學院廣播室寫新聞稿件。有時,也幫個別“困難”同學寫一篇,完成他的一學期一篇的“任務”。學院廣播每天中午和下午開飯前開播,聽到自己寫的稿子被念出來,全班人都跟著高興,因為這會為班里的周評加5分。有一回,我寫了隔壁班小個子同學連續半個月,天天是隊里五公里越野跑第一名,全院一廣播,他高興了好幾天,還非要請我吃雪糕。一篇小稿子也就三五百字,但那時候覺得,能讓自己名字在全院廣播里聽到,這是莫大光榮。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過,訓練、上課、出操、點名,周而復始。我們學會了在五分鐘內吃完一頓飯,學會了在三分鐘內洗完一個澡,學會了在被子上掐出棱角,學會了閉著眼睛起床穿衣服,141個人可以在隊列里保持一動不動,半小時不在話下,哪怕蚊子叮在臉上也不會眨眼睛,我還在拉練的時候練就了“倒頭便睡”的本領。

說到拉練,畢業前那一周拉練最難忘。全程將近三百公里,因為我們地處淮海戰役主戰場的“優勢”,拉練路線設計在跨越兩個省之間進行,我們學員背著被褥、干糧、水壺、工兵鍬,還有配發的沖鋒槍,全副武裝,每天走四五十公里。白天走,晚上也走,走到最后腳底板全是血泡,一個疊一個,踩在地上像踩在石子上。一直到拉練結束,沒有一個同學叫苦,所有人都明白,叫苦也沒用,路就在前面,你哭著也要走完。拉練經過好多村莊,鄉親們扎堆站在路邊看我們,小孩跟著隊伍跑,有老人家給我們遞水,也有電視鏡頭里那種,有老大娘硬往我們手里塞茶葉蛋,或是當地水果,我們都不敢接,拉練有鐵的紀律,不允許,大娘們便追著隊伍跑了好遠。那時候覺得,當兵值得,老百姓把擁軍傳統刻在了骨子里。

拉練有一個實爆訓練科目。每人發一塊200克TNT炸藥,自己接雷管,待下達口令后,自行拉火引爆。我蹲在掩體后面,聽著導火索“呲呲呲”冒煙的聲響,心里默數,一秒,兩秒,三秒。轟的一聲,炸藥就在我面前一米開外的地方爆炸,泥土和碎石劈頭蓋臉砸過來,耳朵“嗡嗡嗡”響了好一陣。那是我離生死最近的一次,說一點都不怕那是假的,待炸完,猛地站起來,拍拍身上的土,心里反倒踏實,心里念叨:也就那么一回事。當兵嘛,遲早要過這一關。

拉練回來之后,開啟畢業考模式。必考課目很多,有軍事理論,有體能考核,有專業技能,還有指揮編組作業。我多數課目還好,就是有兩門沒有考到九十分以上,一門軍事地形學,一門工程制圖,軍事地形學考看圖識圖和野外定向,我在一個岔路口判錯了方向,耽誤了時間;工程制圖是自己大意,分析不透徹,剖面圖畫得不夠精準,扣了好幾大分。也因為這兩門功課,“優秀學員”與我無緣。

大家不知道,所有同學的畢業證是我的“杰作”。學院把141份空白畢業證交給我,姓名、籍貫、出生年月、入學時間、畢業日期,一項一項用正楷,一筆一劃填上去。我寫了整整兩天,手徹底地寫酸,有一種“廢”了的感覺,生怕寫錯一個字。寫完之后,政治部干事把學院的公章也拿過來給我,我一份一份地蓋好,手掌心都好像被“頂穿”出一個洞來。那個公章在我手上的時候,我腦子里閃過一個念頭,就一瞬間,想想要不要給自己加點什么?但也就是那一瞬間的事,我很快就覺得這個想法太可笑。后來,我跟一個要好的同學說起此事,他笑我“可愛”,說那個時候你自己填個“優秀學員”多好。我說不行,該是什么就是什么,做人不能那樣。

還有一件事,也是經我手。同學們檔案里,平時因為抽煙、頂撞領導而受的《處分決定》,一份一份也是我親自從檔案袋里取出來。那些《處分決定》,其實是當年隊里的一種管理方式,誰犯了錯,站在全隊面前念個《檢討書》,隊里批個意見,把《處分決定》往檔案里一放,讓你知道“這東西要跟你一輩子”。但畢業的時候,隊領導集體決定,這些就別帶走了,取出來吧。我在學院保密室里,一份一份打開有《處分決定》的同學檔案袋,把那些處分決定抽了出來,統一銷毀。這事,只有我和隊領導知道,這是那個信息管理不完善年代而有的“紅利”。

畢業證書發下來那天,大家照相的照相,簽名的簽名,留言的留言。吃“畢業飯”的時候,隊領導沒有任何高興情緒,用緊張掩蓋“心里不安”,據說,每屆最后的散伙飯,總有幾個“激進分子”摔啤酒瓶,失控就會引起大家都摔。我們隊的畢業氛圍比較好,大家不約而同要灌醉隊領導,隊領導積極“配合”同學們,一口接一口,一杯又一杯。吃完那頓聚餐,同學們就各奔東西,有人分到了東北,有人分到了海南,有人去了新疆和西藏,也有少數幾個留在了徐州。

141個同學,像滿天星一樣,散落到天南海北。臨別的徐州火車站站臺,到處是掛紅牌的畢業學員,你拍我肩膀,我捶你胸口,說以后常聯系,說著說著,好多人落淚。火車開了,站臺遠了,熟悉的那些笑臉模糊了……我記得那天,徐州的陽光正好,照在每個年輕人的臉上,亮堂堂,喜氣揚。

二十多年過去,141個人中,有極少數還在部隊,多數已經轉業到地方工作,有的回老家當了局長,有的開了公司,據說有一個同學已經不在人世。每年“八一”建軍節,群里會熱熱鬧鬧,大家發發近照,說說近況,開開玩笑。去年有個同學發畢業照在群里,141個意氣風發的同學,站得整整齊齊,肩扛紅牌,一個個笑得沒心沒肺。那天列隊去學院大禮堂照相,一個隊一個隊輪著來,我們隊去的時候下雨,所以,衣服濕漉漉在照片中很搶眼。看著那張照片,一些同學已經喊不出名,好在照片右側對應有名字。

141個同學,只寫了“我”和聶爭光,這是“留白”的寫作方法。這些年來,羅國許、張尚鋒、龍興旺、張進、楊猛、李卓、宋凱軍、曹慶、孫東、詹先明、朱天福……他們時常與我互動,我們在不同的城市故意創造見面機會,繼續拓展“同學”這兩個字的寬度。我們共同認為,當年軍校里吃過的苦,受過的累,挨過的罵,流過的汗,其實就是“一時的過不過”而已。那段時光,不只是教會我們怎么疊被子,怎么走隊列,怎么打槍投彈,如何管理部隊,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知道一個人未來該有的樣子,該扛的責任,該守的規矩。

綠皮火車帶我到徐州,就是我的青春。再來一次,還去。

【龍建雄,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廣州日報》《羊城晚報》《南方日報》《湖南日報》《讀者》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