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研究范式的建立與反思—— 聞一多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程蘇東  2026年08月10日08:15

朱自清在為《聞一多全集》所作序言中將聞一多的一生分為詩人、學者和斗士三個時期,并指出“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這可以說是對聞一多最全面、精到的概括。聞一多幼年入私塾,在接受傳統蒙學教育的同時,也通過家庭教師等途徑接觸到國文、歷史、博物等新編教材。1912年,聞一多在湖北省考、京考中連續考取頭名,進入清華學校,除了系統接受新式教育,也親身感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1922年,聞一多赴美,先后在芝加哥美術學院、科羅拉多大學和紐約藝術學院學習,在修習西洋繪畫的同時,“因為這種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對文學產生興趣。盡管關于這方面的材料留存并不多,但可以想見,此期他對西方文學傳統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彼時在歐美大學文學系中影響廣泛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后者奠定了聞氏一生的文學觀。不過,聞一多并不是簡單接受這種文學傳統,恰恰相反,在當時的家信中,他已經表現出對東方文化的關注,在后來對《女神》的批評中,更強調世界文學的“地方色彩”,可見其對東方文化的獨特性始終保持清醒的自覺,這也構成他新詩創作與古典文學研究的獨特面向。1925年,聞一多返國,先后在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吳淞國立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任教,其教授課程和研究重心逐漸從藝術、外國文學轉向中國古典文學。在20年的時間里,他在《詩經》學、楚辭學和唐詩研究等領域都做出卓越貢獻,在神話研究方面尤有開拓之功。關于其古典文學研究的得失,季鎮淮、夏傳才、常森等已有深入探討。本文試圖在新舊文化更替、中西研究范式轉換的宏觀背景下思考以聞一多為代表的民國學人對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影響。整體上說,重讀20世紀學人,尤其是前半葉學人的古典研究論著,需要同時睜開“兩只眼”,一只是現代關懷,也就是基于其特定社會文化背景,理解學者透過古典研究表達的現代訴求;另一只是古典視角,也就是回歸其探討的古典問題本身,對他們學術觀點、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加以驗核。這兩種視角始終是無法分離的。

一、作為“原始文學”的《詩經》

在聞一多諸多學術成就中,其以文化人類學視角對《詩經》“隱語”的發抉最受關注,也最具爭議。在《詩經的性欲觀》(1927)開篇,聞一多說“現在我們用完全赤裸的眼光來查驗《詩經》,結果簡直可以說‘好色而淫’,淫得厲害”,但他強調這“并不是罵《詩經》”,而是要從中讀出“原始文學的真面目”。不過,與《詩經》研究中聞一多對于性心理的濃厚興趣截然不同,在《宮體詩的自贖》(1941)這篇同樣著名的論文中,聞氏卻對齊梁宮廷詩風展開激烈批評。事實上,宮體詩大量涉及女性身體描寫,其物象隱喻多關涉情性,如果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可以生發很多討論,但聞一多對此似乎并無興趣,而是用鄙棄的口吻稱此時宮中“人人眼角里是淫蕩”,“于是繡領,袙服,履,枕,席,臥具……全都有了生命,而成為被玷污者”,將這種詩風斥為“文字的裎裸狂”。儒家詩學對齊梁詩風多有批評,但袁枚等“性靈派”詩人則試圖為宮體正名。聞氏作為反傳統的“新文化”干將,在齊梁宮體詩的問題上卻仍從舊說。兩相比較,可見真正引發聞氏興趣的并非性心理,文化人類學也好、訓詁學也罷,都是聞氏用以解碼《詩經》“隱語”的工具,而其根本目的則在于揭示《詩經》作為“原始文學”的底色,并由此重建詩歌在文明社會中的獨特價值。這一點在聞氏的《楚辭》、《莊子》、唐詩乃至神話研究中都有一以貫之的體現,也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聞一多古典研究的成就與局限。

“原始文學”的說法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民間性,這在民國《詩經》學中并不稀奇,其背后固然有風詩出于閭里的傳統觀念,更有20世紀初浪漫主義文學觀影響下學界對于中國文學民間傳統的建構與想象。當然,在不同學者那里,這種民間性的本質仍有不同。對于胡適、錢玄同、傅斯年等來說,這種民間性首先是其“白話文學”的語言藝術;對于顧頡剛來說,是民間歌謠屬性;對于魯迅、張西堂等來說,則是創作主體的底層社會身份,這在后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影響下的《詩經》學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發揚。聞一多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更為復雜。

首先,他強調在人類文明演進的宏觀視野中理解《詩經》的意義。中國作為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存續者,能否抵擋近代列強的侵略而不至亡國滅種,是清末以來知識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在《文學的歷史動向》(1943)中,聞一多指出,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幾乎同時進入文明啟蒙階段,中國和以色列從一開始就選擇了短篇抒情詩,而希臘和印度則發展出長篇敘事史詩,這最初的選擇奠定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經過數千年發展,希臘、印度、以色列文明都“轉了手”,成為其他文明的養分,但“主人自己卻都沒落了”。究其原因,就是“他們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也就是故步自封,缺乏開放的交流、吸收。反之,中國在歷史上受到佛教等外來文明滋養,“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因此始終成為“文化的主人”。不過,經過兩千多年發展,中國文明“也只僅免于沒落的劫運而已”。他在《〈三盤鼓〉序》(1944)中說:“我在‘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這句古訓里嗅到了數千年的血腥?!痹谒磥?,以儒家《詩》學為代表的中華文明過于強調道德、理性、禮法約束,不僅塑造出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也導致人的天然性情受到壓制,整個文明缺乏活力,亟需從異質性文明中汲取養分。在給臧克家的信中,聞一多說:“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二三千年前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在他看來,異質性文明有兩種:一種是空間層面的外來文明,尤其是與中華文明傳統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因此,他主張大力發展小說、戲劇等“外來的文藝形式”,甚至新詩創作也應朝這個方向發展;另一種則是時間層面的原始文化。在聞氏看來,漫長的文明史早已將二千五百年前的社會變成“陌生得古怪的世界”,即便對于國人來說,感官靈敏、情感細膩、思想縝密的“文明人”也難以感受“原始人”的內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詩經》作為“原始文學”的留存,對于重新激活中華文明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正是基于此,聞一多注意到文化人類學的重要性,將其視為解碼《詩經》“隱語”的鑰匙。值得注意的是,聞一多對“隱語”的理解與傳統詩學有著根本差異。在傳統詩學中,“興隱”被視為詩人修辭能力的體現,《文心雕龍·比興》開篇言“比顯而興隱”,強調“興之托喻”足見詩人以詩諷諭的表達技巧,是儒家禮樂文化的體現。至于《春秋》學和《易》學中的“隱微”之筆則被視為圣人獨特的書寫方式。聞一多雖也從“六經”講起,并將“興”與《易》“象”視為“隱”的代表,但完全改變了二者的傳統內涵,將它們視為原始禁忌文化(其所謂“沓布”,即taboo)的產物,認為這類隱語的魔力在于“積極的增加興趣,困難越大,活動愈秘密,興趣愈濃厚”。因此,作為人性最底層的欲望與禁忌,性欲與生殖欲便成為聞一多努力從《詩經》中發抉的隱秘信息。也是在這種思路的啟發下,他從《芣苢》看似單調的節奏中聽到了“驚心動魄的原始女性的呼聲”。

其次,由于傳統文化主要反映上層社會趣味,因此,除了外來文化和原始文化,《詩經》所代表的“人民”傳統對于拯濟民族文化之病同樣具有重要意義。聞一多對于《詩經》作者社會階層的看法與魯迅等有所不同,盡管他也概稱“《三百篇》是勞人思婦的情”,但又說“詩的本質是貴族的”。在《詩經通義》中,聞一多認為王闿運以《儀禮·公食大夫禮》說《羔羊》精確,考定《燕燕》是“任姓國君送妹出適于衛之作”,可見,聞氏并不否認《詩經》中有貴族作品,也不因作者社會階層判定詩作價值高下。受列寧《國家與革命》一書影響,聞氏認為中國社會自商代進入奴隸社會,于西周達到巔峰,至春秋中期走向衰落。在此過程中,“春秋時代是一個相當美好的時代,那時候政治上保持一種均勢”,因此,即便是《豳風·九罭》等貴族之作,只要反映詩人的真實情感,也可以成為真正的“詩”。不過,《詩經》的主要價值還是在于他反映了“人民”的真實情欲。聞氏認為,“《詩經》時代是一個樸質的農業時代”,在奴隸制走向衰落的春秋時期,隨著農業發展,部分下層百姓得以擺脫領主,獲得“自足式”生活的可能,這就是聞氏所謂“人民”。與貴族豢養的專門制作文藝的伶人不同,這些擺脫了奴隸制度的人民在詩中反映真實情欲,由此形成“人民自己的文藝”。這些詩作通過“采詩”制度得以進入宮廷,雖然難免經過宮廷樂師和后世編者的刪改,但畢竟保留了其“原始”氣息;而隨著戰國以后采詩制度崩潰,“人民”的創作傳統無法進入宮廷。因此,聞一多悲哀地宣告:“今日的文藝傳統不是如《詩經》那樣由人民的傳統來,而是由奴隸來,所以往往作了奴隸的子孫而不自察?!薄对娊洝纷鳛榇T果僅存的“人民傳統”,也就具有無可取代的價值。聞一多高度重視近代民歌的收集,并將其用于《詩歌》“隱語”的分析,也正是基于二者在創作階層上的共通性。

再次,聞一多還建構起“歌與詩”的互動演進模式,由此展現《詩經》在詩歌史上的獨特價值。在《歌與詩》(1939)中,他認為“歌”本是抒情性的,其內核在于通過各種感嘆詞實現感情的自然宣泄,最初甚至不需要實詞;但單純的感嘆無法讓聽者明其本事,產生共鳴,因此實詞逐漸進入歌中。實詞是理性的表達,表示歌者已經從完全的情緒性體驗中覺醒過來,因此,過多實詞的介入會削弱歌震撼人心的力量。除了歌,又有一種合韻、齊言、便于記誦的記事性文體,聞氏稱之為“詩”。歌、詩在節奏、韻律等形式方面具有共同性,因此,隨著散文逐漸成為記事性文體的主流,詩的記事功能漸趨弱化,最終與歌走向“合流”。對于純粹的歌來說,歌者固可借其宣泄情感,但聽者卻未必了解其起情之源,故難以與之共情,更難以經典化。對于純粹的詩來說,則僅具保存、傳遞信息的功能,缺乏抒情性。只有兩種形式結合起來,才能形成一種情、事平衡的新藝術,用漢人的話說,就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聞一多認為,這種“情”“事”配合的最佳時刻只存在于《國風》和《小雅》,從《古詩十九首》開始,“歌”所代表的抒情傳統愈加膨脹,最終成為“羌無故實”的空洞抒情。這樣看來,作為歌、詩兩大傳統首次“平等合作”的產物,《詩經》成為詩歌史上難以復制的經典。

隨著民初“經學”解體,包括“四書五經”在內的傳統經典面臨新的價值危機,聞一多從以上三方面論證了《詩經》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重新賦予其經典性。當然,無論是原始文化的時代性,還是創作主體的人民性,《詩經》的價值最終歸結為其生成機制的獨特性——一種源于真實生活經驗的情感抒發,這也構成聞一多浪漫主義詩學觀的核心。在《什么是九歌》(1941)中,他梳理出“九歌”從原始生活中的娛神樂歌分化為二的過程,一種是保留古典體式,但化身政教的“九德之歌”;另一種雖然在形式上顛覆舊體,但“內容則仍本著那原始的情欲沖動”,這就是屈原的《九歌》。從這個意義上說,《楚辭》同樣保存了原始文化,是《詩經》“燦爛的尾巴”。不過,聞一多又強調“中國文學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傳統,一個是《詩經》,一個是《楚辭》”,《詩經》是“樸質的農業時代”人民的共鳴,而《楚辭》則是貴族文化從“均衡”走向“驕奢淫逸”的過程中以“個人”反抗時代的悲歌。針對疑古派學人孫次舟的屈原“文學弄臣說”,聞一多認為,屈原的獨特性正體現為他傳奇的一生:他出生貴族,卻淪落為“伶官”;是“弄臣”,卻充滿自由意志和反抗精神;他最終以死徹底擺脫自身階層的依附性,成為真正的“人民的詩人”。在藝術已淪為“少數人縱欲工具”的戰國時代,屈原堅持在詩中表達憤怒、反抗,最終付出生命。他維系的不僅是個人的理念,更是詩歌、乃至一切人類藝術的尊嚴?;谶@種詩學觀念,他打破傳統文體分隔,認為莊子“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絕妙的詩”,莊子是“最真實的詩人”。與《詩》、騷相比,“莊子的情可難說了,只超人才載得住他那種神圣的客愁”。

在《詩與批評》(1944)中,聞一多對詩歌的文體價值問題做了細致探討。他提到柏拉圖《理想國》對于詩人的驅逐,并采用西方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說法,稱要“為了詩的光榮存在而辯護”,可見其詩體觀念深受浪漫主義文學傳統影響。聞一多將歷來有關詩歌合法性問題的看法分為“價值論者”和“效率論者”兩派,前者關注詩歌的教育意義,而后者關注其審美體驗。聞氏指出,對于詩歌社會價值的判定應該交給選家和批評家,而對于創作環節來說,“詩是應該自由發展的”。在《泰果爾批評》(1923)中,他強調“詩家底主人是情緒,智慧是一位不速之客,無須拒絕,也不必強留。至于喧賓奪主卻是萬萬行不得的!”詩歌的獨特價值就在于它是人類情感的真實體現,后者不僅是構成詩歌藝術性的基礎,也是其最終獲得教育意義的前提。從這個意義上看,之所以《詩經》歌唱原始情欲但仍具教育意義,而齊梁宮體詩對于女性的物化描寫卻被視為墮落,就在于前者出于人性本然,而后者是貴族在驕奢淫逸的生活中不斷異化的一種變態心理。不過,即便是對齊梁宮體詩,聞一多的批評也不是完全指向道德層面,而強調其“是在一種偽裝下的無恥中求滿足”,這里的關鍵是“偽裝”,也就是使用各種“陳詞濫調”來“制題”。在聞一多看來,“贊嘆事實的‘詩’變成了標明事類的‘題’之附庸,這趨勢去《游仙窟》一流作品,以記事為主,以詩副之的形式,已很近了”。換言之,齊梁宮體詩的失敗不僅在于創作者心理的變態,更在于他們“慘淡經營”、矯揉造作,用看似藝術性的手法掩蓋自己的真實情欲,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居于下流。與此相反,隨著盧照鄰、駱賓王等初唐詩人步入詩壇,以“粗豪”之筆大膽描寫長安各色人物,即便是詩中仍有“共宿娼家桃李蹊”這樣的“惡”句,但出于“真實感情”,因此“顛狂中有戰栗,墮落中有靈性”。聞氏特別強調,對于《長安古意》來說,“惡的方面比善的方面還有用”,盧照鄰是“以更有力的宮體詩救宮體詩,他所爭的是有沒有力,不是宮體不宮體”。

聞一多關于宮體詩“有沒有力”的討論,以及詩中之“惡”的價值分析讓我們想到魯迅于1907年發表的《摩羅詩力說》。盡管聞一多作為“詩人”,視魯迅為“文人”,但就對歐洲浪漫主義詩歌,尤其是對拜倫等詩人的推崇來說,二人可謂同道,是一代知識人在民族存亡之際借助浪漫主義文學觀發出的時代強音。不同之處在于,魯迅致力于譯介歐洲“摩羅”詩作,而聞一多則認為這種力量本就蘊含在《詩經》《楚辭》之中,只是被儒家闡釋傳統扼殺了。在為抗戰西遷沿途搜集的民歌集《西南采風錄》所作序中(1939),聞一多指出:“你說這是原始,是野蠻。對了,如今我們需要的正是它。我們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們沒有路走,我們該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張牌來,讓我們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蟄伏了數千年的獸性跳出來反噬他一口。”在《時代的鼓手》(1943)中,他推許田間詩明快的節奏感,稱“這是一個需要鼓手的時代”,整個論述從鼓這種“一切樂器的祖宗”切入,認為鼓是“原始男性的,它蘊藏著整個原始男性的神秘。它是最原始的樂器,也是最原始的生命情調的喘息”。他甚至將殺戮也視為一種原始欲望:“真正《詩經》時代的人只知道殺、淫?!薄啊蹲髠鳌肥且徊糠x史,《詩經》是一部淫詩”。這看似是對春秋時代的批判,但在聞一多的語境中,他正是有意使用“殺”“淫”“獸性”“血腥”“野蠻”等觸目驚心的詞語來展現“原始”文明與當下之不同。聞一多當然不是主張回歸原始社會,正如他倡導敞開懷抱接受外來文化,但同時強調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和地方性——在他看來,原始文化中蘊含的情感、力量雖然野蠻,但對于長期受到禮教約束而深陷虛飾、萎靡的中國卻是一劑良藥,足以振發民志。這是作為“學者”的聞一多以“詩”救國的嘗試,體現出他心中始終不滅的“斗士”之火。

二、文學與經學:二元范式的建立與重省

朱自清將聞一多有關《周易》《詩經》《楚辭》《莊子》的研究匯為《古典新義》,揭示出聞氏古典研究自覺的范式轉換意識。他“以鉤稽古代社會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數,不涉義理”,也就是以“新史學”研究突破傳統《易》學的象數、義理學傳統。對于《詩經》,他分出漢學、宋學、清學和近代史學四種研究范式,認為前兩者僅關注政教、性理,后兩者雖相對客觀,但“離詩還是很遠”,感嘆“明明一部歌謠集,為什么沒人認真的把它當文藝看呢!”類似論述也見于胡適、錢玄同、魯迅、顧頡剛等。所謂“經生治《詩》,知有經而不知有詩”,在時人看來,要廓清“詩”的文體獨特性,建立文學研究的新范式,就必須推翻經學研究的舊范式。除了清人音韻、訓詁之學仍可參考,漢以來《詩經》學傳統受到全面否定。在反封建、反儒家的時代浪潮中,這種范式轉換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詩經》學史上的各種弊端都被歸咎于其儒學化的闡釋傳統。

問題真的如此嗎?我們不妨切換到古典視角,重省漢代《詩》學的發展歷程。對于漢代《詩》學的質疑早在歐陽修、朱熹等宋人論著中已經出現,其批評主要指向《毛詩序》強分美刺、妄造本事而蔽其“本義”,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等清儒更倡其說,至民國學人則在“廢序”基礎上對宋儒《詩》說的理學色彩亦加批判。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毛詩序》也好,《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說也罷,都無法代表漢代《詩》學全貌,甚至未必能代表其主流形態。清人已經注意發掘三家《詩》遺說,隨著戰國秦漢出土文獻的新發現,我們對于漢代《詩》學可以建立起更為全面的認識。第二,《漢書·藝文志》已經指出,三家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但“非其本義”是否就意味著湮滅詩體的獨特性呢?問題似乎不那么簡單。筆者曾指出,至晚到戰國秦漢時期,儒生已經從理論層面認識到人類天然情感的可貴性,并將詩歌視為這種真實情感的重要表現方式。以“怨”這種負面性情緒為例,儒家主張“樂天知命”(《周易·系辭上》)、“敬業樂群”(《禮記·學記》),孔子多次表達其“不怨”“遠怨”“又何怨”的主張,但其論詩則特言“可以怨”(《論語·陽貨》),足見在孔子看來,“怨”作為人類天然情感之一,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是這種合理性需要被限定在特定場合,而詩歌正是承載這種獨特情感價值的文體。

孟子對于《小雅·小弁》的解釋具體呈現了“怨”何以在詩體中具有合法性。此詩前后五言“心之憂矣”,故高叟視為“小人之詩”(《孟子·告子》),但孟子卻基于詩中“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之言說:“《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边@里“《小弁》之怨”的合理性基于兩個方面,首先是“親之過大”,也就是一種極不正常的家庭關系。此時,雖面對親生父母,子女也不能不生出怨懟之心。為了給論述增加權威性,孟子引述孔子對舜“五十而慕”的感嘆。此事見于《孟子·萬章》,面對“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的提問,孟子以“怨慕”回應,并指出,對于身為儲君的舜來說,原本只需“共為子職”,不必以“父母之不愛我”為意;但舜始終無法從其與父母的情感困局中解脫出來,無法理解父母何以“不愛我”,甚至以五十之年仍面對曠野獨自號泣。怨是恨,慕是愛,正是父母的失德和舜的重情造成了這種既“怨”又“慕”的復雜情緒。其次是激情的宣泄方式。舜的“號泣”顯然非禮,但因其是特定情境下一時無法抑制的真情流露,反而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同樣,《小弁》中詩人“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顯然,極度的憂懼讓詩人再也無法沉默,在痛哭之后乃作此哀歌?!抖Y記·檀弓下》:“歌于斯,哭于斯?!备柙娕c哭泣一樣,是日常理性之外的激情迸發,雖非君子積德修行之所向,但不失其真淳動人之實。有趣的是,這兩種行為在司馬遷筆下被聯系起來:“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迸c獨處的舜不同,箕子無法在公眾場合哭泣,遂以作詩代之,足見“作詩”與“號泣”在宣發激情方面具有共通性。由此看來,盡管儒家高度重視理性與德性的自我約束,但仍認同人在特定情境下的真情迸發,即便其逾越禮制。這就是郭店簡《性自命出》所言:“茍以其情,雖過不惡?!碧柶⒃姼枵沁@種“過情”的宣發渠道。

在《禮記·樂記》中,聲音被區分為聲、音、樂三個層次:“聲”指物質性響動;“音”指符合人類聽覺喜好的樂音,風詩即屬此,具有來源上的地方性和風格的多樣性;“樂”則為圣人之作,以其和樂之風具備教化功能?;凇耙簟焙汀皹贰钡牟町悾缙谌寮以凇对姟穼W和樂學中建立起兩種不同的情感模式?!对姟穼W重視情感本身的驅動力,創作者甚至可以逸出理性、道德的限制;樂學則與禮學一樣,強調基于社會公義而對個人情欲加以節制。“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無論風詩還是圣人之“樂”,都與政教有關,但二者的創作主體、形成機制、藝術風格、使用場景卻完全不同,董仲舒將其概括為:“詩道志,故長于質。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這里“風”應為“上以風化下”的風化、教喻。這兩種情感模式看似矛盾,但實際上是一種互補關系。首先,就功能而言,風詩主要承擔“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信息功能,是自下而上流動的;而樂承擔“移風易俗”的教化功能,是自上而下流動的。其次,就場景而言,風詩指向倉促之間的激情,而樂指向日用的常情?!抖Y記·樂記》在論及“音”的形成時說:“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痹娛侨艘匝獨庵栽谕獠渴挛锎碳は骡欢鸬漠a物,是一種應激性生理反應;待激情退卻,盡管深情仍藏心中,但必須接受公共秩序的約束,回歸禮樂之中,這就是“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上博簡《孔子詩論》以《關雎》主題為“色俞于禮”,其所謂“色”指詩中“寤寐求之,輾轉反側”“琴瑟友之”數語,是男女之愛的激情階段;至卒章“鐘鼓樂之”則“反納于禮”,全詩既展現情愛之摯,又回歸禮樂之常,無怪乎居三百篇之始。

受戰國秦漢儒學“質文相變”觀的影響,漢儒建構起詩尚質、禮樂尚文的理論框架,賦予直陳性情的詩歌獨特的文體價值。將這種詩學理論與民國學人主張的浪漫主義詩歌傳統相對照,盡管前者是一種群體詩學觀,后者則強調創作主體的個性和創造性,但拋開這一層面的差異性,會發現二者存在頗多共通之處。就創作機制而言,二者都強調激情在詩歌創作中絕對的驅動力,甚至《樂記》中觸發詩歌創作的“血氣”一詞也常見于聞一多筆下。就社會功能而言,二者都重視詩歌跨越階層、突破既有社會秩序的力量,同時強調特定讀者在發掘詩歌社會價值方面的作用。也許是基于這一共同點,聞一多在《詩與批評》中鮮見地對孔子“刪詩”做出正面評價:“孔子刪詩,孔子對于詩作過最好的,最合理的批評?!痹凇皠h詩”說廣受質疑的民國時期,這種肯定值得注意。由此看來,“主情”的浪漫主義文學觀不僅在中國詩歌創作實踐中有著充分體現,在早期儒家《詩》論中也得到相當程度的呈現。即便漢儒在解詩時存在附會史事的傾向,但有不少也通過本事化使得詩歌感情更具沖擊力。以前舉《小弁》為例,孟子未言本事,而《毛詩序》以為“太子之傅作”,毛傳更坐實為“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在這一背景下,詩中怨刺之情變得更為激烈。又如《邶風·燕燕》,《孔子詩論》統言“《燕燕》之情”,《毛詩序》將其置于“衛莊姜送歸妾”的史事之中,毛傳指出,莊姜“遠送于野”是“非禮”之行,但對此并未加以批評,鄭玄揭出序、傳之意:“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明確指出,這首詩的要旨就在于展現這種越禮之“情”的可貴。

那么,早期《詩》論為何沒有得到發揚,以至民國學人看來,是儒家闡釋傳統造成了《詩經》“主情”傳統的遮蔽呢?相關原因很多,這里僅略言兩點。首先,是《詩經》文本的內在復雜性。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三音說”“采詩說”和“《詩》長于質”等早期《詩》說都更貼合風詩,對于雅、頌則缺乏解釋力,后者反而更符合樂學理論。作為一種“六藝”學說,詩、樂分途說足以自洽,可一旦進入《詩》文本,這種抽象理論就會面臨各種抵牾。因此,《毛詩序》試圖統攝風、雅、頌三體,建立起“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雙向流動模式。在這種說法中,“風化”強調教化功能,其與禮樂關系密切;而“風刺”則強調觀風望俗,是《詩》的獨特功能,二者的并置雖然呼應了《詩經》文本的整體性,但也導致“主情”的《詩》論和“主禮”的樂論之間變得含混。在整個儒家思想中,強調節制、自省的禮樂觀念始終更具影響力,因此,《詩》學在情感機制上的獨特性逐漸被淡化。其次,就《詩》學內部而言,隨著解《詩》的本事化,“詩人”這一角色在闡釋中的作用不斷提升,并被塑造為兼具理性、德性和修辭能力的理想形象。早期儒家對詩歌創作者的身份、素養并無特別限定,《孔子詩論》稱風詩可及于“賤民”,《論衡·對作》也稱“詩人,俗人也”;但孟子已感嘆“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司馬遷則將作詩者概稱為“賢圣”,《十二諸侯年表》援用三家詩說,指出“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這里的“周道缺”并非幽、厲之亂世,而是周初康王之時,詩人能從類似“康王晏起”的細節中窺見治亂之機,并以高度修辭化的方式加以表達,絕非常人能及,也完全突破“三音說”中詩人只是被動與治亂共情的創作模式。最突出的是《毛詩序》,大序一方面采用“三音說”,另一方面又析出“變風變雅”,強調國史“明乎得失之跡”的歷史洞見和“發乎情,止乎禮義”的道德修養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意義。這種解釋模式與其“以序解詩”的體例結合起來,詩人的修辭能力不斷被強調,如《鄭風·女曰雞鳴》,詩境平和美好,但因其篇次處在亂世之中,故詩序以為“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看似安樂的詩境成為詩人以隱曲筆法對當下的諷刺?!犊鬃釉娬摗窂娬{“詩無隱志”,但《毛詩序》則強調詩“主文而譎諫”,此說順應漢人以《詩》諷諫的觀念,鄭玄由此指出:“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于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將“譬喻,不斥言”視為《詩經》語言的重要特點,主張“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詩譜序》)。換言之,在董仲舒那里曾經與“禮”分庭抗禮的“詩”在鄭玄這里成為“禮”的附庸,詩歌的文體獨特性被大大消弭?!睹娬x》對此有一定的自覺,為了彌縫早期《詩》說和鄭玄《詩》論,孔穎達區分出“謳歌”和“今詩”,以前者出自上古,是“發于人之性情”的自然之聲;而后者則是禮制森嚴后“持人之行”的譎諫之道。《詩經》作為商周宮廷采獲之詩,自然屬于“今詩”范圍,也就被納入美刺針砭的單一視角中。

不過,《詩經》學的損失似乎在詩歌創作層面得到一定彌補。漢人視詩為民間采獲之作,故士大夫不以作詩為意。《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稱“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將賦視為《詩》學影響下的新興文體,而論詩時僅言樂府采詩,不言士人創作。隨著東漢以來“詩人”在《詩》學中地位不斷提升,詩歌創作也被視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技能,引起士大夫的廣泛參與。阮籍大量以五言詩體描寫自己的玄學思考,使詩歌題材得到拓展。陸機將“緣情”這一戰國秦漢禮學中的重要概念援入詩學領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詩歌創作情感模式與表達方式的認識。在此后的詩歌創作實踐中,“詩”不斷被塑造為一種莊重、典雅、具有公共性的文體,成為最重要的士人文體之一。由此看來,《詩經》“主情”傳統的失落與“詩人”地位的提升是一個相反相成的過程,背后涉及雅俗文學發展、文體與社會階層之關系等問題,并非民國學人以儒學批判的立場可以簡單解釋的。

揚·阿斯曼(Jan Assmann)在《文化記憶》中曾將經典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卡農”,其范圍具有封閉性,不允許后人擴寫、模仿,主要通過注釋傳統體現其經典性;另一種則是一般意義上的經典,其范圍具有開放性,鼓勵后人模仿。作為“六藝”之一,《詩經》首先是“卡農”,其闡釋傳統自有內在的合理性;但《文心雕龍·明詩》以《離騷》、漢詩接續風詩傳統,“風騷”由此又被視為創作實踐中的文學典范。這兩種經典性的內在差異使得《詩經》學始終在一種充滿張力的格局中發展?!睹姟藩毺氐慕饨浄绞綇娀恕霸娙恕钡牡赖?、理性和修辭素養,使得漢儒在“六藝”框架內建立的“《詩》尚質”理論受到壓制,詩的文體獨特性在理論上變得模糊;但通過對“詩人”形象的不斷塑造,詩歌逐漸被漢魏士人視為一種雅文體,在宮廷政治和士人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此開啟了文人詩的輝煌傳統。另一方面,文人詩傳統的不斷強化深刻影響了經學家對于詩歌創作機制的認識,以《毛詩正義》為代表的中古《詩》學論著越來越強調詩人的道德性與修辭能力,最終成為民國學人所批判的學術傳統。總之,作為經學的《詩》與作為創作典范的《詩》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學術論題。今后的《詩經》研究不僅需要跳出“文學”與“經學”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且要從二者的互動入手,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古典學兩種視域的交互中建立更為立體的《詩經》學研究范式。

三、未完待續的文學史

聞一多曾經計劃寫一部《中國文學史》,其有關唐詩的論文正是這部文學史的初稿,從初唐“上官體”到四杰、杜甫、賈島,顯示出清晰的文學史脈絡。因聞一多不幸罹難,這部文學史最終沒有完成,實在是莫大的遺憾。袁行霈曾經提出“文學本位、史學思維、文化學視角”三位一體的文學史編纂思路,這三者在聞一多的研究中已有充分體現。《四千年文學大勢鳥瞰》將中國文學分為四段八期,不僅綜合考慮作家身份、作品文體、藝術風格的歷史演變,更將王朝政治變化、中外文化交流等作為社會背景納入其中,史學思維清晰可見。至于其在《詩經》《楚辭》研究中展現出的文化人類學視角,則久為學人稱道。尤其值得注意是他的“文學本位”觀。作為新引入的舶來品,民國學人對于“文學”的理解深受歐洲浪漫主義文學傳統影響,強調以抒情、審美和虛構為內核,落實為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文體。如何在本土文獻中找到符合這些標準的研究對象,并建立起系統性的文學史框架,成為貫穿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在聞一多的論著中,除了有關《詩經》的研究反復強調其“文藝”底色,其《莊子》一文以“怎見得《莊子》便是文學”為核心論題,一方面借此反駁“把說理文根本排除出文學的范圍外”的“謬論”,另一方面強調“莊子的哲學,不屬本篇討論的范圍。我們單講文學家莊子;如有涉及他的思想的地方,那是當作文學的核心看待的,對于思想本身,我們不加批評”。諸子散文偏重說理,與文學注重抒情、審美的核心特征有一定距離,能否納入文學史研究范圍,顯然存在爭議。聞一多通過對《莊子》之抒情性與修辭藝術的分析,論證了從文學角度對其展開研究的必要性。在論及清華大學中文系和外文系建制問題時,他認為語言學研究應走科學化之路,而文學研究則不可能完全科學化??梢?,既不同于林傳甲等晚清學人尚以傳統辭章之學看待“文學”,也有別于同時期英美“新批評”學者對文學研究的“科學化”主張,聞一多不僅對于傳統四部之學與現代學科之間的畛域有明確區分,對于文學與語言學、史學、哲學等其他現代學科之間研究范式的差異也有自覺認識。

盡管聞一多的文學史最終沒有完成,但自1904年林傳甲在京師大學堂講授“中國文學史”,至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袁行霈以“守正出新”理念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者編纂了一大批文學史,并發展出通史、斷代史、文體史、主題史、地域史、家族史等多種形態,其中既有展現個人學術成就的論著,也成為大學文學教學的主流形態。古典文學研究者不僅以寫作各種文學史為其學術志向,圍繞個案展開的各種研究也以“填補文學史空白”“進入文學史”“改寫文學史”為最高評價。文學史研究之所以取得如此豐碩的成就,至少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大學文學學科的建制化。在1898年《奏擬京師大學堂學制》中,文學僅是“溥通學”之一,不在“專門學”之列,顯示在梁啟超看來,對于文字、詞章的掌握是進學必經之階,但無法納入現代學術研究范式之中。至1904年“癸卯學制”頒布,文學乃與史學同列于“文學科”,而與格致、工、農、商、政法等各科并置,在所定主課中有“歷代文章流別”,而林傳甲即據此開設“中國文學史”。由此看來,“中國文學史”課程的確立是大學文學學科建制化的關鍵,至今,各時段文學史仍是多數高校中文系的主干課程。其次,韋勒克(René Wellek)將民族性視為浪漫主義文學觀念的核心內核,歐洲各國文學史的編纂有力推動了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與強化。在20世紀初亡國保種的民族危機中,中國文學史的編纂更被賦予特殊的意義。黃人在其《中國文學史》中即指出:“保存文學,實無異保存一切國粹,而文學史之能動人愛國、保種之感情,亦無異于國史焉?!痹俅危瑹o論歷代史傳,還是《文心雕龍》等“詩文評”論著,早就建立起歷時梳理詩、文、賦各體發展的傳統,并形成“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代勝觀念,因此,中國學人很容易通過文學史這一研究接引中國古代的詩文批評資源。經過百年文學史研究,曾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戲曲等俗文學文體得到深入研究,我們對文學與經濟、政治、地理、科技等外部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有了深刻認識,文學研究從一種感悟、體驗式的個人愛好轉變為注重系統性、學理性的專業工作??梢哉f,文學史的研究視角、學科立場與書寫范式代表了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核心成就。

當然,文學史研究在發展過程中也受到各種挑戰,主要表現為三點,首先是以蘭色姆(John Crowe Ransom)為代表的“新批評”學人對文學史過于關注“外部研究”的批評,也就是對于時代、制度、作家生平、交游等問題的研究成為文學研究的重點,反而削弱了對作品本身的研究。在“新批評”學人看來,時代洪流與作家個人創作意圖之間是否可以完全合拍,是否可以通過作品反推出作家意圖,都成為值得質疑的問題,因此,有學者倡導徹底斬斷時代、作家與作品之間的關聯。其次是以姚斯(Hans Robert Jauss)為代表的“接受美學”對傳統文學史研究的批評,他們強調讀者在文學活動中的能動性意義,認為歷代讀者對作品的編選、傳播、闡釋才是構成文學作品生命歷程的現實動力。再次,從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立場看來,傳統文學史研究過于注重經典作家與經典作品研究,因此主張打破單一視角,基于不同族群、性別的主體性展開研究。這些批評先后譯介到國內,對中國文學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結構主義方法、敘事學、文體學、傳播史、接受史、性別研究、地域文學研究、文學生態研究等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最大的挑戰仍在于如何把握“文學本位”中的“文學”。前半世紀的研究者往往秉持各自文學觀,從四部文獻中挑選符合其文學趣味的作品,再將其做歷時性的串聯。對于胡適來說,就是《白話文學史》和《國語文學史》;對于魯迅來說,就是其“小說”觀影響下的《中國小說史略》;對于陳柱來說,就是以駢散二體競爭為中心的《中國散文史》。聞一多的《詩經》研究幾乎完全圍繞風詩展開,對雅、頌則較少關注,就是因為只有風詩最符合其浪漫主義文學觀。這些帶有一定個人趣味的文學史研究范圍因為研究者學術影響力的提升逐漸成為整個學科默認的共識,但如果深究其擇取標準,往往具有模糊性,甚至對同類型作品表現出不同標準。一方面是文學史整體敘述模式的固化,另一方面是其底層邏輯的爭議,有學者甚至對這一研究范式失去信心。

文學史真的只是20世紀文學研究留給我們的歷史性成就嗎?筆者以為不然,文學史研究,尤其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而其基礎就是要建立起符合中國文學自身發展歷程、同時具有普適性的文學觀。在這方面,有兩個契機可以把握。首先,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文學研究界對于文學學科內涵的反思,就筆者接觸的有限范圍,以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熱奈特(Gérard Genette)、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等幾位法國學者的思考最具啟發性。他們的觀點雖各有側重,但都旨在突破以虛構、抒情等本質性限定為前提的浪漫主義文學觀,而關注文字、行文等與書寫有關的因素在文本世界建構過程中具有的意義。這為我們拓寬文學研究的對象、深化文學研究的維度提供了重要思路。其次,則是中國古典學視域下對本土詩文傳統的重新揭示。筆者曾系統梳理了中、西文學觀的演變過程,提出無論中、西文化傳統,書寫都可視為文學的第一特質,而以此為起點,可以將文學研究的視角推衍至四個層面,分別是書面性、結構性、藝術性和社會性。事實上,以聞一多為代表的20世紀文學研究在這四個方面都有一定探索,尤其在結構性、藝術性和社會性的有些方面已經做出典范性成果。聞一多對于《莊子》語言藝術的分析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敏銳的文學研究者可以如何深化我們對于一部作品藝術價值的認識;而其《唐詩雜論》所收《類書與詩》通過對初唐學術風氣的分析,揭示出類書這種知識編纂方式與初唐詩歌風格之間的互動關系,正是從社會性視角對文學創作的知識史背景展開研究的典范。當然,在書面性、結構性和社會性的傳播、閱讀、接受等方面,傳統研究相對薄弱。以書面性為例,《說文解字》說:“文,錯畫也。象交文?!薄拔摹钡谋疽馐菆D案,也就是一種視覺藝術,文學的基本前提是將多媒體的信息轉變為語言,并通過文字形態呈現于各種物質載體之上,這就是文學的書面性。它同時指向文字和物質載體這兩個要素,因此,相關研究也從這兩個角度展開:這些信息為何需要書面化?在書面化的過程中,信息發生了何種變化?書面文本與其對應的事件之間存在何種互動關系?這些都是文學研究需要思考的問題。在聞一多開拓的神話研究領域中,傳統研究多關注神話的形成過程、敘事模式、藝術風格、人類學意義等問題,而各種文學史論著一般也將神話作為開篇,強調其想象方式與對民族文化的奠基性影響;而從書面化的角度看,中國神話大約到戰國時期才大規模開始書面化,那么,這種書面化背后的動因為何?進入書面文本的神話扮演著何種功能?其形態發生了何種變化?基于這些新的角度,文學史的觸角將變得更加多元和立體,而如何找到一種超越線性敘事的文學史書寫方式,能夠將書寫、傳播、閱讀等多個視角融入文學史敘事,也成為未來文學史研究中值得探討的問題。

如果超越學科的內部視角,從整個社會的宏觀視野來看,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最大的特點就是文學在整個20世紀中國社會始終占據中心地位。世紀初的“小說界革命”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文學被視為改造民智的重要載體。此后,“白話文運動”成為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歐美文學作品的大量譯介對于民主、科學、自由、平等等現代觀念的推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中國作家將他們的筆作為戳破黑暗專制的利器??箲饡r期,“左聯”作家以筆為槍,他們的作品對于激勵民氣起到關鍵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以“三紅一創”為代表的紅色經典小說成為凝聚人心的重要助力。至20世紀80年代,也是從“傷痕文學”等文學浪潮開始,整個社會的風氣開始發生轉變。對于中國來說,20世紀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文學的世紀,文學對于推動社會變革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中文系”被普遍視為大學的靈魂。在這種社會風氣的激蕩之下,從梁啟超、王國維到胡適、魯迅、聞一多、朱自清、劉大杰、朱東潤、游國恩、林庚、吳組緗、程千帆,他們的研究領域和方法雖各有不同,但其研究動機始終與時代心理和文化需求息息相關,他們的論著中總是激蕩著一股生氣。不過,從20世紀末開始,文學逐漸從社會舞臺的中心移至邊緣,包括文學在內的人文學科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文學研究日漸成為書齋內自娛自樂的游戲,越來越呈現出工具化、細碎化的傾向。不過,人工智能技術的新浪潮為我們重新思考文學的意義提供了新的契機,作為基于具身性體驗的行為,文學意義上的書寫和閱讀對于完備人格的養成和公共秩序的維護具有重要意義,絕非機器的文字輸出和“學習”可以替代,文學研究如何充分揭示書寫和閱讀之于人類文明的獨特意義,也許是當下文學研究界最重要的時代命題,值得包括中國文學研究者在內的各領域文學研究者共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