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過去,為何依然“才女徹夜未眠”?
編者按:《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初版于2003年,是學者胡曉真討論中國最早的女性小說家與她們作品的文學文化史著作。作者通過精讀清代彈詞小說,厘清女性敘事文學傳統的建立與發展;通過剖析女性作家借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理想敘事,揭示古代女性對于掌握社會權力的欲望,乃至受壓抑的情欲;指出明清女作家的創作早已超脫閨閣閑情的宣泄,不僅追問個體生命存在的意義,還暗含對國家及文化傳承的焦慮,展現出明清女性作家創作活動的復雜性。近日,大學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此書,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發布“修訂再版謝詞”,以饗讀者。“謝詞”中,胡曉真梳理自己的學術路程與問學經驗,讀來多有啟發。題目為編者所擬。

《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胡曉真 著,大學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9月
《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于2003年由臺灣麥田出版社出版繁體版,2008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版,二十年后還有機會將這本書修訂再版,一方面欣慰,一方面也有許多感懷。二十多年前,古典女性文學的研究還在方興未艾階段,“女性彈詞小說”更是極為冷門的題材。以此為題,不但順利完成一系列文章,甚至還出版為一本學術專書,當時只道是尋常。在學術界工作久了,才知道這種帶著初出茅廬的學者闖蕩江湖氣味的題目,其實是幸運地得到了學界前輩與同儕的寬容與扶持,才能持續下去的。當年實驗性的研究成果,今天若還有些許可讀性與參考價值,豈非最令人欣慰的肯定嗎?
人們常說“深悔少作”,無非是說年輕時的作品不成熟、不周全、瑕疵多。《才女徹夜未眠》可說是我的少作,當然有不成熟、不周全、瑕疵多諸種缺點,這些都是無可回避的。此刻本書重新出版,也是回顧與反省的好時機。所謂反省,倒不是說要強烈自我批判,那也未免太惺惺作態,而是要想想這本書表現的一些思考偏向與面對文本的態度是如何形成的:是出于訓練的背景、學術趨勢或者個人的才性?
回顧所來徑,更深刻地自我認知到《才女徹夜未眠》的基本觀點與詮釋作品的方式,確實與閱讀偏好、求學不同階段所受的啟蒙以及當時的學術風氣有關。本書初版的作者序中曾提到,一九八〇年代我在臺灣大學總圖書館的書庫摸索時,無意間翻閱了一些現代標點版的彈詞小說,因此種下了后來研究的因緣。我至今仍以為這是一場特別美好的意外遭遇。我心目中“遭遇”的意思,不只是我遇到了彈詞小說,而更像是兩個主體的無意相逢——任何一個讀者與作品的有會于心,都是一次相逢的經驗。對我來說,這次遭遇的特別幸運之處在于其純粹,因為那不是出于研究所需的閱讀,過程中的驚艷、愉悅、疑惑都如此素樸卻奢侈。
碩士階段開始嘗試以女性彈詞小說為研究題目,就是另一種體驗了。大學念外文系,雖然出于個人興趣旁聽了一些中文系的文學與思想課程,甚至在一時腦熱下選修過文字學,但臺大中文系的基礎訓練相當嚴謹,與之相比,我的學術準備差距太大了。掌握古典文獻的能力需要及早扎根,也需要極大的耐心與細心,這是我一輩子也追不上的,對這一點我有高度的自覺。文獻與考證專業的讀者很容易在本書中覺察到這個缺憾,例如作者生平的挖掘、周邊人際網絡的爬梳、作品版本的追蹤等等問題,在二十年前就應該做得更好,而近年撰成的一些博碩士論文也都有所超越。讀者如果因閱讀本書而對某部作品感興趣,應該很容易繼續追蹤近年的相關研究。同時也必須認知,不只是考證材料陸續更新,本書內容寫作于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之交,我所參考的“當代”研究成果,甚至所依存的性別意識,都反映當時的學術環境。但即使如此,我似乎也不需自我菲薄,畢竟清代才女不僅因創作而徹夜未眠,她們的作品至今也仍保有讓讀者心神激蕩、輾轉反側的力量,而我主要的工作,也就是試著深掘文本,在字里行間尋找女作家的生命輝光,這些是未必會隨著時間褪色的。如果本書還有一些價值,那應該是捕捉了這些曾經的創作心靈,使那些女作家的文字耕耘不至于湮滅。那么,除了大學時代圖書館的驚艷相遇,還有什么事情引領我繼續追蹤女性彈詞的文學與文化意義呢?
我經臺大外文系張漢良教授、王德威教授的推薦,得以到加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簡稱UCSD)攻讀碩士,受業于鄭樹森教授。當時UCSD文學領域的學術制度即以前瞻性知名,我們并沒有英國(文)文學系、法國(文)文學系、俄國(文)文學系這樣的以國別或者語言為文學范圍的系所,而是由一個大的“文學系”(Department of Literature)統攝所有文學研究。這個傳統維持至今,上網搜尋便可以看到文學系課程含括中文、英文、法文、德文、希伯來文、日文、意大利文、韓文、拉丁文、俄文、西班牙文、意第緒語的文學,在網站介紹中以字母先后排序列出。文學系的制度就是要鼓勵我們跨越民族國家的界線,通過跨語言、跨文化的探索,重新思考何謂文學。當然,理想與現實總是有差距的,恐怕沒有人可以同時修習這么多語言的文學,因此,啟發我們跨越邊界而思考文學的理論課程成為重點。入學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通過一系列的文學理論史課程,從西方古典詩學開始認識文學理論的發展,一路追尋到當代文學理論的探討。非西方傳統的文學理論思考,如中國、日本,也有相關課程。由于開設文學理論課程的老師都各有專業,我們在討論理論的同時,自然會接觸到不同文化與語言背景的文學氣息。例如,“行走的世界文學百科全書”鄭樹森教授開設了當代文學理論,當代重要詩人葉維廉教授開設詩學與翻譯理論,西方古典詩學的老師是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專家佩奇·杜波依斯(Page duBois),近代理論的老師是斯拉夫文學專家史蒂文·卡西迪(Steven Cassedy)。理論課程帶給我很大沖擊,即使大學時期也曾受過文學理論的啟蒙,但那畢竟只是初步接觸,因此經常在圖書館面對讀本坐困愁城。不只是因為閱讀量大,更因為還不熟悉這種思考方式。我至今記得在卡西迪的討論課上,抽簽抽到負責討論笛卡兒的無限概念(infinity),領到閱讀資料當天,天真地以為老師一定發錯了,把數學系的材料發給我了,差點沖到研究室找老師換文章;當然也記得發憤研讀后,順利完成課堂口頭報告并得到肯定(同樣天真)的得意。
兩年的碩士班學習并未使我成為理論型學者,但我從中得到的影響與啟發卻非常多,除了學習從理論思辨開發創新視角,也試著用中國古典文學挑戰西方的典律文學標準,還接觸了跨時代與跨文化的女性創作,從古希臘女詩人薩福(Sappho)到二十世紀的美國非裔與亞裔女作家,像是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譚恩美(Amy Tan)等等。對現在的讀者而言,這些作家或許早已耳熟能詳,但當時我卻大開眼界,即使只是蜻蜓點水式閱讀她們的代表作,也受到相當大的震撼。這些跨文化的女性文學創作都是女性的聲音,甚至可以說是噪音,因為她們的作品所透露的對性別、歷史、家族、族裔、認同的觀察與思考,都是出于女性經驗,打破沉默而發出的戛戛不和諧音,而這豈非最吸引人的文學本質嗎?正是這種觸動,促使我回頭重新閱讀女性彈詞小說。我相信這些作品不但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文學史意義,也應該與跨文化的女性創作一起進入文學研究的視野。當我與鄭樹森老師討論研究題目時,他聽了我的說明,立刻毫不猶豫地要求我繼續探索。那一天下午他所做的判斷,決定了我之后十幾年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因為主要興趣還是中國古典文學,我選擇到哈佛大學東亞系讀博士班。與在UCSD的學習經驗不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哈佛大學東亞系并不強調文學理論。在指導教授韓南(Patrick Hana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文學課堂上,我們都是直接面對文本的。漢學訓練的第一步是翻譯,我的母語是中文,對古典文學經典作品也有基礎認識,但正是因為如此,閱讀時容易慣性略去文本中某些細微難解之處。課堂上的翻譯要求,卻強迫我們字字斟酌,不能放過一字一詞。往往遇到作品中一個難解的關鍵處時,我看了所有版本的注釋,卻偏偏沒有找到該處的解說,留下了滿滿的疑惑,再帶到課堂去討論,有時候恍然大悟,有時候反而越發迷糊。這種與文本親近周旋的方式,中文母語者不一定更有優勢,甚且經常引發自我懷疑——從“怎么會有這樣的問題?”發展到“為什么我沒問這樣的問題?”即使事過多年,我仍記得有一次在宇文所安的課上,他問道:“李后主的《虞美人》到底為什么好?為什么我問過的中國學者,沒有一個人給我具體的答案?我們應該接受某些審美是‘不能分析’的嗎?”2018年,宇文教授獲頒第三屆“唐獎”漢學獎,我很榮幸以老學生的身份受邀參加論壇,在簡短的發言中我也回顧了這件往事,師生相對莞爾。“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豈不是每個中文背景的小學生都會背的作品嗎?我們是如此浸淫其中,以至于去國離鄉之時,黯然無聲之際,腦海中都可能自動浮現這首作品。此刻,我們與古典文學似乎發生跨時空的靈犀聯結,這,難道還不夠嗎?然而,宇文教授說這樣不夠。為何不夠?如何開始分析?這就是我們作為古典文學研究者一生的功課。“Begin with the small things”——從文本的最細微處開始,我在宇文所安中古文學的課堂上得到這樣的啟發,用在明清文學研究上,一樣受用。學業后期開始跟不同老師上所謂“獨立研究”(independent)的課程,也就是定期與老師討論某個主題的心得。我跟宇文老師的獨立研究專題分別是明清女性詩詞與晚清詩,主要工作就是在燕京圖書館看資料。當然這些經驗都對我后來的研究有很好的影響,例如,在階段性完成清代女性彈詞小說的研究后,我也嘗試進入晚清民初的文學與文化研究,并在2011年出版了《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一書。不過,我也不無哀怨地記得,當宇文老師問我對哪個晚清詩人有興趣時,我興沖沖回答是黃宗憲,然而老師的表情顯然對我的品位有些懷疑,以至于我也自我懷疑了好一陣子。
韓南教授的風格別是一種。如果說宇文所安是名士,韓南就是絕版的紳士。當時的宇文老師走在校園,造型猶如漁夫(后來改變了不少);他的研究室堆滿書籍與資料,老實說非常雜亂,還彌漫煙斗味;他的地毯從來都不鋪平,所以我每次一進門都會先絆一跤。韓南老師完全相反,總是西裝筆挺,冬天戴上英式的帽子,好像電影里走出來的英國紳士。每天早上定點,我都能看見他悠然從我宿舍的窗下走過,轉個彎,就是有兩座石獅子坐守的2 Divinity Avenue(哈佛東亞系與燕京圖書館所在地)了。他受的是英國教育,說話自是英國口音,笑聲總是輕輕的。他的研究室就在一進門的右手邊,標準的C位,大而明亮,書柜雖然早已擺滿了書,但是排放整齊有序,仿佛要什么書就一抽一個準。在我求學期間,他從不呼我名字,而是稱呼“Miss Hu”。我一進研究室,他會馬上站起身,穿上西裝外套。這一切似乎有距離感的儀節,卻完美配合他溫潤有度的春風化雨。或許由于年齡有相當大的差距,面對韓南老師的時候我反而是很放松甚至有點放肆的。例如,他要求我探討一下才子佳人小說研究史,下次見面時我竟然大放厥詞,把此前所有前輩的研究成果都批評一遍,現在想來都為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而汗顏,但是韓南卻饒有興致地聽著,輕輕笑著。我第一次寫學期報告時,碩士階段得的理論病發作,引用了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觀點,老師非常不贊成。他質疑,克里斯蒂娃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發言錯得離譜,值得引用嗎?但我卻硬著頸子,絕不肯刪,執拗的表情大概像《紅樓夢》里不肯演《游園》《驚夢》,定要演《相約》《相罵》的齡官吧。這種莫名其妙的執著竟然也得到韓南的寬容,想來也是老師隨著年紀的增長越來越溫和了。雖然韓南的風格是即之也溫,倒也不是沒有讓學生緊張的時候。某個學期在韓南的《紅樓夢》專題課上,同學的只有學長商偉與來自臺大外文系的訪問學者廖朝陽教授,每周我們都要心驚膽戰地想辦法在字里行間挖問題,最好三個學生之間鬧點內訌,這樣才能讓老師輕笑贊許。有一次玩真了,大家為史湘云這個角色吵了起來,可把老師樂壞了。那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討論課。
當韓南建議我繼續追蹤女性彈詞小說這個課題時,我的心情是憂喜參半的。喜的是這是我真心有興趣的題目,憂的自然是不確定是否有足夠的發展潛力。事實證明韓南老師的眼光是對的。我在碩士階段僅能處理少數彈詞文本的基礎情節與人物,論述重點放在女性人物的“變裝”上,而到了博士階段時,敘事傳統的建立與變化開始進入視野,文本不再是孤立的存在。我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還算順利,除了一章被老師勒令全部重寫,其他部分都受到肯定。韓南本人在此之前也并未鉆研過彈詞小說這種文類,這應當也是他閱讀論文時興味盎然的原因。
回憶起在哈佛得到的訓練,自然也想到那些非中國古典文學的課程。例如,雖然出身外文系,但我是在哈佛的英國文學課上,才第一次真正感受現代主義是怎么回事,也第一次學到如何看非寫實的現代藝術作品。或許還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文化人類學正是顯學,我當然也修過幾門課,有的可以聯結到文學與文化理論,而在著名人類學家華琛(James Watson)的課上,我則再度以簽王之運,分到了山東響馬與臺灣“殺豬公”的課堂報告。兩個題目,一個殺氣騰騰,一個接近庶民,都讓我不得不挑戰自以為的古典之“美”,埋下了日后對“何為文學”的提問線索。回顧種種,深深覺得任何研究都不只是個人的成果,而是在不自覺中受到的學術影響的累積展現。《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是我第一個寫成專書的系列研究,尤其與之前求學的經驗息息相關。即使今日我自己也擔任老師的角色,但還是經常想象若回到學生時代,有哪些問題想繼續跟某位老師討論。寫出這樣的經驗,或許可以供處在學術訓練階段,或者剛開始進入學術研究的讀者參考一二。
一開始撰寫這篇序言,本來只打算對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本書表達謝意,也要感謝編輯的督促與細心編校,沒想到一下筆竟寫成個人的學習回顧。因為這些學習過程,初入學術研究單位工作時,曾自我期許每篇論文都有“三要”:要發掘新的文本材料,要從創新視角照見文學史的意義,要推進中國文學本土理論的建構,三者缺一則沒有必要寫。后來知道連一個都很難做到,何況三者俱全。這美好的期許,不應因我個人做不到而作廢。本書的主題是明清文學、女性文學、敘事文學的交織,其中每一條線索都有廣大的發展余地,有許多問題讓我好奇或困惑,所以我也將繼續相關的研究工作,并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教。同時,我也希望本書能引起專業文學研究者以外的讀者的興趣,讓更多人體會現代以前女性的創作活力,發現女性作品的豐富表現,并與當代的性別文化、社會現實及精神世界做出有意義的聯結。
202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