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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幻文學的審美經驗和美學價值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 | 陳若谷  2026年08月09日08:37

科幻文學已經成為多種知識、經驗和感受匯聚的廣場。當下,科學發展與技術應用正在無限逼近“人”的邊界,科幻文學以豐富的內容和新穎的視角提供了許多解答人類精神困境的契機。作為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中國科幻文學表現出獨特的主題思想、敘事特征和美學風格等。科幻美學是人們在理解科學技術、想象未知處境、反思存在價值等過程中傳遞出的藝術風格。但在相關研究中,一論及審美經驗,科幻美學卻會被簡化為圍繞著敘事特征伴生的美學風格,并被一些固定的詞匯所覆蓋,如陌生、驚奇、震撼、崇高、詭異、混沌等高頻詞。

筆者認為,中國科幻的審美經驗不應被單獨指認,審美及其相關輻射問題存在更豐富的探討空間,而且它一直在動態行進中積累經驗,并產生結果。我們不僅需要在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中挖掘屬于中國科幻的特性,并且應在與西方科幻的對比中凝練出中國科幻的審美經驗特質。本文結合中國科幻文學的歷史和文化語境變遷,整體考量中國科幻美學話語中相互關聯的四個問題,即認知陌生化的情感邏輯、技術美學發展的具身性、真實性原則和科普范式,以及審美判斷導向的道德判斷等問題,思考中國科幻文學以何種方式突破既有美學實踐的瓶頸,以此洞察中國科幻審美經驗的來源,深化對審美范式的認知,并實現對審美表達的突破。

一、認知陌生化的情感邏輯

與傳統文學幾千年來對于時空的表達相對恒定不同,科幻文學將更為廣袤的地理發現和時間穿越帶了進來,突破了人類想象定勢,驚奇與震撼體驗是科幻帶來的首要審美沖擊,但這并不是“認知陌生化”的核心含義。因為人所認知的不僅是客觀之物,還有主觀的情感。在急速的場景變化中,人的審美感受將隨著情感邏輯的轉移而發生震蕩。

科幻擅長想象宏闊的宇宙。比如劉慈欣如此書寫太陽系遭遇二向箔降維打擊后那瑰麗的落幕,“二維太陽繼續擴大,很快在平面上形成了一片廣闊的火海,三維太陽就在這血色火海的中央緩緩沉下去。”劉慈欣在《球狀閃電》中創造了一系列“宏”觀名詞:宏電子、宏原子、宏聚變;提出“宏紀元”,并闡釋了關于“宏細節”的書寫理念。另外,《微紀元》呈現出精微的納米世界。如太陽和質子的二維展開一樣,劉洋的《井中之城》也從視覺上把電子延展成一座人造的井中城。他借用了物理學中的“阱”理論,“主人公們逃離井中之城的過程,又是物理學中電子逃離原子的映照。”兩相對照,一邊是超光速馳騁銀河系,一邊是螺螄殼里做道場,宏大與微渺聯動,刷新了人類想象的新奇感上限。

達科·蘇文提出的“認知陌生化”是科幻的核心理論,它要求“認知性”的出場,以區別于一般的刺激審美感官反應的“陌生化”。從理論的路徑來看,科幻的新奇性、震撼感需要由“陌生化”和“認知”同時啟動推論。事實上,人類通過文學閱讀所獲得的感受不是直接被神經元捕獲的,而要經由復雜的經驗轉化和感官呈現。因此,要由理性與感性整合過的信息才不是單純的疊加,而是有可能形成認知結構的變化,形成新的經驗。正如王瑤所認為的,“空間收縮同時是時間反演。當新范式顛覆舊范式的時候,驚奇感便產生了。”

自文藝復興以來,文學高高張揚著“人”的旗幟。傳統的文學意蘊依托于現實生活,審美感知亦建基于人類的主體感覺之上。但劉慈欣有另外的思考:“科幻小說更多地關注于這些世界的自然屬性以及它對進入其中的人的作用,這時,世界形象往往像傳統文學中的一個反派角色,與進入其中的人發生矛盾沖突。”如果以此思路取消人的核心位置,那么作為文學審美基礎的情感壓艙石將浮出水面成為無根的浮萍,尤其是愛情。生命體的生殖功能不再是演化的必經之路,無論是賽博格、基因編輯,還是意識上傳,情感邏輯的生物學載體,如神經遞質及激素都會被取消,芳心也就無枝可依。

另外,面對物種融合和外太空生存場景,個體生命的精微感知不得不懸置起來,如齊然筆下的小犬野星人就沒有親密的情感表達,因為他們的兩只眼睛不向同一個方向運動,且手臂上全是毛刺,外星人的“表觀遺傳”決定了自身的情感狀態,人類生活于其間,就要放棄自己種族關于情感的審美經驗。而且,科幻故事常常因為人體冷凍和時間穿越等設定,而不得不粗糙地處理時間流速的突變,那么斗轉星移、一日三秋、似水流年等通常意義上用來描述人類心理時間的詞匯,也將成為“冗余”而徹底失去審美意蘊。

劉慈欣認為,“科學的美感被禁錮在冷酷的方程式中,普通人需要經過巨大的努力,才能窺見她的一線光芒。”然而,科幻的美感并不完全被“冷酷的方程式”所禁錮,反而是由于脫離了傳統文學的情感敘事,人們難以確定精神是否還能與微渺的世界產生有機關聯,如何在遙遠的時空里尋找到美的坐標軸?試以中國科幻文學提供的三種答案來歸納此問題。

“直到神圣的方尖碑和金字塔形墓群首先在月球、火星、水星上大批出現時,反對者才不再說話了。這些精心制造的墳塋能承受劇烈的流星雨襲擊。它們結構穩重,外觀宏偉,經年不衰。人們發現,他們的同胞們飄移于星際間的尸骨重有了歸宿。”韓松筆下的太空似乎更像是一塊幕布,古老的墓與碑在無言的幕布上為人類重新書寫不屈的尊嚴。

柳文揚《一日囚》和凌晨《待我遲暮之年》可作對讀。前者是被囚禁在一日的犯人,面對著時間立方體的坍縮而陷入永恒的孤獨;后者是祈求長生的時間乞丐,他停留在中年而喪失了對遲暮的恐懼,無奈地目睹身邊生命的自然凋落。這種想象超越了慣常認識的世界一維模式,但又與古老悲劇中的西緒福斯遙相呼應,即凝滯在被縱向壓扁了的永恒牢籠里。這些作品書寫的是獨屬于生命的精神困境。

再回到《井中之城》中妹妹這一角色,她既不是情節中的關鍵存在,也不是經典小說的“契訶夫之槍”,沒有來龍去脈,不足以被理性地把握其行為的展開邏輯,但她是自由與勇氣的化身,是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的粒子、被科學所承認的不必然性和不確定性,代表著偶然的人性。

以上三類作品,恰好提供了三種有效的認知陌生化場景,但它們并沒有縮窄情感范圍,反而完善了情感邏輯的通路,以更為深刻的崇高、沉郁的痛苦、意外的靈動,清醒地辨認出了人之處境,豐富了審美經驗,形成了有效的認知—感覺方式,鍍化出千變萬化的中國科幻美感色澤。

二、“具身性”的技術美學

科學發展是科學幻想合理性的大前提,技術描寫是科幻作品的基本素材。在其他絕大多數的文學樣式里,人是幾乎不被技術所沖擊的主體生命,因此主要敘事框架是從人性到人性,從欲望到欲望。但多數的科幻文學都直接面向技術或人與技術的關系,以及技術加諸身體和情感層面的諸多感覺。

在古希臘神話里,愛比米修斯賦予每種動物以良好品質,卻忘了給人類留下什么。普羅米修斯為彌補兄弟的過失,從奧林匹斯山為無助的人類盜取圣火。于是,火點燃了人類的文明進程。這意味著人不必回頭循跡于動物,也不必再向無情的神祇祈助。他們可運用技術工具彌補缺陷,人依賴技術這一“起源”進行“后種系生成”。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和《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這兩篇經典文獻表達了一種錯位的美學現象。人在機械時代的行為必須被納入裝置系統(如攝影機)中,“通過接受機械訓練而變得合乎規范”,身體的感知模式在技術變革過程中亦發生革命。人體是技術史的一部分,審美經驗也是被技術所寄生的身體產生的復雜體驗。

具身性(embodiment)是一種認知哲學概念,可以大致剖出兩重內涵:其一,認知依賴于經驗,經驗來自行動著的身體。軀體與精神很難二分,即身體本身的感觀決定了意識所能抵達的領域。其二,個體直覺和感受本身不能夠被理性預先馴服,它是一種具有野性的經驗結構。人創造出科技,科技改變人,這個過程如同莫比烏斯環,首尾難辨、互為主客,而且其中個體的感覺運動能力(包括對于科技的選擇和科研方向)與社會心理及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就第一點而言,“賽博格”主題的科幻討論得比較充分,比如被納米體構造的工具或身體形態可以快速組裝,甚至能夠自由流動,這帶給人一種身心自如的期待。哈拉維甚至據此類想象宣稱:“我還是寧愿做一個賽博格,而不是一位女神。”更進一步的身心分離改造嘗試是遲卉在《選擇性末日》中設定的,一種可注入大腦的“選擇性神經信息過濾系統”被發明和應用,以屏蔽人們迎面遭遇的痛苦感受。無論是真人李一凡對于自我感受的全面堅持,還是義體人素子(《攻殼機動隊》)對恐懼感的主動尋找,都說明身體規定了處于深思中的心靈可以達到的“確定性”(certainties)的參數。若丟失具身的確定性參數,科幻文學就將討論引向了這里:面對由技術加速及其擴張所催生的后人類語境,人類的感知模式正伴隨著整體生存模式的改變而改變。對生存的倫理焦慮的根源,反思技術發展對人的感性生成的交互影響,審視人本思想發揮實踐作用的邊界,這是關涉生命尊嚴的美學問題。

如果在具體的中國文化語境中探測科幻的指涉,會發現由于知覺性本身與社會文化背景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中國科幻所討論的具身性認知有更復雜的面貌。對于這個問題的美學探討也具有中國的歷史發展脈絡和價值傾向。

首先,中國科幻對于技術改造“國民性”曾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碧荷館主人在《新紀元》開頭寫道:“世界越發進化,科學越發發達。泰西科學家說得好:十九世紀的下半世紀是汽學世界;二十世紀的上半世紀是電學世界;二十世紀的下半世紀是光學世界。”這種社會發展—技術階段一體化形態,在許指嚴自稱為“理想小說”的《電世界》中也有呈現。電大王喚作黃震球者,利用一種叫做“鍟”的新能源啟動了一系列產業。這種電能無所不攻,但無論是富可敵國或者制霸世界,都不是電大王的終極目標。他認為電氣具備進化、積極、光明、永久、莊嚴、自由等美好性質。黃震球沒有種族偏見,并且樂善好施,這種品質是他被小說家塑造為“電大王”的根本原因。他乘空氣電球沖向宇宙,去尋找完全世界。所謂“完全”,在電大王看來指的是以電的性質要求人的品行境界,讓電這項技術工具參與構建自我本質。

在技術發展和應用的較長時段里,技術本身被認為是中性的,具有工業屬性或者商品屬性。但在科學被寄予厚望的特殊歷史時段,還沒有進入中國尋常百姓家的電力被視為完善人格的催化劑。科學的試劑若沒有將思維和習性進行一番脫胎換骨的浸泡,民族的轉型即不可能完成。

魯迅在《中國地質略論》中傳播地質知識,喚醒民智開啟,發展民族工業。他介紹鐳元素時認為它可以“輝新世紀之曙光,破舊學者之迷夢……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風潮,得日益磅礴”。科學作為剛剛從傳統中國格致學說中獨立出來的一脈思想資源,成為填補這一時期文化和政治價值真空的關鍵材料。在近代中國知識人眼中,科學就是民族的出路,科學信仰是人生觀問題。因此,科學和有關科學的幻想本身就是善的。

由于過度對技術能為身體和精神施加的改造寄寓厚望,即便是對同一類身體/精神科技的運用,中國科幻小說也有著完全不同的使用面向。比如,東海覺我的《新法螺先生譚》強調催眠術等新的技術將對未來中國起到積極作用,投射了19世紀初先進中國人運用科學知識對精神施展力量的愿望。1931年,赫胥黎《美麗新世界》描繪了貝塔種姓人睡覺時所受到的催眠是:我為自己是一名貝塔高興。這里的西方催眠術展示了技術壟斷的暴政,中國科幻卻認為對精神投射力量的主體必然是某種良善的人格化身,其目的與民族進化方向相一致。

其次,伴隨中國社會的急速發展,對技術美學的態度在科幻想象中也一直在變化。在韓松《地鐵》的《驚變》章節里,乘客們在無盡的時間隧道里“進化”為新的物種,“以蟻的形態,以蟲的形態,以魚的形態,以樹的形態,以草的形態”。人類與技術的耦合向前之路被中斷,而回歸于技術附身之前的蠻荒狀態。其實在韓松的想象里,技術并不占有核心地位,他更擅長以鬼蜮氣氛來表達人類理性之外無法被認知和傳達的曖昧不明,從而為中國科幻提供了獨樹一幟的審美體驗。

最后,中國科幻文學對精神和肉體的關系有著較為獨特的理解方式。比如潘海天2003年發表的《餓塔》,講述的是一群太空異客星艦墜毀于異星球,饑餓和食人獸猙的雙重威脅,讓這群幸存者不斷拉低人的規則底線,結果吃人維生。太空加爾文教派神父在一處高塔遺跡中尋找食物,雖一無所獲,但神父悟出陌生字跡“凡所有相,皆是虛幻”的意義,萬相皆空的反面,空中有萬物,因此只要控制意識,就能夠讓意識轉化為實有。所謂“無中生有”,神父把一個類似點石成金的科學難題轉化成了特殊的哲學問題。但這種超物質的想象沒能被第二個人驗證,神父就作為一種可食的物質而被一棍子打死,獻祭給其他人的生命實體。

人們最終擺脫了神父的引領,自發形成了一套吃人的祭祀儀式。遵奉儀式的人由此成為了猙的鏡像,靈魂和肉體被徹底分開。在此,科幻文學借用古老的食人傳說表達出對人將變成行尸走肉的焦慮和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正如張冉《大饑之年》里所寫的那樣,無論是怎樣的超物質技術都跨越不了人的生存本能和軀體欲望。

三、真實性規約及科普范式

古今中外對于文學屬性的相關理論幾乎都與文學內容的真實性相關。中國科幻文學在理論體系建構中亦沒有脫離關于真實性規約問題的論爭,而且這一問題一直以或隱或顯的方式存在著,只不過看起來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更為凸顯,如“十七年”和20世紀80年代前中期的“科文之爭”。總體來看,這些論爭背后都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以來啟蒙思想的影響,體現出對發展進步的期待以及樂觀積極的態度,有明確的目的和對總體發展方向的設想。

中國科幻文學與真實性原則之間的關系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十七年”時期的科幻文學,現實規約想象的方向,想象本身有著理念先行的色彩,而文學的審美空間和審美經驗探索則相對薄弱。這也是當時書寫農業工廠、漁業加工等題材的科幻文學的通病。甚至可以說,當時的科學文藝“關注的并不是‘幻想’,而是‘現實’,‘幻想’常常是被拒絕的概念。” 

中國科幻從誕生之日起就與奇幻故事不同,它本身建立在科學原理“求真”的價值基礎上,尤其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于生產力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極度渴望,導致了幻想中的火熱場景不僅要鼓舞當下的勞動生產,還要爭取對這一技術或者制度的實現。而科幻所具備的想象力是需要推演過程來抵達的,“在可靠的前提下去預先把握那些現實中尚未存在的經驗。”這種寫作原則在劉興詩的科幻作品中有較好的實現,又因為生態問題的延展性,為科學幻想和真實性規約的相對距離留下了合理的空間。例如,劉興詩1962年發表的《北方的云》,為了給北方的渾善達克沙漠輸送雨水,科學家調動了熱核蒸發器,把渤海灣等水域上方的蒸汽云霧引入旱地,澆灌作物,扭轉氣候本身變幻莫測的自然屬性。小說表達人定勝天的樂觀情懷,在當時有著很現實的考量。

還有一個默默影響著中國科幻的關鍵因素,即對于科普傳統的自覺選擇,這一類作者往往同時是科研工作者、科普作家和科幻小說家。以劉興詩為例,自1952年開始科普創作,他的科普和幻想一直圍繞著科研工作的主線并行鋪展并互有回響。他從啟發中學生的地理問題出發——“如果喜馬拉雅山脈和康藏高原不在西南邊陲上,而在東南沿海,中國情形將有何改變?”后于80歲高齡寫下關于此問題的回答《喜馬拉雅狂想》,想象文明和其所處的地理和生態的關系。這部集中了復雜的穿越時間線和縝密的考古學方法以及歷史知識的小說,既是經典的科幻時間敘述,又是對生態和地理的思考。一種消亡在戈壁深處的神秘文明,與氣候有著唇亡齒寒的關聯,小說借古寓今,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科普意義。

科學一詞自從脫離格致,以現代含義出現于近代中國以來,它就許諾了一種真實原則、客觀原則。現代中國文學遵循“進化”一途,從自然寫實、問題文學、為人生的文學出發,發展為以現實主義為主潮的文學范式。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背景下,烽煙四起,科學與和平就是一些科幻文學作家想要解答的現實問題。顧均正《和平的夢》里有大量的知識板塊甚至是科學示意圖,葉永烈認為這些敘事的雜質破壞了文本的和諧統一。但如蘇湛所指出的:“殊不知這段‘知識硬塊’才是顧均正想要賣給讀者的‘珠’,而葉永烈高度評價的‘曲折離奇、構思巧妙的’故事只是從他山借來之‘櫝’。而正是這些作品,奠定了中國科普型科幻的基本寫作范式。”

這種以普及知識、呼喚社會對于科學認同的,塑造科學共同體的科普文學本身就是科幻文學自身包含的一種特征。比如同劉興詩一樣,鄭文光、葉永烈、童恩正等人,都是科普科幻創作的作者。只不過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他們較為自覺地體察和認可了自己的某些寫作演化,并且在討論中旗幟鮮明地承認了在“科”和“文”之間的范式轉型。結合具體的時代背景,科文之爭“實際上提供了中國科幻寄身其間的參數坐標,表明了當代中國科幻是在社會主義文化的具體規定性下生長的,進而探尋自身的突破之道。”

在當下,科普型的科幻作品多有佳作,尤其在少兒科幻領域。以劉慈欣發表于2004年的《圓圓的肥皂泡》為例,其中描寫了一對為改善西部氣候生態而殫精竭慮的科學家夫妻,但他們為之奮斗幾十年的城市,依然像那座消失在歷史風沙中的樓蘭一樣將要被惡劣的氣候徹底驅逐。女兒圓圓雖成為納米專家,但只想實現對于童年夢想的追求——吹泡泡。最終她在父親的幫助下,以泡泡為媒介解決了水汽由東向西送入內陸的難題。在這個特殊的故事里,解決氣候的技術路徑是設想出來的,但與之相關的科學原理卻是存在的。這些技術內容并不一定能夠很好地承擔科普的功能,可能作者本意也并非如此。但從文本獨特的風格來看,圓圓的父女深情和科學家夫妻的理想是真的。此外,小說以幻想與變形的方式讓我們想起當時獲批的南水北調工程,映照真實的社會背景。

科幻文學在面對真實性規約時可以根據主題靈活處理,主動遵守科學原理真實性本身是內在于科幻文學傳統的價值判斷之中的。雖然這類作品沒有開拓廣闊的美學探索空間,但因為它們貼緊時代,在作品里留下的真實性支點,成為了漫游未來的起點,或者未來思想實驗的必要前提。

四、道德判斷和審美判斷

科幻描寫的是異時空和異生命。科幻作品建構出了極端宏大乃至于無情的規則,讓處在規則之下的生命群體內部探索出一種合理的道德秩序。在生存的危機之中,一些生命的倫理被不斷地反思和修正。比如劉慈欣“恐龍三部曲”里按照科技發展等級劃分的幾種文明,就代表了不同生存境遇之下的選擇。大牙代表著絕對的理性,它切中肯綮地表達了圍繞著目的的規則就是道德,從而撕破了道德可能導致的虛偽;神級文明卻像個充分感性的好奇者,浪費恒星級能量尋找詩歌美感來源的答案。被放置在食物等級中的渺小人類,卻具有更充分的復雜性可供討論,他們既能夠偷偷謀劃反擊策略,還喊出“怎么吃人啊”的道德審判,甚至在末日也保留著幾乎無用的審美判斷能力。

科幻文學幾乎是討論道德問題最好的樣本,因為它能夠在合理范圍內盡情更改參數,并且以幻想故事的方式來摸索道德來源的不同解釋,如神啟的、本能論、先驗理性的、經濟關系決定論的、情感的需求等。不同文明中的道德敘事之所以如此多樣,也是社會多元化的結果。

康德將道德情感和審美都放置在經驗層面,同屬于“情”的范疇。他認為審美判斷沒有功利性,審美判斷會導向道德興趣,道德興趣在趨向道德律以后,更加激發對美的追求。可以說,審美是通往道德的階梯。如劉慈欣作品的美學風格,即便是在灰暗和沉默的場景下,也掩蓋不住磅礴的生命之力。《鄉村教師》里高維的碳基文明經過地球時,采用隨機抽取的樣本判斷地球的知識等級,鄉村中學的孩子們死記硬背下來的牛頓力學定律拯救了地球。事實上宇宙高等碳基文明必然存在著革新性的物理學認識。但低等的人類文明之所以有理由敝帚自珍,是因為人類一直在道德領域有著走向完善的無意識沖動。灰頭土臉的鄉村孩子們,用兩盒粉筆和一套已翻爛的小學課本為敬愛的老師下葬。在小說《吞食者》的結尾處,戰敗的人類被恐龍飛船帶走,元首和軍人們主動選擇留下,成為一塊小小綠地的養料,幫助命懸一線的地球文明重新演化。

于是,人的歷史之闊大不僅僅在于人的身體之力、智慧之力,而是心靈在無限的范疇里伸展,蔓延和增補我們力求構建的文明。在這些崇高感降臨的微末場景,那被一場雨水沖走的稚嫩字跡,那一方無人問津的棲息之地,都蘊含著深刻的道德及美學內容。

《三體》無疑勾畫出了中國科幻高水準的理性和感性的糾纏。在突破了“霍布斯極限”的黑暗宇宙里,“自然選擇”號執行艦長章北海的犧牲是關鍵的事件。他剝奪他人的性命以及最后被人剝奪,從事實判斷出發,其行為及結果是非正義的。但從章北海的主觀目的來說不可稱之為不正義,因為在黑暗森林生存的底層邏輯面前,尚無絕對的“法”能夠保護遵守它的人免遭傷害。章北海的生命就處在這個夾縫之中,無法確立絕對的理性,也不能回避存在的感性的矛盾,因此造就了讓人久久意難平的道德震動。正如康德在《判斷力批判》里提出的,“由于內心不只是被對象所吸引,而且也交替地一再被對象所拒斥,對崇高的愉悅就與其說包含著積極的愉快,毋寧說包含著驚嘆或敬重,就是說,它應該稱之為消極的愉快。”而且“真正的崇高”所針對的理念是“被激發起來、并召喚到內心中來的”。

如果說克拉克、萊姆等西方科幻大師的想象中也不乏深刻的崇高美學,那么,中國科幻作品,如王晉康“活著”三部曲因打上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而表現出蒼涼渾厚的美學質感。中國文化傳統里,道德有著具體的指向——“仁”,仁者愛人是基本的道德判斷,而漫長的民族文化審美為山、水、魚等意象添加了余韻悠長的歷史感。因此,關于“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被納入了審美選擇范疇,這直接暗示讀者,人格特質其實是直接的審美對象,受到傳統文化道德的和美學的規約。但被這樣的教化孕育的美好生命卻幾乎被趕盡殺絕,最后一個地球人褚文姬本已決定復仇赴死,卻因仁愛和寬厚最終成為仇人的地母。“活著”系列作品有著中國式美學肌理,重新書寫了科技發展與文明化育的復雜關系。

在當代的流行文化和消費文化里,被借用最多的科幻元素是一種美學元素、一種視覺風格,即賽博朋克。但從《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到《全面回憶》,菲利普·迪克開創的賽博朋克(Cyberpunk)從來不只是美學風景而已,而是在資本關系下,思考高科技和低生活的矛盾狀態。但近年來這種題材無論是在國外科幻還是中國科幻中的表達都似乎變得更為同質化了。比如克萊恩的《玩家一號》,本意是對資本異化的批判,但輕飄飄地落腳于青年追尋純粹的游戲快樂的“趣味”(模糊不清地橫跨在道德和審美領域之間),就能夠彌合虛擬與現實。這種所謂的趣味判斷脫離了具體的生產關系來分析是無力的,“西方科幻小說往往忽視或排斥馬克思提供的分析和方案,這使得這些作品看不到好的解決路徑。”同為賽博朋克,陳楸帆的《荒潮》在美學層面有著更深刻的探索。如果說王晉康對中國文化有著整體化的把握,那么陳楸帆的科幻就更多糅合了本土傳統和風俗信仰。王晉康寫的是最后之人,但保留了原初之人的道德和審美品性,陳楸帆的后人類則是通過反思資本異化的血腥景觀,企圖對未來進行一種預警式的重塑。劉慈欣《詩云》中的唐詩,由于激發了主體飄逸雄渾的審美感受,而讓地球人類生存的必然性和正當性變得堅固,即便人是那么弱小。文學因為美感經驗的豐沛,而讓道德完善的目的值得被期待。在諸多具有獨特中國式審美原型的科幻作品中,蘊含了對民族文明的確定性意義。

結語

科幻小說提供的是突破舊經驗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為科幻誕生在現代文化以降的轉折時代,因而這種文類“是在重構一種全新的現代審美體系,而這一體系又以啟蒙現代性——特別是科學——作為主要的對象和立足點。”中國科幻分享了人們對于美的文學和藝術的感覺經驗,但科幻創制了新的審美結構,擴展了文學的創造與感受的范疇。中國科幻雖然同樣分享了世界科幻的基本議題,但其處理方式有著很現實的歷史發展依據,如對真實性原則的把握;又如對道德文明的探索,也有著豐富的中國本土文化的特色。總體而言,作為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中國科幻貢獻了獨特的審美經驗。

技術發展和社會組織形態的變化令身處其中的人們需要經歷一輪一輪思想和觀念的“亂紀元”。社會劇變導致的文化范式變更頻仍,認知方式傾覆和感覺經驗的扭轉,對現有學術體系和知識生產都提出了要求。人們對于人工智能的擔憂并非毫無道理,海量的計算能力、深入的語言模型,都可能導致它終將要來奪取人類的審美能力。人的主體性地位并不是理所應當的。拆解舊的話語模式,打開新的闡釋空間,是科幻文學帶來的啟示。它讓我們觸摸意識有限性的基底,通過審美經驗和感覺結構激活想象力。目前科幻文學的諸多議題主要還是基于人文主義知識提出的,但這些知識互相激蕩,在超前的想象中“生產”出人的復雜感性及豐富理性,這有助于人們進一步認識自己,充分地掌握審美自主能力和人之為人的能力。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