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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之:我的“西游記”與“自我”的資源
來源:《書屋》 | 萬之  2026年08月07日09:48

從泰勒的《自我的資源》說起

為《書屋》雜志寫稿,就先從一本書說起吧。

這本書原文是英文,作者是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書名是Sources of the Self (可譯為《自我的資源》),副標題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可譯為《現代身份的制造》)。這是一本哲學著作,厚達六百頁,簡言之是探討用什么樣的“資源”來“制造”出“自我”的“現代身份”。

我第一次知道這本書是在1992年,當時我已經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任教。我是在瑞典最大的報紙《每日新聞》(Dagens Nyheter,簡稱DN)上讀到了一篇有關這本書的整版書評。且不論書評介紹的此書內容讓我耳目一新,僅書名就引起了我對這本書很大的興趣,我立即去書店購買了原書來認真閱讀。因為這本書正好涉及了當時我很關切也經常思考的一些問題,也是我和一些文學同人時常討論甚至爭辯的問題,比如什么是“自我”、“自我”需不需要更新以及如何更新等。泰勒這本書給我帶來了很多新的啟示、新的答案,而我來到西方求學,有了自己的“西游記”,本身也正是為了尋找新的“自我的資源”,泰勒這本書后來就成了我的“自我的資源”之一。

199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召開了一個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我參加了籌備工作。會議題目是“國家、社會、個人”,邀請了海內外華人學者五十多人來瑞典聚會,討論在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語境中國家、社會和個人的概念及關系問題。與會者有余英時、杜維明、李歐梵、王元化、李澤厚、劉再復等著名學者,有北島等作家,也有汪暉、甘陽、劉小楓等學界后起之秀,都是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斯德哥爾摩一時英才薈萃。

與會者都要交一篇論文,我一邊上課一邊做會議籌備工作,還兼管那本在海外復刊的文學雜志,忙得不可開交,但我自己也抽空寫了一篇論文提交。作家們都是關注“個人”,如有人的論題為《個人的聲音》,北島的論題為《從個人出發》,“個人”基本上成為文學創作的前提條件。我的論文題目為《整體陰影下的個人》,其中就特別提及了泰勒《自我的資源》這本書,介紹了書中的一些基本觀點,也對中國當代語境中“個人”概念的構建提出了一些質疑。個人主義是當代中國文人“自我的資源”之一,這幾乎是公認的事實,比如魯迅先生接受過德國個人主義影響,胡適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易卜生主義》一文也是標榜“健全的個人主義”等。這種個人主義構成的“個人”概念的“二元結構”(dichotomy)本來應該是“單數”對應“多數”,好比一個硬幣對應的是一堆硬幣,一個硬幣有獨立價值,很容易從一堆硬幣中抽出來。但在中國現代文化某種錯置結構中,“個人”作為“單數”去對應“整體”,好比用一個一元硬幣去對應一張十元紙幣,那從一張十元紙幣中抽出一個一元硬幣,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于是那個硬幣好像被紙幣“吞吃”了。所以正如魯迅先生《狂人日記》里所說的,狂人在古老經典字里行間看到“吃人”二字,被吃掉的那個“人”,就是紙幣“整體”中再也抽不出來的那個硬幣“個人”,所以這個“個人”是處在“整體陰影”中的。

我這篇論文有幸得到李澤厚、劉再復等學者的賞識,會后就被汪暉帶回國內,在《學人》雜志上發表,這可能是最早把泰勒這本書推薦給中文讀者的文章。后來,我看到此書也被譯成中文出版,作者泰勒還應邀到中國講學,在中國有了一定的影響。

我看到這本書的中譯本把書名中的“sources”翻譯為“根源”,把副標題的“making”翻譯為“形成”,這些譯法在我看來都是極不準確的,說明中譯者沒有明白此書作者的本意,故而也譯錯了書名的詞義。作者的本意當然不是討論“自我的根源”(或是“來源”“起源”),而是探討“自我的資源”。“根源”和“資源”僅一字之差,但意義完全不同。舉例來說,如泰勒書中所言,“善”(The Good)可以是現代“自我”的“道德資源”(Moral Sources),但不可以譯成“道德根源”。“根源”是內在的,而“資源”是外在的;“根源”在時間上是回顧和追溯性的,“資源”則沒有時間的限制,可以是過去已有的,也可能是未來才出現的;“根源”是固定的、不變的,而“資源”是開放的、可變的。

此外,把“制造”翻譯為“形成”也是重大錯誤。“形成”是表示事物主體自身發展的不及物動詞,“制造”則是主語主體對賓語客體發出動作的及物動詞,兩者詞義完全不同。泰勒探討的是人能用什么樣的“資源”(書中討論的道德、倫理、美學及文化等要素)來“制造”出“自我”的“現代身份”。“現代身份”成為一個可以被“制造”出來的賓語客體,換言之,這種“現代身份”并不天生存在于“自我”之內,并非人人皆有,而是可以吸收利用外在的“資源”而“制造”出來的。外在“資源”多種多樣,有些“資源”能“制造”出“現代身份”,而有些“資源”則不能,由此可見現成的“自我”也并非一定就具有“現代性”。

借用一個簡單比喻,“自我”就好比一個容器,即泰勒書中所說frameworks(框架),可以用來容納配置不同的溶液,可以是美酒,可以是清茶,可以是藥水,也可以是淡而無味的白開水。容納了什么液體,其“身份”也就隨之改變了,裝酒就叫“酒瓶”,裝藥水就是“藥瓶”,裝茶就是“茶壺”,裝水就是“水瓶”,如此等等。甚至可以說,這樣“身份”不僅可以“制造”,也可以“重造”或“改造”。

文學就僅僅是“表現自我”嗎?

用泰勒《自我的資源》這本書為本文開篇,是因為我的“西游記”目的就和“自我的資源”有關。“西游”就是為“自我”尋找新的知識“資源”、文化“資源”和精神“資源”,也是為了”制造”“自我”的“現代身份”。“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求索的就是這種新的“自我的資源”。或者說,不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是“乘桴浮于海”去尋找新的“道”,這種“道”也是新的“自我的資源”。

這種求索尋道的緣由,需要回顧一下我個人的歷史。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有幸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今名首都師范大學),屬于中文系七七級。中文系有寫作課,我有篇小說當作業上交,被老師作為有“思想傾向問題”的反面教材在課堂上批評,卻被大學同學紛紛傳看,甚至傳到校外,傳到詩人北島手里,被他看中,于是,我受到他邀請進入他的一個文學圈子。這個圈子里的作家、詩人當時正策劃創辦一個文學刊物(創刊號是1978年底像大字報一樣張貼在北京的一堵墻上面世的),當時參與創辦此刊物的多是詩人,刊物發表詩作多,缺的就是小說。北島要把我的小說拿到此刊物上發表,我欣然同意,還參與了此刊物的編輯和出版事務。為了籌備稿件,我們也定期組織文學沙龍活動,在沙龍里,無論圈內圈外的作家、詩人都可以拿出自己的作品供大家討論品評,仿佛比武般各顯手段,唇槍舌劍,總有思想交鋒。那是一段讓我大見世面、大開眼界、大啟心竅的時期,至今難以忘卻。沙龍中有些來客張口就談現代派詩歌,如波德萊爾、艾略特、龐德、葉芝等,還有存在主義文學薩特、加繆,如數家珍,信手拈來,讓我覺得北京城的文人就是見識不一般,我只能自慚形穢,虛心討教,但無意中自己的小說也技藝長進。如今,這樣的文學沙龍還有多少?

文學沙龍的有些成員,特別是一些詩人,曾公開聲稱“文學就是表現自我”,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詩人顧城等后來在《上海文學》發表的有關文章。對他們來說,好像只有“表現自我”的文學才算是真正的文學。如北島的詩《我不相信》,突出的就是“我”字;再如顧城之名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僅兩句詩,卻都有“我”。這就是典型的“表現自我”的文學。

“文學就是表現自我”的口號直接針對的是之前否定作家創作的個體性和主體性,使文學基本上成為“無我之境”的情況。在那種歷史語境里,我這些詩人朋友提出“文學就是表現自我”的口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也表示贊同,甚至參與其中,為“表現自我”大聲疾呼。

我認為,文學當然應該多元多樣,所謂百花齊放。可以有不主張“表現自我”的文學,比如主張客觀再現外部世界的自然主義文學和注重揭露社會問題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那些文學作品都可以“無我”。但我們也不用排斥和壓制“表現自我”的文學,比如張揚自我和個性的浪漫主義文學和表現主義文學,那些文學作品也完全可以“有我”。“無我”和“有我”兼容,如此才使文學豐富多彩。記得文學評論家劉再復后來還出版過《文學主體論》一書,可算作對“表現自我”的文學最有代表性的理論總結。

八十年代初,不僅是文學強調“表現自我”的時期,也是一般民眾開始關注“個人”話題和“自我”價值的時期,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探索“自我”意義成為一時的熱門話題。(可參看當時《中國青年報》刊登的潘曉質疑人生意義的文章,我也應邀參加過該報社有關的討論會。)

但我也逐漸對“文學就是表現自我”這個口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甚至是質疑,覺得它似是而非。強調“表現自我”的詩人居多,中國歷來就有“詩言志”的傳統,這個“志”多為“自我之志”,甚至可以說我這個文學圈子里的人都在追求“表現自我”,但作品的品質卻參差不齊,有的可以被刊物接受發表,有的卻是自作多情、無病呻吟,只能拋棄成為垃圾。這證明“自我”未必都可愛可喜可贊美,有的會可惡可憎可鄙棄。過分標榜“自我”,總以“自我”為中心,也可能會導致“自戀”“自大狂”等,坦率地說,甚至會導致瘋狂乃至殺人的悲劇。這都是有后來的事實可證明的。

那時我就曾說過,就如存在主義者說的“他人即地獄”,一個作家如果不能處理好和“自我”的關系,過分迷戀“自我”,也可能會成為“自我即地獄”。我不得不追問:僅僅“表現自我”就是好的文學嗎?“表現自我”就是打開文學殿堂的密鑰嗎?“自我”就可以當作桂冠招搖于世,從此自詡為詩人或作家嗎?一個作家的“自我”到底是什么要素構成的?他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又是一個什么樣的“自我”?這些都是我開始思考的問題。

有人認為人人天生都有“自我”,就如人權是“天賦”的,也是相同的、平等的,這種看法現在看來也值得商榷。一個作家或詩人的“自我”當然包含先天的因素,因為個人天生稟賦不同,有的人個性張狂不羈,有的人個性謹小慎微,有的人粗獷,有的人細膩,那么其作品表現出來的“自我”就可能截然不同。正如宋詞,有的婉約多愁,有的豪邁奔放,文學風格迥異。現代科學也證明這種所謂的“天性”其實也有遺傳基因的作用,也是一種外在遺傳“資源”構成的。天生而不變的“自我”并不存在。

我相信“自我”的構建基本上還依賴后天的教育、修養和訓練,我們的“身份”基本上是外在“資源”“制造”出來的,也是可以“改造”、可以“復制”、可以“重建”的。

就如我本人,出生于1952年,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我們這代人的“自我”多半是帶有紅色基因的,我們從小被灌輸的就是一套革命話語體系;我們大都高喊過“打倒什么”的口號,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各種政治運動。我們得到的“身份”,或是“造反有理”的“紅衛兵”,或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等,基本構成我們那時的“自我的資源”。那些基因根深蒂固,至今仍然難以排除。我還記得,當我們這個文學圈子的朋友聚會,酒酣耳熱之時,有些詩人引吭高歌,唱出來的居然還是“文革”時的歌曲;而在某些公眾場合,有的詩人還會戴上孩子們獻上的紅領巾,會舉手行少先隊隊禮。我們沒有過別的“資源”,我們曾有過的“自我”資源就是那么可憐、那么貧乏!

當然,即使是在紅色基因構成主要“自我的資源”的那代人中,其“自我”也不盡相同。比如有人循規蹈矩、束縛自己的欲望,有人則放縱自我、偷食“禁果”,有人偷看“禁書”、偷聽“敵臺”、偷偷交換“手抄本”的文學作品等。因為接受了另類的“資源”,所以表現出另類的“自我”,所謂“潛在寫作”也已經在民間流行,比如參與創辦我們那本文學刊物的詩人芒克,七十年代在白洋淀下鄉,并創作了具有現代派特點的詩歌,和另一詩人多多并稱為所謂的“白洋淀”詩派。他們那時就已接觸過西方現代派詩歌的“資源”。這些詩人因為使用了不同“資源”的文學語言,讓讀慣了“革命詩歌”的讀者看不明白,詩作還得了個“朦朧詩”的稱號。而我自己在1976年也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酸葡萄》,在知青中傳看。當時對我產生影響的是“內部發行”的蘇聯小說,如《多雪的冬天》等,我想我算是很幸運的,“文革”后能考上北京的大學,也很快進入了北島、芒克們的文學圈子,很早接觸到“現代派”的文學,有了新的“自我的資源”,開始重塑自我的“身份”。

“現代化”是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主流敘事、主流話語。讀到泰勒《自我的資源》之后,我認為“自我”的“現代身份的制造”,也許可以稱為“自我的現代化”。如果沒有“自我的現代化”,沒有“自我”的“現代身份”的“制造”,讓個人的精神人格和文化認同如鳳凰浴火重生,煥然一新,那么人不會尋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

泰勒當然是一個現代主義者,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要“制造”的是有“現代身份”的“自我”,他的“現代性”有其正面的價值和意義,這和中國依然特別流行的“現代化”話語倒是合拍合適、合情合理的。而我隨著時間推移、年齡增長,加上世事變遷、閱歷豐富,文化上卻越來越趨于保守主義,回歸傳統,好讀古書勝過新書,好聽古樂勝過新樂,對“現代化”有了越來越多的疑慮。難道“自我”一定要有“現代身份”才有價值嗎?

但這都是后話了。

尋找新的“自我的資源”

我已經不再滿足于“表現自我”的口號,而要追問我們“表現”的究竟是什么樣的“自我”。并非所有“表現自我”的文學就是好的、美的文學,而必須看文學表現出來的是怎么樣的“自我”。如果“自我”沒有道德、沒有美善,就只是腐朽沒落的軀殼形骸,那就不如拋棄。即使“自我”的文學之美也有不同類型,有的“自我”固守古典傳統,保守而凄美,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堅持表現的“自我”。川端康成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說題目就是《日本、美和自我》,他的“自我”是和日本古典之美捆綁在一起的,而且他演講時是用日語,還穿著日本民族服裝。他和三島由紀夫先后都“殉美”,即為了那種古典日本之美而自盡。這可以和后來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比,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獎演講題目就成了《日本、曖昧含糊、自我》,因為他的“自我”已經是現代化了的,“曖昧含糊”就意味著不再是純正古典的日本之美。大江健三郎演講時就不再用日語而是用了英語,也穿了西服,這已是另一種“自我”。

無論如何,我相信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需要的是更新再造過的“自我”,那就要去尋找新的“自我的資源”,給“自我”一個新的“現代身份”。

讓我繼續回顧一下我個人的歷史。

八十年代初,我們那本文學刊物維持了不到兩年,也沒有得到刊號繼續出版,被迫停刊了。刊物不存,沒有了籌稿和討論來稿的必要性,我們的文學沙龍也就“作鳥獸散”。有些成員參加了作家協會,可以在正式合法的文學刊物發表作品,繼續忙著“表現自我”;而有些成員成了無業游民,繼續在文學的曠野里做孤魂野鬼,也繼續在“表現自我”。其中有些詩人后來還成立一個“幸存者俱樂部”,表示他們的“自我”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還是“幸存”下來了。

我大概是這個圈子里唯一一個進入高等學府繼續學習的人,考入了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歐美戲劇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班,而我的一個目的,當然是要繼續更新和再造我的“自我”。

順便提一下,我進入的這個北京文學圈子里的成員大都不是科班出身,沒有大學學歷,首先是因為他們不喜歡應付高考。高考必須要用正確的答案回答考題才能獲得高分進入高等學府,他們既不善于此道,也不屑于此道。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能對“自我”已經相當滿意,強調的只是“表現自我”,很少考慮如何再去“改造”或“重塑”自我。大學就如一個模具,總是要用新的規范來“塑造”人的自我,這是他們完全不能接受的。我曾說過,他們好比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詩作《狼之歌》里的狼,寧可在原野忍饑挨凍,也不愿成為家犬受到家規束縛;而我好像是裴多菲詩作《狗之歌》里的狗,可以接受調教,以享受到一點狗食的美味和狗窩的溫暖。我們確實具有不同的“自我”。

進入“中戲”讀研并不容易,有很多曲折。比如我讀本科的那個大學曾拒絕向中戲移交我的檔案,說我有“政治不正確”的問題,即曾參與編輯非法的文學刊物,曾發表傾向可疑的文學作品。中戲戲文系主任、研究生導師覺得我的考試成績不錯,有些培養價值,舍之可惜,因此破例在研究生發榜前,就把我召喚到中戲做了一次特別面談。這位系主任導師對我當面說明,戲文系招研究生不是培養作家的,而是培養教師,將來教歐美戲劇課程的,所以,如果我同意做研究生且將來畢業后留校任教,就必須停止文學創作,至少研究生三年期間要專心學習,能讀完研究生必讀書目就不錯了,不要再惦記什么文學創作。這位導師還說她甚至把我已發表的小說都找來看過,覺得我的作品雖有些新意但還相當幼稚膚淺。她說我們這代人讀書太少,學養不足,正應該多學習多補課,不要急于創作、急于表現。這位導師語重心長,也正符合我再造和提高“自我”的想法,自然欣然同意。

后來我還聽說,這位留學英美后歸國教書的系主任導師自己在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受批判,被取消系主任職務多年還無法上課,1978年才恢復系主任的職務且可以上課,也是頭一次招研究生。她自己的經歷讓她對我有些同情,不忍心用其他的原因來影響一個年輕人的前途。正是有了她的力保力薦,我才能被中戲錄取。后來我“西行”出國留學,進一步深造“自我”,辦手續也并不順利,也是這位導師力保促成。沒有這位導師呵護,給了我機遇,不知今日我還有什么樣的“自我”,我對這位導師至今感恩不盡。

當然,我也做到言而有信,被錄取后讀研三年間,潛心讀書,很少再去考慮文學創作。有些朋友曾問我為什么停止了文學創作,我也只能笑而不語。幾年后我在《鐘山》雜志上讀到過老友朱偉談論另一位老友阿城作品的一篇文章,一開頭朱偉就問阿城為什么1983年才開始寫小說,阿城笑答“因為萬之不寫了”。如果再有人問我為什么不寫了,我也仿效阿城笑答“因為阿城在寫了”。

我的導師給了我相當嚴格也相當規范的學術訓練。這種規范對于文學創作可能是不利的,它束縛人的想象力和寫作的自由,但讓人懂得了文學藝術的天高地厚,而不會因為無知而狂妄。我研究生讀的專業是歐美戲劇,所以必須熟讀從古希臘戲劇和荷馬史詩到莎士比亞時代的劇作,熟讀“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也要了解當代戲劇大師奧尼爾、阿瑟·米勒和田納西·威廉斯的劇作。作為中戲第一代研究生,我們享受了很多特權,比如和留學生同住一個新蓋的宿舍樓,有供應熱水的浴室;我們可以在北京電影資料館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歐美電影資料片;我們可以得到觀摩北京各戲院最新演出的入場券。阿瑟·米勒親自來北京人藝導演他的名作《推銷員之死》的時候,我們可以進入排練場旁聽他的導演排練。這里我不是炫耀,而是說明我們研究生在中戲得到的重視,學習條件非同一般。

記得導師說過,西方文化和文學藝術基本上是用兩個字母HH(如四根柱子)撐起來的大廈。一個H代表希臘(即Hellas的縮寫),即古希臘文化,包括神話、荷馬史詩和古希臘戲劇,以及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先賢的理論著作等,也是后來歐洲文藝復興的源頭;而另一個H代表希伯來(即Hebrew的縮寫),即《圣經》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傳統,源遠流長,至今影響巨大。因此,我的導師還要求我們研究生都要閱讀《圣經》原文。這不是要求我們成為基督信徒,而是將其作為歐美戲劇的西方文化資源去了解。這種修養對于了解西方文學作品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我們后來閱讀王爾德的劇本《莎樂美》或施特勞斯的同名歌劇,如果沒有讀過《圣經》是不了解故事背景的。了解這些西方文化的知識既是個人的專業訓練,也是為“自我”提供了新的資源。

“自我”依然是我們這一代關心的話題,中戲校園里也不例外。記得1983年到1984年,導演系七九級的學生畢業演出,節目是易卜生著名詩劇《培爾·金特》,由班主任徐曉鐘老師導演。那就是一部個人尋求“自我”意義的哲理詩劇,里面有句反復出現的臺詞“為你自己就夠了”,也是挪威人至今常用的口頭禪。那次演出十分成功,北京各大學的學生都紛紛趕到中戲的實驗劇場來觀劇,以至于這部戲不得不多次加演。有人形容我們這一代觀眾大多是“文革”中狂熱追求的理想已破滅的“失落的一代”,如西方所謂的“垮掉的一代”,所以此時我們紛紛重新尋找“自我”,而劇中主角浪子培爾的經歷能引發人們的思考。培爾周游世界,有了豐富閱歷,也曾發財致富,但白發蒼蒼回到家鄉仍不能回答“自我”是什么,最后找到了同樣已白發蒼蒼但依然在等待他歸來的愛人索爾維格,在她的懷中才得以安息。也許這是說,當有人還在“愛”你,你就有了“自我”,所以這出戲在我們這一代觀眾中引起了很強的共鳴。

“尋根”還是“尋源”?

在我看來,八十年代中期“尋根文學”的興起也是中國的作家們要重塑“自我”的努力。作家們要重新尋找“自我的資源”,要“制造”一種新的“現代身份”,但他們的目光是回溯式的、固定的。他們紛紛轉向自己的過去、自己的故土、自己的生長和成長之地,他們尋找的“根”是葉落歸根的“根”。

發起和參與“尋根文學”的作家很多是我的老友,和我有過這方面的討論交流。這些作家“尋根”基本上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從二十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偏向西化而排斥本土文化傳統,使得這些作家感覺自己的創作在這種西化和“革命”傳統的過程中失落了“自我”本身的文化根基,甚至是一種“斷裂”。在“尋根”作家們看來,中國文化好像是一棵古老的大樹,鴉片戰爭以來經過了西方文明的沖擊洗禮,又經過一次次文化風暴摧枯拉朽,已經被連根拔起。而文人如枯干的樹葉飄零,卻無根可依;或被比喻為曾經美麗的毛發被連根剝離了賴以存在的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紛紛要去重新尋找自己的文化之根。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后,西方文學得以大量翻譯涌入,中國作家能接觸到很多西方當代文學“資源”。他們發現,西方當代文學流派也有重歸傳統的傾向,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中就有本土化的色彩,結果還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如馬爾克斯就以《百年孤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此這些中國作家也紛紛效仿,分頭去尋找利用自己的本土“資源”。據我所知,希臘當代詩人埃里蒂斯就以其詩作中和本土希臘古典文學傳統的聯系而獲得1979年諾貝爾文學獎,給我的一些詩人朋友很大的震動和啟發,如楊煉因此創作的長詩《諾日朗》,也被歸入“尋根文學”。

經過這數十年的“尋根”,我不知道上述作家朋友的“尋根”是否都有了正面的結果,是否尋找到了他們的“根”,不僅是文學意義上的“根”,也是文化意義上的“根”。比如有人就曾提出要回歸真正的漢語寫作,在寫作中避免使用“的、地、得”等受西語語法影響的現代漢語用詞,阿城在寫作語言中也做了類似的嘗試。

“尋根文學”最成功的兩個作家,一個是法籍華人高行健,他的小說《靈山》就是寫主角“我”到南方神農架原始森林里尋找“自我”(心目中的靈山之靈),也因此完成了一部劇作《野人》;另一個是莫言,他有些系列小說是圍繞自己的故鄉山東“高密鄉”(類似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虛構的小鎮馬孔多)展開的,這兩位作家先后都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可能算是唯一的幸運的中國人,因為兩位作家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和宴會我都出席了。

我并不懷疑“尋根文學”作家的努力和他們的成就,但我也在思考和探索其他的尋找“自我的資源”的方法。實際上,“尋根”的說法并不全面,有些“尋根”作家尋找到的并在文學中力圖表現的,更多的是原來不屬于我們本土文化的一些因素,并非本人的“根”。如楊煉的《諾日朗》詩名來自藏語,而他并不是藏族人,把他歸于“尋根文學”并不準確。實際上,我認為中國文明或東方文明中更多包容的是外來的文化資源,比如佛教來自印度,雖在東土大唐更加發揚光大,但“根”不在東土大唐。

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語境里,更洶涌的實際上是中國人開始涌向西方求學的文化潮流。求學就是求知,新的知識再造著“自我”,這種“自我的資源”是開放的,是多種多樣的,更像是我們在尋找水的源頭。我在當時就提出,我們不僅要“尋根”,更需要的是“尋源”。

有人可能會笑著說:“尋根”和“尋源”有什么區別嗎?“根源”在現代漢語中經常作為一個雙音詞使用,但“根”和“源”實際上是兩回事,兩種不同的概念。一字之差,文化發展的模式卻大為不同。“尋根”是樹系模式的思維,因為是樹,才有根可尋,而那往往是走發展的回頭路,好比美國的黑人要到非洲去尋根,而分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要到耶路撒冷去尋根,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也愿意回鄉尋根,相信葉落歸根。尋根模式是從枝葉末梢去找尋自己的主干,而且根是固定不動的,所以尋找者往往只盯住了一個地方、一個方向,那眼界可能就不夠寬廣。

“尋源”則是水系模式的思維。任何水系的源泉都可以非常豐富,不僅可保持源頭主干,還可以在流經之處去融入新的源泉,南水北調,西水東流,也都是可行的。夸張地說,在如今高科技突飛猛進的情況下,即使人類到外星去開發新的“資源”,也不是異想天開完全不可能。所以,“尋源”的眼界遠遠比“尋根”要寬廣開闊得多。

樹木有根,而靠水養木,這個世界有根又有源,可能會有點希望!

走上“西游”求學之路

1985年,我完成歐美戲劇專業碩士研究生課程,留校任教,講授的主要課程是西方戲劇史。西方戲劇史是漫長的,我們的導師為幾個完成碩士學位的學生分配了不同的教學重點,有的是教古希臘戲劇,有的是教莎士比亞戲劇,有的是教法國古典主義戲劇,而我是側重教西方現代戲劇。我的導師也鼓勵我們分頭到西方去繼續攻讀有關的博士學位,這并非中央戲劇學院自己不能設立博士學位點,而是研究歐美戲劇卻不到歐美親自體驗戲劇活動,就只是紙上談兵。

易卜生是公認的“西方現代戲劇之父”,中國現代出現的話劇,也是在易卜生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一百多年前,胡適先生在1918年6月的《新青年》“易卜生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易卜生主義》的文章,就是把一種西方個人主義思想“資源”引進中國,并仿照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寫出了話劇《終身大事》并上演,在劇中提倡婦女婚姻自主,嘗試打破中國婦女在婚姻中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規范。胡適先生參考西方的戲劇模式,創造出中國現代話劇形式,是一種“尋源”的典范。

所以,到挪威繼續攻讀易卜生戲劇的博士學位自然成為我的首選。除了導師和中戲的力保,幫助我得到文化部發的護照,我也正巧得到了挪威方面的種種幫助:翻譯過北島詩歌和我的小說的漢學家杜博妮出任了奧斯陸大學東亞系主任,幫助我申請到挪威的獎學金;多次到中戲觀看易卜生《培爾·金特》演出的挪威大使阿訥也協助我辦好了簽證;而正在撰寫《易卜生在中國》博士論文的挪威漢學家伊麗莎白·艾德也愿意給我做經濟擔保人等。于是,我在1986年8月登上從北京到莫斯科的西伯利亞國際列車離開中國,穿過廣袤的西伯利亞大平原,經過風光綺麗的貝加爾湖,翻越歐亞分界的烏拉爾山脈,然后在莫斯科轉車去芬蘭赫爾辛基,又坐游輪渡過波羅的海到斯德哥爾摩,再轉火車到了挪威奧斯陸,前后行程十五天。我當然不是去“尋根”,我的“根”不在挪威,不在北歐。我是去“尋源”,特別是跟隨五四時期胡適、魯迅等先賢提倡的“易卜生主義”,去尋找它的本源。

就如唐僧去西天取經,我開始了我自己的“西游記”。

文化發展的“裂變”和“聚變”

我“西游”的年代也是所謂“全球化”方興未艾的時代,這意味著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沖突也大大增加,有些大學開設了一門新的學科,叫“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我在奧斯陸大學讀博期間,也應邀講授了一些有關的課程,比如在奧斯陸大學為即將到中國工作的挪威企業家和商人舉辦的進修班教一些中國文化課程,課程內容從簡單的漢語到中國歷史和文化風俗等,不一而足。“跨文化研究”也經常需要運用一些比較的方法,這促使我對中、西方文化發展的不同特點做進一步的觀察和思考。

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下,九十年代中期,我有幸參加過在紐約聯合國大廈旁聯合國酒店舉辦的一個世界文化大會。會上各國學者討論世界文化發展問題,各抒己見,非常熱鬧。關于世界文化發展模式,有人提出“階梯模式說”,即人類社會能從初級階段往高級階段發展。也有人提出“螺旋模式說”,圍繞中心,循環往上,雖有曲折,終歸極致。而我也在會上發言,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進一步闡述了我前面所說的“樹系模式”和“水系模式”。我認為世界文化發展并無一種大一統而全球通用的模式,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發展并不一樣。這一次我還借用物理學的兩個術語“裂變”(fission)和“聚變”(fusion)來形容東西方文化發展的不同:地中海東岸耶路撒冷發展起來的西方文化多半是“裂變”模式,表面上形態各異,其實是同根生出,一個主干又不斷分裂,變出枝杈,簡單說這是一個樹系模式。西方各民族的語言,其實也是“裂變”產生,大都是同系語言中分裂出來的,比如挪威語、瑞典語、丹麥語,其實都是一個樹枝上的分叉。而東方文化則是“聚變”模式,如儒、釋、道可并處,加上西方來的各種理論都可以聚合其中,變成一體。它是融合不同源流匯合而成,如高山之泉匯成溪流,溪流成河,河川入海,簡單說這是一個水系模式。中國的語言也是這樣,各地的方言很多,但通過秦代的所謂“書同文”(以及后來普通話的“語同音”)而能形成全國統一的語言。

我在會上說,樹系模式是往上往外發展,所以多有擴張性,而水系是往下流動、向內發展,更有包容性。這兩種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模式,不過,也不必對立對抗、非此即彼,而可以互補。西方發展主要是“裂變”,但也有“聚變”(如歐洲成立歐盟),而東方在“聚變”中也有“裂變”。兩者都有存在發展的理由,就如樹木和河流都是大自然的產物。

我的看法,未必精準,只是提供一種新思路而已,還是有些與會學者頗感興趣,將來或許有人可以做進一步的研究。如果我的這種觀點可以成立,那么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問題,確實就不僅是“尋根”,更是“尋源”的問題了。就如大批中國留學生來到西方求學,他們當然不是到西方“尋根”,而是來尋找新的“自我的資源”。

中文是自我生存的家園

人的“出游”有不同的目的,有人是謀生,有人是求財,有人是旅游,有人是研學。我本是求學,打算學成歸國繼續做中戲的老師,那是一份令我非常滿意的職業。我希望能將自己在易卜生故鄉獲得的一些知識“資源”,回國傳授給我的學生,也促成更多易卜生戲劇的演出,就如唐僧取經,取到經也要帶回東土大唐。

但我沒有按計劃在挪威奧斯陸大學戲劇學院完成有關易卜生戲劇的博士學位論文,并回到北京我的母校中央戲劇學院繼續任教,而是半途中斷了學業,在奧斯陸重新操辦起前面提到的那本文學刊物。這是因為一批中國作家、詩人身在海外,沒有地方發表他們的中文文學作品,北島就來奧斯陸找我,希望我和他一起在海外恢復出版這個刊物。這是為中國文學在海外“續命”之舉,義不容辭,我就答應了,并邀請了十來位身在海外的中國作家到奧斯陸來共商復刊事宜。我為大家出飛機票,但要求每個作家都必須帶一篇自己的作品來。很快,我就在奧斯陸編輯出版了此刊物海外版的第一期。這份雜志定為季刊,一年出版四期,后來編輯部搬至中國香港,我也逐漸退出編務,但刊物至今還在香港出版,已有一百多期,刊物年齡也已長達四十多年。2018年,北島在香港舉辦紀念刊物四十周年的活動,我也應邀前往參加了。

辦文學雜志全然是理想主義的義務工作,我不拿一分工資,所以需要另外靠教書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正好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有一份教中文的工作,而我本來就是師范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的,有資格教中文,于是轉到了瑞典這里來教授中文語言和文學課程。此后,我一邊教學,一邊編輯文學雜志,一邊也繼續自己的中文寫作,一直在從事和中文文學有關的活動。如此生活直至我退休(瑞典退休年齡是六十五歲)。

由于上述原因,我后來沒有回到中戲任教,雖然我做過一些嘗試,中戲導師也做過努力,但是都沒有成功,這是一件讓我一直遺憾的事情。我在瑞典定居下來,后來加入瑞典國籍,也融入瑞典的文化生活中,曾經擔任過國際筆會瑞典分會的理事和國際秘書。我能夠用瑞典語在瑞典報刊發表一些文章,也用瑞典語創作過一些小說,但是我對“自我身份”有一個始終不變的定義,即我始終是個“中文人”。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曾說過“語言是人存在的家園”,我的語言家園是中文,在這點上我可以說我的文學之“根”、文化之“根”是中文。只有在我自己的母語中文中,我才有“家園”之感,才覺得自由自在。中文始終是我的立身之根本,我身在西方,但一直堅持用中文寫作、編輯、教學,還把瑞典文學作品翻譯成中文出版,這其實也是一種“尋源”引水工程,是為了讓中文文學更豐富。

此生我最為滿意的一件事,是我寫于1980年的一篇小小說《網中的夕陽》后來被編入了中國某些省市的高中教材,甚至還曾作為語文高考題目。這篇小說當然是中文的,而且還從來沒有被翻譯成外語發表過,但我本來就是為中文讀者寫的,能得到中文讀者的認可,還有成千上萬的高中生讀過,那我這個“中文人”還不應該感到滿意嗎?

我一生從未離開過中文。這也可以說明,不論我們是“尋根”還是“尋源”,不論我們是堅守本土還是身在異鄉,作為文學家,如果我們沒有離開中文,那么中文就是我們的文化根基。中文永遠是我們“存在的家園”!